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胡德平、资中筠等：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

2013年2月27日上午，“《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北京大方饭店举行。本刊的编委、作者和读者13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总编辑吴思主持，社长杜导正致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希清代表研究会讲话，他说，在杜老和社委会的领导下，在各位同仁的共同促进下，这份杂志越办越好。尽管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但17万的发行量，绝大部分都是自费订阅，这说明这份期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李锐、江平、资中筠、高尚全、胡德平、李洪林、高锴、钱理群、陆德、胡德华、浦志强、周志兴、钟沛璋、刘苏里、高放、马晓力、周晓平（代表周有光）、蒋彦永等陆续发言。杜光和魏久明带来了书面发言。下面是发言摘要。     　　     杜导正：     　　     欢迎大家出席本刊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我代表杂志社全体人员讲几句话。     　　     第一，现在改革的呼声非常高，改革的共识在哪里？大家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依我看，改革的共识早就放在那里了，那就是八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公民行为的底线。推进改革，就是要落实宪法赋予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本刊“新年献辞”已经详细进行了论述。新的一年，本刊将高举八二宪法这面旗帜，不遗余力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本刊是以刊登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对于建国后六十多年来的历史，不管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一直恪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真实的反映历史原貌。对前三十年的历史，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作了“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对这个决议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决议已经对那三十年的历史作出了较为客观的总结。我们在讨论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时，不要忘了这个决议；我们今后刊发文章和讨论问题，仍然会守住这个底线。     　　     第三、2012年，有关部门曾要求我们进行改制。本刊从创刊开始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国家没有给一文钱，没有给一个编制，一直是按照企业的经营方式运转。我的老朋友朱厚泽同意我的话，说炎黄春秋是个“四不像”体制，这是与那些拿着国家的钱和编制比较得出来说法。其实，这个“四不像”体制，实际上就是企业的体制，也就是有关部门所说的“转企”；换句话说，有关部门要求我们的改制路子，我们二十多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实在是没有改制的必要。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去年那次改制就没有再进行下去，有关部门也没有再找我们。目前，杂志运转良好，发行量日日增多。从杂志领导体制来说，社委会是最高领导机构，第一线有吴思、杨继绳、徐庆全“三驾马车”具体工作，是稳定的体制结构。第四，我一再说，我们能走到今天，而且还愈来愈多的得到读者的肯定，与我们的编委会成员的大力支持、与几千位作者、几十万读者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走不到今天的。在这里，我还要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与我们共同坚守。谢谢大家。     　　     李锐：     　　     刚才杜老讲话，要高举八二宪法这面旗帜，我非常赞同。当年，鲁迅写过《呐喊》，对当时的社会体制发出改变的声音。炎黄春秋就要举宪法的旗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呐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推进政治体改革而说话，我在88岁时写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最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用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宪政大开张，需要的是大家不断呼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炎黄春秋有17万多份的发行量，应该是几百万读者，有他们的支持，有我们在座的人的努力，炎黄春秋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上，应该会有更大的作用，影响更多的人。现在，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个问题：环境问题。这不是个政治问题，确实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现在环境的恶劣，雾霾、污染等都很严重。过去，我们这个党是农民党，文化水平较差，科学素质也比较差。 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说，我们要建设工厂，从天安门望去，到处都是烟囱。现在，我们不再干这样的傻事了，但是，对于环境重视的程度还不够，要加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江平：     　　     《炎黄春秋》新年献辞讲宪法，实际上涉及宪政的问题。宪政应该是依法治国的表现。但是，在我们党的文件里面，党的政治报告里面，没有提到宪政，只提宪法。     　　     我们应该大声呼吁，我们国家应该更多地按照宪政的理念治国。我们提到宪政，或者宪政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向世界各国的宪政理念靠近，或者说我们强调的是趋同，我们强调的是宪法里面的普适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宪政社会主义，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特色的内容往往是以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来确定的，这很可能使法治走向人治。我们在当今世界应该更多强调共同点。因此我很赞成高举宪政的旗帜，宪法的旗帜，来展开讨论和研究。     　　     资中筠：     　　     我想讲一下最近的想法，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最重视历史，甚至说灭其国先灭其史。史怎么能灭呢？无非是说，怎么解释历史有利于自己的政权。中国人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就是站在王朝的立场来总结历史。     　　     怎么总结苏共被替代的历史？一个出发点是，不管苏共怎样伤害了俄罗斯民族的元气，伤了多少人，都不管，就关心他怎么被替代了。假设从这个角度出发吸取经验教训，注意民生也好，反对腐败也好，目的还是维持千秋万代的统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是以怎样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为标准的，不是说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维持某个王朝继续下去。