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回憶“四五運動”

<div> </div><div>一</div>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四五運動”飄然逝去，已三十七年。老一代，心靈的創傷重疊太多，大約淡忘了；中年人，那時還是娃娃，睜大天真的眼睛奇怪地望著這個荒誕世界，大概如今世路已慣；青年人，全然不知有這等事，一臉茫然地“往前看”。那片土地上，政治依然是宮牆內一小撮人玩弄的陰謀把戲，外面觀場的矮子們津津有味地測字猜謎，跟著裡邊的指揮棒起勁地舞動；老的垂著頭下台，新的招著手上來，漂亮的口號是一籮筐紙花，社會仍是一個惡臭烘烘的奧吉亞斯牛圈，更深重、更可怕、更堅定地墮落下去。         幾十年縮微了千年歷史，或曰千年歷史濃縮於幾十年。你想知道歷史的密碼和謎底麽？你想知道劣質的頑強的遺傳基因和某種惡性變異麽？你需要先懂得眼下的三十年史、六十年史、近百年史。你不可只看西門慶身上的長袍大褂被西服領帶取代、他的生藥鋪已由清河縣開到了海外，你應當看見秦二世胡亥已被一群拿了本子的花花太歲取代、李斯趙高們日夜勤奮地掌管著維穩重任和意識形態，你應當知道舊時代的鬼魂蛆蟲似地爬滿那些臭皮囊的里里外外。         那片土地上，現實不是為了人們看清它的真面目，而是為了包裝自己來和你耍魔術。於是一群義憤的男女索性脫光，來個禰衡面對曹操，告訴人們這是做官為政第一道理：真知無須掩蓋、醜惡必須揭露。那片土地上，歷史不是為了要人們記住，而是要人們遺忘。於是一個被強迫健忘的國家，騙子換代、口號更新、政治毫無起色。周而復始、重蹈覆轍，成為一種無望的宿命。 二         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是中國當代史上第一重大的劃時代事件。四月五日這一天，中國人才算是主動地站起來，開始成為掃蕩土偶、推動進步、創造歷史的英雄。這一天，北京的青年們公開反對共產黨極權統治，憤怒反抗毛澤東的倒行逆施，向世界發出明確的信息：中國人民已經覺醒，不再受這夥政治騙子的愚弄，秦皇式暴虐統治已一去不返，我們要揚眉挺劍，橫掃這夥盤踞中國政壇的害人蟲，人民要當家作主人。         試想，從六十年代以來個人迷信日漸加溫、直至毛澤東借此發動“文革”，其個人崇拜如日中天，達到走火入魔的瘋狂地步。多少人恨不能撕裂胸膛、袒露一肚子忠誠，多少人像章滿身、語錄在手、句句不離小紅書，多少人憑著一句“最高指示”就去赴湯蹈火、殺人越貨。不到十年，人民挺身而起，湧向廣場，向深宮中依紅偎翠、衰朽不堪的腐敗侏儒發出反抗的怒吼和歷史宣判的雷音。從萬眾齊呼“萬歲萬萬歲”到“揚眉劍出鞘”，不過是中國當代史的一瞬。從四五天安門起義事件到這個歷史罪人翹辮子僅五個月，令人想起那個斃命於刀劍討伐中的隋煬帝，那個速死於萬眾聲討中的袁世凱。歷史和天理常常顯示它的嚴峻邏輯。 三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事至今歷歷在目。中國青年的英雄性格和義勇精神，那些英勇、壯烈、激動人心的場景，伴隨著心靈中從未有過的那種美好感覺，永久地留在記憶裡。那時，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北京人民正在挽救民族、扭轉方向、創造歷史。這是一九四九中國陸沉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一天，它將永遠光耀史冊。         前一天是清明節，星期天，連日來民眾借悼念活動展開的政治抗議達到高潮。廣場上的人數高達兩百萬人次以上，警察暗探密布，人們毫無懼色地當眾發表激情演講、表達強烈的政治抗議心聲。廣場上的花圈、花籃、橫幅、詩文如山似海，人們不約而同、萬眾一心地聚集在這裡，似乎在舉辦一場場政治演講會、競選演說會，似乎在參加一個盛大的民間思想博覽會，這是第一次真正屬於人民的狂歡節，一個思想和言論“自由傾吐”的狂歡節。