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3月16日，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王毅以占投票总数99.4%的高票，当选新一任外交部长，从而应验了外界的预测。对王毅的当选，最兴奋的是日本媒体，不仅《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共同社等主流媒体均在第一时间予以报道，NHK晚间新闻节目更破例以近5分钟的时间高调报道，认为“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在外长人选上起用知日颇深的王毅，说明习近平领导班子为收拾事态，有意摸索破局的线索”。其实早在人大开幕前的2月23日，日《产经新闻》和时事通信社便先后报道了新外长人选已“内定”王毅的消息。3天后，路透社才预测“王毅有望出任中国新外长”，而彼时，中国官方媒体却连只字都未提及，日媒对王期待之殷由此可见一斑。</div><div> </div>作为继唐家璇之后，第二位外事口日本职能部门（亚洲司日本处）出身、官至外长的“知日派”外交官，王毅在日本颇有人气。3月16日，NHK 晚间新闻的女主持人上来头一句话就是“对这位6年前曾任中国驻日大使的先生，恐怕有很多观众会感到面熟吧……”以如此亲切的口吻报道一位中国人，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势下，对一向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在涉中报道时基本以“负面新闻”为主的日本电视媒体来说，多少有些意外。甚至面向主流社会、一向以严肃面孔示人的《日本经济新闻》，居然在评论中以“因相貌端正有‘外交帅哥’的爱称”的句子开头，令笔者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总之，王毅的人事安排，确实受到了日媒的普遍欢迎，其外交履历也被翻来覆去地重温。<br /><div> </div><div>日媒比较看重王毅者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出身和早年经历： 59岁的王毅是北京人，出身于普通市民家庭。“文革”中初中毕业，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在靠近中苏边境的黑河度过了8年青春岁月。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入学时，王毅已24岁，在外语院校中属于“大龄生”。为克服年龄障碍，他每天拂晓即起，边在校园散步，边大声朗读日语，苦练发音。这种平民出身和拼命三郎精神，令市民社会的日本人有种亲切感。</div><div> </div><div>二是文才出众。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在亚洲司任科员。此时的王毅，学术理想未泯，业余钻研日本史，涉猎颇广泛，曾有学术论文《论日本大化改新的成败》发表于权威的《世界历史》杂志（1983年第3期），在人才济济的外交部小有文名。1984年，胡耀邦访日，王毅奉命起草总书记的基调讲演稿，其宏观的视野、清新的格调和洗练的文字受到激赏，被破格提拔为日本处副处长。作为胡耀邦访日的成果，3000名日本青年应邀访华，成为80年代中日友好“蜜月”期的高潮，王毅便是接待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后来，这批人士中出了很多对中日友好抱有真诚理想的社会贤达，颇有影响力，其中一些也成了王毅日后的人脉。平民出身的秀才，使日本人的好感又深了一层。</div><div> </div><div>三是外交职业生涯：1989年9月，王毅被派往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任参赞。时值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一个空前微妙的时期，中日经贸也处于全面中断状态。对王毅来说，这初次派遣，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作为外交官，在对日外交前线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历练，磨练了外交手腕，积累了弥足珍贵的职业经验。2004年，作为驻日特命全权大使再度赴任东京，修复因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靖国参拜而骤然冷却的中日关系。两度危难之际，被委以重任，应对非常事态的经历，使王毅的外交生涯中，多了一重“危机处理专家”的履历。两国关系顺风顺水时，双方都很随意，若无其事。但危机关头，谁做了哪些人所不能为的事情，别人不会忘记。尤其是日本人，也有类似国人的所谓“吃水不忘掘井人”的情结，民间有种“报恩”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毅的外交生涯，虽然作为职业外交官来说并无甚特异之处，但应对危机的经历，还是在他的履历上写下了不同凡响的一笔。</div><div> </div><div>除了其早年经历和外交生涯中的这些可圈可点之处外，不能不说，王毅身上的某种堪称独特的品质，使他成为一个特别易于为日本民众所接受的一个中国外交官。作为大使赴任后，他马上邀请住在中国使馆周边的街坊四邻到使馆做客，热情款待；他不仅与政治家和高官打交道，也与一般的民众，甚至大学生保持交流，经常到各地演讲；特别是他爱好登山，爱读日本的古典，洗练的趣味更加深了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强化了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之间的纽带。日本民众也觉得这位相貌酷似时代剧中人物的大使，不仅操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总是面带微笑，风度宜人，态度亲切，于是粉丝——尤其是女性粉大增。日本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媒体社会，对政治家、官僚和公众人物的公共形象尤为看重，王毅温婉儒雅的气质风度，让他不出名也难。所以，他在日本媒体上的曝光率相当高。</div><div> </div><div>说起王毅，长年的外交“对手”、前日本国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说，“印象最深的是脑子好使，绝对是一流的外交官”。驻日大使任上3年，首要任务是修复因小泉屡屡的靖国参拜而彻底搞僵的两国关系——用当时两国媒体的表述是“政冷经热”。可“冷”归“冷”，东京的外交前线却一刻都没有停止动作，制约小泉政治“暴走”的外交努力，在水面下始终在施展，一直持续到最后。