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苏联经验，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苏共党员和军队的觉悟挺高的，他们有进步的思想。如果从忠于王朝这个角度来说，就会责备苏共为什么没有忠贞之士。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总结历史的角度。人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从根本上来讲，这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高尚全：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三句话说得很好，关键是怎么落实。     　　     首先关于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现在还不平等。现在60%以上的在国企，其他的中小企业占得很少。我们看看土地，国有企业占到了多少？这方面生产资料就没有平等使用。其次，从市场经济来说，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困难很大，行业垄断依然存在。以银行为例，前年的银行利润有多少呢？10400亿人民币，比 2010年增长36.3%。这个增长怎么来呢？一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二在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我支持十八大提出来的反垄断。第三，关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说农民受到法律的保护，保护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会发生群体的事件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农民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宪法上第12条讲了，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怎么界定他的财产是不是合法？所以，说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也需要落实。我建议中央要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来贯彻落实这三句话，落实十八大精神。     　　     胡德平：     　　     中央去年纪念八二宪法实行三十周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在社会上反响非常大。前几天，政治局学习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又讲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这是中央的声音。在社会上，《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都在新年献辞里谈了宪法，上下是一致的，上下都有这个共识。     　　     宪法怎么普及，怎么实施，怎么执行呢？我觉得要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1956年八大，说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观点现在还在说，这么说也可以，但是还要和现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正视公民维权和权力腐败的矛盾，正视民生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落实宪法，就要和解决这些矛盾结合起来，和改革结合起来，还要和整党结合起来。整党，首先就是学宪法，以宪法来对照，我们这个执政党，是不是依法治国，是不是保护公民的权益。     　　     李洪林：     　　     大家都知道，文天祥被俘后写了《正气歌》，如何让正气充满人间，他举例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对历史要秉笔直书，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史德。《炎黄春秋》做到了这一点，能够把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是《炎黄春秋》的正气。《炎黄春秋》要坚持这一点，能够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     　　     高锴：     　　     习近平同志一上台，对套话和空话进行批评，而后又讲了几次宪法问题，大快人心。批评就是要讲不同的意见，要有不同的声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包容不同的意见。要对不同意见进行法律保护。有人说讲话不能出格，不能有不同意见的言论，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的言论，人的言论自由哪去了？宪法明确规定言论自由嘛。我们能不能给党的方针政策提提意见？我认为可以提的。包括宪法，我认为都是可以提意见的。宪法以前讲计划经济，现在不是都改了吗？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社会就不能进步。     　　     钱理群：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改革的好事。     　　     中国改革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但是立足点应该放在自下而上的改革当中。很简单，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必须触动权力，而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不会自动放弃。有真正为人民国家所想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要推动改革，也会成为体制同僚的公敌。民间的作用是形成压力集团，对体制内拒绝改革的施加压力，同时也对体制内的改革者提供支持。我们不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有一句话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     　　     去年讨论中国教育改革的时候，我听一位教育家说，今天中国的坏人都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做尽了坏事。我想，我们好人也应该联合起来做好事。我提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这么一个概念。改革要从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我们周边的存在开始，从一件件可以做的改革的好事做起，改变自己及身边的存在。今天要推进中国的改革，特别是监督不受限制的权力，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首先要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我记得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当年曾经参加延安的宪法促进会，今天恐怕也应该有一个宪法促进会，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从一件件具体可行的事情做起，逐步推进，例如推进官员财产公布，促进公安、法院和检察院权力的独立和相互制约，给民间社会组织以更大的独立性等等。我始终相信鲁迅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关键还是眼睛往下看，从我们自己做起，中国的希望在民间社会。     　　     陆德：     　　     现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成为我们经济转型最大的瓶颈。要改革，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要动，必须要触及利益集团，但这个触及又是很难的。     　　     