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的製造者和謊言的對抗者——索爾孟《謊言帝國》

<div> </div><div>&nbsp;</div><div>索爾孟是法國當代重量級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是法國少有持保守主義立場的學者。他是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博士,長期任職于法國國家行政學院。曾創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參與創建非政府組織&#8220;國際抗饑餓行動組織&#8221;並任主席。他出版過《美國保守革命》、《自由解決》、《我們時代真正的思想家》、《印度製造》、《美國製造》、《伊斯蘭製造》等二十多種著述,可謂著作等身;同時,他還活躍于政界,曾任法國全國人權諮詢委員,法國外交部長顧問、法國總理顧問及韓國總統全球政策顧問等要職,對政府政策的制訂發揮重要作用。</div><br />當法國左翼和右翼政府都向中國一邊倒,媒體、知識界和漢學界向中共政權拋媚眼、唱讚歌,忽視中國的政治及人權問題的時候,索爾孟不相信中國已經實現了&#8220;大國崛起&#8221;,遂親自訪問中國,花了一整年時間,實地走訪都市和鄉村,將親眼目睹的一切寫成《謊言帝國》一書,將中國真實的一面呈現給被蒙在鼓裡的世人觀看。本書揭露了中國成長神話的背後,潛藏的民不聊生的慘狀。中共靠壓榨人民來壯大自己,它當然拒絕變革與進步的建議。索爾孟更是傾聽那些追求自由的反抗者的心聲,藉此書讓他們暢所欲言,告訴世人真正改變中國的力量究竟在何方。<br /><br />&nbsp;<br /><br /><strong>為什麼中國政府如此有錢,中國人卻如此貧窮?</strong><br /><br />&nbsp;<br />&nbsp;&nbsp;&nbsp; 索爾孟到中國訪問,與官方的接觸均由法國駐華使館出面安排。中國方面深知索爾孟在法國一言九鼎的定位,故而盛情款待、竭力籠絡。若干高級官員與之會見,並有盛宴款待。索爾孟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作家奈保爾一樣,是一位觀察家式的作家,其足跡遍佈世界各地,當然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物。即便如此,他仍然為中國官方的排場和揮霍浪費所震驚&#8212;&#8212;他們花的不是自己的錢,當然不會心疼。由此,他開始思考這一系列的問題:為什麼中國非常有錢,中國人卻如此貧窮?誰從中國的經濟成長獲利?<br /><br />索爾孟的答案是:鄧小平說&#8220;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8221;,這部分人是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軍方代表、權貴家族的成員等。索爾孟指出,西方政治學家對中國存在許多幻想,比如期待中國大約有兩億人的中堅力量&#8212;&#8212;中產階級&#8212;&#8212;會要求民主改革。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索爾孟發現,這個群體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共產黨員,並且和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具有親戚或顧客關係,他們並不是西方意義上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勞致富的中產階級。這個階層不會要求社會變革,反倒支持共產黨壟斷權力,用一句中國的俗話來說就是&#8220;屁股決定腦袋&#8221;。<br /><br />&nbsp;&nbsp;&nbsp; 一般的西方遊客只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國的&#8220;國際化大都市&#8221;走馬觀花地看一圈,對中國的印象肯定相當良好,覺得中國繁榮昌盛、萬事無憂。索爾孟卻把更多時間花在對農村的探究上,那些偏遠、封閉、貧窮、凋敝的鄉村,可能從來沒有接待過一個西方人,更不用說頂級的西方知識分子了。索爾孟與農夫農婦在搖搖欲墜的破房子裡促膝而談,他發現,中國經濟發展的輸家實際上是農民。儘管共產黨宣佈對鄉村地區減免賦稅,但農村的悲慘情況依然,留守在老家的老人和孩子只能寄望離鄉背井打工的青壯年。索爾孟寫道:&#8220;中國鄉村成為毫無希望的地方,即使在其他包括印度在內的貧窮國家也不多見。&#8221;<br /><br />在從事愛滋病救援工作的志願者帶領下,索爾孟乘坐破爛的牛車,躲避安全人員的監控,進入河南省的貧困村莊。在那裡,他看到愛滋病吞噬全村人性命的慘狀,如同閻連科的小說《丁莊夢》中陰暗而絕望的描述。村民之所以患上愛滋病,是因為貧窮迫使他們靠賣血為生,而抽血時使用的針頭居然沒有經過基本的消毒處理。地方政府拼命掩蓋愛滋病氾濫的真相,中央政府則假裝不知道。