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安倍——中日“必有一战”吗？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就在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前脚刚从缅甸，外相岸田文雄从菲律宾、新加坡和文莱和澳大利亚回国，首相安倍晋三便又踏上了对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历访之路。近年来的历任日本首相，对东盟国家的访问一般仅限于出席国际峰会之际的“顺访”，但安倍政权诞生不足一个月，首相和主要阁僚便接连访问东盟十国中的七个国家，不能不说是破天荒之举。而预定中的安倍晋三访美，却被顺延。 1977年8月，前首相福田赳夫访问菲律宾，在马尼拉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福田主义”（Fukuda Doctrine）的对东盟外交三原则，即：1、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力求贡献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2、作为真正的朋友，与东南亚国家在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构筑心心相印的互信关系；3、以对等的立场，为构筑东南亚全域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这奠定了日本战后与东南亚诸国全面和解的基础，从而成就了八十年代，以日本为首的、包括“四小龙”、东盟诸国及中国的“雁阵”发展模式，日本也成了东盟最信任的国家之一。 三十五年一弹指，日本高调重返东盟，着眼点却主要不在经济。在东海，日本与中国有钓鱼岛主权之争；在南海，菲律宾、越南等国也与中国有主权纷争；而缅甸政治变革迅猛，不久前刚刚解除了报禁……所有这一切，令日本重弹“以自由与繁荣强化合作”的老调子。其背后，是携手“厉害共有”的国家，旨在共同对抗经济崛起、在海洋战略上积极推进、实力持续膨胀的中国。为什么说是“老调子”呢？因为六年前，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作为彼时的外交战略，时任外相的麻生太郎也曾着眼于沿欧亚大陆外缘的区域，打出过联手与日本共有自由与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国家，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而且，地域更加广泛，除了东盟国家外，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此构想，被中国本能地看成是对自己的战略包围。 应该说，安倍上台伊始的此番“布石”，牵制中国的动机如出一辙，且越发明显：内阁决定修改民主党政府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同时修订《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期防”），新版大纲和“中期防”将在年底出台。届时，旨在强化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离岛防卫体制，能灵活应对多种事态的所谓“动态防卫力”（Dynamic Defense）的全新概念，可望被具体化，其针对性十分露骨。与此同时，第一次内阁时也曾作为一个目标提出，但尚未及实施便“胎死腹中”的、模仿美国的外交、安保指挥塔——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版NSC）的创设问题应该也会得到推进。 两个因素对安倍的外交、安保政策的形成构成了决定性影响：一是“美丽国家”论——此乃其价值内核，多年来鲜有变化；二是中国的急速抬头——这成了安倍政策出台及其版本升级的反作用力。极而言之，与安倍上次内阁时相比，其政策“升级”的幅度，基本上相当于中国势力扩张的幅度。而随着中国能量的进一步辐射，“安倍丸”（假定安倍能成就比较长期的政权的话）的最终航向，很有可能是修宪：变作为“摆设”的集体自卫权为可行使的权利，拥有先发制人的交战权，改自卫队为“国防军”。从而根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国家”，一雪“战败国”之耻。凡此种种，可以说都是安倍的“硬货”。 不过，如果仅仅是这些的话，安倍就成了一般意义上的鹰派政治家，可他显然不尽然。无论从政治光谱上，还是所属党内派系上看，安倍并不是像石原慎太郎那样的彻头彻尾的鹰派。他虽然是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的孙子，但家族中还辈出过佐藤荣作（伯父）和安倍晋太郎（父亲）等政治成色比较柔和的政治家；其从属的派系是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町村派（清和会），多系“中道保守”的力量，与铁杆鹰派有不小的距离。事实上，他更多被看成是“战略的国际协调主义者”，或“新现实主义者”（New Realist）。所谓“新现实主义者”，据日本政治评论家、前自民党参院副干事长山本一太（Ichita Yamamoto）的研究，是近十数年来，日本政坛上出现的一种新兴政治势力。他们超越了执政—在野党的框架，既非“新保守”，也不是单纯的“鹰派”，与那些一味强调实力平衡的传统现实主义者也不尽相同。他们时刻直视、追踪国际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在两国或多国外交游戏中，主张某种富于战略性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他们不会把情感因素带入外交事务，一切用理性和逻辑说事。虽然也不乏理想主义的侧面，但更重视立场和理念，比较强调国际协调和民主主义价值观。新现实主义者群体的出现，主要与在外交、安保领域，富于国际视野和专门知识的新一代精英的登场和既往由外务省官僚垄断外交事务的局面被打破，被称为“政治主导”的外交政策决定程序的定型化有关。 就对华外交而言，日本外交界、学界历来有四种学派（或源流）说，即传统的亲中派、对中协调优先派、原教旨主义强硬派和对中战略派。“新现实主义者”与前三种划清界限，泾渭分明，独钟第四种。