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孩子们”帮“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

“相亲角是一个角逐欲望和比拼实力的婚姻市场，‘白发相亲’的实质是 ‘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沛东对早报记者这样分析说。 自2005年6月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上海人民公园的北角，就会上演“白发相亲”的街头剧，成千上万的父母像赶集一样，带着列有子女各项相亲条件的“简历”聚到这里，以“摆摊”、“挂牌”的方式，为子女寻找结婚对象。 相亲这种传统的择偶方式，为何会在上海这个中国最西化和现代化的大都市复活？白发苍苍的父母为何要聚集到公园来代理相亲？为什么明知子女的婚事要由子女决定，他们却乐此不疲地奔波于相亲角？“白发相亲”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内涵？日前，孙沛东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都市相亲角的专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对“白发相亲”这种独特的择偶模式及相亲角现象，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进行了深度解读。 2007年，孙沛东获得中山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后，自广州来到上海。为了尽快熟悉这个陌生的城市，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行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那一年的9月8日，她来到位于闹市区的上海相亲角，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一群中老年人拿着写满子女信息的纸牌，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目光相互打量着。最难让她理解的是，这些被征婚者竟以80后居多，主张“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这代年轻人怎么会在择偶这件事上放手让父母代办呢？被认为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怎么还有类似于父母包办之类的事情在城市政经最核心的地带上演呢？这些迷思像一团乱麻，让孙沛东颇为困惑。自此，她每周到这里蹲点，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了43位父母和15位待婚青年，收集了65例真实个案，然后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研究和探索。 孙沛东认为，相亲角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力量作用其间的婚姻市场。与传统的父母包办不同，“白发相亲”的实质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是他们的“共谋”，构建了相亲角这个光怪陆离的都市图景。 对于相亲角婚配成功率很低而人气却很旺的悖论，孙沛东给出的专业解释是：与为子女寻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相比，相亲角在更大程度上是满足了父母们自身的需求。她认为，相亲角真正演绎的并非 “剩男剩女”的戏码，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当年的知青一代。“在相亲角上展露无遗的是知青一代父母的集体性焦虑，‘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同时相亲角也具有排遣这种集体焦虑的潜功能，它为他们提供了怀旧和抒情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间。” 这种由父母自发组织起来的相亲角，虽自2004年起就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天津、沈阳、苏州、洛阳、济南和徐州等大中城市兴起，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学界对这一现象却鲜有涉足。 资深中国研究专家、耶鲁大学社会学系Deborah Davis（戴慧思）教授认为，孙沛东在这本相亲角的专著中，再一次展示了她系统性地、睿智地研究日常生活的能力，就如她此前研究“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一样。 两代人的怕与爱构建了相亲角 东方早报：据你研究发现，主要是谁在“白发相亲”？被征婚者又有哪些群体特征？ 孙沛东：从我在相亲角做的实证研究来看，这些代替子女相亲的父母，年龄介于50到70岁之间，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总体而言，他们都是1949年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七成人曾经上山下乡、经历过文革，而且一半以上的人的配偶也是知青，简单地说，他们属于知青一代。“白发相亲”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多数人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较低；六成以上是企业管理人员、国家干部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平均每个本地家庭占有住房一套半。从教育水平、职业和住房三个指标来看，“白发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可看作这个城市的中产阶层。 被征婚者中，女性占六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女性的年龄在26-30岁之间，而接近一半的男性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八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具有硕士学历，有双硕士、海归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人也不在少数；主要是本地人，至少是“新上海人”；以公司职员、公务员，或者如会计师、科研人员等专业人士为主。 