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笼子”外疯狂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00年来中国的蒋介石时代（本身就处在权力争夺战时代）、毛泽东时代都是权力在笼子外的经典之作。特别是毛泽东和平年代的中国前30年——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到9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莫名其妙之死，国家元帅们落难，习仲勋、薄熙来遭遇文革极权人治、没有“国家法治”、没有任何制约之权力泛滥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国家最根源法律——零《宪法》绝对无能的必然结果：国家主席、国家元帅也莫名其妙的死也找不到遗骨，“权力”无限膨胀之国家之巅！100多年来中国，就是权力在笼子外和权力泛滥的历史之作。镜鉴百年中国历史、镜鉴人类史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集权者，就看清了笼子里的权力与权力出笼子的结果。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63年中国、中国共产党92年至今第一次历史契机的这样表述论著这个国家；然而让行使国家、政府权力者生成“不敢”“不能”“不易”腐败的国家“机制”。这也是划时代从来没有过、填补中国空白的一代理论与实践建树，也是全球“法治国家”近200年的前无古人。但正是63年来中国无法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致中国63年来反反复复的成就了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十数次路线斗争、薄王事件等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不再让“路线斗争”、文革、大跃进、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在未来中国每每成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除了建树“法制国家”谁能是？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22日电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在北京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习氏当天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氏说：“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此为“胡温十年”喊了十年“决不姑息”的口号）。习近平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2/c_114459610.htm）。 然而，63年中国，是老虎打老虎、还是苍蝇打苍蝇？大自然中包括人类、老虎、狮子、苍蝇等等所有生灵，有它当然的食物链构成与大自然制衡的环境，中国一党独家至上、12亿多公民之下，怎样建树起世界各国所有“法治国家”一样共有的国家环境？习氏这种“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中国凭什么打老虎？有国家法律、《宪法》支撑与公民的实践吗？就凭习氏一句话？就共产党打共产党之老虎？这正好与近代历史上“中华民国”蒋经国“打老虎”如出一辙。那么，就让现实与历史去见证一下“打老虎”之原囿及其结果吧。 “打虎”谶言：蒋经国到习近平 当权力缺乏制约而面临制度性的腐败时，个人的雄心壮志无法力挽狂澜。当年国共内战的胜利者，今天重提“打虎”，不无讽刺意味。但无论如何，那场六十五年前的“打虎”运动至少可以为今天提供一些借鉴。1月22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最引发舆论关注的，当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表态。这种形象化的比喻，原本只是自由主义限权理论的经典表述，现在从中共最高领导人口中说出来，具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 然而更加形象化的比喻，则是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他要求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对于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来说，“打老虎”的比喻并不陌生。许多媒体也敏感地回想起，上一次著名的“打老虎”运动恰恰是中共的手下败将国民党发动的。更确切地说，是“太子”蒋经国在上海发动的轰轰烈烈、却中途夭折的七十天反贪腐运动。内战进入第三年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已经明显出现颓势，在后方，官僚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仍然沉疴难治。战争导致巨额赤字、物价飞涨，投机商趁机牟利推波助澜。为抑制通货膨胀，1948年8月，国民大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可以说，在经济战线上，党国存亡在此一举，2013年中国也面临一样的“党国”问题。而在上海、广州和天津三大管制区中，作为江浙财阀的大本营，上海可谓是这场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蒋介石特意向蒋经国委以重任，以副督导员之职，行使实际主导权力。在日记中，蒋介石承认，虽然有遭人忌恨甚至断送前程的风险，但作为根正苗红的“太子”，蒋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 蒋经国到达上海后，就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始推行改革。为了安抚人心，争取中小企业主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他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没有食言，的确以铁腕打掉了几只“老虎”，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级别也不可谓不高：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借内幕消息，提前抛售股票牟利，被蒋经国处决；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囤货炒股”，被蒋经国判处六个月徒刑。此外更有大批上海商界、军警人士，甚至中央政府高官被他抓进牢房。 然而，在“扬子公司”一案上，蒋经国遭遇了滑铁卢。扬子公司的老板，正是孔祥熙的长子、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当孔令侃以鱼死网破的姿态向宋美龄求援后，蒋经国的铁腕政策遇到了真正的阻力。