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何以沦为人间地狱？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如今五十岁以上的四川农民，无不对当年的大饥荒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妇女停经和子宫脱出、小儿干瘦等几乎无人幸免。全家死绝、全村子人死绝屡见不鲜，无力掩埋的尸体遍布荒野田间。吃人的事多有发生，死人被食、杀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间互食、食人者又被食……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四川是遭受“大跃进”人祸最惨重的地区。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提供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军粮，即便如此，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没有直线下降。反倒是在共产党治下风调雨顺的和平年月，上演了死亡超过一千万人的、自从明末张献忠屠四川之后最大的惨剧。作为四川人，我常常听父母辈和祖父母辈讲述那个“低标准”年代让他们终身难忘的噩梦：奶奶的妹妹前来借粮食，奶奶那时孤儿寡母尚且自顾不暇，哪有余力施加援手？便硬着心肠将饿得失去人形的亲妹妹拒之门外。一无所获的奶奶的妹妹，倒毙在回家的路上，连尸体都找不到人帮助掩埋。少年的父亲也曾全身浮肿，挣扎在死亡线上，全靠奶奶冒险做豆腐卖的一点收入，一家老小才死里逃生。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事件，一千万人的死亡是一个数据。习近平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历史博物馆精心制作的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大国崛起”的展览，当然不会包括这“死人如草不闻声”的一页。 杨继绳所著上下两卷的《墓碑》一书，确实跟墓碑一样沉重。不过，这本百万字的著述，相对于那场冠绝古今的国家悲剧来说，仍然只是沧海一粟。即便修建一座比人民大会堂还要宏大的纪念馆，也不足以一一记载大饥荒的史实。在今天的中国，大饥荒仍是研究的禁区、历史的黑洞。当局严密封锁档案；死难者无法开口说话；幸存者在政治运动的阴影下三缄其口；有能力写作和研究的作家与学者，大都对这个“敏感”主题退避三舍——投入和收入不成正比之事，谁愿意干呢？除了杨继绳，还有东夫；除了《墓碑》，还有《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如果说前者是关于全国大饥荒宏观的、全景式的描述，那么后者就是对川西平原大饥荒局部的、细致的个案研究。作者耗时十多年，查阅数百万字的官方和民间史料，采访数百名亲历者，终于写出了这本为死者追魂、为生者“开窍”的历史巨著。 饿痨病是一种什么病？ 古语云：“扬一益二。”这是说，古称益州的川西平原是仅次于扬州的宜居之地。陆游诗云：“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在这个与中原政权若即若离的天府之国，人们安居乐业，自得其乐。自古以来，四川的祸乱大都是从外部侵入的，使四川濒临毁灭边缘的罪魁祸首张献忠和李井泉都不是四川人。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四川在民国时代相对独立的地位被取消，成为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和计划经济的一枚棋子。在中共高干当中，四川籍贯的文臣武将济济一堂，但毛泽东偏偏挑选江西人李井泉治理四川。李井泉在四川一干就是十多年，熬成了颐指气使的“西南王”。四川大饥荒的惨剧，是由毛泽东和李井泉共同导演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连续发表六次讲话，继续严厉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政策，由此“大跃进”拉开序幕。李井泉唯毛泽东马首是瞻，在四川推行极左政策，种种不可理喻的倒行逆施，把农民逼入走投无路的绝境。东夫在书中举例指出：“如清查‘瞒产私分’——硬说粮食是被农民私分隐藏了，大肆查抄以至挖地三尺；如‘砸锅运动’——以防农民在自家煮东西吃，否则治以重罪；如打人成风——农村基层干部以骇人听闻的残暴武力惩治不服从其荒唐命令、敢于讲真话、或为了活命‘偷吃’农作物的人。” 于是，大饥荒在这片鱼米之乡蔓延开来：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种奇怪的病症开始在川西坝子流行。东夫描述说：“患者先是下肢踝部肿大，渐次上升到小腿乃至全身，用手指在浮肿的部位轻轻一按，就会出现一个经久不散的圆坑。严重者浑身像一只注了水的尿泡，黄亮透明，然后又像给放了水似的干瘪如柴。如此一胖一廋，几经反覆，人就像抽筋断骨般瘫软下来，极度衰竭而亡。”这不是一种“病”，因为“这种病很怪，不烧、不吐、不咳、不痛。会泻肚子，排泄物中却分离不出肠道病菌，什么神医怪手，仙丹妙药一概无效。” 当时，谁都知道这是什么病，但谁都不准和不敢说出这是什么病。当局派遣医疗小组下乡，稍有良知的医生说了真话，立即遭致免职批斗；大家只好睁着眼睛说瞎话，敷衍塞责，任由死神肆虐。到了大饥荒后期，农民横也是死、竖也是死，便以四川人特有的幽默发明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名词——“饿痨病”。痨病就是肺病，肺病会逐渐耗尽病人的营养，使人虚脱而亡；而饥饿本来不是一种病，当饥饿与肺病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将人推上了必死的境地。 一只载入革命史册的母猪 <div> </div><div>    在书中，各色人等走马灯似地登场：刚愎自用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察言观色的封疆大吏李井泉，由地痞流氓蜕变成的基层干部，将毛泽东当作皇帝来崇拜的农民，以及因说真话而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的大大小小的“现代海瑞”们……从中央决策的奥秘，到省市高官的亦步亦趋，再到基层干部的贪赃枉法，人的故事，或让人怒发冲冠，或让人长歌当哭。人的故事，当然波澜曲折；与之相比，一个关于猪的故事，更让人欲哭无泪、笑而心痛。</div> “大跃进”不仅要在庄稼收成上“放卫星”，也使得谎言遍及农业基建、禽畜养殖等各个领域。四川是一个养猪大省，李井泉自然不会放过产猪的数字。