白山黑水的悲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民国时代，张嘉璈亦商、亦学、亦官，多年服务于金融界，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被誉为“民间资本的守护者”。一九三五年，他出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此后又任交通部长。抗战期间，他为大后方的交通发展和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四五年九月，张嘉璈人还在美国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蒋介石在未征得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任命其为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长春铁路行司理事长，由他负责全盘接收满洲国的经济部门。在此职位上，张嘉璈为满洲重工业开发、南满铁路等的接收权等问题同苏联和中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当东北局势逆转之后，他不得不黯然离开，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五月余，苦心焦虑，奔走于渝长之间。冰天雪地，鸟飞空中，置生命于不顾，而所得之结果如是。……黑暗耶？光明耶？乃知国家大事，真是千钧一发，恐对于今日局势之负责者，尚沾沾自喜，而不自反省也。”而后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张嘉璈远赴海外，讲学于西方诸多名校，得以安度晚年。 近代以来中国国运的兴衰，与东北的局势息息相关。日本和苏俄对中国的侵略都以东北为第一站，国共两党力量的翻转也始于东北易手。可以说，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时局的发展演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之大戏，而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决定了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其间反映出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鲜明角色，即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博弈，外交关系与内政问题相交织，最终又归结为国共两党之争夺。张嘉璈是东北“二度沦陷”的见证者，他留下了重要史料《东北接收交涉日记》，日本学者伊原泽周将其编注为《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一书，而中共夺取天下的秘密也尽都蕴藏于此书之中。 苏俄之毒辣狡诈甚于日本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日本的投降指日可待。斯大林为夺取胜利果实，三天之后对日宣战，苏军开进中国东北，进击日本关东军。斯大林与美国争夺全球霸主的野心不断膨胀，不仅在东欧大肆扩张其势力，也企图将整个远东都置于其保护之下。苏联此时出兵东北，并非要将中国人民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是要将一种更为野蛮的新殖民主义强加于中国头上。即便不能直接统治中国，也要将中共扶持为其“儿皇帝”。 张嘉璈上任伊始，便发现东北局势危机重重。日本侵占东北十四年，毕竟悉心经营，努力建设；而苏联大军一到，则掘地三尺，片甲不留。对于中国来说，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张嘉璈函报蒋介石，大意谓：“伪满钞票全为苏方提去，印刷局亦封闭，市面全停。哈尔滨以北路轨已改为苏联所用之宽轨。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即电厂电机亦已部分拆走。交通通信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当兵强马壮的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之时，苏联一直作壁上观。而当关东军已丧失战斗力之时，苏联才兵不刃血地占领满洲，东北财富尽入其囊中。东北的工厂和机器无不是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苏俄有何权力将其当作战利品搬运回国？ 日本侵略中国，其“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说辞对大部分中国人并无吸引力，即便与日本合作的汪精卫，内心深处并不笃信此种理念；而苏联侵略中国，其“共产国际”之意识形态和组织系统，通过其走卒中共的宣扬，其毒素深入中国人之骨髓。所以，苏联是比日本更可怕的敌人。张嘉璈洞察到苏联对中国的毒辣计划：“似苏方已在准备将内蒙、热察制成一特殊政权，将东北九省团团包围。即海岸线恐亦有封锁之虑。如此，东北全境悉被包围。内则合办之中长路，犹如刀刺胸膛，而周身血液抽空。东北势如苏联囊中物矣。”可惜的是，国民政府素餐尸位的大员们普遍认为，抗战已然胜利，从此高枕无忧，他们只是将接收东北当作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并未对苏联的祸心引起充分的警觉。 此后，在国际压力之下，苏联不得不宣布从东北撤军。但其撤军的步骤与共产党军队的进驻严丝合缝，而让国军鞭长莫及。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苏方尽可将中长路沿线城市让与我方，而各省区，让中共武力盘踞，与我方争持，彼则扬长以去。窃恐在此一月间，苏方或已在准备此着矣。在中央或以为在停战协定中，有东北例外之规定，可开入军队，收回主权。但可知中共武力，早因苏方之暗中扶持，而日长月大。加以与苏接壤之边境之广，中共易得接济，而吾则仅恃京奉线，与一二小小港口，供应困难。