东方早报：这些父母为什么会如此介入子女的婚姻问题？子女是否同意父母为自己代理相亲？这种“白发相亲”与传统的“父母包办”有何不同？ 孙沛东：我想可以从制度层面来分析。首先，知青一代父母独特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子女的择偶问题不管不问。上山下乡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是他们人生中一次陡然的生命转折，这种不怎么“正面”的变故曾给知青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主要体现为知青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种种“背离”，如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正是这种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而在1970年代末的回城大潮中，许多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到冲击而破碎，比如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也令知青一代父母触目惊心。即便是跻身中产阶层，然而人生的梯子很窄，向上艰难，滑下容易。这些现实的境遇和眼前的人事容易让那些曾经历史性地被下滑的知青一代父母抚今追昔，心存危机。因此，这些父母对子女婚姻的高度热忱，或许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也是父母来相亲角代替子女相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相亲角，绝大多数待婚男女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盼着他（她）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找好对象、过好生活，这种四好人生怎能在择偶这个环节出错呢？而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领域的市场化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刚好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不仅如此，很多父母或节衣缩食，或通过理财投资，帮他们购买了婚房，至少准备了婚房的首付款，所有的努力怎能在择偶这个事上停滞呢？正是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了协同择偶这驾战车之上。 另外，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知青一代父母，对自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这就促使他们力图在婚姻市场上寻求“上迁婚”（俗称“攀高枝”）的可能，希望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为自己和子女的未来获取一份或许更加可靠而有保障的人生保险。最为现实和突出的是父辈的养老和医疗问题。比如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子女来照顾老人，“三代单传”夫妇可能要赡养12位老人，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沉重。在相亲角，父母们为原本已经非常优秀的子女不断寻求比子女更为优秀的结婚候选人的案例比比皆是；而父母之间相互关注对方的工作单位、福利待遇、养老保险等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保状况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隐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心。 至于子女对父母代理相亲的态度，有的是明确反对，有的是期望与逃避并存，有的是同意或默许。这些子女大多都是“乖仔乖女”，求学时听父母劝一门心思念书，工作了被父母催婚，才知道学校和父母都没教过如何与异性相处，如何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再加上职场压力大，城市交通苦，，自身圈子小等原因阻碍他们找不着对象。与传统的父母包办不同，“白发相亲”的实质是代办择偶，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在新生代婚姻这个问题上，两代人的怕与爱奇妙地纠缠、融和在一起，于是就有了相亲角这个光怪陆离的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 “毛的孩子们”走过特殊的人生道路，从下放到下岗，他们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并遭受了“经济转型的困窘”，因此，对生活，他们有着特殊的怕。他们的子女–“邓的一代”迎着改革大潮出生，顶着“独生子女”的光环或者魔咒，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们的父母–“毛的孩子们”的爱与怕就在子女婚恋这个环节集中爆发，因为怕，他们要求对方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因为爱，他们来到公园，不畏风雨，无惧严寒，摆摊设点。 而选择公园这种公共空间来解决婚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路径依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龙潭公园就曾经聚集很多为自己寻找配偶的回城青年，那时他们是“自发相亲”；20多年后，当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进入择偶阶段后，他们又自发组织了“相亲军团”，这次，他们是“白发相亲”。 中国城市新个体主义与婚恋问题的公共化 东方早报：80后不是被称为个性化的独立一代吗？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形成的所谓个人主义其实是一种假象？我们仍旧活在集体主义和家长制的阴影之中？ 