为反击小泉2004年元旦第4次靖国参拜，中方确立了以首脑峰会来牵制日方的应对方针：不仅是小泉访华和温家宝总理访日，连在第三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场合与小泉的会谈也要重新纳入考量。因为此前，面对日国内舆论对其因靖国参拜而迟迟无法实现两国首脑峰会的指责，小泉曾公然搪塞说“反正可以在国外（第三国）见面，不就得了嘛”。赴任伊始的王毅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应对即将于2004年11月下旬，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的中日首脑峰会：见，还是不见。11月9日，王毅与日外务省事务次官（相当于副外长）竹内行夫紧急磋商。担心预计中的第三国峰会再次黄掉的竹内口头提议四点条件，如“小泉首相于首脑会谈前后，不明言‘明年也要参拜’”、“表明将切实处理靖国问题的立场”等。王当场笔记，并火速通过北京的国务委员唐家璇向甫抵达圣地亚哥的胡锦涛主席呈报，胡主席当即下了“会见并直接要求中止参拜”的决断，从而达成了所谓“四项目提案”和“接受首脑会谈”的“密约”。11月22日晚，胡主席会见小泉，径直端出靖国神社问题，强调“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敏感之年” ，敦促对方自制。诡异的是，首脑会谈结束后，CCTV和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却迟迟未予报道，首次见诸中央媒体已是峰会结束12小时之后。而就在报道前1小时，小泉与同行的日本记者恳谈，被问及来年有无靖国参拜的打算时，小泉回答：“无可奉告”。“原来中方是在确认小泉是否按双方的‘密约’出牌的基础上，才予以报道——他们并不信任小泉。” 在两国关系的危机关头，中方“如临如履”的心境可想而知。</div><div> </div><div>不过，说到“密约”问题，王毅还曾被卷入另一场与靖国参拜有关的口水官司中，令他哭笑不得。1985年4月，小泉第5次参拜靖国神社后，王毅应邀在自民党总部召开的外交调查会上演讲时，公开质疑小泉作为首相的公职参拜行为：“日本国民去靖国神社我们不会置喙，政治家去我们也不视为问题。但是，首相、官房长官和外相是日本的脸面。我们曾有过这三人不去（靖国神社）的君子协定。希望日本能退一步，切实加以应对。”明言1986年8月15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后，遭遇中方的反弹，后与中方之间曾达成过关于“三驾马车不参拜”的“君子协定”。 但正值靖国参拜问题持续发酵的节骨眼上，一旦旧事重提，被日本媒体广泛报道后，从小泉本人到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和外相町村信孝一致矢口否认，连时任中曾根内阁官房长官的后藤田正晴也说“我不认为有过那样的君子协定”。一时间，王毅遭到日本媒体的围攻，百口莫辩。但以王毅的资历和稳健，绝不可能妄言。后来，倒是原外相高村正彦出来打圆场说：“听外务省的人说，作为‘阿吽的呼吸’ ，似乎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虽然并没有协议，但那种形式还是延续下来了。”尽管高村并不认可“君子协定”本身的存在，却间接承认了长期以来，执政自民党内，确曾有过内阁“三驾马车不参拜”的自肃的事实。高村是自民党内资深的“知华派”政治家，其仗义执言，好歹算为王毅挽回了面子，客观上却也道出了日本政治，特别是围绕中日关系的政潭之水有多深的现实。</div>随着小泉纯一郎的退场，深陷“政冷经热”怪圈的中日关系终于迎来了转机。在王毅与时任外务省次官的谷内正太郎的斡旋下，2006年10月，终于实现了“后小泉”时代第一位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破冰”之访。日本著名作家、时事通信社驻北京特派员城山英巳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天皇工作”秘录》中记录了胡主席会见安倍时的情形：<br /><br /><div> </div><div><em>“记得1997年3月，安倍先生访华时，我曾会见过您。”胡主席的记忆力令安倍大悦是肯定的。</em></div><div><em> </em></div><div><em>随后，安倍话头转向自己的此次访华：“多亏了戴秉国先生和王毅先生的尽力。”胡主席接过话头道：“还有谷内先生。”</em></div><div><em> </em></div><div><em>在场的中国外交部官员听了这番话语应酬，越发强化了对安倍在首相任内，定然不会参拜靖国神社的信心。 </em></div><br /><div>驻日大使任期结束，王毅作为副外长又参与了朝鲜六方会谈的谈判，担任六方会谈首任议长。中国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做了大量工作，有功劳，有苦劳。而这背后，自然都有王毅折冲樽俎的身影。</div><div> </div>2008年，离开外交部，转任国务院台办主任，主持对台事务。其间签署了意义重大的经贸协定，两岸关系稳步发展，有目共睹。尤其是因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中日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时，作为体制内顶尖的“知日派”，王毅发挥对台事务的经验，从战略高度呼吁“两岸共同维护钓鱼岛主权”的表态，令人印象深刻，其战略意义不容小觑。<br /><div> </div><div>王毅为人一向低调。日本主流媒体数年前便预测王毅复归外交口是时间问题，并对此充满期待。但王毅自离开外交部以来，一直刻意回避日方的各种请求，从未“越位”。对此，日媒示予以最大限度的理解：惟其“知日”，客观上才必须与日本保持一定距离。前大使宫本雄二说：“由知日人士填补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我们固然应该欢迎。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也会被所谓‘知日派’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当然会意识到这一点。”宫本从自身外务省“中国帮”（China School）出身的资深“知华派”的人生经验出发，暗示了中国“知日派”意识到国内舆论的存在，反而难有作为的另一种可能性。</div><div> </div><div>进而言之，两国关系的此番动荡，动因非数年前的靖国参拜、历史问题等意识形态化因素，而是关涉主权问题，双方谁都难有转圜余地。况且，后“不惑”时代的中日关系，已然超越了“因人而异”的阶段，并不依赖于官方主导者及其主观意愿，也确乎是一个现实。但虽说如此，党内屈指可数的“日本通”王毅就任外长，毕竟令日本舆论感到了两国关系改善的一线契机。应该说，他们的乐见是善意的，也理应得到中方的善意回应。</div><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