军事胜负，难以预料。此岂中央决策各主管所能见及？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东北的共产党军队的装备和粮草，都由于国民党军队。所以，共产党后来宣传的“以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苏联从其政权一建立起，便将中国视为远东第一个殖民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宣布清党，让苏联渗透的野心暂时受挫。二战定局之后，苏联挟战胜国之威风，再度染指中国东北事务，扶持中共非法武装，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张嘉璈在日记中记载，苏联驻中国东北军队的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酒宴上致词说：“苏联民性真纯，惟有以鲜血维持友谊。……别的国家帮助你们中国，是为了他们本身利益，而我们苏联帮助中国，仅是基于衷心的正义。你们国家认识不清楚，也是你们的错误。”如此说话，绝不脸红；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马氏这一段话可用“好话说尽，坏事干绝”来形容，真不愧为斯大林亲手调教出来的好学生。 当时，蒋介石亦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之阴谋毒辣极矣！”但蒋对东北局势的急转直下无能为力，以“死马当作活马医”聊以自慰。他没有意识到，放弃东北即意味着全国局势的翻转。 从“张莘夫惨案”看蒋介石对民意的漠视 在苏军占领东北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张莘夫惨案”。国民政府派出接收铁路系统的高级工程师张莘夫等人，在苏联陪同人员众目睽睽之下，被共产党非法武装绑架并残酷杀害。共产党杀害手无寸铁的张莘夫等人，是向中央政府示威，是公然叛乱，称之为匪并不为过。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为掩饰其勾结外寇残杀同胞的汉奸恶行，在史书中将此事件删除得一干二净。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为捍卫国家主权献出生命的民族英雄张莘夫，从未受到应有的纪念。 张嘉璈是张莘夫的上级和朋友，闻此噩耗，如晴天霹雳，不禁悲从中来。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苏军参谋长面告行营杨树达秘书，谓张莘夫一行七人，在自抚顺回沈阳途中，为八路军架去，七人被害，恐张君亦在被害之列。闻之不胜惊骇。张君为著名之技术人才，设竟不幸遭难，虽余在张君出发赴抚顺之前，作种种安全布置，而张君因我派遣而遭此不幸，吾何能逃良心上之责备，终夜不能安睡。” 此事发生之后，国民政府方面向苏方提出交涉，苏方却敷衍塞责、倒打一耙。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张嘉璈在日记中记载：苏军参谋长特中将声明说：“张莘夫系中央要员，其行踪则并未通知苏军总司令部。”东北行营的董副参谋长驳以“张君与中长路苏方助理副董事长同往，且在贵军护送之下，何得谓贵司令部不悉其行动？”彼乃强词夺理谓：“马利是中长铁路职员，与苏军总部无关。”如此黑白颠倒，堪称流氓国家。 当时，“张莘夫惨案”引发了国人对苏联和中共的愤怒声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张嘉璈在日记中记载：“沙坪坝中学及大学学生三万余人，举行大游行。其口号为：一、苏联军队一律撤退东北。二、领土不许割裂，主权不许破坏。三、苏联要归还掠夺物质。四、全国一致团结对外。五、严格遵守中苏条约。六、铲除一切非法地方政权。七、铲除一切傀儡政府。八、绝对拥护政府接收东北。九、请政府彻查张莘夫惨案责任。十、拥护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十一、中共应该爱护祖国。十二、拥护蒋主席领导和平建国，拯救东北同胞。游行者，持有种种插画，内有一刀刺史大林之画。是日，《新华日报》社被捣毁。” 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势堪称“民心可用”。若国民政府对内顺应民意、化悲情为力量，对外与苏方提出严正交涉并知会欧美各国，定可凝聚国民之爱国心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如此，中央政府在与中共的宣传战中长期形成的劣势，定可由此一举扭转。然而，蒋介石靠武力起家，一生单单迷信武力，在新旧军阀之间纵横捭阖，却对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始终充满疑惧。在蒋多年的统治中，从未没有学会如何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直接对话，他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发自内心的信任和爱戴。即便在“张莘夫惨案”发生之后，在民众支持政府、谴责苏联和中共暴行的压倒性舆论中，蒋介石仍然压制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民众的自发抗争，召来主管教育的陈立夫，“对于学生大游行，痛责一番”。由此，蒋介石作茧自缚、自毁长城。 相反，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共产党，很快发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竭力歪曲“张莘夫惨案”之真相，进而将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国民政府妖魔化为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在此意义上来说，国民党之败，首先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失败，而是宣传和民心争夺的失败；国民党之败，是“不战而败”，对民心毫无体恤的蒋介石，几乎是将天下拱手让与共产党。