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幕的影帝还是影帝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胡锦涛得知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一名听众向他扔鞋，为表示安慰，特打电话给家宝，强装大度和幽默：“宝宝，把那只鞋带回来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吧！” 温家宝见他“大度”，深受感动，也幽默起来：“老大，我在想何不允许人们向领导抛鞋子，这样一来，全国的鞋子可能脱销，大大刺激消费，可提早摆脱全球经济危机！” 胡：“主意是不错，可你想过没有？如果允许人们向领导抛鞋子，我们政治局常委一帮人在鞋堆里还能找到出路爬出来吗？” 温：“这个好办。让《人民日报》发个社论：‘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鼓励人们向领导抛鞋子。同时，人大要出台《关于向领导抛鞋子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人民群众有扔鞋子的自由，但得事先必须报公安部门批准。如此，消费刺激了，社会也和谐了。” 胡：“同意。补充规定：参加任何集会的公民，不得带未经批准的多余鞋子，同时定光脚为非法！” 网络笑话 《纽约时报》在报道温家宝的卸任时，如此写道：“温家宝总理一向以在公共场合感情外露而著称。在任职十年离任之际，他显得既消沉又戒备。上月，他在走访北京一个穆斯林社区时叹道，他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心里感到愧疚，时时自责’。”尽管开头一段带着几许温情，但《纽约时报》仍然质疑说：一直到下台，温家宝都未曾对此前《纽约时报》报道的温家的巨额财富作出澄清，更不敢邀请透明国际之类的中立、独立的国际组织来进行调查。由此可见，任你风吹雨打，唯我岿然不动。谢幕的影帝仍然是影帝，最多就是在前面冠以“名誉”一词，从此以“名誉影帝”行世。 《纽时》三打温影帝 古有悟空三打白骨精，今有《纽时》三打温影帝。 《纽约时报》第一次发表温氏家族财富报告之时，温影帝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外交部发言人强硬回击，称之为别有用心者“抹黑中国”的阴谋。温影帝在戏台上戏久了，真以为他就是中国的面子，他丢了脸，中国就失魂落魄了。其实，如果没有他和他所代表的邪恶政党，中国人早就过上有自由、荣誉和尊严的生活，老外也不会对中国的内政指指点点了。 温影帝恨不得命令手下的盖世太保，像绑架和酷刑折磨我一样，对付那个可恶的美国记者张大卫。公安部甚至作出了这样的预案。可惜，张大卫是洋人，不是中共的子民，事情闹大了会影响到中美关系。那么，就只好给张大卫小鞋穿了——此后，整个《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团队都被排除在若干次新闻发布会之外，看你们还有什么新闻可做？ 温影帝的第二招，就是让家人委托律师发表声明，威胁要状告《纽约时报》。不过，《纽约时报》可不怕上法庭，他们的报道都是实打实的，都是干货，没有一句是猜测和假想，《纽约时报》连白宫都不怕，又怎么会怕中共？于是，《纽约时报》严阵以待，那可是一场非常好看的世纪对决。可惜，对方雷声大雨点小，迄今为止，中美两国的法院都没有收到温家的诉状。 于是，《纽约时报》乘胜追击，紧接着发表了第二份关于温氏家族的财富报告，顺藤摸瓜，曝光了平安保险原来是温家自留地的真相。 温影帝被打中七寸，仍然负隅顽抗，垂死挣扎。趁在海外访问之时，再度以屈原自比，发出“希望人民早点忘记我”之哀鸣。对于这句谎话大王说的谎话，人民当然会迅速忘记，但人民忘不了他们家族掠夺的民脂民膏。 《纽时》仍然不依不饶，发表了第三篇文章，将温家埋藏在香港的财富也给挖掘出来。香港人有福了，香港回归后依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因为共产党大发善心、手下留情，而是共产党高官的家人个个都要到香港来圈地、跳舞、跑马。把不义之财藏到香港，总比藏到瑞士安全些。当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存在瑞士银行的钱，统统都被追了回去。共产党的“集体总统”们能不心惊胆战吗？于是，他们将香港当作高枕无忧的保险箱。 这一次，连从北京到香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线索全都历历在目，温影帝终于明白，即便是剖腹自杀，也不足以漂白数十亿的家族财富，他只好让香港人吴康民出来为他补妆。吴康民是温家宝“最后的影迷”，执行温家宝的命令毫不含糊。吴康民说，温家宝早就知道政敌要对付他，搜集了很多他的黑材料，还拿出一个大信封给吴看。言下之意就是，此次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敌人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污蔑。可惜，吴康民这个香港老左派并没有一言九鼎的地位，温家宝这种找圈外人辩诬的策略效果似乎不佳。 舞台上是影帝，舞台下是太监。清代学者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的样子：“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这几句话用在温家宝身上，惟妙惟肖、穷形尽相。