十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個政治侏儒在這裡接見百萬“紅衛兵”，現在一代青年長大、成熟了，他們來到廣場，在勇敢的演講和熱烈的掌聲中宣告中國的新一代人從此誕生。         人民的另一種語言、更偉大的暴風雨出現在第二日。像是晴天一聲雷，誰都難以預料。前一日廣場，花圈和詩文的海洋，一夜間被中南海的政治扒手們通通搗毀，用兩百輛卡車搬運得幹乾淨淨。早晨，人們陸陸續續來到廣場，向那些深夜的偷兒們討還花圈。         四月五日，風很大，陽光好，這是北京春天常見的天氣。上午得知廣場上的民眾把警察的帽子扔上了天，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信號。一再隱忍的人民終於站起來叛逆了。我要立刻去讀這本天地間最大的活潑史書，親眼看著中國人民如何結束苦難的過去、如何掀開新的一頁。         廣場上大約有十幾萬人，多是青年，一群群的，像是激流中的一團團漩渦。在東南角小樓前聚集很多人，大會堂前聚集很多人，歷史博物館台階上聚集很多人，紀念碑台座和四周聚集很多人，廣場上還有很多流動的人群，人們在悄悄交流信息，在慷慨激昂講演，很多人圍起來聽，時時鼓掌叫好。         來到廣場，需要勇氣；演講則是英雄行為，那是豁出身家性命的壯烈行動，直接面臨逮捕和迫害。二十七年來，中國人在毛澤東暴政下，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溫和話或牢騷話，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監牢、流放邊疆、死於蠻荒或遭槍決。當下“文革”中的迫害更是人人有目共睹。多次運動民眾、多次報復民眾，把這個民族的勇氣豪情扼死在心靈中，似乎中國人只有怯懦的腸管、卑弱的靈魂。今天，中國的力士參孫站起來，不僅要公開地演講，更要以行動實踐誓言。         四         忽然，像一股旋風，一群人衝向大會堂。民眾發現裡面有人隔著簾幕偷窺廣場上群情洶湧、近乎起義的民眾，裡面還有人在攝像。青年們勇敢地衝上長長的台階，嚇得幾個警衛士兵扭身往台階上逃跑，大會堂的幾扇大門緊緊關閉。         後來獲悉，江青、張春橋之輩在樓上的簾幕後面膽戰心驚地觀望廣場上四處奔瀉的滔滔怒潮和沖天而起的滾滾濃煙。他們驚慌失措，惟恐民眾衝進大會堂，他們全成甕中之鱉。中南海裡那個嘴已歪斜、風燭殘年的獨夫民賊知道牆外廣場上的民眾已經點燃起義的漫天大火，他這具泥胎土偶已經倒塌，轉眼間“萬歲”變成萬惡，“偉大舵手”成為人民公敵。                忽然，像一股洪流，很多人向廣場東南角的一座灰色的三層傳統式飛簷小樓奔去。這是當局為鎮壓廣場上的悼念活動而秘密建立的北京衛戍區、公安局和民兵三方的所謂聯合指揮部，人們還聽說許多花圈藏在這裡。小樓被數萬民眾包圍。眾人高喊：“打倒工賊！”那些調來保衛小樓的外圍工人民兵羞答答撤走了，剩下軍人在守衛。眾人齊聲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因為有人被捕。民眾要求裡面的負責人出來與大家談判。小樓緊閉。民眾愈來愈多，幾次衝擊小樓。         此時，一個最有趣的鏡頭出現在廣場的斜對角。一輛三排座加長“大紅旗”轎車，在大會堂東門前的馬路上，由北向南緩緩駛來。這是當時國產的最高級轎車，車頭標誌是“三面紅旗”，政治局常委級別者乘坐。那個年代，毛澤東的專車是蘇聯產的吉姆、吉斯防彈轎車，部級官僚的專車是伏爾加轎車，車頭標誌是一隻挺胸起跑的小鹿。這些車在北京街頭駛過，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這輛大紅旗立刻被民眾發現，人流像一股怒潮，瞬間迎面而來，等它撲進人民的懷抱。大紅旗發現不妙，飛速掉回車頭，加足馬力全速逆向逃竄，像一匹受驚的騾子撒蹄而去。