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帝国”下的“西单四勇士”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共政权的最高层有一位博导教授级别的智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游学美国半年后，写下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几乎把美国判作一个支离破碎的体系。在书的最后几页，该作者以日本为题发出了对“太阳帝国”的憧憬：一个“凶猛、残忍”和“不承认人的基本价值和信仰”的国度能够战胜美国、最终取胜。二十多年后，这位作者登上了权力的高位，正在把他的政治信仰转变为中共政权的核心理念，并贯彻进政府决策和政治实践当中。一个“红太阳帝国”已经在中国诞生，并向中国人宣示，它会把他们带入建立帝国伟业的“中国梦”。 不做愚人的北京公民 愚人节那天，我的“面书”转来网友的帖子：3月31日下午，侯欣、袁冬、张宝成和马新立等4人到北京西单广场拉出两条横幅。一条写道，“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另一条写道：“贪官裸官不杜绝，中国梦只能是白日梦”。在现场录像的链接里，我看到袁冬用扩音器进行讲演反对腐败，倡言政改，引起群众围观。但很快便衣、警察和特警从天而降。在仅仅六分多钟的时间里，人群就被驱散，“西单四勇士”被警方带走，并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拘禁。 匆忙赶来的警察试图控制局面，对袁冬喊道：“你不要激动。”袁冬回答：“我没有激动。我很平静，我很好！”警察在驱赶人群：“走啦，走啦！别看了！这有什么好看的！？” 两周过去了，袁冬的“我很平静”的回答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让我从此无法平静。警察的“这有什么好看的？”那句呵斥也一直让我难以忘却，许久以来我都试图找到答案：“西单四勇士”在广场上的举动到底有何意义？为什么专制机器的爪牙一方面要贬低它的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怕得要死，试图掩盖某种肮脏的行为？ 今天，从“面书”上又收到著名维权人士屠夫（吴淦）发出的“SOS”帖子：“西单那三位勇士最近情况如何？不单单需要律师，更需要声音出来，唉！”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西单四勇士”中的女豪杰侯欣已被取保候审，但袁冬、张宝成和马新立至今却还身陷囹圄，前途未卜。对维权人士吴淦来说，更大的悲哀还不在于此。更大的不幸是没有更多的人发出更强的声音，来唤醒国人和世人关注为我们的共同福祉勇敢献身的英雄。 言传身教“公民学” 我们先来听一听、看一看“西单四勇士”的言行，就不难明白，他们是向一个“红太阳”烧灼着的“黑色帝国”发出挑战和诅咒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公民。在我收到的视屏开头的第一分钟里，袁冬高声对围观的民众说道：“中国是我们全民的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不是共产党的私家花园，不是你予取予夺的私家仓库。” 短短的三、五分钟后，各路警察马上云集，开始阻止袁冬演讲。袁冬继续说道：“不要把你们的狠劲儿，所有的财力，所有的监听用来对付我们。我们怎么啦？我们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不对吗？我们要求杜绝贪官、裸官不对吗？没有贪官、裸官了，我们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你的日子也好过。我们不对吗？动不动半夜把我们抓走，你一句废话问不出来。弄不好今天晚上又抓我们。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人民交的税养活你们，是要你们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进步。你打压我们，国家能进步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吃人民的饭，为狗看门儿！” 在最后被禁声时，袁冬还继续说：“我建议大家都买这本书看：《南京大屠杀》。如果我们不把贪官都杜绝，灾难还会来的，我告诉你！” 我们再来看一看女杰侯欣的民主思想火花。在两个月前的一次私下集会上，侯欣解释了“六四屠杀”如何改变了她的政治观和行动策略：“和平，和平，和平已经不复存在了！二十三年前，在广场，我的同学死在我的身边，从那时起，就丧失了一切和平！你说要政改，请你给我路线图！你一百年不动摇，我傻啊！狼总是要吃羊的，独裁者就认大炮！让一个撒旦统治到死？坐而论道，清谈误国，在这里能哭死董卓？我不主张暴力，但人民不能放弃暴力！枪杆子不具有方向性价值，同时枪杆子具有普世效用价值，在普世价值指引下射出的子弹就是正义的子弹。不公开财产，官员就是盗贼！要么公开，要么滚蛋！行动就是一切！” 就在侯欣与其他三位勇士走上西单广场前，她对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过如下发言：“我代表北京街头民主派委托来讲话。从二月份起，我们共上街十二次，其中四次成功八次失败。有人说，你不用上街，我们男人上。我说不是所有男人都是男人，当中国男人上街时，我就退出。偌大中国，岂是无人？是的，我想对官员们说，亮媳妇不如亮财产！骗了我们六十四年，现在，我连你的标点符号也不信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我们离亡国已经不远了！我现在保证，我一周上一次街！我的想法很简单：让长辈前人，死而瞑目；让子孙后代，生活在自由幸福之中！”  “悲惨世界”的人们 面对四位普通公民的勇气和智慧，最让人震撼反思的是，我们许多受过政治学专门训练的人，经常把“公民学”教串味成了“权力学”。这些挂着政治学教授和博士头衔的智囊，在帮助中共领导人给人民套上小鞋的同时，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杂糅东方传统专制主义和西方法西斯体系，让人民的痛苦呻吟消声，同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抛出“合（和）鞋论”，为一只破鞋涂上油彩。因为如此，习近平在全面接班后的第一次外访时声称：“鞋子合不合适，穿了才知道”，来为中国特色的“高压维稳体制”辩解，并在“中国梦”的幌子下把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抛入噩梦的深渊。 “西单四勇士”就是直接冲着习近平的“中国梦”来的。“北京街头民主派”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们甚至抱有“为民主做炮灰”的心理准备。他们也做好了追求和平转型、但并不放弃暴力的的策略准备。但是，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悲惨世界”的人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被奴役状态，也根本没有做好认可、支持和参与共同的自由民主事业。在采取西单广场行动前，侯欣就向外界发出了呼吁和期待：“各位老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三样东西：你们的道义支持、理论指导、网络呼吁！” “西单广场民主四勇士”正在拉开一场历史大戏的序幕，其内容和形式，这些戏剧性人物的表演都精彩无比。他们在给全体中国公民上一场“公民学”的大课，值得每一位中国人传看、关注，甚至加入、参与。但如何我们才能使所有人能够感到强烈的震撼，积蓄足够的勇气，认同“西单四勇士”的事业，提供各类的支持，并最终投身其中、积极参与？如何我们才能把自己从冷漠和胆怯中驱赶出来，把沉默的大多数从昏睡和虚幻中唤醒？如何我们才能让多数的人相信，警察们“为狗看门”完全错了？ 我苦苦地试图找到答案，但仍然空无收获，感觉茫然。此时的心境与喀麦隆∙麦金塔斯的《悲惨世界》音乐剧的开场非常相似：“天可怜见悲惨世界，无望苦囚双眸毋望。俯首认降，低头等死。烈日荼毒，此处是人间炼狱！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愤怒，审判日何时才会来临？何时这些脑满肠肥之人，才会受到制裁？何时战斗的堡垒才会筑起？” 世界第一人道主义作家雨果显然看到了人性的多面和脆弱，制度的腐败，革命的残忍，学生的天真，民众的冷漠和恶人的投机。但他对一样东西是充满绝对的信心，并认作是最更本解救之道：自我发现和复苏的灵魂皈依到上天的绝对力量和正义。正是有了书中米里哀主教体现出的最高神性的力量，我们才看到了囚犯冉阿让的灵魂发现和他的善意之举，才会有警察沙威不堪忍受灵魂痛苦折磨后的自杀，才会有马吕斯的醒悟和与冉阿让的冰释前嫌。《悲惨世界》音乐剧中唱到：“看看人间的苦难，可听见人民在呐喊？再不愿忍受剥削人们, 将这世道来推翻。让你良心的碰撞，敲得那战鼓声声响。让我们以勇敢, 去迎来新生曙光！” 个人与全体的拯救与自由 “时间到了，人们的血液开始沸腾。我们需要一个预兆与启示，使人民聚集起来，使人民武装起来，使人民组织起来！” 但在民主革命之前、期间和以后都会面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雨果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让他在马吕斯和激进学生领袖的冲突中，明确作出倾向性选择：不愿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来牺牲个人、爱情和人道主义精神。他的所有价值判断的坐标都落实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暴政带来的不幸是降落在每一个具体个人头上的；自由是每一个个体享有的；拯救也是从每一个个体出发，由个体组成社会群体来为每一个个体争取的；每一个个人将会最终面对自己的良心、一个人面对天地承担责任，领取人生的奖赏和遭受天谴报应。我们现在需要每一个个人嗑扪自己的灵魂，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独立面对上苍、承担责任。你自由吗？你争取了吗？你反抗了吗？你声援了反抗的勇者了吗？你有勇气参与吗？你有勇气为自由而战，遵循至上的天志，维护根本的天道吗？ 现在，“西单四勇士”中的三位还被一个专制政权关押着。这个政权甚至赤裸裸到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废除公开承诺的权利，诸如言论自由、游行集会自由和申诉的权利。袁冬妻子朱雅春女士在接到笔者的电话后，明确告诉我：首先，她丈夫所作所为没有错。他只是行使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次，如果她能替她丈夫去坐牢、甚至去死，她都愿意，因为她12岁的女儿更多地得到了爸爸的教育和帮助，女儿更需要他。但是，即便有这样的信念和献身，朱女士最后告诉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她已向代理袁冬案子的律师提出与袁冬离婚。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为了保证袁冬在拘禁期间不受虐待，为了使他能早日获得自由，同时为了帮助他们的女儿免于骚扰和恐惧，这恐怕是最好的但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了。我想质问习近平先生：身为父亲，我想你能理解父母为女儿做出的牺牲。难道，你所许诺的“中国梦”必须使得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吗？你能够踏进他们的鞋子，从他们父母的角度为女儿着想吗？ 作为一个献身政治科学三十多载的学者，我多么希望能为朱雅春女士找到答案。但在“西单四勇士”面前，我意识到自己的理论苍白和行动无力。正如歌德所言：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在中国经历历史大变动之际，我无法向“北京街头民主派”提供任何理论指导和建议；相反地，“西单四勇士”却在向所有的中国人教授政治理论，向所谓的理论权威发出他们无法直面的理论挑战。什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的民主”、“三个自信”统统成了理论垃圾。 尽管我的智慧已经枯竭，但我的心却挂念着袁冬勇士的妻女，脑子里不断重复着冉阿让的祈祷：“主在上，定死生，请让他，蒙主恩！我愿死，换他生，保佑他，引领他。引领他，带他回家。”尽管我的身体早已远离中国，但我的神思却不断跨越海洋去拥抱“西单四勇士”，而且我的心头激荡着《悲惨世界》的呼唤： “你听到人群的歌声高腾了吧？ 唱著人们心中的愤恨？ 歌声里群情激愤， 只为不想再沈默为奴！ 战鼓的速度急促， 激荡了心跳的韵律。 呼唤着新时代将至， 就在明日！” 2013年4月14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