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白骨精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露出原形，而温影帝在《纽约时报》的显微镜下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纽约时报》是中国的“第四权”？ 十年前，我的好朋友、记者昝爱宗编辑了一本探讨新闻自由的书，名为《第四种权力》。此书刚刚出版就被中宣部查禁，出版社总编辑遭免职。此后，“第四种权力”被列为“一级敏感词”。 自王捕头夜奔美领馆、西南王身陷刑部狱、温丞相收拾战利品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共你死我活的内斗兴趣盎然，天天都是头版报道。中国的官媒充当不了“第四种权力”，大洋彼岸的外国媒体便来客串一把——在薄案之后，《纽约时报》以一篇长篇报道揭露温家宝家族的隐秘财富的直捣黄龙，真可媲美当年《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将尼克松总统拉下马的豪情壮志。 其实，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独家”的内容并不多。关于温家宝的夫人、儿子、弟弟等人坐拥万贯家产、富可敌国的细节，我在三年前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中已有详尽披露。很多材料都是大路货，只要是有心人都能搜集到。《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让人眼睛一亮、内心一震的新资料是：温家宝九十岁的老母亲，名下有一亿两千万美金的财富。 温家宝已故的父亲是一名谨小慎微的中学老师，温家宝多次在公众场合宣扬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家族许多人从事清寒的教师职业，似乎并无经商的天赋，那么，不知温老太太的财富从何而来？温老太太难道有股神巴菲特的慧眼，还是像乔布斯那样因发明苹果电脑而致富？ 中国人天生就有浓得化不开的清官情结。世上本无清官，清官梦多了，伪清官便应运而生。从朱德的扁担到周恩来的衬衫，再到温家宝的破鞋，堪称中共廉政教育之三大法宝，不仅可以存入中国革命博物馆，还可以送到香港廉政公署的大堂展览，让曾荫权之类的贪嘴官吏自惭形秽。 然而，《纽约时报》的报道惊醒梦中人。温家二十七亿美元的财富，若换成百元人民币大钞，可以堆多高呢？以一百万为一米计算，温家的财富可以堆成一万七千米高的金山。世界上最高的迪拜塔仅七百米高，温家的金山相当于二十五座迪拜塔那么高。如果把这座金山与那双缝缝补补的破鞋，以及穿地脱了线的羽绒服放在一起，对比将是何等鲜明！ 当然，温家宝家族的贪腐未必高于中共首脑们的平均水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们的财富，也许有更加惊人的数字。在这个鳄鱼潭和大酱缸中，何人能幸免？温家宝绝对不是人们一厢情愿地想像出来的两袖清风的清官，也不是真心实意的改革派。温家宝也不是一名“弱势总理”，他发动反击的时候毫不手软——《纽约时报》的报道刚一发表，其英文和中文网站就被封锁。温丞相哪有当年赵紫阳下令从自己家人经商的情况开始查起的胸襟和铁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深夜，那群对我施加酷刑的秘密警察就宣称，是最高领导层直接对他们下达的命令，“这就是你攻击总理的下场”。为了揭穿皇帝的新衣，我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比批判温家宝更重要的，是打破民众的青天幻想，唤醒每个人的公民意识。 可以休老婆，不能换老妈 《纽约时报》揭露温家宝家族的巨额财富，中共最后一座纸牌坊终于倒塌了。三年前，我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不少“救党派”甚至比温家宝本人还要仇恨我：党内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温家宝这样的好人，你却恶意抹黑“人民的好总理”，你居心何在！你在破坏党内改革的大业！ 其实，我的居心很简单：官员就是公民批评的对象。批评，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批评是公民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若批评的对象认为这是污蔑和诽谤，自然可以诉诸法律手段，捍卫自身清白。然而，温家宝却下令对我软禁、绑架和酷刑折磨，最后我不得不出走美国。 温家宝的政府，可以活埋他们不喜欢的作家，却不能收买作为新闻自由代表的《纽约时报》。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奉温家宝之命专程到《纽约时报》总部施加压力。当年，在我的书出版之前，温家宝命令北京国保警察传唤我，对我进行威逼利诱，却仍然未能阻止我出版《影帝》一书；如今，他们故技重施，又怎么可能让《纽约时报》乖乖就范？ 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宛如一座幽深的迷宫。迷宫的门口，是佩戴价值两百万的首饰的珠宝大王、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迷宫的尽头，是年逾九旬、坐拥一亿两千万美金的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 据“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的材料显示：二零零七年，温家宝与张蓓莉曾发生争执，甚至一度考虑离婚。对于“怕老婆”的男人，我向来颇为同情。堂堂一个总理，要以离魂来自证清白，亦是拍案惊奇了。