不知裡面坐著哪個傢伙，大約聽說廣場出事，想來兜一圈觀觀春景，卻怕民眾怕到這種地步。這一幕發生得又快又有戲劇性，令我忍俊不禁。“文革”中前呼後擁的神氣和威風哪兒去了？         五         中午時分，廣場東南角的民眾有四位代表進入小樓與當局談判。談判不果，憤怒的民眾開始採取行動，推翻路邊的一輛國產轎車，在一片叫好聲中，火焰騰起，趕來救火的消防車被憤怒的民眾砸毀。下午三點左右，一輛開來給工人民兵送飯的汽車被憤怒的民眾點火燒毀。隨後，這個指揮部的兩輛軍用吉普也被點燃。         東風強勁、異常給力。遠遠看去，小樓一帶火光熊熊，黑煙滾滾，濃煙飛旋著，高過歷史博物館，直上青空，有數百米以上。廣場上的民眾騰起熱烈的掌聲和吶喊聲，如驚蟄的陣陣春雷，天上的鴿子帶著悅耳的哨音飛旋著一掠而過。人們如潮水，紛紛向小樓奔去。火焰燃燒數小時之久。         憤怒的民眾在火光中繼續高呼口號，發起一次次衝擊，終於衝進小樓，取出幾個大花圈，民眾中響起一陣掌聲。下午大約五點多，憤怒的民眾繼續採取果斷行動，將小樓點燃。民眾中響起熱烈的掌聲和喜悅的呼喊。         自一九四九中國建立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殘酷的極權暴政以來，獨夫民賊及其大小嘍羅炙手可熱、為非作歹，殺人無數、造孽多端，撒向人間皆是暴虐、謊言、血淚、仇恨，人民有言不敢吐，有怒不敢發，嘴巴失去言語功用，只剩一個吃食功用，雙腿不是用於挺拔直立，而是用於匍匐爬行。稍有異見，即遭逮捕；稍有不順，即遭鎮壓。人人生活在恐懼中，謹小慎微、阿諛附和成為人生哲學。誰能想到中國人民如此英雄，在中國的心臟地帶，所謂“世界革命的中心”，群起點燃反抗暴政的熊熊烈焰、把象徵暴政的機關送下地獄？此時此景，面對這破天荒的偉大事件，你能不激動、不感奮、不深思麽？         今日北京人民的英雄行動，令人想起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發起法國大革命的巴黎人民衝擊、推倒巴士底獄情景。人民反抗專制和暴政的行動常常是相似的。巴士底獄被人民推倒，是路易十六王朝滅亡的前奏曲，天安門廣場軍車和小樓被人民焚燒，是毛澤東威權倒塌的前奏曲。幾年後，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瑪麗安托奈特(Marie Antoinette)上了斷頭台，毛氏五個月後死掉、其為虎作倀的妻子江青被判處死刑、投入大獄、自盡而死。 六         風吹得似乎要把衣服撕開。站在廣場上，心靈全方位感受這幕中國當代英雄史詩。十年前，我鄙視此地發生的百萬紅潮、“八次接見”；今日，我痴迷地在這裡觀賞中國當代史的偉大飛躍和翻天思潮。         有個人似乎一直站在我旁邊，與我距離大約一米五至兩米。周圍再無他人。這個人大約有二十八到三十二歲上下，個頭有一米七五，一臉嚴肅，雙手插在褲袋裡，遠遠地張望著整個廣場。我們之間沒有交談，也沒有目光接觸。對陌生人保持緘默，是長期險惡社會環境下的性格習慣。不信任感籠罩著全社會，它使人們彼此疏離。人隨時都可能被別人為了“追求進步”“入黨入團”“表忠心”或“反戈一擊”而有意無意出賣。而那個社會，永遠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寧願冤枉你也不肯輕放你，寧肯重罰你也不肯輕饒你，更何況在這種場合——“反革命在翻天”“向無產階級專政挑戰”。         忽然，他瞇起眼睛，面孔毫無表情，神秘地對我說：“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         我毫不介意地瞧了他一眼，淡淡說：“不知道。”         他略略停頓幾秒鐘，低聲說：“我就是幹這個的。”他把下巴略略一抬，似乎把下巴當手指使用，朝大火熊熊的小樓方向抬了抬。那臉色、聲音、體態似乎帶著鄙夷。         我沉默，似乎不懂。         休止幾秒鐘，他低聲說：“可是——我不管。”