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连载五十八）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岭翻红薯藤。 ”兴桥乡桥头村①村民周福 妹向我们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我们（生产）队队长周××突然猛吹一声哨子，喊了一句： “大家快点动手！ ”我 还没搞清白什么事，就看见十几个男劳力涌上去，把还在弯腰做事的周文栋和他的老婆陈莲 娥，还有儿子周辉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队上事先商量好了的， 要杀他们，因为周文栋是个右派。周队长接着命令： “快推到窖里去！ ”这时，周文栋晓得大 祸临头，跪在地上哭着求情： “要杀就杀我，莫杀我老婆、儿子，他们没犯法……”哪还管 什么用？人就跟发了疯一样，拖起他们一家三口塞进一口废窖眼里。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树 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了塞进窖里。听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 子。只一会功夫就听不见哭喊了。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这种场面，走 开了。过去解放前，我当过别人家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那些地富恶虽然恶，但对人也有 蛮好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周文栋一家人在我们这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怎么就会有死罪 呢？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队长又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就派两个人 回村里去，把两个乃崽也搞起来一起搞掉。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 都变了！当时，周家 8岁的女儿周大妹带着弟弟在家，弟弟才两岁，叫个周小妹。派回去的 人到他们家时， 周小妹光着身子在堂屋里的木凳子上睡着了， 周大妹刚刚打了一桶井水回来， 见来了人，还招呼两位伯伯喝水。那两个人说不喝，又哄她说： “你妈妈要你带着弟弟到外 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们。 ”周大妹信以为真，就说： “弟弟睡了，让他在家里，我一个人 <div>去算了。”那两人说：“睡了没关系，你背着去吧。”小姑娘哪里晓得是计，背起弟弟就跟</div><div>他们走。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见杉木岭那边冒着滚滚黑烟，心</div><div>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妹，一个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这边人早</div><div>就等得不耐烦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大的杀掉了，留下两个小的，一个 8岁，一个 2岁，哪</div><div>个去养？周队长接过周小妹，一把就丢进还在烟的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哪管这么多，</div><div>用力把她往窖眼里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过了窖眼。周××又赶过去揪住她，生生地揿进</div><div>窖眼里去。那时候窖里还有火呀，两个毛乃崽硬是活活焖死的。这个周大妹，扎着两</div> 根短辫，长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见了人，伯伯婶婶叫个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么杀得下 手哦！可怜好好的一家人，哪晓得会遭灭门大祸。造孽啊…… 我们这里有句老话：人死饭甑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死人饭。当天晚 上，周家屋里，灯火通明，队上的人把他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还有 大米、茶油、红瓜子、黄豆、棉花，农具家具、坛坛罐罐、屋里的楼板……能吃的当场吃了， 不能吃的，像土改时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笔者从 1985 年6月 30 日道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一家人的 《平反 通知书》 （编号 0789）中看到，他 1949 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37 师军政干部学校，毕业 后留在部队工作，后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一名教师。1957 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 开除回家务农。与《平反通知书》同时下达的，还有给周文栋一家人补发的被抄财产补偿费 379 元，房屋修理费 300元，因周文栋一家已被杀光，以上款项交给了周的弟弟。指挥杀人 的生产队长周××被开除党籍。 我们原打算就这样不作任何评论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去见仁见智，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评论在血                                                         ① 道县有两个叫做桥头的大地名，一个是桥头乡的桥头圩，另一个是蚣坝区兴桥乡的桥头村。 230   的事实面前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片面的；更因为我们知道，对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会有多 么不同的理解！然而，有几句题外的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关于讲真话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代价究竟有多么高昂，周文栋给 了我们一个答案，首先，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中讲了几句半真不假的话，付出了前途和 美好的生活，接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儿的性命。杀他一家的贫下中 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 “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 ，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 “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 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 用。 ” （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 那么，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于提不同意见和讲真话的人。 呜乎，哀哉！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敢于提不同意见能够提不同意见是成为一个自由人最起码的先决条 件，一个不允许自由人存在的社会，只能是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一个举国皆奴的社会只能 是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而一个野蛮、愚昧、残暴和堕落的社会必然道德沦 丧，迷信盛行，灾难不断。 从有关的资料上我们看到，1957 年 8 月，根据中共中央 5 月 1 日公布的整风运动的指示， 道县成立了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首先在 43 个单位、31 个党支部开展整风运动，发动 群众帮助党整风。然后发展至学校。12 月，由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运动采取“大 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全县划“右派分子”293 人，其中国家机关（含 乡镇）干部 68 人，中学教员 21 人，小学教员 202人，工商界人士 2 人。这些“右派”分子 中，不少人在 1967 年的大屠杀中遇难。一位道县处遗工作组的负责人向笔者谈到此事时， 痛心疾首地说： “查阅这些同志的案卷材料，我的心都在流血。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 他们当年给党提的那些意见，不但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 ”反右运 动之后，道县在 1958 年大跃进中，成为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份之一。1958—1960年， 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 干部特殊化风 （五风） 。 1959—1961 年的三年大饥馑接踵而至， 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 38000人左右。当时道县总人口约为四十万，死于饥饿和水肿病的人占 95‰，或者说接近十分之一。 我们 1986 年在道县采访文革杀人事件时，恰巧碰上了道县前任县委书记回道县检讨虚报浮 夸的错误。我们在县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吃饭，他们在更小的小小食堂吃饭，都是道县难得来 的“贵客”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难道没有某种寓言性的喻意吗？那些“甘蔗杆子架浮 桥，花生壳能当船浮，高梁杆子架电线，红薯要坐八抬轿” （道县新民谣）的种种神话，不 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总结出来，并当作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四处宣扬的吗？再想想，文 革中，那种到处破获“反革命组织”的大好形势，和越传越神的各种谣言，而且都是顺口溜 形式的，难道没有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人而言讲假话从来都不 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心理的结构性问题。 “吹牛不犯法。 ” “成绩是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挖掘出来的。 ” “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 ”成了中国人（当然包括道县人）一辈子受用不穷的人生箴言。饱尝说假话甜头的大有人在。饱尝说真话苦头的也大有人在。道县人总结得更绝： “讲真话害自己不害别人，讲假话害别人不害自己。 ” 莫非说我们的民族有说假话、办假事、造假案的基因!？ 我们总是在讲，我们是一个勤劳善良、诚实守信的民族，我们没有讲假话吧①？                                                          ① 讲假话是集权社会的必然产物，首先统治者赖以维持统治的两大法宝就是暴力和欺骗，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编造了一大堆假历史、假真理、假典型、假榜样，欺骗被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中敢于求真理讲真话的人残酷打击，鼓励和培养人民讲假话、做顺民，从而将人类天性中恶的成分放大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