后来，蒋介石调遣孙立人、廖耀湘等曾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名将挺进东北，但民心已失，单靠精兵良将已无法挽回败局。 东北变色是中国沦陷的第一步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有探讨东北沦陷原因的章节，其中引用当时中央社随军记者陈嘉骥的观点，陈认为：“东北不应变色，而竟变色，始则误于苏俄背信，再则误于美国之调停，三则误于将帅失和。”这几个原因固然都成立，但陈不敢说出来的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对此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蒋介石历来“任人唯私”，他任命熊式辉为东北最高行政官员，而熊能力有限，且与东北毫无渊源，大约是因为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密切而受到重用。在军事上，蒋任用门生杜聿明为东北最高指挥官，以约束他不信任的抗日名将孙立人。文武皆误，遂酿成大错。而蒋介石任命张嘉璈为东北财经方面的最高主管，当然是看重其在实业和金融方面的卓越才干，同时更因为张是其信任的浙江老乡。张嘉璈对东北亦颇为陌生，虽然在任上鞠躬尽瘁，却成效有限，这是因为南人北上，水土不服。 既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血缘和乡土社会，政府当局为何罔顾东北人的乡土意识？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深受东北乡亲爱戴的前辈，他在晚年的一篇访谈中特别指出：“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他继而痛心疾首地评论说：“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的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尤其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 齐邦媛特别注意到父亲谈及的“温暖”一词，她有所发挥说：“温暖，在东北人心里是个重要的因素，那是个天气严寒、人心火热的地方，也是个为义气肯去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蒋先生自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即不信任东北人，任用来自江西的熊式辉接收东北。政府经略东北欠深谋远虑，致使抗战胜利后，中共在东北的军力远胜于国军。”最后，齐邦媛直接点出了蒋介石的责任：“对创深巨痛的东北，在这关键时刻，蒋先生如此布局的态度令有识者心知东北大祸即将来临。” 作为旁观者，且本人又是东北流亡者，齐邦媛既有一定距离感和历史感，又有相当之切肤之痛。她能“目击道存”，又不怕臧否人物。而作为接收东北失败的当事人之一，张嘉璈在日记中不曾直接批评熊式辉、杜聿明等长官，更不会直陈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失误。蒋在信函中对张以“兄”相称，但两人并无亲密的私人关系，张对蒋的影响亦相当有限。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到蒋官邸汇报与苏方谈判的情况，在中国方面，苏必利用共产党，扩充势力于长城内外。若东北全赤，则华北亦赤。”他没有记载蒋对其观点有何回应，显然蒋并未对“东北全赤，则华北亦赤”甚至“中国全赤”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六个月来，其间纵横捭阖，常有少纵即逝之势。最初，由于苏方之藉口大连为自由港，不允我方军队登陆，几至无法开始谈判。及开谈后，复由对方提出条件之苛刻，使我方大感失望。及对方稍稍让步后，似稍见曙光，而苏方有希图利用其在北满边境制造之共产力量，与国共和谈中，共方企图之联合政府呼应，以期建立亲苏缓冲地带，致遭国民党激烈之反对，掀起反共、反苏狂潮，卒至谈判决裂。”张氏是一位理财家和实业家，他对意识形态问题不太看重，其考虑的重点在于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他固然不赞同共产党的理论与作为，同时对国民党右派“主义误国”的行径亦深恶痛绝。然而，像他这样的开明派和聪明人，在国民政府中却并无决策权。蒋介石被一群党棍包围，纸上谈兵，咄咄书空，东北怎能不失？ 东北行营“财政部长”之职，并非张嘉璈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却是让其心力交瘁的、也是风险最大的职位。名为“财神爷”，其实他并无多少财产可理，因为贪婪的苏联军队将可以搬动的东西都运走了。面对东北战后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张嘉璈即便有点石成金之术，亦无力补天。国民政府不是一个成熟的、有序的现代政府，其党政关系、军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基本要素都尚未理顺，而人际冲突、派系斗争更是层出不穷。内耗已经令其筋疲力尽，更何况作为外患的苏联及其傀儡中共又步步紧逼？张嘉璈眼睁睁地看着东北局势江河日下，却无能为力，心中之痛楚溢于言表。在这本东北日记的最后一页，张嘉璈总结说：“尝忆弱国无外交之语。经此一段交涉，乃知一国无武力，无富力，固不足与强国冲折樽俎。而弱国政治组织之脆弱，上无有效之决策机构，下无训练有素之统一民意，更无法与强邻谈外交。在交涉期间，执政党内意见纷歧，且互相攻击。行政主管部门，惮于负责，致每一决策，唯最高当局是赖。而决策之际，又为党中所指导之舆论所束缚。其行政组织之脆弱，益尽情毕露。最后，诉之武力。以当时东北之天时、地利与形势，均不利于我，一旦失败，势必牵动全局，甚危殆孰甚。”于是，东北变色，中国沦陷，直至今日，中国人民受中共苛政之虐待超过一个甲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