他的臉色不變，語氣卻相當輕蔑，依然雙手插在褲兜裡，一條腿作重心，一條腿在輕輕抖動，那是一種放鬆和休息的方式。         我向他微微點頭，表示理解，心中忽然湧出一股熱流，閃出一種光焰。只有在心靈相通時才會有的那種奇妙情感。好樣的，中國人！好樣的，北京人！         這是一個有道義良知、有政治鑑別力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暴政可以迫使人們一時講假話、做違心事，但它不能使人們永遠違心地講假話、做傷天害理事。人面臨著眼下的暴政和利益，更仰對著永恆的天地良心和道義律令。         那些天，大批特務便衣混在人群裡，竊聽、拍照、跟踪、綁架、抄錄自行車牌號碼、從公安局檔案裡按圖索驥、逮捕去過天安門廣場的人。廣場的燈柱上安裝了很多攝像頭，監視著人民的一舉一動。後來當局還強迫市民，凡是去過廣場的，都要去主動坦白，否則罪加一等云云。                    “四五事件”被鎮壓下去，北京當局搞了一場“評功”的鬧劇，向那些檢舉他人或鎮壓中有功勞的人員頒發獎狀、表彰事蹟，分為一等功、二等功，登了報紙，熱鬧了一陣。不久北京市民流行起關於“一等功、二等功”的順口溜。這“功勞”成了功臣們一生的恥辱，讓他們抬不起頭，那標誌著他們是專制者的走狗、人民的敵人。不要說別人了，就是老婆孩子也瞧他不起。專制者及其極權制度禍國殃民、害人害己、為害深矣。為了人類的尊嚴、福祉，專制獨裁早該休矣，難道還要昧著良心、矯情地“自信”這套專制制度、欺人害人而不怕天打五雷轟嗎？ 七         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多。夕陽時分，人數有二十至三十萬。小樓一帶仍然飄著黑色煙霧，紀念碑四周聚集許多人，又出現花圈標語詩詞。廣場南側松樹林一帶（幾個月後為了建所謂紀念堂而把松樹全部清除）人流如潮。               晚間六點半，廣場華燈驀然齊亮，所有擴音器忽然響起：“近幾天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妄圖……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不要上當……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蒙蔽……”這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的聲音。由於此人主持鎮壓四五運動而被北京人民斥之為“無德”。         這是一種典型的歪曲事實、誣衊人民、試圖分化人民的政治宣傳性語言。十三年後六四事件期間，這種話語又一次派上用場，只不過換了幾個應時的詞語，什麼“改革開放”“穩定”“大局”“外國敵對勢力”之類。人民，無論是幾十萬，還是數百萬，乃至十四億，在這夥人的語言裡，永遠是“一小撮”“別有用心”，而他們自己這一小撮永遠代表著“正確”“革命”“人民”。         擴音器反复廣播，聲音很響，迴盪在廣場上。前門通向廣場的兩側路口，人流如織，有如鬧市大柵欄。         當局要動手了。北京人都知道，當局在天安門周邊的中山公園、午門、勞動人民文化宮、歷史博物館、二十八中學等多處建立各方面的指揮中心、駐紮五萬名手執大棒的民兵、數千名警察、好幾個營的衛戍部隊，等待一聲令下、衝向廣場、鎮壓民眾。但是，人們蔑視他們，一律稱之為“狗”“狗子”。 八         晚間七點，離開廣場回家。十點左右當我再來時，廣場一片黑暗，只有四周暗淡燈光。風很大，夜很涼。進入廣場的所有路口皆被公安封鎖。我和弟弟以及同院的關大姐（她的雕漆作品精緻優美、後來成為漆雕藝術大師）一同來到廣場東南側，三人皆穿風衣，關大姐居中，昂首並排直走。入口處的一群公安便衣把許多人截住、不許靠近。我們三人迎風直行，無視這些把守的公安便衣，毫無阻攔地一直走進廣場。         廣場上空空蕩盪，幾乎沒有什麼人，到處是公安便衣。