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代表，不纳税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天，孔子到泰山附近游学，听到一妇人在墓前哀哭。孔子就让他的学生子路去问问原由。妇人说，她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于虎口。现在她的孩子又遭厄运，所以才如此悲伤。孔子问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她的回答让孔子颇感惊讶。她说此地虽然有虎患，但是却没有横征暴敛的苛政。这位妇人居然不敢离开有严重虎患之地，因为苛政更夺命。孔子要其学生们都记住，苛政猛于虎。这则故事见于《礼记•檀弓下》。 然而，重税的苛政并非是中国的特产，厌恶横征暴敛更是普遍的人性。在北美，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民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四艘英国政府所属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英当局拒绝。当晚，波士顿人汉考克和亚当斯领导倾茶党，打扮成印地安人悄悄来到停泊在港口的三艘满载茶叶的英国商船上，将船上342箱茶叶倒入海中。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之所以把英国来的茶叶倒入大海，是因为他们不满英国当局一方面在北美殖民地未经同意就加重税收，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经营的东印度公司却在北美大肆倾销免关税的茶叶。倾茶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定：既然他们殖民地的人在英国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向英国政府缴纳税赋。后来费城、纽约等港口的民众陆续响应，抵制无理的重税。 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于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还增派军队。这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双方公开冲突日益扩大升级，终于在1775年4月爆发了美国独立革命。可以说，抗拒无理重税的倾茶事件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导火索。而独立革命的最重要产物就是美国宪政的建立。如同美国《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宪政民主政体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专制政体：第一，政府的建立必须获得被治者的同意；第二，没有纳税人代表的同意，不得征税。 在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柯尔贝说过一句名言：“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在法皇和柯尔贝这样的征税者眼里，纳税人不过是提供鹅毛的鹅。征税者要拔毛，没有必要去征求鹅的同意，而且鹅不能拒绝。根据柯尔贝的算术，如果一次拔毛太多，鹅会因疼痛而大声抗议甚至试图逃跑。如果为得到全部鹅毛把鹅杀死，就难以持续得到鹅毛。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鹅的容忍范围之内每次少拔一些毛，这样可以取之不尽。与一次性毁灭掠夺对象相比，对掠夺对象加以适当的保护，定期强征保护费更为有利可图。官话叫做培养税基。然而，这样的如意算盘并不能永远奏效。 作为拔毛者的征税者总是有“滥拔滥征”的趋向。当征税者急需鹅毛的时候，他们就顾不上鹅的不满和抗议，决意杀鹅取毛。抢劫就是抢劫，不论抢劫者是蒙着丝袜的歹徒，或是穿着官服的强盗。长久以往，柯尔贝式的劫掠性征税终于产生严重的政治与道德后果。最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王朝的覆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从此走上漫长的共和之路。可见，横征暴敛所导致的反抗是导致王朝覆灭和宪政民主革命的直接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征税权一直由政府单方面强制行使。只是在宪政出现之后，对统治权的控制才通过对政府征税权的约束得以实现。在文明社会中，政府的行动和征税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没有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审议，纳税人就有权不纳税；未经纳税人的同意，政府就无权征税。这是由人类的第一个宪政国家英国在1215年用划时代的《大宪章》确立下来的宪政原则。这一原则在此后的时间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一个国家诚然是要靠赋税来运转的，没有税收，政府就不能生存。但是，在宪政民主之下，必须服从于一个更高的公理：不征得同意不能拿别人的东西。这一公理涉及到两个要素：一是征税者与纳税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二是任何税收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满足这两个要件的税收才是道德的税收。要想使征税合乎道德，就必须把税收当作是平等的公民之间在自愿同意基础上订立的契约，据此成立政府，授权征税。不经过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政府不能拿纳税人的钱财。 