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腐败到社会溃败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align="center">   别老说正路邪路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人们的要求简单明了，你把你家孩子往哪里带，你就把百姓往哪里带。 孙立平在微博上的留言</div>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习近平在清华的博士论文导师，习近平接班之后，他被戏称为“国师”。不过，他从未炫耀此一身份，依然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研究和评论，具备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丈夫”精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迅速发展，“蛋糕”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一穷二白”。但政府腐败的加剧、贫富悬殊的扩大和社会公正的匮乏，使数亿底层民众陷入愤怒乃至绝望之中，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暴戾之气有甚于明末和清末。无论贫富贵贱，大家都觉得生活在“二零一二”世界崩溃的前夕。在此图穷匕现之际，孙立平在《重建社会》一书中警告说，中国社会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老师的逆耳忠言，学生愿意倾听吗？ “底层沦陷”与“全民比恶” 上层社会尔虞我诈，薄熙来、王立军从狼狈为奸到反目成仇就是一个典型；而穷人与穷人之间也互相欺骗、伤害、乃至杀戮，这让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学说不攻自破。从人性的本质而言，穷人的“坏”与富人的“坏”是一样的。“穷人比较善良”、“穷人比较有道德”，只是某些左派文人一厢情愿的臆想。中国社会的败坏，不仅是富人和官员的败坏，而是全民的共同堕落。中国老百姓对腐败采取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态度：“谁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腐败，我当了官也是一样。”难怪鲁迅叹息说：“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腐败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腐败的肆虐，让中国进入“全民比恶”的恶性循环。在山西大批童工在黑窑被作为奴隶劳工的事件曝光之后，孙立平拍案而起，撰写了多篇评论文章。他指出，驱使奴隶童工的砖窑主人，并非煤老板那样一掷千金的富翁，而是年收入甚至比不上赴沿海打工的农民工的穷人。山西黑窑事件呈现的，是典型的不断恶化甚至达到变态程度的底层生存生态，“是在生存生态不断恶化背景下底层的非法化生存，以及底层与底层的互相蹂躏与折磨”。底层生存生态不仅在恶化，而且在“黑恶化”。“黑恶化”比“黑社会化”还要严重，因为传统的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盗亦有道”的伦理，比如一般不会伤害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人群；而今天“黑恶化”的底层社会，则不断上演突破法律和人伦底线的惨剧。 桃花源式的乡村早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不公义导致了人心的败坏。花钱买下一名有智障的“盲流”，带到矿上做工，伺机将其杀害，伪造成矿难，再找人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这是电影《盲井》里的情节。可是，这样的故事却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虎圩乡真实上演。据“新华视点”报道，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东乡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矿井发生事故，一个奄奄一息的矿工被工友们抬到井口，并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死者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吉鲁史格，来自四川金阳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五名矿工。他们一个星期前才来到矿里，三天前才办好工伤保险。三天以后，两个自称是死者亲属的人来到矿里，还带来有死者“妻子”签名和手印的委托书。“他们一来就狮子大开口，要我们给一百二十万元。”公司方面的代表李样堂说。两名自称死者亲属的人毫无悲痛之情，目的明确，直指赔偿金。当地公安人员正好到矿里走访。派出所所长邹晔隐约感觉这起矿难有问题。经过调查发现，死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都是假的。东乡县公安局立即将两名自称死者亲属的人和一同来做工的五名矿工控制起来。经过审讯，冒充死者亲属的犯罪嫌疑人卢几且交代，前一年十月，他们开始谋划杀人诈骗，花五千两百元钱从四川省雷波县一个居民手里买来一名有智障的流浪汉，为他制作了金阳县的假身份证和户口簿。三月初，他们带着这名流浪汉到东乡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打工。十一日晚上，他们将流浪汉从通风井推下去摔死。 这个案件正是孙立平“底层沦陷”概念的鲜活例证。“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上有窃国者的专横，下有窃钩者的残暴。有一位中国作家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想象力。我的答案恰恰相反，现实的残酷与荒谬早已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力，中国作家不需要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只需要把看到的现实临摹下来，就是动人心魄的文学。中国作家真正缺少的，不是想象力，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良知。于是，在作家停笔的地方，社会学家孙立平站了出来。 政府授权作恶，民间以暴易暴 今天的中国，并非战乱与饥荒的年代，而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本不应当发生这类于“人相食”的惨剧。但是，一桩接一桩现实版的《盲井》，不是“人相食”又是什么呢？凶手为了发财，不惜孤注一掷，残杀更为弱势的智障人士，用孙立平的话说，是“由于底层资源的有限，为了获得哪怕是比别人稍稍有利一点的位置，就不惜手段，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干得出来，这就是严重恶化的底层生存生态的事实”。