後來聽說九點三十分，廣場燈滅、忽而再亮，民兵警察軍隊出動，揮舞大棒、皮帶，撲進廣場，追打民眾，許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擊昏在地，地上一灘灘鮮血。紀念碑基座上拒絕離開的民眾也遭到血腥暴打，慘叫聲不絕於耳，鮮血流濺在紀念碑漢白玉護欄上和碑座四周。數百人被逮捕，押進中山公園搜身、審訊、暴打、關進監獄。         此時，廣場上零星的逮捕依然在進行，大概在抓捕滯留廣場的人們。暗影中，看到廣場上有七、八個人站在那裡。一個小伙子說了一句話，立刻被幾個便衣公安撲倒在地，揪起來塞進三輪摩托跨斗裡，摩托立刻踹響，開出廣場。另一處，也有幾個小伙子被逮捕，押進吉普車，立即開走。         我們在暗影憧憧的廣場上兜了一圈。四周空蕩，夜風愈強，把風衣吹得緊緊貼著身體。白日壯烈的一幕，像一場夢——中國夢，像一道彩虹——心靈的希望，像一場颶風——自由的風，幾小 時的燦爛轉眼被黑暗取代。短短一天，我經歷了近百年中國史。         我們無言，黯然離開這黑暗所在。 九         一夜心痛，輾轉反側。第二天清晨，我又去廣場。我要領教中國的慘痛史是如何被人們裝點的，民族的創傷是如何被人們掩飾的。晨光中，清潔隊在用高壓水龍沖洗廣場上的一夜血跡，一些工人在洗刷紀念碑座上的斑斑血跡。十三年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大流血，修繕隊來到紀念碑，大規模地精心修補漢白玉碑身和護欄上的彈孔、傷痕、殘破。一部野蠻、醜陋、血腥的中國當代史又一次被能工巧匠們修飾得光潔、漂亮、偉大、輝煌。         四五事件一年半以後，我考入復旦大學，翌年二月赴上海讀書。一九八五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我和陳子明等幾位朋友一同策劃和編輯一套系統介紹外國思想家的大型叢書《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共六十餘本，由工人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有一天，陽光燦爛，在哲學研究所，我和陳子明小聊一陣，不知怎麼談起四五事件，他俏皮一笑，對我說：“我就是《人民日報》社論中說的‘那個留小平頭的傢伙’”（另一種說法是劉迪，到底是誰並不重要，他們都是那一代青年中的英雄）。說來有趣，當年同在廣場，彼此未曾相識，九年後成了同事和朋友。子明是那天在小樓前最活躍的人士之一，是進小樓與當局交涉和談判的四名代表之一（一說五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這是六十四年來最重要的日子。這一天改變了我們的歷史、心靈和性格。這一天，北京人民向一九四九至“十年文革”二十七年倒行逆施的暴虐極權制度和毛澤東殘酷專制統治發起英雄的反抗行動。這一天標誌著中國民族從此進入心靈覺醒和人格意識的新時代，標誌著青年依然是歷史的先鋒，人民開始走上推翻黑暗勢力、撥正前進方向、執行主人職責的歷史舞台。這一天促使一個罪惡集團迅速走向覆滅、啟動一場思想復興、尊重良知、恢復經濟、回到常識的新人文運動。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是一九八九年波瀾壯闊、震驚世界的全民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精神之父。         無論歲月的波濤如何洶湧地日日撲咬人的記憶，無論利益的魔爪如何貪婪地夜夜啃噬人的靈魂，天地的道義和人類的良知永遠是我們心靈的北極星，四五運動中沖天而起的中國青年一代的英雄性格在我們民族的偉大心靈中永不磨滅。回想那一幕幕壯烈場景，我們沒有理由不朝氣蓬勃、大呼猛進、掃蕩邪惡、開拓未來。 2013年4月4日於春風中的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