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今年兩岸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習近平、李克強為首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後知識青年一代躍上領導階層，而出身民間的李克強，曾經是一九八零年代初期北京之春的見證者，當年活躍的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我國則由江宜樺出任行政院長，臺灣解除戒嚴和民主化的「秩序繽紛的年代」在他的生命和思想中留下深刻的印記，臺灣的憲政制度和國族認同，是他政治思想研究中一貫鮮明的關懷主題。<br /><br />知識和人格成長於一九八零年代的一代知青，已經逐漸躍上兩岸的政治舞台，他們其實都有著一定相類似的時代感。在中國大陸，一九八零年代的改革開放，正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方向的全方位反省和思考，雖然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事件暫停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但顯然地，這一決定中國大陸大國文明崛起成敗的未竟事業，歷史和命運則將其責任交到了後文革一代的手裡。習近平在去年十二月出任共產黨總書記之初，在北京《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佈實施三十週年》大會上，提出了憲政夢的願景，年底，則有七十多位公共知識份子連署發表了〈改革共識倡議書〉，也列出「推進依憲執政」、「保障憲法效力」等訴求；在臺灣，一九八零年代是蔣經國領導國民黨政權展開自由化與政治革新的時代，新興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整個臺灣社會也都在進行全面的反省與思考。幸運的是，儘管中國國民黨政權在《美麗島》事件中一度展開整肅與反撲，但幾經掙扎，最後仍舊選擇了正確的歷史方向，使臺灣終於成為立憲民主的國家。一九八九年可以說是兩岸發展與競爭的分水嶺，許多臺灣人看透心冷，自此認為臺灣在政治上應該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被捲入中國的黑洞，或至少為中國人保留一個立憲民主的機會和對照的經驗；在此一歷史階段及其稍後成長的臺灣新世代，親歷國家轉型和思想解放的陣痛後，懂得立基於個人主義而懷抱自由和民主的價值，磨鍊出相當的公民意識和社會正義感．擁有獨立的判斷和思考能力，對黨國意識型態和領袖崇拜充滿質疑而勇於拋棄歷史的包袱。江宜樺向來主張以憲政制度認同取代統獨論爭，他的這一立場，相當典型地反映了臺灣新世代的國家觀，乍看之下，與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野熱衷議論的憲政夢似乎有異曲同功之妙，但實際上，雙方對憲政的理解是有極大差異的，臺灣人談的憲政是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當前以〈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為憲法文本的臺灣憲法秩序；中國大陸談的，還只是憲典主義（constitutionism），只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能發揮其規範性和實效性，還不到檢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正當性問題的層次，所以兩岸之間要以憲政制度作為建構認同與共識的基礎，形同而實異，還言之過早。<br /><br /> 香港新世代的時代性格則令人驚豔。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和一九八九年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兩次洗禮後，殖民地人民的虛無心態，已經逐漸蛻變為香港城邦意識，維護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下高度自治的基本法架構，而在此一基礎上追求香港的民主化和社會正義，是香港民主派的共同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在憲政法理的價值高度上抵擋香港的民意，只能以愛國主義和恩庇侍從主義來分化和收買香港。這是當前香港政治發展的圖像。兩岸之間的價值衝突至少還有著臺灣海峽起著隔離的作用，但香港則是現實存在的一個真正的戰場。香港的城邦自治意識和臺灣的公民民族主義，都是基於立憲主義而來，因此港臺間的民間社會交流互動相當暢通與熱絡。當年香港德明校友會在國立臺灣大學校園掀起臺灣保衛釣魚臺運動的風潮，臺灣則以民主化的經驗回饋與鼓舞香港，而今更為年輕的香港學生，則以積極的態度和行動引領風騷，活躍於香港街頭和臺灣校園，為臺灣因民主化而沉寂已久的學生運動注入活水，也使臺灣社會意識到中國因素對臺灣基本價值的侵蝕作用，而將一度失去方向的臺灣民主化鬥爭，在與中國民主化連繫後找到目標。