但是，如今看到温家宝的老妈也“无功受禄”，我对其最后的一点同情也消失殆尽。如果说老婆的贪婪可能让老公束手无策，那么九十岁的老妈早已到了老僧入定、生死如一的境界，对财富不会有多大的欲望，老妈名下的财富，还不是出于孝子的心意？《南方周末》在一篇拍温家宝的马屁的报道中写道：“作为少年时一个胡同里长大的玩伴，退休教师宋明荷现在回想当年，‘温家宝是一个不言不语的孩子，他的内心也许是庞大的。’李溥则听温家宝的母亲说过，‘家宝有一次放学回来说，长大了我要给国家干大事。’”难道温家宝干的“大事”就是给母亲名下积攒一亿美金的巨款？ 所谓“温家宝的家人”委托的律师终于出面说话了，声称要追究《纽约时报》的法律责任。但是，“温家宝的家人”连名字都不敢透露，是何等做贼心虚。我倒是盼望看到比当年警察局长沙利文诉《纽约时报》还要精彩的法庭大战早日开演。只是，九十岁的老妈若头脑清醒，且有《杨家将》中的佘太君的睿智，龙头拐杖要打的，一定不是《纽约时报》，而是不争气的儿子。 老婆可以休掉，为了权力，夫妻亦可形同路人。在这一点上，温家宝还不如奔赴黄泉路的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那么多情，成克杰临死前宣称，党对其“恩重如山”，情妇对其“情深似海”。但是，温家宝可以休掉老婆，却换不掉老妈。 这一次，清官的形象彻底破碎了，正如推特上有人绝妙的嘲讽：“那十多年不换的鞋，那十多年不换的皮夹克，那忧心忡忡的神态，那饱经风霜老泪纵横的脸。哥仰望星空，看那璀璨的二十七亿颗星，好温暖……” 奇怪的“保温统一战线” 《纽约时报》揭露温家宝家族的贪腐之后，海内外忽然出现新一轮挺温高潮。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抹黑行为”，若干海外媒体也不约而同地像猜字谜一样讨论起《纽约时报》的“居心叵测”来。 他们说，这是温薄斗争的延续，薄是坏人，作为薄的对头的温就是好人，所以这次是好人受了冤枉，中了坏人的奸计。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太幼稚了，难道当年的毛林斗争，林彪是坏人，就能证明毛泽东是好人？或者反过来，毛泽东是坏人，就能证明林彪是好人？毛林是一丘之貉，正如温薄同样是一丘之貉。 “六四”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在推特上点名说：这个“奇怪的保卫温家宝统一战线”包括博讯、大纪元、香港明镜、美国VOA、英国BBC中文、南华早报、香港某报……这个名单并不一定准确，但他的观察无疑相当敏锐。比如，博讯网站居然发表文章说，经过博讯的调查，《纽约时报》报道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子虚乌有。但是，博讯的调查水准难道比《纽约时报》还高吗？保温杯可以保温，但这个“保卫温家宝统一战线”岂能挽回温家宝的“清誉”？ 日前，到宁波采访抗议活动的外国记者，受到当地人追捧，街头示威者甚至将其抬起来，让他能获取一个好的拍摄角度；而报道温家宝贪腐的《纽约时报》却遭到某些温家宝粉丝的攻击，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该记者曾到重庆接受薄熙来款待的“小道消息”。对照之下，可见偶像崇拜在中国源远流长、贻害无穷。后来，仔细一查证，那个到重庆接受薄熙来款待外国人张大卫，跟《纽约时报》的记者张大卫根本就是两个人。“保温杯”们已经到了不问事实、穷究动机、誓死捍卫、在所不惜的地步，因为温家宝跟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温家宝的垮掉，就意味着他们精神支柱的垮掉。 《纽约时报》的报道发表之后，自由亚洲电台随即采访了尹尊声和郑竹园两名在美国颇有声誉的华裔学者，两人争先恐后地为温家宝打抱不平。他们说，温家宝是一个“有操守的人”，《纽约时报》的报道是“配合反改革派的势力”。然而，他们却拿不出任何材料来否定《纽约时报》报道的真实性。这两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其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怎么与中宣部的干部一样？ 尹、郑两位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我相信他们在撰写经济学论文的时候，一定会罗列大量的证据和数字，并且经过严密的论证和推理，才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一旦面对温家宝的事情，他们就像登徒子见到美女一样魂飞魄散、心猿意马，原先受过的严格的学术训练和逻辑推理都失效了，所作的评论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况且，他们并非中国问题研究者，为什么敢于对并不熟悉的中国问题如此斩钉截铁地作出结论呢？温家宝的演技真的好到了，让这些观众全都如醉如痴、身临其境的地步吗？ 我不禁想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看出妖媚的村姑原来是妖精的孙悟空，不幸沦为少数派，还要忍受师傅紧箍咒的折磨；而误将妖精当朋友的唐僧和猪八戒，不仅不听孙悟空的劝告，还要强迫孙悟空闭嘴，将孙悟空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今天，“保温杯”们不也是如此吗？ 岂有书生能造反，倾城何必怨红颜 我不是先知，对于温家宝，我却最早发现他是影帝。二零一零年，我不屈服于北京警方的压力，按照原计划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从此，我不仅成为中共独裁政权的眼中钉，更与若干半吊子的民主派分道扬镳。