去年我们的M2，人民币是97万亿，美国的美元M2折合成人民币不到70万亿，我们的钞票比美元还要多，但是我们的财富GDP只有美国的1/3强，所以这些钞票随时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经济要稳定要发展，要投资，投资一过，又引起货币问题，现在处于两难境地。     　　     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向全世界宣布，2005年到2020年15年间，我们的单位GDP减排要降低40%到45%，但我们的GDP总量还要成倍增加。以8%的速度增长，15年GDP翻两番，GDP是2005年的四倍，但是我们单位GDP减排才减40%到45%。这四个GDP砍掉一半，排放量是原来的两倍。我们2020年要全面达到小康，污染增加一倍算什么小康？     　　     这十年我们的贫富差距拉的是最大的。西南财经提供的数字，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1，0.61是动乱线。     　　     2017年党的十九大要召开，七个常委要换掉五个，习近平同志在前五年取得政绩十分关键，我们要全力支持他的改革，多提供正推力。     　　     胡德华：     　　     前面有人谈到苏共垮台的问题。苏共为什么会垮台？如果苏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党，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党，或者像战争年代表现的那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么，这样的党如果垮台，不但苏联人民悲伤，全人类也要悲伤了。但苏共究竟是什么样呢？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源于三个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这么一说，垮台就不值得大家悲伤。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苏联的历史，还有现状，这样才能以史为鉴。苏共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比一比，中共做了什么？中共有改革路线。这个改革除了经济改革，还有能不能自由讨论的气氛。了解情况是第一步，不了解情况怎么知道应该保卫谁？     　　     浦志强：     　　     前面发言者讲到了对形势的判断，对政治现实和未来的期待，他们讲的都有道理。我想说的是，最近五年是一个法治倒退的时期，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已经压倒了稳定本身，维稳成了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必须进行改变，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希望政治有进步，走向一个法治时代。至于怎样去做，我作为一个职业律师，不考虑太多的政治，我希望具体考虑一些制度上的设计问题，一些个案的问题，用个案推动法治和社会进步。     　　     去年我们在重庆做了一些劳动教养的案件，重庆有人因为批评时政，因为发表了一条微博就被劳教两年，因为发表两条跟帖就被劳教两年，因为在重庆的 “天涯论坛”上讨论重庆卫视的红色频道怎么办，就被作为“112重案”一个晚上抓了三十多人，这是活生生的文革复辟。我们在重庆那样做，事实上针对的是整个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现在我们看到，十八大之后在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上讲，将停止使用劳动教养。2月5号云南的政法委书记也说在云南全省停止三类劳动教养，暂停所有劳动教养的审议。我们希望全国人大能够授权新的政府领导人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因为劳动教养是一个不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弊政，和中国的宪法、中国的立法法、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还有中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直接抵触，它使我们无法和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接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社会在静悄悄往前走。我不认为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立即解决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我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废止劳动教养的问题。     　     周志兴：     　　     我想讲一个主题，就是知识精英的责任和他们的缺陷。     　　     知识精英这个词儿，现在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在体制内，一种在体制外，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体制外。所谓体制外，就是现在没有官员身份、有知识有理想的人。知识精英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起的是启蒙作用，现在的改革，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有更多的知识精英来提供智慧，用他们的文章，用他们的演讲，引导现在的社会向法治社会前进，同时也给现在的决策者提出意见和建议，责任非常重大。但是现在的知识精英确实问题也比较多，我希望能够提高一步。     　　     第一是要继续学习。第二就是要倾听别人的意见。我们经常和左派，中间派，右派在一起聚会，我看中左和中右的人是可以一起交流的，如果说做不到意见的统一，起码可以做到互相认识，听别人把话讲完。现在很多时候，左派也好，右派也好，经常是别人把话没讲完就开始骂，或者是只看到一个名字就开始骂。只有听了别人的意见，才能够发现我们跟别人是不是有相通的地方，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三，现在知识精英的缺陷是没有多方位的交流。我主张知识分子即学者官员企业家这三部分人要不断交流，他们在交流中会形成共识。     　　     钟沛璋：     　　     当今世界波涛汹涌，将出现新的格局。而我国处于重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国的前途如何，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大事。我建议要把握好三点：一、要有信心。千百年来，我国就是在内忧外患的抗争中，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今天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内忧外患的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二、要有耐心。实现伟大振兴，要有一个过程。历史学家说，中国目前正穿越历史的三峡，之后滚滚长江才能奔向大海。三、不迷信。千百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民族性，就是每逢历史关头，总是盼望有一个英明的领袖来扭转乾坤。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给我们的教训。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事实上，他造成了一个人可以凌驾全国人民之上的党国体制。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人民却跪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只有靠人民自己的觉醒和奋斗。改革这种毛泽东自称是无法无天的党国体制，中国才有伟大的前途。     　　     刘苏里：     　　     我最近连续做了口头调查，问一些亲朋好友在干什么？答案当然五花八门，但都重复着同样一句话：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不沾政治的边。我跟他们讲，且不说你搞不搞政治，政治一定会搞你，在我们这个国家，尤其是今天这样的状态下，政治无处不在。