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The Trial）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英譯按語：〈審判〉（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九月，哈維爾（Václav Havel）經安排成為少數非參與者而獲得允許觀察在布拉格（Prague）舉行的四個捷克地下音樂音樂人審判的一人。這四人中包括了「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藝術總監伊萬．伊勞斯（Ivan Jirous），該一搖滾樂團係在成長中的地下音樂環境中心尋找自我。哈維爾在《來搗搗亂──哈維爾五十自述》（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Disturbing Peace）描述了該一審判的周遭情形。這篇評論描寫了許多作家和知識份子態度的根本轉變，從而導致了名叫七七憲章（Charter 77）的人權團體的誕生。本文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被廣泛流傳。它以英文首度面世，是出現在一本叫做《歡樂的少數民族居住區》（The Merry Ghetto）的書中，該書附隨著塑膠人的第一張專輯唱片《愛岡．邦帝快樂芳心禁樂部》（Egon Bondy’s Happy Hearts Club Banned）在一九七八年於巴黎（Paris）出版。新近保羅•威爾遜（Paul Wilson）的翻譯即是採用該版本。 這並非經常發生，然而一旦它發生，則通常是在預期不到的時候：某個地方、某個東西走位了，以及突如其來的某一個特殊事件，就因為內在前提和多少偶然的外在情況之間出現了相互作用，使我們得以跨越日常世界裡尋常之處的門檻、穿透事物被視為理所當然或眼見為憑的外表，以及揭露最深層的象徵意義。從而某些原本極其平常的東西，突然地在我們生活的時代和世界裡閃現出令人驚訝的光輝，並且戲劇性地將一些根本的問題掀出檯面。 表面上沒特別的事情發生。審判按照原訂時程展開、如預期持續進行，和一如意料地，在被告被定罪時結束。然而大家在其中所看到的一切事物，比那些至少要有理由才願意去承認的人所能感覺到的，更清楚也更引人注目。感覺是一開始就存在於空氣中的，然後便隨著時間無情地增強。最奇怪的是，任你做什麼也於事無補。一旦開始，這個遊戲就必須玩到結束，而我們最終會看到，那些開始玩遊戲的人如何糟糕地把他們自己的名聲葬送進去，也無法簡單地就此停止遊戲和承認他們自己的錯誤。他們寧願讓這恥辱的場面一直撐到最後。 在這場景中的玩家發現他們正處在一種弔詭的情境中。他們愈想公平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他們就會愈顯露其冥冥中的意義，因此他們便漸漸地成為這一齣戲的共同創作者，而跟他們原先認為他們所扮演的或是想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 在審判中，公訴檢察官本來應該做些什麼？毋庸置疑地，作為社會利益可信靠的代言人以及監護人，是應當致力於證明被告的創作有多麼冒失、粗俗、不道德以及反社會。 但是這個人會變怎樣？這一誇張、心胸狹窄的權力象徵，會對於與生活中的潔癖要求格格不入的任何事物提出指控，包括任何不尋常的、危險的、自學來的、無法買通的、任何太不世故的和太複雜的、太容易接近的以及太神秘的，也就是任何事實上跟它自己相異的事物。他是操縱心靈、投機主義、無血無淚、平庸以及假道學世界的喉舌。簡而言之，他代表著「主子」的世界，那些主子，我們永遠會記得──不論他們口裡說的是否是一些宗教的、解放的、愛國的或社會主義的陳腔濫調──，總是試著將藝術家轉變成奴才，而那些藝術家亦總是一再反抗，至少也要冷嘲熱諷一番。在此同時，這個被束縛、缺乏想像力以及不幽默的人，則穿著斗篷站立著。這斗篷是那些「主子」想要處理一個未經歸類的新興現象時而依照往例製作的：是在道德墮落和缺乏對於傳統價值的尊重時所穿戴的令人無端作嘔的斗篷。 伊萬．伊勞斯（Ivan Jirous）跟他的朋友在受審時會希望如何？那些無疑地並不屬於狄米特洛夫（Dimitrov）一類英雄的人們，則從被告席起身成為檢察官，譴責著這個正試著譴責他們的世界。