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二、运动的背景：七次冲击波 　　中共党内干部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56年达到最高峰；中国普通民众和青少年一代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66年达到最高峰。这一方面是党外群众对“三面红旗”运动破产的真相了解较少，一方面是底层民众比较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当时他们正为毛泽东成为“世界反帝反修的领袖”、“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欢欣鼓舞。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这一落差，适时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借助党外群众来巩固自己在党内业已动摇的地位。 　　“文革”开始后，作为运动主要对象的高干阶层，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迅速降至冰点；由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到1966年底的时候，已经对毛泽东和林彪的路线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动”003号通告“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普通民众和青年对毛泽东信仰的破灭要滞后一些，但是到四五运动爆发时，已经与干部阶层大体上同步了，其中一小部分人非毛化的深度与广度，则远远超过了高干阶层及其子女。 　　对毛泽东及其主义的信仰，在“文革”中先后受到七次大的冲击波，我们分别称之为刘少奇冲击波、杨曦光冲击波、陈伯达冲击波、林彪冲击波、尼克松冲击波、邓小平冲击波和周恩来冲击波。四五运动的爆发，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即周恩来的去世，但也有其深远的思想背景，有一个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的孕育发展过程。胡耀邦曾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接着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为‘四人帮’倒台奠定了最伟大的群众基础。” 　　刘少奇冲击波 　　在“文革”中，毛泽东企图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划分来区别他自己和刘少奇。其实，要把毛刘彻底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1943年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共的党务和组织部门就一直控制在刘少奇的手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除了肯定毛泽东的路线外，惟一受到表彰的人就是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和毛泽东屡有意见的不同，但只要毛泽东最后拍板，就由刘少奇去负责组织实施。因此，如果全面否定刘少奇路线，就必然要全面否定过去的十七年。事实上，除了林彪直接领导的军事领域，文艺部门、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工业部门……后来陆续被确认是“黑线”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样一来，对刘少奇路线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文革”前的方针政策的重新审视和全面检讨。中共十七年统治中的黑暗面，就在广大群众中陆续曝光。尤其使城里的青少年感到震惊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规模的饥饿和非正常死亡。举个例子来说，学校工友对于当时靠捡拾菜帮和树叶维持一家生计的回忆和对校领导拒绝提供生活补助的控诉，是导致当时十四岁的笔者义愤填膺地卷进“揪黑帮”斗争的直接原因。对邓子恢、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也被重新翻腾了出来，但是，当被批判者和批判者的文本同时摊在桌面上的时候，很多人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邓陈彭张等人比毛泽东更加了解经济的实际情况，更加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 　　由于十七年与毛泽东自身割不断的关系，他不能仅仅依据刘少奇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来彻底打倒他，因此，毛泽东、江青一伙最终是以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如果在历史关键时刻（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担任中共代理主席的刘少奇真的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党内还有一个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包括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的刘澜涛等人），中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内战胜利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上述罪名只能说服毛泽东自己，而完全说服不了党内外群众，只是印证了林彪鼓吹的“权力哲学”，彻底败坏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诚信。 　　杨曦光冲击波 　　杨曦光即杨小凯（1948—2004），“文革”中《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去世前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在这里，我们把他作为“文革”中“新思潮”的代表人物。 　　“文革”初期，马克思“怀疑一切”的格言曾经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风行一时。其中政治上最敏感的人不再满足于路线批判，而进一步深入到制度批判。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号令也给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方向。毛泽东在1966年6月1日的批示中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林彪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 　　杨曦光的文章名气最大，但并不是“新思潮”的最早文献。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他们建议：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第二，“党政合一”，党政两套组织形式造成浪费，应当废止，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承担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不久，他又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出大字报《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李文博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新思潮就是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打掉一切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样式。”笔者当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亲眼目睹《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的大字报以及写在上面的大量批语，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感觉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探讨。 　　1967年10-11月，杨曦光写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和《长沙知识青年考察报告》。1968年1月8日，杨曦光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此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周恩来、康生等曾亲自出马点名批判。杨曦光认为：“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产物，它不应当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其目标应当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思潮”的封杀表明，“文化大革命”就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而已，不过是在旧制度框架内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新权贵上台后，表现得比老权贵更贪婪，更无耻，广大群众面对特权仍然是束手无策。这使“文革”中一批最积极、最活跃、最肯动脑筋的参与者理想破灭，成为最早否定“文革”及其发动者的一群人。 　　陈伯达冲击波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陈整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扣在陈伯达头上的帽子包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虽然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在“文革”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文革”爆发前一年的1965年，他曾热衷于电子化，说“电子化是不亚于蒸汽机的又一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世界先进国家都在搞，我们不能落后”；还主张把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电气化改为电子化；鼓吹发展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1969年春天陈伯达受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将题目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认为今后工作重点应当从“抓革命”转移到“促生产”上来。