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客居柏林的中國知名詩人廖亦武一再發表公開信，對瑞典學院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莫言表示極大不滿，甚至批評「瑞典文學院跟中國極權主義的政府有交往與學院院士們終身資格的制度有關係。馬悅然一直保持與中國政府所認可的作家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妨礙他對中國當代文學創造的評價能力。」這是廖亦武在2012年12月7日發給瑞典媒體的一封英文信中，對瑞典學院及我本人最直截了當、指名道姓地指責，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試圖將我與中國官方糾纏在一起，從而達到其個人“無中生有”、“混淆視聽”之目的。面對這种莫須有指責，我不想、也不應當保持所謂的“沈默”，因為，廖亦武是在以某種意識形態之對立，將我几十年來與中國作家的正常交往的歷史有意隔斷，從這一點看，他不僅對1949年後中國作家及創作在黨國体制下的艱難處境缺乏善意的瞭解，而且輕易否定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作家以獨立的精神進行抗爭的基本事實，這也包括廖亦武本人在中國時期進行詩歌創作所付出的種種代價和努力。<br /><br />作為一名漢學家、翻譯家，上世紀60年代以來，我先後翻譯過四十多本中文上古、中古、現代與當代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高行健先生作品（占其作品百分之九十五, 共計2 009頁），北島的大部分詩歌作品（共計七百七十頁);山西作家李銳的四部小說(共計1 106頁)，以及另一位山西作家曹乃謙的兩部小說；沈從文的著作，我翻譯過他的小說《邊城》與幾十篇短篇，數量之大，眾所周知；我所編譯的幾本《中國詩選》收集過聞一多先生的《死水》與《紅燭》，艾青先生1930年代的詩歌以及《今天》派詩人顧城、舒婷、芒克、楊煉，江河、嚴力等人的力作，這些詩歌作品在特定的時代發揮過相當大的影響力，對于西方世界瞭解中國人受壓抑的心靈以及文學創作的不平坦之路有積極的作用。還有一部現、當代《中國詩選》一共介紹了從1916年到1965年四十三位中國詩人作品。這些作品從多角度揭示了從民國初年至文革前中國詩歌的整体面貌，即以今天的眼光來打量，仍不失為記錄中國詩人在北洋時代、黨國時代、專政時代透過文學創作折射中國現實社會的真實種種，不僅有文獻意義，也有社會學、政治學意義上的思考。除了這些成書的譯文外，我在雜誌上發表過幾百種短篇小說，散文與詩歌的譯文，全部中文文學譯文目錄可參見我的博客http://goranmalmqvist.blogspot.se/<br /><br /><div>以上提及的中國作家和詩人，并不能算是中國政府特別認可，尤其有幾位，如高行健和北島，套用中共當局的話語，是不是異議分子呢？如果是的，所謂“馬悅然一直保持與中國政府所認可的作家一種親密的關係”，此話從何說起？難道高行健獲諾獎這一事實，也構成某种“親密關係”，妨礙瑞典學院和本人“對中國當代文學創造的評價能力”？當時不是也有人對高行健獲獎持懷疑態度嗎？那麼，到底採用哪种評判標準才算是“正確”的，才能讓廖亦武式的人物亦感到皆大歡喜？還有，沈從文與艾青（藝術家艾未未的父親，擔任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在反右運動中和文革時代在不同的程度上經歷了很嚴重的迫害，他們同樣是体制內作家，我翻譯他們的大量作品既有文學之本身，也有時代的關注。</div><div> </div>廖亦武顯然不知道中國政府從1959年到1979年，從1989年到1994年先後二十七年間，把我視為不受歡迎的人；也不知道本人在2011年5月16日已通知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表示不願與官方中國有任何聯係。因為，我清楚地看到官方中國為保持現行體制不惜摧毀普世的價值觀，造成道德淪喪、良知泯滅之现象。莫言獲獎就在于以個人視角和文學創作力將當下中國底層社會隱而不彰的人的故事表現得淋漓盡致。瑞典學院的“授獎詞”充分表達了這一點。<br /><br />需要的時候，我給瑞典的媒體和中共當局寫信抗議他們曾經如何對待異議分子如魏京生、劉賓雁、方勵之那樣，抗議今天對劉曉波、艾未未的政治壓迫，這是一位九十老人應持的道義情感，所谓的“人權鬥士”當無所置喙！<br /><br /><br /><br /><br /><br /><br /><br /><br /><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