如果我们不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做什么，那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全社会都在侏儒化，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整个人民的矮人化。这样说来，整个民族很矮。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无法比较高矮的，只有站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才发现他们有多高。我们的矮，是精神的矮。这就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高放：     　　     我在凤凰卫视大讲堂讲过一堂课，题目是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命运。我在讲演里说，历史上一共有三种政治体制，一是君主专制的体制，二是民主共和的体制，三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妥协的君主立宪的体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民主共和的体制，可是苏联实行的是党替人民做主的体制，这种体制我把它命名为党主立宪制。我说党主立宪制是君主立宪制的变种。我列举了很多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产党设总书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设总书记。苏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开始设总书记，设总书记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党政分开，不许总书记在政府机关兼职。后来斯大林总揽大权，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兼国家主席，把这三大权统一了。我说这种体制是党主立宪制，党主立宪制是历史上第四种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机构是不稳定的体制，这种体制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必然变化，苏共变化就是典型的例子。     　　     马晓力：     　　     我们这个党一直是什么状态？就是以“左”立命，以右转危，多数情况下都是“左”的。就说宪法吧，从宪法有了以后，就没把它当回事，所以才有了毛主席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习近平同志最近又一次讲到，要进一步落实宪法，宪法的权威在于实行，这是很大的进步，也是了不起的宣誓。刚才江平老师讲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宪政国家这个口号一定要喊响，我特别同意。要把学习宪法、落实宪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周晓平：     　　     我代表父亲周有光说几句话。本来他很想来，但因为身体的原因来不了，他说了几句话，让我在会上说说。他说，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希望。现在有个新词，叫历史虚无主义，那么，那些虚假的历史又叫做什么呢？那就叫不尊重历史。历史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科学，就像理科的数学一样，如果不尊重历史，还搞什么社会科学？他觉得这是大问题。父亲认为，《炎黄春秋》尊重历史，每期都看，每篇文章都划圈圈，有朋友来就给人家看，交流，叫人家订，说这东西最好了。他说，他现在参加的活动只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活动，他希望《炎黄春秋》永远办下去。     　     杜光（书面发言）：《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的本刊编辑部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杂志社献给社会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近几年来，社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取得体制内外对改革的共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炎黄春秋》的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当在宪法的基础上取得共识。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朝野上下政治生活的共同基础，也是体制内外都能接受、最具共同语言的政治形式。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尽如人意，但总的说来，它的诸多条文还是符合于现代民主原则的。第二，现行宪法是几代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它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人的共识和共同心愿。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有责任挑起这个积累了百年之久的历史重担，落实宪法的规定，实现人民百年来的愿望和期待。这既是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第三，改革和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领导，都应当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以宪法为准绳。第四，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制度和法规，就是把权力关起来的笼子，制定这些制度和法规的过程，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它必须以宪法为根据，所以，归根到底，是要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会不会成为报春的燕子，为我们带来2013年宪政大开张的喜讯！我怀着殷切的期盼，拭目以待。     　　     魏久明（书面发言）：     　　     前面几位同志讲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讲的话，是对的。正确认识历史兴衰的原因，接受历史经验教训，才能促进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过去苏联等一些国家剧变，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原因很复杂，但不能说这是外部的原因发生的，因为内因是决定外因的。大概是1993年，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路过俄罗斯，在莫斯科呆了几天。我和我们国家使馆的同志和原苏联远东所的专家私下聊天，我问他们：苏联解体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倒退？他们都异口同声回答：“是历史进步！”我当时听了很惊奇，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相信苏联大多数共产党人在苏联解体时不发声，一定有其原因；我也相信苏联人民会总结历史经验，走上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中国历史上的兴替，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借鉴。建国后几十年经过反复和铺垫，正因为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吸收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的道路，才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今后我们仍然要正确地吸取历史上兴替的经验教训，谨慎客观地从事，同时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