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出乎意料中的“黑马” 五年前的十月，十七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围绕李克强、习近平能否入常的问题，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我。由于李克强与胡锦涛早在团中央就结下的关系，当时受到胡的力挺，被普遍视为“王储”和“太子”。在预测李和习近平都会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会后，我认为习更可能会成为抢头标的“黑马”。两天后，常委会名单揭晓，习近平名列榜首，成为下一代中共接班人。今天，十八大已落幕十来天，习近平顺利地全面接班，成为中共党、军最高领导人。明年春季，拿下国家主席的位置也没有任何悬念。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转移过程将画上一个句号。 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来看，习近平的颖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领导人选拔体系里，中共中央委员会是选拔团。里面的权力板块形成的权力格局决定了未来接班人的权力基础。当中国的强人政治逐渐向弱主政治过渡时，一人占据顶端、一言九鼎的等级金字塔决策模式演化到了权力核心为主导的网络化结构和磨合决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有许多小集团（或派系）组成的权力网络中，占位得当，不仅成为连接各个小集团的桥梁型人物（也是网络分析所说的“结构性桥梁”），而且，积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当然为选拔团所青睐。 具体说来，习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例如，他是“太子党”中的佼佼者；同样托父之福，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派系都维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作为清华的毕业生和博士，容易被作为工程师治国核心的“清华帮”所接纳。他也享有许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从广东、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亲早期建特区的关系，或他自己的工作经历，都会把他视为宠儿。 “上海帮”对习的接纳尤其重要。最后，作为政治局常委里唯一一位真正穿过军装的，而且还有军旅引以为豪的军级“唱红”歌唱家为妻（很长一段时间，习近平是被人们以“彭丽媛的老公”而记住的），军队自然把习近平看作自家人。 纵览中央委员会的重量级板块：“太子党”、“上海帮”、军队、“省级利益集团”，胡、赵期间培植的势力和“清华帮”，习近平独占鳌头，就再也自然不过了。 预估型民主 如果单纯把习近平的接班归于人脉关系也太简单化。事实上，中国政府尽管非民主选举的，对公共舆论经常置之不顾，甚至践踏，但它的运作也并非完全不考虑中国的未来进步和中国人的普遍期盼。因此，有人把它夸大为“中国民主”，也有人更进一步称之为“预估型民主”，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还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未来对它还有一定的约束力。 习近平的颖出反映出了“预估型民主”的一个实践。据说，在提出常委会名单前，中共在高层搞了一个摸底。在这项“官意”调查中，习近平名列前茅。作为弱主的胡锦涛没有企图、恐怕也没有实力轻易忽视这一现实，所以并未硬撑李克强。 在竞争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职务的所谓“四大天王”（李克强、习近平、李源潮和薄熙来）中，习近平的政策取向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他作为一个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官员，长期在沿海工作，熟悉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和接触到了最有成长可能的经济部门。在浙江任书记期间，他倡导把“浙江模式”提升到决策层次。我们知道，所谓的“浙江模式”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的“温州模式”。它体现的是政府尊重、扶持和管理市场，而不是扰乱、压抑和掠夺市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转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他还带领上海党政代表团到浙江去学习“浙江模式”。 如果我们意识到，五年前薄熙来在重庆高调推出“重庆模式”，试图复兴毛主义和文革的许多做法，而且在重庆带来普遍的“国进民退”，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就是一个历史进步。薄熙来的最终倒台也说明中国历史还在艰苦努力地向前走。中国的普遍民意还是愿意选择继续改革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公有制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又是建立在他过去推动“浙江模式”的业绩之上的。 派系争斗和沉默的大多数 显然，中国政治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派系竞争和平衡，同时也有众意的影响。派系政治产生的最为常见的行为模式是“权力均衡”，例如人们曾经津津乐道的“团派”、“太子党”、“上海帮”和“新左派”之间的恩恩怨怨。然而，一旦核心明晰，权力均衡就会很快被“跟风”所替代。原来脚踏几只船的人，现在也会跳上胜家的彩车。 可以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国家副主席后，胜局已奠定。但引起权力均衡向“跟风”转变的拐点是一年前他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这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还是军委副主席相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尤其习近平是真正穿过军装、八十年代早期在军委工作过三年的，这可以堵住“扶上马、送一程”的陈规，为习近平一步到位、全面接班铺平了道路。胡锦涛的全面“裸退”一方面反映了胡锦涛在长期的党性教育下培养出的顾全大局观的一点残存，同时，也是中国急剧变化的时局产生的压力的结果。 对薄熙来来说，在十七大上派系争斗败局已定，唯一能让他最后一搏的机会来自比“模式”孰优孰劣之争。薄熙来估计，他的“新左派”导向加上民粹主义的作风可以挟民意为自己博得上位。但在中国跟他跑的实际上是声音大、人数少的一拨。他的倒台应念了一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灵。当然，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尽管不能投票参与，但他们的民意还是能在网络和微博上流传，制造出公共舆论。习近平未来执政的合法性有赖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继续支持。现在他们还继续被排挤在权力精英垄断的牌局外。如何通过赋予选票、人大民选等方式把他们纳入制度内，恐怕是习近平执政的历史挑战。这也是中共党国可能找到有序民主化的唯一途径。 意志决定行动 习近平接手的摊子是好日子已经过完的政权。他的前任留下了难下的一盘残局。下面如何走出活棋，全有赖于来自新的领导层和民间的政治意志。在2012年11月15日与新当选常委共同会见媒体的见面会上，习近平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在里面里出了一个“新三民主义”“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他所提到的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都是不错的施政目标。但是，如果中国人不仅仅只满足于温饱，而是向往有自由、有民主、有精神提升和道德升华的生活；那么，习近平就不应该忽略两年前他曾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允诺。对民主、自由、免于恐惧、法治、宪政和尊严的忽略，是否是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未来政治还将继续沿着“温饱政治”、“维稳政治”的轨道上走老路。对此，我们还必须继续观察，同时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如果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立志让人民多一点自由和尊严、少一点奴役和恐惧，让政府多一点效能和服务、少一点掠夺和贪腐，中国人才会真正有机会实现生命的意义，中国也才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减少邻国的猜疑和离异。对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个利益的选择，而是一个道德的选择。它不仅关乎亿万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习近平自己的未来生命：生理和政治双重意义上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