享受到經濟發展好處的城市居民,一般不會前往鄉間察看,或是完全不在乎那些&#8220;鄉下人&#8221;的生死存亡,仿佛他們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生活在另一世界的&#8220;賤民&#8221;。敢於說出真相的醫生如高耀潔,在當局殘酷的迫害之下,不得不以八旬高齡流亡美國。而在愛滋病氾濫高峰期擔任河南省省長和省委書記的,正是如今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如果在西方,李克強會因瀆職罪被免職甚至追究刑事責任;但在中國,他卻能&#8220;帶病提升&#8221;,並順利當上中央政府首腦&#8212;&#8212;中國官員只在乎在中央有沒有靠山,而對治下民眾的福祉漠不關心。<br /><br />索爾孟注意到由一胎化政策所引起的種種人口、經濟、社會效應,給中國帶來史無前例而難以測量的風險。他在農村接觸到許多因違背一胎化政策而被拆除房屋乃至婦女被強迫結紮的事例。這既是政治和經濟的問題,更是人權的問題。索爾孟寫道:&#8220;在一胎化政策下,高齡父母被迫自食其力;長期而言,面對人口老化與勞工減少,中國經濟該如何調整?沒有人能夠預測,但這是很讓人擔憂的。&#8221;面對潮水般的批評,中國政府仍然拒絕改變這一&#8220;基本國策&#8221;。<br /><br />那麼,中共由此能獲得永久的穩定嗎?索爾孟為共產黨的未來感到捉摸不定。他指出,共產黨無法代表中國社會,重要幹部完全沒有農民、工人、婦女,中共已經和人民脫節,媒體只能反映黨的意志。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實行的共產專制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結合,並不是一種可持久的模式。他反問道:&#8220;寧可不公,也不願動盪不安:這也可以作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寫照。但這樣能夠持續多久呢?&#8221;如果說&#8220;救黨&#8221;需要付出&#8220;亡國&#8221;的代價,人們會答應嗎?<br /><br />&nbsp;<br /><br /><strong>向那些不害怕大象的螻蟻喝彩</strong><br /><br />&nbsp;<br />《謊言帝國》的法文原版書出版後,很快被翻譯成波蘭語、日語、韓語、英文和中文,在各國引起許多意見及論戰。為何會引起如此多的洶湧波濤?索爾孟指出:&#8220;肇因我所描述的中國,其真實悲慘的現狀與中國共產黨所聲稱的成功政績清單,對比過於強烈所致。&#8221;他藉此書在台灣出版中文版的機會,與讀者分享北京高層對本書之準官方回應態度。中共高層透過私下管道向他表示,該書所描述的一切,「雖屬正確,但並非正面」。說得更坦白些,中共看過書之後坦承,他在該書所描述的中國經濟困境、醫衛貧乏及道德淪喪等窘境,正確無誤。但他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居然不信任共產黨有解決以上問題的能力!」此即為何本書無法被北京視為「正面」之因。索爾孟說:&#8220;我的確不信任中共有解決此類問題的能力,因為中共根本就是製造問題的本源!&#8221;中共追求的目標不是為了讓人民過幸福日子,而是如何讓党永遠執政。每天發生在抗暴行動,中共不是以民主化回應,而是以更大的武力、軍隊壓制。中國的人權活動者們面臨着空前的打壓,但這個群體如同壓傷的蘆葦般不折斷。索爾孟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就是希望將那些中國被迫害的人權捍衛者的故事展示在世界的面前。<br /><br />索爾孟陸續訪問了&#8220;天安門母親&#8221;的代表人物丁子霖、經濟學家茅于軾、劉曉波夫婦等暴政和謊言的反抗者。他向這些敢於對抗大象的&#8220;螻蟻&#8221;致敬、喝彩。他也嚴厲批評西方各國政府漠視中國每天都在上演的人權案例,如同當年忽視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一樣。台灣學者吳志中指出,這本書最重要的一個中心概念就是希望西方世界&#8220;不要神話中國&#8221;,中國發生那麼多不人道的事件,例如藏人在邊界被射殺,類同于當年東德射殺逃往西德的民眾,西方社會卻刻意視而不見。這種對中國和其他專制政權採取的&#8220;雙重態度&#8221;,反映出西方國家在人權政策上的不徹底性。然而,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人權價值,到頭來會腐蝕西方自己的立國根基。<br /><br />索爾孟曾在北京與我有多次會晤。我們在咖啡廳中聊天時,國保便衣就在旁邊監視。索爾孟對此早已見怪不怪,他知道這是中國異議人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後來,他在《謊言帝國》一書中寫到我們的會面,寫到我對共產黨政權的批評,還寫到他對我的觀感和評價,他指出:&#8220;余杰是具有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特質的中國青年作家。