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时，便会遇到一种诛心式的“反批评”。许多人认为，温家宝的一些支持民主、支持改革、关心弱势群体的表达，已经显示出他与胡党魁以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民间社会对温不妨多些鼓励和嘉许，让党内改革派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肯定。这样，中国的变局才有可能早日到来。所以，他们指出，那些批评温家宝的声音，堵死了党内开明派腾挪的空间，甚至从反面加强了中共党内的团结。他们得出结论：批评温家宝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在我看来，此类观点是那些权谋术与厚黑学读得太多的人的癔症。首先，温与其他同僚之间的“分裂”，根本就是一部分“过于善良的中国人”在象牙塔中想像出来的海市蜃楼。温既不是没有多大权力的“虚位总理”，更不是“中南海里的异议者”，否则他的“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言论，怎么会被当作全国高考作文的题目呢？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胡党魁都还没有出版个人著作的时刻，率先出版一本自我吹嘘的访谈录呢？温家宝不是一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好总理，而是一个精通权谋、瞒天过海的坏总理。 其次，某些“民主派”声称要形成一种拥戴、支持、鼓励温家宝改革大业的“民意”，因此我这种少数派最好闭嘴。这种想法是过高估计“民意”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中共统治者从来就不在乎“民意”如何，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年里，“民意”何时跟权力阶层达成过“良性互动”？用弱不禁风的“民意”去支持“潜在的改革派”，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单相思”。 而这类观点的更为致命之处在于：它将知识分子的写作与表达，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看作是权力运作中的一个棋子。即便是某些被打压的异议者，也汲汲于充当一名“地下帝王师”。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存在意义的贬低和蔑视。这种观点的流行只能表明，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资治通鉴”式的中古时代。 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扭曲自己的言论自由去迎合政治权谋的目的。我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中主要表达如下之观点：第一，胡温是一体的，而且胡温与其他政治局同僚以及江系人马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分歧。党内各派系都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团结”乃是垄断权力的前提，“不团结”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的内斗通常会“点到为止”，而不会“见血封喉”。 第二，胡温绝非改革派，“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体制内部出现改革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坚持“不改革”的理念的人，才有机会成为“接班人”之候选人。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与其憧憬明君或贤相的出现，不如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地对抗冷漠和恐惧的制度与文化。 第三，我们要将批评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所有统治者当作不言自明的自由与权利，要让这种批评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探索与积累进行批评所需要的知识，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所说：“记住，无论冒多大的风险都要支持自由。……而自由，如果人们不了解它，它也很难被保存下来。” 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说得好：“岂有书生能造反，倾城何必怨红颜。”我的公民“议政”从来不是黑幕后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我对中共内部政治派别的此消彼长以及探究这些大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我所追求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用我的笔，写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