孙沛东：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耶鲁大学社会学系Deborah Davis（戴慧思）教授为我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她认为上海相亲角的研究还回应了阎云翔及其他学者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出现的日益增长的个人化趋势的研究。单从子女对父母代办择偶的态度，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发现中国城市中80后一代的一个新特质，暂且叫作“中国城市新个体主义的双重内核”。一方面，独生子女一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辈强烈；自我塑造、展现自我和追求个人发展的意愿与动力更强大；同时，他们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不同于父辈的新的理解。就这些方面而言，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新技术条件下，他们与生活在西方的同龄人相差无几，这是中国城市新个体主义中体现现代与后现代层面的部分，表现出来的态势是外扩的，这是其内核之一。 而代际关系更加紧密则是不同于西方的内核之二。市场化改革将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国家与政府减轻了财政负担，个体和家庭被迫接盘，其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城市个体，无论父辈，还是子代，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原先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获得的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家庭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子女和父母彼此之间的关系明显加强，这在“邓的一代”身上体现出来是内缩的趋势，这是中国城市新个体主义的第二重内核。而“白发相亲”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客观上也得益于这种更加紧密的代际关系。 此外，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说他们仍旧活在集体主义和家长制的阴影之中，又有点过了。因为在子女婚姻这件事情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明白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子女手中。只要子女不say yes，他们也只是干着急没办法，现在鲜有父母包办婚姻这事。你看他们拿去相亲角的照片就知道，有些父母给大家看的照片，近照多是家庭旅游、子女毕业典礼之类的合影；旧照片主要都是子女的证件照，是父母偷偷加印的。 东方早报：在相亲角，待婚男女像进入市场的商品一样被公开展示。为什么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婚恋能够被一个有着悠久含蓄文化传统的民族如此大胆地展现在公共场所和陌生人的面前？ 孙沛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牵涉到社会转型的很多方面。首先，说婚恋是私人领域的事不完全准确，至少在1949年以后不完全是这样。早在延安时期，私人生活就已公开化，组织出面安排婚姻是主流模式。我前段时间读了茅盾的女儿沈霞写的《延安四年》，这本书记录了她1942-1945年的延安生活，其中就讲到了组织安排婚姻。再比如上海大学徐有威老师通过对上海援建的皖南小三线八五钢厂的男青工婚恋问题的研究发现，面对当时在这个山坳里的众多上海男青年的结婚老大难问题，工厂的党委和团委想方设法，甚至通过面向全国公开征婚的方式来缓解青年人的婚恋困境。这一采用组织化手段解决婚姻问题的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时代上海支边支内青年的婚姻就不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 在19日的新书分享会上，来了一帮为子女的择偶和婚姻焦虑的父母，一位阿姨说自己为什么去相亲角：“以前我也是职业女性，现在退休，发现能让我发言的事已经很少：股票涨跌，我们这帮人有发言权吗？房价上涨，会问我们的意见吗？国家主席谁当，有我们这帮人什么事？空气污染由谁负责，我们能说上话吗？我们只能关心自己家里这点事。”我觉得她说的很浅显，但是很深刻。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现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大城市空气的PM2.5值很让人闹心，如果为环境污染这事担忧的一帮子人聚集到人民广场，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后广场上一片讨论声。这种公共聚会能聚集起来吗？它要怎么收场呢？ 知青一代父母的集体焦虑 东方早报：根据你的研究，相亲角的成功率其实非常低，主要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其成功率的低下？ 孙沛东：相亲角的婚配成功率可以说相当低下，经过10个月的田野研究，我能指名道姓地说出来的成功的实例只有一对，我能清楚地转述的成功的案例也只有两对。 成功率低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相亲角本身的性质；父母和子女对它的预期和定位；父母在相亲角的择偶策略和步骤。相亲角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力量作用其间的婚姻市场，其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在相亲角，有的父母炙手可热，有的父母则无人问津，说到底，实力才是硬道理，这个实力又包括子女的硬实力与父母的软实力。房子、工资、职业、户口、年龄、形象、婚史、性格和属相等择偶标准非常具体、理性，完全市场化。父母间有关择偶的谈话涉及一种完全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像父母工作单位的性质、职位、工资福利、退休后的工资福利以及有无新的收入来源、健康状况、住房情况、有无其他家庭负累等话题，是很多父母在交换完子女的基本信息之后，必须重点交流的内容，他们已然能熟练或比较熟练地运用市场化的语言。 除了择偶标准，成功率低也与择偶步骤和策略有关。一个完整的择偶过程，主要包括五个步骤：远望，近观，详议，网聊和面谈，其中前三个步骤由父母或亲友代办，后两个步骤是本人出场。