他雖然只有筆桿武器及學生、畢業生、年紀相仿的讀者隊伍,卻代表著中國青年的心聲。他用作品呼籲:任何人在中國都應當不必冒風險地暢所欲言。&#8230;&#8230;他以中國靈魂為訴求,中國即是其創作素材,他的作品讓人看出遭中共禁錮的社會是多麼粗暴,而這個社會極力否定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及其內在的真實世界。&#8221;我也向索爾孟表示感謝,因為他是為數不多的不為中共拉攏和收買的西方知識分子。<br /><br />&nbsp;<br /><br /><strong>共產黨無法控制信仰與良心</strong><br /><br /><br />表面上看,中國共產黨控制了幾乎所有的權力、財富與資源,是全世界組織最嚴密、黨員人數最多、党產最豐厚的政黨。但是,中共賴以存在的兩大殺手鐧,即謊言和暴力,效能已經日漸下降。在眾多的挑戰者中,最強有力的是宗教信仰者群體。索爾孟指出:&#8220;共產政黨無法控制信仰與良心。&#8221;當他看到從城市到鄉村,從一流的知識分子到教育程度有限的民工,都在迫切地尋求宗教信仰的時候,不禁回憶到,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運動撼動滿清政權,而後又來了一名基督徒孫中山,他推翻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那麼,中國還會不會重蹈覆轍呢?沒有人說得清楚。但在拉薩街頭發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再次向世界表明,良心的力量正讓民眾起來對一個沒有靈魂的、殘暴無度的政權採取非暴力抵抗的行動。<br /><br />中國的宗教復興是一個被西方媒體和學者所嚴重忽視的大事件。美國學者史蒂文(Bret Stephens)在《中國的神與人》一文中追問說:&#8220;為什麼基督信仰對中國人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推廣而言,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以及古代農村的宗教、新興的法輪功等信仰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吸引力?&#8221;首先,毛澤東在消滅有組織的宗教的運動中,同時徹底破壞了傳統的慈善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而這些體系過去常常用於救濟孤苦大眾。如今,中國正迫切需要這樣的社會的救濟,教會正好填補這一空缺。其次,共產黨以共產主義的名義摧毀了傳統的道德倫理觀,中共自己現在都拋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很大部分。人們失去了道德和倫理觀念,取而代之的是貪污腐化,投機鑽營,普遍地對倫理的漠視。宗教給人心提供了一個矯正的機會,它也可以解決人們在二十一世紀生存的困惑。<br /><br />&nbsp;&nbsp;&nbsp; 共產黨控制了所有媒體,控制了整個教育系統,由此批量製造和傳播謊言,對民眾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洗腦。近日,中共宣傳部門又作出所謂&#8220;新三反&#8221;人員(反黨、反國家,反民族)不得在媒體和學校任職的規定,習近平時代對媒體和學校的控制不僅沒有放鬆,反而更加收緊。中國人被迫生活在雙重人格之下,忍受謊言、習慣謊言、甚至依賴謊言。哈威爾所說的水果店老闆掛著&#8220;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8221;標語的例子,在中國隨處可見。但是,希望活在真話和真相中的民眾也愈來愈多。共產黨無法控制每個人的信仰和良心,而信仰和良心正是謊言的剋星。<br /><br />以基督教家庭教會為例,共產黨縱然擁有數百萬武裝到牙齒的軍警憲特,卻已無法將其從中國社會連根拔起。學者和牧師劉同蘇指出:&#8220;家庭教會目前形成了很大的規模(數千萬會眾)。在沒有結社自由的地方,卻形成了大規模的民間團體,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若非有超越的淵源,斷難在政府絕對控制的公共生活領域裡面,硬擠出這麼大一塊天地。&#8221;身為猶太人的索爾孟,儘管本身並非基督徒,但他作為一位對美國建國歷程有深入研究的保守主義學者,對基督教精神與憲政文明之關係亦有著深刻的洞察。由此,他對中國糾正過去效仿法國、德國、日本和蘇俄所走的激進主義道路,重新選擇英美式的保守的自由主義抱有樂觀之期待。經過信仰的洗禮,中國方能從&#8220;謊言帝國&#8221;蛻變為&#8220;真話共和國&#8221;。<br /><br />&nbsp;<br /><br />&nbsp;<em>(索爾孟《謊言帝國》,台灣允晨文化,2006年)</em><br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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