我懷疑他們，在說服法庭關於他們的無辜以及為他們寫作和演唱他們自個兒歌曲的權利而辯護之餘，心中還有其他目標。到底這一齣戲的劇作者想要他們怎樣？當他們是來自「地下」、令人生厭的、長髮的不良少年，就捷克斯洛伐克電視臺的領導看待他們一樣，被所有嚴肅的人們嫌惡地排斥。 但是他們最後會有什麼樣的下場？那些無意在個人身上人格化的眾多力量，強迫被告去尋找自我，以便能夠自由地決定他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以他自己的方式，不必與自己的心交易，也不用欺騙自我的良知，而能是什麼就說什麼；而且－－就像巴韋爾‧扎齊切克（Pavel Zajíček）在審判中所說的──沉澱到「更深層的存在」，自行承擔風險地自在行動。如此一來，他便會察覺，在任何時間裡，人人都有可能起而反對討人厭的「主子」、蠢蛋一般的駑鈍，或他們的自我設限。 而最後什麼是主審法官想要的？我的感覺是，一開始她只不過是想要作為一個客觀的仲裁者，對於控訴和辯護各方的論證、證人和被告的證詞，毫無偏見地聆聽，從而作出公正的判決。 但是這個審判讓她變成了個什麼樣子？這個司法的悲劇象徵，因為無法維持獨立、因而放棄了依照法官的人性、公民性和法律良知做出裁判；司法可以完全察覺到其究竟是如何被權力所操縱的，但是又因無法公然反抗這個權力，因此，最後接受了作為「主子」跟班的可憐角色。 而整個審判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呢？明顯地，司法實踐中的一般要素，就是沿襲傳統地，將人們的生活、行動以及罪行轉變成一堆無聊的文件、檔案、報告以及公文、對數以百計類似犯罪的例行處置。順帶一提，對待一般刑事案件的這一表面上的類似性，總是會維持一段時間。最多的時間是花費在聽審許多書面和口頭的證述，這些都是從一連串的訊問而來的，像是「宇宙塑膠人」在波揚諾維切（Bojanovice）或普斯特派斯（Postupice）的音樂會，大廳的門到底是開著或是關著。 然而，很快地，司法表面上的嚴謹性和客觀性，便開始顯示其僅僅是一個隱藏何為審判真實的煙幕。審判的真實應當是：一個有關於人存在意義的激烈辯論、對於一個人應該在生活中期待什麼的急迫追問、是否應該沉默地接受這個世界如它已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樣子，並服從地進入原已為人們所事先安排好的地方、或是否有能力在當下的處境中作自由的選擇；是否一個人應該「理性」並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一個人是否擁有權利以自己的人性信念為名從事抵抗？ 長期以來，雖然不大成功，我則試著為這一過程找出最好的定性：「關節走位」。 這很令人失望嗎？當然是的：當最富人性的真實印象是出自於坐在被告席的那些人，而其週遭都是警衛，連去上廁所都得帶著手銬時，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感覺？或者，事實上，當辯護律師提出優異以及徹底的辯護，被告確信他們無辜，而這個起訴案件卻逐漸變得混亂，所有這一切都在一種情境當中，即每個人都必然已經知道的──被告老早之前就被定罪了吧？然無論如何，這整個案件之所以令人失望的簡單理由，就只是因為它的關節已經走位了。如此，怎麼可能還有其他狀況發生？當一場攸關人類生活意義的辯論在布拉格西區地方法院裡發生，但在場沒有任何人敢在該一情境下作出合乎人心的舉動：站起來並且大叫：「這個鬧劇已經夠了！案件駁回！」的時候？ 這可讓人感動嗎？當然。有多次話都已骨鯁在喉了，就像斯瓦托普盧克•凱拉綏克（Svatopluk Karásek）曾經幽幽地說道，假使伊勞斯被發現有罪，他也想要被發現有罪一樣。從法律的觀點來看，這樣做很明顯地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在當時的那些情況下，人性上的反應卻是極具正義感的，哪怕僅在一秒之間，這其間所告訴我們關於這個案件的本質的，更甚於一整堆的官方文件。 這種情形有時候令人緊張、有時候令人困擾、有時候令人煩惱（有時令人感覺想要大叫）；事實上，人總是被甩到全然荒謬的世界裡的。 但沒有人就這個經驗主持公道。在較深的層次，這可真夠古怪的。然這尚不夠令人沮喪。因為有一些東西甚至還可以從中得到提煉。大概是因為我們都深刻認知到，我們是這個世界在獨特光照下的參與者。但是最重要的，我認為這是令人興奮的領悟，即在我們之中仍然有人認定他們是被賦與了關於自己真實的存在責任，而且願意為此付出高額的代價。