最终在蒋介石介入后，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这让上海商界及民众看到，以“太子”一己之力，也无法撼动真正的“大老虎”。10月，蒋经国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向上海市民道歉，承认这场七十多天的 “打虎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后人往往怀疑蒋氏父子的反贪诚意，但从蒋经国的日记中看，他的确是抱着一颗事业心投入这场改革的，他曾表白自己“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学者曹聚仁观察蒋经国打虎失败后，“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也不像作伪。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在执政后期开放党禁报禁，这更清楚地体现出，他的确是有历史担当的政治人物。 然而，这种悲剧性的个人品行，反而更显出整个局面的无奈。当权力缺乏制约而面临制度性的腐败时，个人的雄心壮志无法力挽狂澜。当年国共内战的胜利者，今天重提“打虎”，不无讽刺意味。但无论如何，这场六十五年前的“打虎”运动至少可以为今天提供一些借鉴。 1）、今天的观察者往往倾向于认为，中共党内纪检权力掌握在“太子党”手中，反腐的阻力相应要小，开刀的时候，不必担心“篡权夺天下”的谤议。然而蒋经国 “打虎”的失败经验表明，他不仅是“太子党”，他甚至就是“太子”本人。但即便以这种身份，面对整个党机器，他也无力回天。官僚阶层普遍腐败溃散的局面，不是靠卡里斯玛领袖能够挽回的。 2）、蒋经国志向高远，他痛斥富人的财富和洋房“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其所念兹在兹的，不仅仅是打几只老虎交差，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来救党，逆转贫富分化趋势，重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甚至可以说，和大多数国民党员相比，蒋经国更像是一个共产党员。然而在沉疴遍地的局面中，他的重手猛药一旦遭遇抵抗，反而更快导致整个肌体一命呜呼。 3）、蒋经国的“新政”不乏魄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让人联想起薄熙来在重庆的手段。他曾经在上海体育场演讲，并率领群众唱《两只老虎》歌曲，呼喊口号 “打倒奸商、投机客”、“搞革命”、“扫除腐败势力”。他铁腕治吏，雷厉风行地杀、关、管一批贪官，不惜以运动手法超越法定程序，可谓风气顿时一新。英文《华北日报》曾注意到，当时几周的经历，“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这次蒋氏“唱红打黑”，比今天还要光明正大得多，却同样昙花一现。大的希望化作更大的失望。 1948年的国民党，正在人心的临界点上，打虎失败，连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了；今天的执政者，恐怕也同样面临类似局面，虽然当局者迷，激进者认为临界点早就过了，稳健者认为国事还大有可为，无论如何，这次打虎和当年打虎一样，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旦“人心散了”，必然将导致“一场中国危机”——不再“革命”中成长，就在“革命”中灭亡。这是人类历史延续的不朽篇章。 今天的习氏打虎，无论从个人魄力还是权威资源来看，远不及蒋经国，更何况“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蓝图比当年更加雄心勃勃。在习氏发表“制度笼子论”后，日本《朝日新闻》官方微博曾发布一张手写汉字图片——“左青笼”，这个意味深长的谜面，被网友点破谜底为“右（又）白唬”。中国63年至今的这一波开天辟地的“习氏打虎”是否会被65年前的这谶言命中？真的要沦为“又白唬”，需要时间观察，但是权威流失、信心匮乏的现状，无疑让人不容乐观。63年中国至今，囿一党独大的中国“大自然环境”严重根源缺失，致党、政腐败环境已经丛生成性，怎样“老虎苍蝇一起打”？当然，“苍蝇蚊子”好打很多，中国房妹、房姐、房叔、房哥等就是苍蝇；而打老虎，中国没有国家“游戏规则”的保障，就象“文革”那样“打老虎”？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最最起码的“大自然环境”建树。用“革命”来革人家、革自己的“命”？！ 中国权力63年在“笼子”之外 中国反腐败最不缺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公众翘首期盼的一个制度笼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很快得到实施，就是一个约束权力、遏制腐败很实用的笼子。习氏开天辟地、93年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氏在反腐败问题上措辞严厉的表态，引发了舆论热烈的讨论，尤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提法，更令公众对制度反腐充满期待。高谈阔论的评论员们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对“权力”与“笼子”关系的理解。有的问：主语是什么，谁来把权力关进笼子？有的称：什么样的笼子？有的说：关键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首要是把民众放出笼子。 　　 角度各异，提供了思考问题的不同维度，不过细细分析，多属文字游戏。中国反腐败最不缺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习氏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败历史命题，各部门就应该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让公众看到中央反腐的诚意和决心。这个问题上，不必再假装摸石头了，不必空谈“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笼子”，不必守着笼子找笼子，早已有很多现成的制度笼子等着去启用。 　　 比如，公众翘首期盼的一个制度笼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很快得到实施，就是一个约束权力、遏制腐败很实用的笼子，人类至今200多年来——“法治国家”就是把权力装进了“笼子里”。 　　 日前，在广州市政协会议上，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递交提案呼吁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并率先向媒体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范松青告诉记者，希望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示能尽快实施，避免“有始无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也公开表示，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他会带头公示财产。