在宪政民主之下，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作为纳税人的公民服务。在专制之下，统治者要求臣民无条件地为国家服务，为掌权者纳贡献财。在宪政民主之下，任何征税都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现代宪政民主政体通常实行代议制。与代议政府有关的现代宪政有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无代表，不纳税。这就是说，没有纳税人（通过其在立法机关代表）的同意与授权，政府就无权征税，公民就没有义务纳税，哪怕用征来的税款做对纳税人有好处的事情。 作为代议与立法机构，议会首先是议税的地方。不议税的立法机关就不是议会，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各党各派的议员就征多少税办多少事与行政部门讨价还价，这是议会最初的意思。代表纳税人的议员责任重大，故要由公民通过公平、自由、公正的竞争性选举产生。所以，原则上政府的每一项税收的出台，都要由纳税人的代表来审议，都要在媒体中进行公开讨论。就是说，没有纳税人代表参与制定税法，没有公众自由讨论，纳税人就有权不纳税。税，不仅在于征多征少，而且更在于征税是否得到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税收的用途是否经过审议与批准，税款的支出是否受到监督。否则，多征一分钱，乱花一分钱，不管其理由多么堂皇，都不符合宪政民主。 “税”所反映的是公民及其组成的法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纳税人支付出去的是税，“买”回来的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国防、外交、维持法律和秩序等。可见，“税”是公民拿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为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付出的“佣金”，其所反映的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自愿等价交换关系，而且交易双方是平起平坐的。既然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那么双方就都没有单方面定价权(如税额问题)。而且公平的交易应该是有权选择交易对象，有权退出、有权讨价的交易。如果与“贡”的涵义相对照，“税”的特有政治意涵就更加突出：纳税者与征税者之间是平等的，上贡者与索贡者之间是不平等的；纳出去的税和换回来的服务应该是等价的，而献上出去的贡却是无偿的；纳税人是公民，上贡者是臣民。因此，政府及其征税权必然应该受到民意的制约，“贡献”这种充满君臣主仆关系的词在宪政民主之下没有位置。 纳税人的根本权利是有权挑选谁来做为他们服务的仆人。纳税人作为公民要操心的不是如何为那些“食税人”作贡献，而是要操心怎样防止食税人偷食我们的税。在纳税光荣的专政国家中，主权者是食税者；在有代表才纳税的宪政国家中主权者是公民。纳税意味着政府是纳税人养活的，需对纳税人负责。政府的建立与运转，包括所有的经费支出都需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对纳税人公开，接受纳税人的问责与监督。 税收跟国家一样是一个“必要的恶”，因为它动用了强制。因此，应该像对待国家权力一样，即使在宪政民主之下，也要把它降低到最小限度，税负愈少愈轻愈好。税收用途与意图也许是正当的，但是未经同意来强征暴敛是不正当的。用不正当的手段纵然是去实现可能道德的目的，终究也是不正当的。判断税收是否正当，征税的名义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是否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好的税制应该实行轻税原则。因为税权是一个毁灭性的权力，为了减缓税的危害，税负越轻越好。 公民若要想用纳税来换取当政者的优质服务，就须有权利在公共服务的不同潜在当政者中进行必要的选择。挑选执政者的选举必须是差额的和竞争性的。国家税收权必须归属于纳税人代表组成的议会，即立法机关。故纳税人须有代表参与制定税制、确定税种与税率、税额。立法机关的基本功能就是审议政府要花费纳税人税款的请求、规定其支出额度、核查其明细账目、监督支出的效果。 宪政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政府任意征税的。宪政限制了政府强取豪夺的权力，用种种法律和程序对政府的收税权加以系统地限制。从征税的角度来说对政府的限制应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程序上的限制，任何征税必须得到通过程序表达的民意的同意，任何税收项目的确立必须依据固定的法律程序。但是仅仅有程序上的正当性的征税是不够的，因为征税的数量也必须有限制，要不然的话，就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即多数人一致同意剥夺少数人的财产，或是政府把税收最大化。这也违背了人类建立政府的目的。所以，宪政下的议会要有审核预算和决定税收的权力，应该通过选举向纳税人负责。 由此可见，宪政民主之下，公民作为纳税人与政府作为征税者之间的关系是公正的、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特征是：无代表，不纳税！ （作者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保守主义》、《共和·民主·宪政》、《权力现象》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a href="http://t.sina.com.cn/liujunning"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c74b15; text-decoration: none; outline: #000000;">新浪微博</a>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