（然而那些審判他們的人，則只能憑著巨大社會力量的共同支撐，而寧願將某人毫無理由地送進監獄，哪怕是承擔他們出現紀錄上小瑕疵的風險。） 儘管如此，在內心深處，我仍可辯別出這個經驗的其他要素，大概是所有當中最重要的。環繞著我的，盡是對於所有意料之外之事的急迫挑戰。這就是一個挑戰的例證。但突然之間，諸多對我舉止進退的注意及警告，對我來說似乎變得無足輕重。我感覺到對於所有形式的詭詐俱增的反感，因而想要用盡一切企圖，毫無痛苦地擺脫這令人窒息的困境。突然，我發現我自己能夠在一個方向上擁有更多的決定權，而且更加獨立。突然，我對整個世界感到厭惡，而在此同時，──就像我那時所理解的──我仍然有一隻腳在裡面：這是一個緊急危難的世界。 就像我們已看到的，如果某個事件的關節走位了，──而且走位的位置，是在我所深藏於內心的更深層意義上，──則不可避免地，這事也會導致我們自身某個關節的走位：一個關於這個世界的新觀點，也會給予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所是以及可能是什麼的人性潛能的新觀點。這就一剎時讓我們從我們「因襲的人性」跳脫出來，使我們一再直面這一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總結自己？ 我或許還不會針對我所未被説服的事情著手寫作來進行挑戰，因為它將不僅僅是我編劇天性下的產物而已。（順帶一提，我因此而常被交付任務）它並不是。這種感覺的普遍性，是同時藉由這一事實而受到強化，即它同時從封閉的法庭擴散到法院大樓的走廊以及樓梯間。只有對於這一重要、共有的經驗的高度知覺，以及每個人感覺到展開挑戰的急迫性，才能解釋這個極其特別而臨時形成的共同體在審判期間快速成形的創世紀故事，而且還不只是被告的朋友和關注審判的人們的偶然聚集而已。比方說，一個新而相當特別的禮節出現了：沒有任何一個人因為引見介紹、表示熱絡、或感覺他人在側而覺得困擾。慣常的行為不見了，通常的沈默也不見了，而這都在那幾班的「他者」（雖然他們沒有穿制服，他們仍可以馬上被辨認）眼前瞬間發生。許多事情被討論，而這是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在其他情況下可能會害怕與任何一個人觸及的。人群彼此間不僅更加體貼、可溝通和相互信任，他們也置身在一條生疏的民主道路上。一個著名的年長者，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主席團成員，則跟他之前在生命中從來沒看過的長髮青年們說話，而且他們也跟他無拘無束地說話，雖然他們過去只能從照片上去知道他。在這一情況下，所有的保留以及內心的緘默似乎都失去了作用；在這種氛圍之下，所有無可避免的「但是」，似乎都變得荒謬、無意義以及推託。每個人似乎都感覺到，當所有的籌碼用盡，只有兩件事可做：豪賭，或丟牌認輸。 審判的第二天，當我離開卡米里茨卡街（Karmelitská Street）街上的法院大樓並徒步走去瑪拉‧斯特拉納咖啡館（Mala Strana Café）（我們都會去的地方，我們以及「他者」），我仍然印象深刻以致於幾乎無法想到其他事情，然後我遇到了一個中生代的捷克電影導演。當他問我我怎麼了，我回覆道，我剛在捷克地下樂團的審判現場，簡直沒有一樣是合乎邏輯的。他問說是否是有關於那些藥物？我說這跟藥物沒有任何關係，而且試著簡潔地解釋事情的本質。當我說完，他點頭並且說道：「除此之外，你還忙什麼其他的？」 也許我錯怪了他，但在當下，我則強烈地襲上了一個感覺。這親愛的男人所屬的世界，是我不想再與之共存的──公訴檢察官科瓦日克（Kovařík）先生，請注意，這裡出現了一個粗鄙的字眼──我是指這個充滿屁話的世界。 （原刊Paul Wilson ed.,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五時半 <div>香港機場快線列車九龍站</div><div> </div><div> </div><div>（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簡佳音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學生）</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