此前，有好几位中央高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新华社采写的七常委人物特写也被解读为是家庭财产信息公开的信号。中央纪委也表示要抽查核实官员的个人事项报告。 　　 一个国家的官员腐败，就和黄豆发芽的人类生长的惯例一样：一粒黄豆，装在袋子里，挂起来，只要①“水份”控制适当；②“温度”控制有效，那么黄豆就无法成为腐败、烂掉之黄豆。只要“两者”得到有效的控制、或其中的一项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它永远都不会发芽生长、以致腐败掉。党与国家“权力”也是这样，将“权力”与“金钱、利益”，各行其道、有效管制，那么他就永远也不会腐败生长。掌握权力者，当然要“财产公开”——民众一边热，表明民之声浪之高，官员阻力之大，中国条件不成熟？而2013年总书记都说了，尤其是高级官员也站出来公开支持了，说明中国的条件已经渐渐成熟，13亿中国人、官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一个国家，执政了63年至今，已经是三代人“同室操戈”，什么样的制度不能建树起来？既然条件已经初步成熟，起码应该给出个时间表了。官员财产公示并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技术上需要完善，自上而下地推进也需要时间，公众能理解这方面问题。所以专家设计的各种方案中，都为改革留下了时间，并没有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可许多地方官方似乎一直没有给出时间表。过去不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但现在已经成熟了，就应该给出一个时间表。3年？5年？还是10年？总得让公民们有个盼头，给改革一个期限，给反腐败制度安排一种压力。中国63年来权力没有“笼子”装，因之才出现了中国63年来的每每权力泛滥成灾：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到9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莫名其妙之死，国家元帅们落难，习仲勋、薄熙来遭遇文革被权力极端等等都是人治、没有“国家法治”、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泛滥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最根本法律——零《宪法》绝对无能的必然结果：国家主席、国家元帅也莫名其妙的死也找不到余骨，“权力”无限膨胀之国家之巅！半个多世纪的60多年呵，还不够中国历史镜鉴？ 　　 承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应该落实党、政官员财产公示制这样现成的笼子，这也考验着决策者的反腐诚意。中国63年至今，权力都肆无忌惮、高高在上，从来没有用舆论和公民的眼睛来说话，到底是真反腐，还是做做样子，实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是一个历史、人类源头的试金石。将所有执政官员的财产置于阳光下，就是将权力置于公民的监督下。“笼子”早有现成的了，法治、民主国家早已实施了200多年，就看决策者什么时候、是否真正把权力装进这个“笼子里”。共产党就是特权的根源标志；共产党怎样和中国法；把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就首先要关住中国国家之上的共产党——没有国家零《宪法》开端，把权力“关进笼子”只能是一阵风，过了习近平，还有未来的林彪、薄熙来、十数次“路线斗争”怎么办……这一切的发源地都在于，没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近100年中国，一样“人治”集权、没有“笼子”的蒋介石、毛泽东领袖，一样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浩劫；一样“党国”之路、一样没有任何制度“笼子”的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一样都给中国带来了没有“笼子”的无数个国家危亡…… 地球人类社会近100年来，希特勒的权力肆无忌惮，给全世界人类带来无穷无边的灾难；苏联党国权力至高无上，就当然的日落西山；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认清“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国家之根，一如非洲一些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平穷落后近百年。 真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任何统治权力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人类所有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所有的国家，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强制。历史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着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正如蒋介石、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等等）。因为，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占山为王”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更多的暴力来加以更迭。人类社会中行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专制暴政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全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在这样的专制暴政之下，关在笼子里的不是权力，而是民众——任人宰割被鱼肉。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要么是以暴易暴，暴力革命，陷于恶性循环，要么是无力的道德伦伤的说教。 　　 如何驯服一直高高在上、统治权在握的统治者？一旦他们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类在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过程中所留下的三座重大的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用法律束缚君王。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第二座里程碑：用民权限制君权。公元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第三座里程碑：用权力制衡权力。