<br /><br /> 澳門地處廣東珠江口，然島上歷代福建移民眾多，因而帶來了天后媽祖的信仰。由於福建移民後裔在文化上的相近性，澳門人對於臺灣存在著外人難以觀察到的親切感，澳門人在臺灣升學者比例甚高。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中國後，博彩事業帶動了經濟強勁的發展，經濟發展則帶動了澳門高等教育的擴張。許多大陸人和臺灣人到澳門求學與任教、工作，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澳門本地以往自外於兩岸與中國議題的社會輿論面貌。澳門未來在兩岸之間勢必將扮演份量更重的橋樑角色。<br /><br /> 兩岸四地屬中華文化圈，對世界與東亞經濟的貢獻極大，彼此間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程度不一，而有極大的互補和合作的空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賈慶林在任內最後一次工作報告上宣示，未來五年在兩岸關係的經營，將會全面加強和臺灣各界交往、對話、合作，而以厚植共同利益，增進民族認同為主軸。兩岸共同利益的尋找和建立，單憑客觀的經濟規律以及資本家的逐利本能就已足夠；民族認同的問題在臺灣是假議題，臺灣人中居大部份的漢人不會有人否認自己是漢人和否定自己的文化，而且臺灣文化的中華文化含量還遠遠超過曾經受過文革摧殘的大陸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操作民族主義的目的，在臺灣人看來，乃是有意通過混淆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來達到使認同漢民族或中華民族者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或一中框架，而這則意味著必須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作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事實，這種概念偷換的統一戰線工作，目的是要消滅臺灣的國家人格，凡是腦筋清楚的臺灣人都不可能接受的。<br /><br /> 中港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政治概念偷換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張愛國愛港人士方有選舉與被選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權利，但何謂「愛國愛港人士」，日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則明確指出，就是不能夠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共產黨黨國體制，直言之，「愛國愛港人士」就是不能與共產黨對抗的人，這種「愛國愛港」的定義，遠遠超出中文日常語言的經驗範圍，誠令人費解。<br /><br />吾人贊成全面加強兩岸四地各界之交往、對話、合作，但目的不在追求共同利益，而是相互理解、諒解和尋求共同價值，因此在政治與經濟總體實力上相對於大陸居於弱勢的臺灣、香港和澳門，必須在價值與共識的層次上作更多積極的努力。臺北《國家記憶之二──尋找與發現》紀錄片影展策展人章東磐在《尋找少校》放映後座談會上自況：「我們是歷史被遮蔽的一代，習近平也是」，就點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世代的問題，即在黨化教育和資訊封閉的環境中成長，導致理念價值以及歷史事實的認知偏差而與境外世界無法對話溝通的情形。只要我們相信人都具有理性與良知，則這一問題的改善，只有通過更多與境外的真誠交流與資訊交換，並用以反省和思考，才有其可能。若是如此，則當對岸願意全方位與臺灣各界交往、對話、合作，臺灣也應當傾全力幫助對岸理解臺灣和世界，特別是結合香港與澳門這兩個制度與價值與臺灣相類似的自由社會之資源，以便改變中國大陸人民與共產黨的思維。使雙方的交往能夠超越利益的計算，而是基於共同價值的互信、互諒與互助。<br /><br /><div> 我們認為促進兩岸新世代相互理解、又不傷害兩岸政府尊嚴的最好方式，就是持續擴大文化與教育交流的面向，包括學生與教授交換、非政府組織之合作、朝野政黨智庫學者的深度對話與交往、媒體的對等開放等等。國民黨榮譽主席前副總統連戰向習近平要求允許國民黨在廣東、福建、海南三省建立支部，民進黨前主席前行政院長謝長廷破冰登陸與共產黨就憲法各表非正式交流對話，都為臺灣朝野政黨面對中國因素、輸出臺灣價值提供了具體的示範和作為，我們希望在這一政治效應下，兩岸四地的民間力量也能在政黨之後有著更多的互動和交往。</div><div> </div><div> </div><div><em>作者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台灣) </em></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