他在与张春桥讨论稿子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秋反驳陈伯达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陈伯达辛辛苦苦起草的报告稿，支持张春桥的毛泽东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退了回来。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京后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  <div>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判，使那些期盼通过“抓革命”手段实现“促生产”目标的人大失所望。笔者在1969-1970年那个冬季曾出席内蒙阿巴嘎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讲用稿中包括以下内容：自己刚刚下乡时曾找寻阶级斗争的现实表现形式，却发现“四类分子”各个都是生产中的骨干，因而一度怀疑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来才发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人们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必须辅之以对一小部分人的斗争，才能刺激和推动生产，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可以概括为“阶级斗争工具论”。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使我感到毛泽东心目中只有他自己曾说过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中的一项，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而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毫无兴趣。</div>   　　毛泽东发动批陈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文革”初期，林彪曾提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时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伊林·涤西”（原名刘握中和张立才）写大字报批驳，被打成反革命。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连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还“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他的本意是针对陈伯达的“天才论”、“唯生产力论”，却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了绿灯。学习的结果是，人们更加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于是，马列著作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非毛化的思想武器。   　　林彪冲击波   　　林彪冲击波，对于毛泽东神像的坍塌，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击。“文化大革命”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说不能在之后的经济大发展中弥补回来，那么惟一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政治继承问题，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取代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外，“亲密战友”却要“抢班夺权”，谋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后导致了自己一家子的“折戟沉沙”。“李一哲”（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的共同笔名）中的陈一阳当时致信王希哲，反对他“林彪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提法，“认为如果今天我们还停留在当年那样，把一部分人先天地划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部分则‘从来也不是’，那就太形而上学了。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林的一套为什么过去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来又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发生冲突的”。这样一来，对林彪的批判就指向了非毛化。   　　为了挽回毛泽东的威信，并说明与林彪集团斗争的必要性，向干部群众传达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和《“571”工程纪要》。然而，这两份材料在事实上却成为“文革”期间传播最广泛、震动最强烈的非毛化宣传品。   　　据说是写于1966年7月8日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称：“我的朋友”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读过这封信的人，凡是多少有点思考能力的，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毛泽东当了替林彪捉鬼的钟馗，而是林彪当了替毛泽东捉鬼的钟馗。钟馗还算是个正面人物，林彪却被卸磨杀驴，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冤大头。有些人不相信这封信的真实性，认为是事后的伪作；相信其真实性的人，则更加看清了毛氏厚黑学的欺诈性和无耻性，即使最亲密的战友，也只是用过就可以丢掉的政治工具。   　　由林彪儿子林立果手下“小舰队”成员于新野执笔起草的《“571”工程纪要》，是一篇讨伐毛泽东的檄文。《纪要》指出：“他（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专制式的家长制生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纪要》所提出的“动员群众的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指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笔者当时看到这个材料，感到非常过瘾，因为它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据胡平回忆，他在看到上述两个材料后，曾写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慨：“惜乎不中秦皇帝，毕竟渔阳鼙鼓来。纵有家书欺海内，奈何神像落尘埃。”胡平的诗反映了当时相当一批有思想的青年的共同心声。   　　尼克松冲击波   　　尼克松冲击波与林彪冲击波接踵而来。尼克松曾把自己的首次访华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种改变决不限于中美两个大国的外交战略和世界格局的改变。从事后来看，尼克松访华的最大意义是启动了中国内部的“和平演变”。   　　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见面时先说了一些奉承话。他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这种貌似谦虚的话，仍然过高估计了他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转了一个圈子，已经回到了出发点，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甚至还不如运动发动前的情形，因为群众和青年对他的信仰已经基本破灭。这时，受到林彪冲击波强烈震撼的国人已经不再期待从毛的著作和最新指示中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了，而尼克松的访华，恰逢其时地给他们打开了面向世界寻求新知的一扇窗户。   　　在1970年代，“美国之音”成为中国青年获取新知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草原地广人辟，天高皇帝远，蒙族干部，言语不通，难做‘政治思想工作’，竟对知青播放的美国之音开始曲‘扬基歌’大加赞赏，连连夸奖这一乐曲的动听。不知是哪个知青，还将诸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词加入曲中，唱给不断追问的牧民听，逗得知青们捧腹大笑。”事实上，不仅是内蒙牧区的知识青年收听“美国之音”，其他省区的知识青年普遍收听“美国之音”等所谓的“敌台”。林彪事件后收听“敌台”的普及化，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感到从官方渠道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敌台”是不少人获得林彪摔死消息的源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不像1960年代后期那么紧了，大多数人已经患有严重的运动疲劳症。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翻译出版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等一批当代美国政治历史著作，给有机会读到它们的中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笔者就因为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谈了一些对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的读后感而被捕入狱。我们在通信中谈到：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正确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认为在人们的活动之外，还存在着不可知晓的“规律”，则无异于承认冥冥之中有上天的意志在做安排；当时一些领导人，自称顺应了某种规律，不过是封建制度下“君权神授”论的翻版。