公元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成文宪法，确立了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到了19世纪20年代，自2000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宪政民主的浪潮，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的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经过三次民主化浪潮，宪政民主作为驯服政治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牢固的确立。 宪政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最规则、最无法抗拒的利器。对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 人类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就是承载宪政精神的宪法。用这样的宪法把权力送进牢笼并加以限制与约束的政治实践就是宪政。只有靠宪政，靠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靠每个人都去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降服、驯化统治者。而宪法是这些降服驯化手段的关键。坏的宪法是一部整容过的法律僵尸，任凭统治者违宪作恶，它也不会有丝毫的反应。好的宪法，是一部活的宪法，一旦有统治者违宪，它就自我行动，让违宪者不能得逞。专政之下，宪法是纵容统治者滥权的死宪法；宪政之下，宪法是降服统治者的活宪法 　　 人类宪政驯服权力要有“等腰三角”的永恒制力：“等腰三角”第一边是，划出权力的绝对禁区并让公民与民间力量来参政督政。宪政通过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以及公民的人身权来划出一块政府权力绝对不得进入的领域从而大大缩小了政府权力的活动范围。不仅如此，宪政还赋予公民一系列的政治权利能保障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自由办报、组党结社来主动地限制、监督政权的权力；自由的生活，自由选择生存地的自由迁徙，自由说自己的话…… “等腰三角”的第二边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权力。宪政通过确立法治来对权力加以法律的约束，确保政府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宪政的本质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参见《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美国，斯科特•戈登著）。宪政还通过保障司法绝对独立，实行违宪审查来确保统治者的意志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等腰三角”的第三边是，是分权制衡，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来制衡权力。宪政通过宪法把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一起关进宪政的牢笼，一个笼子里面关上三头权力之兽，权力比老虎更凶猛，是绝对会吃人、杀人的，让他们互相抗衡、相互制约，形成人类生物链。宪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权必须是分立的，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也是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等腰三角”的定律有它最最稳固、永远无法断去的人类文明——“法治国家”的近200年来、通过合力把权力关进了宪政的牢笼里的最最成功之作，使任何掌权者都不再能为所欲为。宪政民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一直几千年来的“暴力”“革命”的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开始趋向于和平、理性、长久的根源之治，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地生根。宪政民主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而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公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 正是权力在“笼里”、“笼外”的历史性区别，国家却一直万古流长，悠远5000年中国、秦始皇历史之最暴政的15年刹那、至今237年美国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崛起、近千年政不变的英国、被历史永远淹没的苏联等等又何尝不是这般历史注定！？ 习氏世纪新论、是否党国践行？  2013年1月22日，习氏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发表63年不曾有过讲话。据新华社中国网事微博称，习近平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习氏是历史、在全人类做秀吗？ 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习氏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习近平：“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习近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习近平：“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习近平：“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习近平：“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习近平：“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他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习近平：“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习近平：“所有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习氏1月2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div>这一切都在于：能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div><div> </div><div> </div><div>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