一只“有着革命历史意义的母猪”由此应运而生，这只猪的经历比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更加精彩。 该书引用了四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当时的一篇报道：广元马鹿公社有位五十五岁的女社员刘玉兰，三十多年前红军北上抗日时，给她留下一头母猪。红军走后，复辟的地主妄图夺走这只母猪，刘玉兰为了保护这只母猪，遭受了敌人无数次毒打，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保存了这份革命财产，并把它喂成了今天人人称赞的“母猪王”。这篇报道严肃而庄重地总结说：“这只有着革命历史意义的母猪被养活了三十多年，已产仔一千一百多头，这不仅创造了我国养猪史上的奇迹，也将成为革命历史中的美谈。”谁敢不相信党报的报道呢？此时此刻，猪的寿命只有二十年左右的常识已经不重要了，一只活了三十多年、生了一千多头猪的母猪都还在大生特生，还有什么猪们办不到的事呢？中国的猪们，比起奥威尔小说《动物庄园》中的猪们来，更加长寿、更加聪明、生命力也更加旺盛。 但是，有猪而无饲料，那一年的冬春之间，猪和人一样大量死亡。为了保住李井泉树立的这面摇摇欲坠的大旗，基层干部不得不亲自去喂猪，甚至一度除了喂猪以外什么事也不干。在当时的汇报材料中，罗列了若干“猪比人贵”和“人以猪贵”的先进事迹：先锋公社曙光管区主任刘兴泰的女人曹素光，“用自己的奶喂活了两头猪儿”；崇兴公社一管区饲养员怕猪受冻，“抱着猪在床上睡觉”。在那个六亿人民皆诗人的时代里，民间艺人演唱说：“人民公社闪金光，人人夸奖养猪场，条条肥猪赛大象，个个母猪长得胖……” 然而，美妙的言词掩盖不了残酷的事实：一九六零年年底，温江专区猪只的头数下降到百万头以下，比头年刚刚倒减一番，死亡的多半是小猪，根本出不了栏。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写过名为《人妖之间》的名作，揭露共产党治下人妖不分的现实。而从党报将母猪当作英雄的报道更可以看出，人猪一体，成何世界？猪犹如此，人何以堪？ 恶贯满盈的毛泽东及其屠夫队伍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排名第一的杀人魔王，其杀人数量之多，让希特勒、斯大林等同侪亦自叹不如。毛泽东杀人，不用枪，不用刀，用的是意识形态，用的是思想与话语，故而能杀人于无形之中。至少三千万无辜民众，死于毛泽东的乌托邦狂想，死于极权体制的残忍。 人为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单靠毛泽东一个人在中南海里发号施令是办不到的，在地方上必须有一大群忠实的奴才贯彻之。李井泉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表扬说，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成都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照合影，毛破例让李井泉坐在其身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李井泉顺势升任政治局委员，也是全国各省头头中惟一的政治局委员。李井泉善于揣度毛泽东的心思，在中央似乎风头转向时，仍然坚持在四川搞左的那一套，他对迷惑不解的手下干部说：“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问题的时候，就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李井泉深知，毛才是中国的君主，既然毛决心搞下去，他就要跟随到底，即便四川人全部都死翘翘，他也在所不惜。 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在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各专区、县、乡、村等各级政府，充斥着将个人利益看得高于百姓生命的酷吏。比如，东夫记载了一个当过伪军的管理区主任汪齐松，用酷刑从农民手中榨取最后的一粒粮食。在其控制区域内，仅三管理区二中队的四十三户社员，被他打过的就有四十户，其中六户全家老少人人被打。十二岁的女孩汪木林捡豆子吃，被汪一脚从屋里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员汪齐青偷了两把胡豆，小队长恐吓他说“等汪齐松回来再说”，汪齐青吓得上了吊。后来，上级将汪齐松抛出来当替罪羊，调查小组在报告中说，被汪打死的有五人，打后一至二月内死的六人，三个月后死的十一人，打残废的二人。像汪齐松这样的酷吏，只是中共黑帮化的地方政权的冰山一角。 从毛泽东到李井泉再到汪齐松，形成了一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队伍。东夫根据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开出版的县志，统计出四川最富庶的温江专区下属各县的减少人口数量和减少率，四年间共减少六十八万人，减少率为百分之十三点七。尤以郫县、邛崃、新津为高，我的老家蒲江县减少了两万多人口，减少率为百分之十四点七，居中等水平。以全川来看，川东的涪陵专区死人逾三成，川西的荥经县死人一半，川中的简阳县四年间减人三十七万……这些数字无不触目惊心。作者在对官方出版物《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数据作了研究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大饥荒造成全省死亡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计一千一百七十八万。这与曾任四川省高级干部的廖伯康在回忆录中揭露的一千万的数字大致吻合，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认可这个数字。在中枢任要职的朱德、邓小平、杨尚昆都是四川人，但他们对家乡的苦难统统闭口不言，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遭遇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不尊重生命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大饥荒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而避免悲剧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建立永久性的大饥荒纪念馆。当然，从不认错的共产党政权不会主动这样做；所以，民间应当有更多像东夫这样的作者，率先突破禁区、发愤著书、立此存照。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