每个步骤都会淘汰掉一些婚姻候选人，即便正式开始交往，也有可能因为了解而相互放弃。为了替子女争取好的婚源，父母们也有不同的择偶策略，由于存在竞争，本地父母与外地父母相互拆台；某些父母对“自找男女”和“相亲冠军”心怀敌意；再加上还有一群来“摸市场”、“凑热闹”或“搅局”的父母。除了上述原因外，不配合或假意配合实际破坏等也是相亲角成功率低的子女因素。 总体来说，相亲角的被访者谈到找对象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谈得拢”–条件对并且有感觉。父母们负责筛条件，子女掌握感情关。“白发相亲”的本质是待婚男女的父母在世俗的市场机制中“代理”子女寻求理想的爱情，其成功率低，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人们试图用一种市场的方式去解决情感的问题。 东方早报：虽然成功率很低，但相亲角聚集的人气却越来越旺，日均人流量过万次。这一现象应该如何理解？ 孙沛东：通过对相亲角的实地研究，我发现它之所以“人气”越来越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具备了很多潜功能。这正是“白发相亲”现象背后的社会学内涵。首先，它是知青一代父母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新途径。对于知青一代父母而言，相亲角不仅是为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地方，更是排忧解闷的场所，是他们的情感驿站。我在相亲角将近一年，每一个访谈都是以被访者的倾诉开启。往往一个人的情绪会传染给周围人，单个的“诉苦”变成了集体的公诉。他们在相同生活经历基础上的情感交流又能够增强这个群体的认同和凝聚，两者相互作用并强化。其次，它是知青一代父母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再次，它也扮演了单身老人择偶的“鹊桥会”的角色，成为中老年人寻找伴侣的平台。另外，它或多或少减少了外地家长们对于上海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同病相怜”者彼此间的倾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内心的焦虑与无助，它成为外地父母建构居住地认同的一个认识性资源。还有，相亲为两代人的情感交流提供了新话题；最后，对部分待婚者而言，相亲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而正是这些重要的潜功能，吸引着父母们虽成功率低却仍乐此不疲地奔波于相亲角，代子女相亲这个目标已经有意无意地被他们异化了。 所以，与为子女寻找到一位合适的结婚对象相比，相亲角在更大程度上是满足了父母们自身的需求。相亲角真正演绎的并非“剩男剩女”的戏码，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当年的知青一代。知青一代在婚恋大事上曾经被“党疼”“国爱”，而今他们的子女要解决婚姻问题时，国家却早已从私人情感领域退出。市场化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国家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性领域的改制，迫使城市居民凡事依靠自己的程度达到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相亲角上展露无遗的就是知青一代的这种集体性焦虑，“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而相亲角同时也具有排遣这种集体焦虑的潜功能，它为他们提供了怀旧和抒情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间。 “剩女”是被社会建构的伪命题 东方早报：你的研究发现，被征婚者以女性白领为主，相亲角里女方的父母远远多过男方的亲友，“剩女”嗷嗷待嫁，“剩男”则一幅施施然待价而沽的模样。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待？ 孙沛东：我觉得“剩女”只是被社会建构的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含一个二元对立的性别价值体系：男主外，女主内。“剩女”话题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它的盛行，也离不开市场化媒体的积极参与。底层青年男性择偶难和城市青年女白领难觅佳偶，媒体和大众更关注哪个话题？“剩女”话题性感又富有挑衅，易赚足注意力，这符合市场经济下媒体要销量、搏广告之需。相亲节目、相亲网站、婚介、偶像剧、该题材的漫画和小说等因此欣欣向荣。这种特殊的相亲经济建立在“剩女”话语上，反过来，它不但推动并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普及，而且巩固了社会对女性进入婚姻的期待和规制。 如果说“剩女”是个假命题的话，广大农村的“剩男”的择偶和婚姻才是真正的问题。在农村，处在择偶婚姻链条最底端的这部分男性完全处在劣势，生存已然处于困境，择偶上的障碍显而易见，因为底层民众的贫困是代际复制的。因为社会，媒体等多重因素，到底结婚还是保持单身这样一个时间和对象问题被过分放大，而没有结婚可能，找不到配偶，而要几代人砸锅卖铁凑出钱来去更偏远和贫穷的地方买一个老婆的农村“剩男”被忽视了。《盲井》和郝杰的纪录片《光棍儿》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原因也在此。 东方早报：你认为“白发相亲”现象所揭示出来的更深刻的社会内涵主要有哪些？ 孙沛东：第一，就是相亲角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转型期阶层壁垒已经强化和社会结构业已固化。婚配模式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标，可以通过婚配模式的变迁，透视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相亲角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十分明显的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阶层内择偶偏好，是明显的同质婚。第二，通过“白发相亲”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的转型。第三，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中重要的一环是由家庭本位转向了个人本位。