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毛泽东以及中共确立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过是风云际会的偶然结果，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正当性）。   　　邓小平冲击波   　　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选择了工人出身的王洪文作为他的新接班人。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1973年8月，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担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等任副主任。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选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曾让王洪文读《后汉书》的《刘盆子传》，要他以史为鉴。但事实证明，王洪文就是个扶不起来的刘盆子。1974年，毛泽东两次告诫王洪文不要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四人小宗派”、“上海帮”。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担任副主席。此后，便由邓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则被发配到上海“蹲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雷厉风行地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狠抓生产和交通秩序的恢复。地方上，大刀阔斧地调整“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在军队，则把“肿、散、骄、奢、惰”作为整顿的重点。在邓小平进言后，毛泽东表态：“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到1975年7、8、9三个月，很多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调整经济政策和文艺政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颇有希望的。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十一”前后，毛远新、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告邓小平的状，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最近有一些讲话”“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谈一次话，这次话谈崩了，毛远新当面指责邓小平：“你就是修正主义！”此后，毛泽东让政治局开会统一认识，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书面决议。邓小平拒绝了，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毛泽东便以邓小平转送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状的信为突破口，于11月初首先在清华大学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然后于同月底召开“打招呼”会，把运动推广到全国。   　　1976年2月初，中共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达到党内外群众，3月初，又下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又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还曾对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王海容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把“文革”作为他毕生的两大业绩之一，为了保卫“文革”的成果，不惜再次打倒邓小平，在党内重新洗牌。这样，在“批邓”之后，党内外干部群众都已经非常明了，指望由毛泽东自己纠正错误是不可能的了，要使中国摆脱困境，只有义无反顾地实行非毛化不可了。   　　周恩来冲击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和“四人帮”一伙在周逝世后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成为四五运动的直接诱因。   　　1月9日，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事宜，姚文元答复：“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映，仍应再请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新华社只发了两条有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的消息。姚文元敢于这样做，是由毛泽东直接授意的。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独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志哀时甚至还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甚至不准个人家里挂周恩来的遗像和戴黑纱。11日，首都百万群众在街头为周恩来灵车送行，新华社记者写成长篇报道，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字也不准报道。13日，姚文元在一天之内三次向新华社下达指示。指示之一：“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之二：“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之三：“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根据姚文元的指示，14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第一句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显然是在强奸民意。   　　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情，可从当时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周为民的回忆中见到一斑。他写道：“噩耗传来，全国一片哀乐声，中国人民不仅为他们热爱的总理离去而悲伤，更为在这‘反击右倾翻案’如火如荼地展开，邓小平受到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人们为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后的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人们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人们不约而同地以悼念周总理逝世婉转表达他们的政治取向和立场。……四人帮当然意识到全民悼念周总理背后的情绪，因此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限制悼念活动，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的限制令。当时在迟、谢关系密切的小圈子里，他们对周恩来总理的不敬也是有恃无恐的。一月十一日晚上，我所在的无三一班全班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系党委领导来阻扰劝说我们不要去，我们责问他‘你对总理是什么感情？’他不敢正面回答，借说要请示校领导溜走了。我们的队伍到校门口时，校党委一位副书记电话打到门卫要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接听，当时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正在劝大家回去，我就接过了电话。校党委副书记以为我就是班党支部书记就要我劝大家不要去。我放下电话后告诉班党支部书记说校党委同意我们去。这才得以放行。后来我的‘假传圣旨’的行为也受到追究。……在一月份悼念活动中积极的班事后都受到了批评。水利系给迟群贴大字报的班被他诬蔑为‘小裴多菲俱乐部’，班党支部书记、副书记都被撤换。我们班也成为了校保卫部关注的重点，上了黑名单。”   　　陈毅逝世后，毛泽东曾参加他的追悼会，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会亲自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可是，人们不仅没有见到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志哀，反而听说他放鞭炮庆贺。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28日，江青扣压了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发表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愤怒的群众在数日之内，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达421件，打去的抗议质问电话达一千多次。   　　周恩来从1920年代后期起，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与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等不同，他从来不是一条政治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人物。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忠实助手，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为“文革”前政治局常委中的惟一幸存者，在动乱时期竭尽全力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工作；而且，他无儿无女，与元配邓颖超相敬如宾，生活朴素，为人谦和，道德形象远胜同侪。本来，对毛泽东已经完全失望的人多多少少还对周恩来抱有一些好感，现在，毛泽东及其亲信连周恩来也不肯放过，使人们感到执政集团里已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于是，群众性的抗议活动首先在南京爆发，很快就蔓延到北京和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