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这是刚刚去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撒切尔夫人对于英国的再造意义毋庸再议，但是对于遥远的中国而言，除了津津乐道她在人民大会堂前戏剧性的摔跤之外，点检她的政治遗产尤其是经济措施，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意义？<br /><br /><br /> 撒切尔曾经说过，经济学家的观点反映其个人的非经济方面的价值观，这对于她也不例外。上个世纪20年代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出生在一个杂货店家庭，据说她人生第一印象就是在婴儿车上看到的繁忙交通，这一愉快记忆或许开启了她乐于置身开放外部世界的经历。在其回忆录《通往权力之路》中，她写道“我出生在一个讲求实际、严肃认真、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其父母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父亲祖上几代都是鞋匠，她也是其家族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br /><br /><br /> 这一背景也使得撒切尔夫人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学派大相径庭。凯恩斯本人出入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文艺而富足，死前名言是“香槟总是不够”，而玛格丽特则来自林肯郡的格兰瑟姆，节俭而严谨，童年离不开战时的配给制记忆，其家庭“从不浪费东西，生活上也总是量入为出”。<br /><br /><br /> 撒切尔夫人认为自己对经济学的看法也来自“个人经验”，也就是“卫理公会教、食品杂货店、扶轮社以及在那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受到尊重的所有严肃和持重的美德”。正是由于个人经验与生活常识，使得她免疫于当时的思潮。<br /><br /><br /> 时代潮流是什么呢？撒切尔夫人在其自传中回忆，在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之下，“人们强调的是政府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预能够改善经济情况。如果能以开明的办法使用国家的大权，国家就能使个人、家庭或工商企业摆脱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当一个家庭的花费超过其收入正走向毁灭时，（按照新的经济学观点）国家却走向繁荣与充分就业之路。”<br /><br /><br /> 也正因此，政府的支出不仅有理念的支持，也赢得道义的赞许，传统的自由法则和约束则被微妙地束之高阁。即使在她没有阅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著作之前，撒切尔夫人已经觉得上述思潮并不可信。当她成为保守党议会成员时已经有“有自己的理想”，对于这样一个坚定信仰“财政稳定、自由企业的创造潜力和社会纪律”的人来说，五六十年代英国正在前进的方向值得担忧，她甚至断言“对我们的经济管理了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br /><br /><br /> 随后，她很快就被“有关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好处”等理论说服，然后又说服更多别的人，在多年首相任期内对英国经济开始了系列大胆改革。于是，一度不可一世的工会势力被彻底击败了，一度庞大的国有企业被出售了，一度繁琐的政府监管被放松了，而一度气若游丝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终于回归。她不仅重整英国经济，使之重新回归世界舞台中心，更与对岸的里根总统一起向世人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确仍旧是最不坏的制度。<br /><br /><br /> 这对于中国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按照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一个社会承平越久，利益集团的密度与势力越大，他们高度组织化的寻租逐利行为将轻松战胜一盘散沙的大众，即使后者的公共利益要远大于前者，如何对抗利益集团将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作为西方各国中最早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利益集团的势力如此庞大，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几乎看不到突围而出的希望。战后数十年间，英国病日益严重，甚至有人断言它将第一个从发达国家退回到发展中国家。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奥尔森的洞察力。<br /><br /><br /> 正是在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改革者出现之后，英国才逐步摆脱了“英国病”，这需要的不仅是智慧，更是勇气。直到今天，对撒切尔夫人改革的评价还趋于两极化，但事实是，无论如何抗拒，英国失去竞争力的许多传统工业注定将会消失；如果没有坚定而痛苦的改革，英国经济将难以寻找到重获增长动力的契机。撒切尔认为，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让市场在更大的领域与程度上主导英国经济转型，英国才能重获竞争力。<br /><br /><br /> 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撒切尔夫人的解决方案异曲同工：砸碎利益集团与官僚机构加诸市场的锁链，让市场为经济寻找前进道路。由此可见，面对严重的英国病，撒切尔夫人给出的答案是从更为朴实的生活常识去理解经济，对于改革阻力则是更为果断的态度，这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改革不乏参照意义。<br /><br /><br /> 我们总是渴望嵌入历史，伟人的离世总被习惯性地赋予时代的暗示。撒切尔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几经变化，如今不复如日中天，甚至面临倒戈拷问，但断言其日薄西山为时过早。如果以为撒切尔夫人代表的思潮在中国已经落伍为“沙滩上的脚印”，那么可能只是一个错觉，尤其当博鳌论坛上还在为“国企价值”争论不休之际。<br /><br /><br /> “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只不过在洗碗。”晚年旅居美国的作家张爱玲曾经在她的小说里如此写到。反讽的是，撒切尔死了，我们还活着，只不过在争吵——在伦敦人们默默怀念撒切尔改变了英国之际，中文世界对于撒切尔的喧嚣争议却未能消停。这看起来荒诞，却无比真实，一个异国人物的悄然离去，也能剧烈撕扯国内左右两派的神经末梢，这本来就是社会观念分裂的暗示。<br /><br /><br /> 或许，除了民族情绪之外，或许到了重新发现撒切尔的经济思想的时刻。人类社会是被哈耶克所谓的“少数人”拯救的，杰出的政治家不应该带领人民去人民想去的地方，更应该带领人民去人们应该去的地方，有如摩西之于以色列人。撒切尔夫人也成为布莱尔英雄主义史观在英国最佳代言人，那么在中国呢？<br /><br /><em><br />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中国经济怎么了》</em><br /> <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