暴力成为人们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惟一选择。 中国的制度转型，无疑也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孙立平以“重建社会”为其研究的主题和著作的题目，便是希望由此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转型路径。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孙立平在一次公开论坛中，当着诸多高级官员和官方智囊的面严肃地指出，过去十年来所实行的“维稳”政策就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纵容甚至鼓励下级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令法治恶化，而且越走越远。由于“政府公共职责的全面丧失，基层社会秩序的严重紊乱，社会正义的根本性缺失”，造成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全都呈现“溃败”之势。那么，现在的这种统治模式还能维系多久呢？他预测说：“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既然政府授权作恶，那么民间就只能以暴易暴了。 孙立平以菲律宾为例说明由“腐败”导致的“溃败”对社会转型造成的困扰：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时，美国一家媒体评论说，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为之还债。当腐败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不以为耻的价值、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便被扭曲了。不过，在我看来，菲律宾的情形比孙立平的评估要乐观一些。换言之，中国的情况比菲律宾更恶劣。孙立平没有注意到中国与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差异：菲律宾有悠久的天主教传统，天主教会在菲律宾是社会公正和个人良知的倡导者，也是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菲律宾在马科斯政权垮台之后经过几次政治动荡，最后都是由教会出面调和朝野冲突，让社会重新走上正轨。而在中国，由于政府长期的打压，没有形成深入人心、资源雄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教会体系及公民组织。政府与民间缺乏有效的黏合剂，两者因利益分歧背道而驰，而到了临界点，就容易发生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 道德教化无济于事，制度变革方为正道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针对中国不断发生的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温家宝在讲话中承认：“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温多次强调“道德”一词，此前更是用“道德”劝诫房地产商。这与胡锦涛放弃“依法治国”走向“以德治国”的思路不谋而合。与温家宝的大声疾呼相呼应，“六四”屠夫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一姐”李小琳，在二零一二年的“两会”上，提议建立公民道德档案。她说：“我觉得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此议一出，网上骂声一片。有网民批评说，该提案可提名“年度笑话”！更有网民怒吼：“建议先从李小琳做起、从李鹏全家做起，给李鹏建一份一九八九年的‘道德档案’。” 可见，单单挑出道德问题忽悠民众，回避制度之弊端，是舍本逐末、刻舟求剑。清末的曾国藩喜欢搞道德教化的那一套，民国的蒋介石掀起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结果都收效甚微、无疾而终。胡锦涛上台之初便提出“八荣八耻”，重蹈前人之覆辙。胡本人即为无德之人，何有倡导道德的魅力？上梁不正，何以正下梁？ 与胡温等高高在上者不同的是，孙立平切入中国社会问题的角度，是公共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非道德伦理的空喊。在《重建社会》中，孙立平谈到中产阶级的“无产化”，谈到农民工第二代在城市遭受的“身份歧视”，谈到行业腐败和基层腐败，谈到为什么人们对罪恶无动于衷，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解决。在社会贫富悬殊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底层社会的“黑恶化”，不仅是因为穷困，更是因为他们感到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贫富悬殊的差距演变成社会与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他们或者选择暴力反抗现存秩序，或者去伤害比之更弱势的群体。整个社会如洪水猛兽般走向无序。 这一铁的事实，就连帮助邓小平撰写南巡讲话的“文胆”、中共宣传系统的高官周瑞金都在博客中说：“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虽然GDP持续增长，蛋糕确实做大，但大部分民众并未从中获利，致使民间戾气弥漫，社会溃败一触即发。 那么，如何改变社会走向溃败之趋势？不是像胡锦涛那样搞面子工程式的“新农村运动”，以为让农民“上楼”就使农村问题迎刃而解。孙立平指出，政府的正确做法应当是“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公共政策不能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最高目标，而是要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使得那里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有生存机会，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空间”。换言之，让生活在底层对民众感到未来有希望、生命有尊严，才能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缺少所谓的“理论建设”，孙立平等学者已经提供了明智的建议。那么，习近平会不会继续犯下“可怜夜半趋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错误呢？     孙立平《重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