对中战略派的主要立场是：第一，不改变对“过去的错误战争”的政府公式见解；第二，对与西方民主主义“格格不入”的中国体制不抱幻想，对其急速扩张和全球化资源民族主义外交，以强化日美同盟对抗之；第三，虽有不安和担忧，但基于对两国经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结构和中国经济大国化的既成事实及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两国“国益”难免有所冲突的基本认识，力求通过外交谈判来谋求问题的解决，以期最大限度的“双赢”。因此，从中长期的视野出发，两国只能构筑战略和强化伙伴关系，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正是从这种高度现实主义的战略考量出发，安倍其实并不是那种铁板一块似的“死鹰”（死硬）派，根据不同“时宜”和需要，甚至可以随对手起舞，有时身段还相当柔软。曾几何时，因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靖国参拜，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热”的低谷，两国领导人完全背过脸去，双方媒体口水相向，谁都看不到出口。但2006年秋，刚刚上台的安倍排除党内阻力，毅然赴北京“融冰”，与中方领导人一道构筑中日“战略互惠”框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我们注意到，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安倍再次表达了应该让中日关系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的意愿。他是否有再次“融冰”的预案？对此，笔者愿持谨慎的乐观期待。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安倍及其自民党虽然在竞选阶段以选举公约的形式提出了一些迎合选民的保守主张，诸如改自卫队为“国防军”、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等等。但一旦当选首相，他似乎并无意马上付诸实施，有的甚至呈现后退或收回的迹象。以靖国参拜问题为例，选举前他曾对媒体“诚恳地”表示“上届首相任期中没能参拜，悔恨至极。这本不应该发展为外交问题”，但再次当选后，立场也变得暧昧起来，完全没有日程表。七年前，他也曾对媒体信誓旦旦，但坐上相位后，却悄悄地派人以个人名义给靖国神社送了一个盆栽，以聊表心意。且事后个把月，才对通报媒体。以安倍身段之柔软，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他未必不会故伎重演。特别是考虑到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惟其安倍务求达成自民党或执政联盟（加上公明党）过半，从而根本改善参众两院“较劲”矛盾的战略目标，在此之前走“稳健”路线几乎是唯一顺理成章的选择，断无以虽“政治正确”却大而无当、且不能当饭吃的意识形态化政治议题激怒邻国，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的道理。 围绕最近钓鱼岛周边中日对峙、摩擦不断的状况，两国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升温。但如细加考察的话，会发现两国媒体的应对其实还有相当的“温差”。与中国一部分媒体动辄扬言“必有一战”，甚至不惜以具体“路线图”加以诠释，且一有内容更新必上门户网站新闻版头条的做法相比，日本媒体的应对相对比较冷静、克制。除了《产经新闻》等个别带有某种特殊标签的媒体外，大报绝少发表关于钓鱼岛的社论，更少见头版险要位置的耸人报道。这种“温差”也产生了一些笑话：笔者的一位友人，在日本华文媒体供职。最近，她在大陆的亲人频繁打电话让她回国，说“要打仗了”，令她哭笑不得。而日本一般的青年、市民、主妇，其实并不太关心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他们在经济不景气时代，疲于生计，有限的余暇，情愿献给漫画、歌舞伎、情人和旅行。即使读报也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经济、文化、美食或书评，没人成天盯着“尖阁诸岛”的消息。政治淡化始终是无从改变的现实，这点从国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投票率统计上亦可见一斑。 最后，还应指出的一点是，包括钓鱼岛主权争端在内的中日关系问题，看似是两国间的问题，但其实背后都有美国因素。而美国出于自身的经济衰退等状况，力求“维稳”，以维持现状为第一考量。甚至诸如日本修宪等问题，因涉及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及其合法性，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不是一个单纯的日本国内法律问题。这方面，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安倍试图修改以“村山谈话”和“河野洋平讲话”为代表的日方在历史问题、慰安妇问题上的政府公式表态，遭到了《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舆论的质疑。这其实不是头一遭，安倍第一次内阁时期，因位于靖国神社内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关于日本殖民战争和二战的相关展示内容的表述更改问题，也曾遭到过美国舆论的抨击。所以，在中日关系的磁力场中，美国因素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平衡力，它肯定不乐见磁力场的失衡，而始终趋向“维稳”。 因此，那种认为中日“必有一战”的论调可以休矣。至少从日本方面来说，即使哪天在钓鱼岛周边区域不幸发生了擦枪走火的状况，也不应该至于发展成两国全面战争。因为，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谁都无法承受“一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