计划经济下，国家，尤其单位制是个人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渠道，单位对个人的监控很强，离开单位，个人无法立足。此外，婚姻制度也是在一个封闭的民族国家内发生作用，并影响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而在市场经济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个人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物质化、市场化、消费主义化等观念渗透到私人的情感生活世界。一方面，个人主义增强，体现为一种“外扩型”的态势，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尤其是情感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试验性”、“选择性”增强，个人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步子越迈越大；另一方面，传统的婚姻制度和择偶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力逐步萎缩，体现为一种“内缩型”的态势。总之，对于婚姻制度而言，市场化是一种外在的影响力，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新变化。 东方早报：根据你的研究，上海人的择偶观这六十年来大致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变迁过程？这个变迁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孙沛东：1949年后很长时期内，政治因素极大地影响上海城市青年的婚恋观念，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甚至社会关系被认为是青年择偶时必须考虑的前提条件。50年代初，军人和共产党的南下干部深受上海女青年青睐，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的工人由于“根红苗正”的出身也很容易找对象，而自卑感强烈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子女在婚姻市场则比较受排挤。60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家庭出身好（如三代贫农、工人）的人成为最理想的结婚对象，如果干部、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青年能够与“红五类”的后代结婚，则被视为“高攀”。阶级成分的好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择偶标准。70年代，上海女人的理想择偶标准是“五大员”：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头子像驾驶员。当时入党光荣，运动员强壮，演员帅，海员工资高，驾驶员吃香。改革开放以后，择偶标准中的政治主导因素逐渐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所代替。7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海陆空热”（ “海”即有海外关系者，“陆”（落）指落实政策，补发巨款者；“空”即家有富余空关房屋者）。随着高考的恢复，80年代初，社会上的择偶观念出现了“文凭热”。与此同时，上海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涉外婚姻”逐渐成为时尚。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择偶中出现了拜金主义倾向。90年代，“傍大款”现象日益普遍，同时，早恋、婚外恋、未婚同居、试婚、不婚、同性恋等现象日益增多。进入21世纪，市场资本和消费文化成为影响上海青年的择偶标准和婚恋观念的新变量，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更加显著。 东方早报：上海和北京、杭州、深圳等地的相亲角的情况是大致差不多，还是也有地域差异？“白发相亲”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吗？ 孙沛东：近些年在中国大中城市出现的这些相亲角，情况大致差不多。“白发相亲”不是大陆的特例，华人圈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台湾、新加坡、北美等华人聚集的国家和地区近年也出现了类似的相亲会。《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2008年9月7日Clique Wise红娘公司在芳林公园Speaker‘s Corner举办了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个“家长相亲会”。有些父母不但考虑“候选人”的外貌、学历、工作、收入，对其父母的阶层地位和社会背景也很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的角色和义务至今对华人社会影响深远。首先，无论是在中国“家国同构”传统社会中，还是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的现代中国社会，家是一个基本的原点单位，它不仅是生存单位、教育单位、秩序单位、独特的社会保障单位，还是一个重要的解决问题的单位，因此，当子女婚恋遭遇障碍时，父母很自然会挺身而出。其次，成年子女的生活是很多中国父母自身生活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能更好地建构出自身，尤其是退休后生活的意义，而习惯于将自己生活的意义附加在子女身上。近代以来的“幸福”一词在中国也包含“快乐”和“意义”两条主线，就是西方的“幸福观”中的“宗教”和“自然”这两个要素在中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和“子女”。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和子女是获取幸福的途径和手段。最后，“白发相亲”的这代人实际上主要还是“婚姻中心论”的拥趸，对获取和维续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方式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建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