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力於我何有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歌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所唱的“帝力於我何有哉”，就是“天高皇帝遠”的四川人追求的生活狀態。不僅農民嚮往這樣的生活，城市里的小商人也希望自給自足、離政府越遠越好。 學者秦暉在研究中國關中農民問題的著作《田園詩与狂想曲》中指出，中國的城市沒有獨立的市民文化傳統，而是長期處在城鄉一體的農民文化雰圍中，中國的城市其實是“都市裡的村莊”。不過，成都多少算是一個例外，成都的居民，有相當一部分是市民，而非農民。其標誌之一是，成都擁有數量眾多的茶館，茶館是最流行的大眾消費場所，并產生了獨特的商業和消費文化。成都的茶館与巴黎的咖啡館和倫敦的酒館可相提並論。歷史學家王迪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一書中對成都茶館中的人生百態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揭示了茶館對於這座城市的重要性，“稱茶館為社會和公共生活的靈魂，恐怕並不誇張”。 用作者的話來說，本書既是一本微觀史，也是一部敘事史，亦是一部大眾文化史。本書的中心是兩個基本線索：一個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家角色日益加強，國家支持的現代化不斷削弱地方文化的獨特性；另一個是在國家權力深入地方的過程中，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對抗現代化所推行的國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書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茶館的經濟學、茶館的政治學，以及作為四川地方主義標誌的茶館与中央集權的國家文化的抗衡。在此意義上，茶館的數量与自由的多少是成正比的。 作為小商業的茶館与古典自由主義經濟 <div> </div><div>這本書的時間跨度從一九零零年延伸到一九五零年，續集是關於后五十年的《社會主義下的公共生活：革命和改良下的成都茶館》。從一本書變成兩本書，是因為王笛在成都檔案館中發現了一筆中外歷史學者們從未利用過的寶藏：關於成都茶館的資料，散佈在警察、商會、政府商業管理等檔案之中。這些資料提供了大量關於茶館的信息，包括經營、資金、利潤、競爭、價格、徵稅等。美國歷史學家白瑞德（Bradly W. Reed）評論說，正是這些材料的使用，“王笛把我們帶入一個中國大城市內部，使我們從來沒有如此地接近鮮活實在的日常生活”。</div> 本書從二十世紀揭開第一頁的那一天寫起。雖然北方鬧起拳匪之亂，中央政權一度崩潰，但遙遠的四川仍置身事外，風調雨順，安居樂業。那時的人們也沒有世紀更迭的時間概念。一九零零年的成都是一個自治社會，沒有警察，甚至沒有市政府，社會基本上是由不領工資的地方精英自治管理，所以行政管理成本非常之低，自然不用收很多稅來維持政府的運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小政府、大社會”。這是成都的茶館欣欣向榮的社會背景。 在抗戰軍興、國民政府遷至重慶、大量東部的工業遷到四川之前，成都平原受工業化文明的衝擊相當有限。小商業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成都是最重要的經濟部門，茶館即為其中之一。沒有任何其他店鋪能像茶館那樣，与人們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緊密的聯繫。作者統計，整個晚清民國時期，成都有五百到八百家茶館，數量上超過同期其他任何中國城市。在三十年代，茶館大約給六萬人提供了生計，這些數字還顯示茶館在城市經濟中所處的地位，茶館是成都最重要的商業之一，帶動了其他行業，如餐館、理髮、小商小販等。 成都有一句民謠説，一城居民半茶客。這個說法并不誇張，王笛通過對當時稅務資料的研究，估算出成都每天有十到十四万人到茶館喝茶。一九四一年，茶館僱傭人數在成都的工商各業中排名第五。當時即有觀察家估計，成都每十家店鋪就有一家是茶館。一九三五年，成都六千多家小商舖，餐館兩千多家，食品店九百多家，茶館近六百家，名列第三。所以，王笛得出結論説：“茶館作為一個行業是堅韌的，儘管經歷了戰爭、政治動亂、經濟危機、社會演化，但是許多茶館仍然生存了數十年。”從中也可以看出，軍閥割據時代的四川，成都的商業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大致保持平穩，并沒有後來想像的那麽糟糕。真正糟糕的是“大飢荒”及“文革”，“文革”時期的“武鬥”亦遠比軍閥之間“表演性”的戰爭更加慘烈。 經營茶館的是小業主，到茶館喝茶的、有閒暇和自由時間的茶客亦多半是某種程度上的自由職業者。成都的居民，自由職業者比例極高，政府公務員或從事跟政府有關的工作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帝力於我何有哉”是他們的心聲。這跟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自傳中的陳述很相似。撒切爾夫人説，她首先是從父親經營的雜貨店中而不是書本上接受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每一個雜貨店店主都希望自己是主人，而拒絕政府當他們的主人。有了這段經歷，當後來撒切爾夫人讀到哈耶克的著作時，才會“心有戚戚焉”。由此，撒切爾夫人用私有化之“猛藥”醫治“英國病”，不惜自我削權，終於打造出“最小的”也是“最好的”新政府。與之背道而馳，奉行計劃經濟的中共政權在五十年代之後逐步清除了大部分成都的茶館，成都茶館小老闆的後人中也未能湧現出一個撒切爾夫人似的人物來。不過，部分恢復市場經濟的四川人鄧小平，少年時代家境優渥，愛泡茶館，是不是也從茶館文化中受到啓發，不再堅持毛澤東“全盤公有制”的異想天開，而是半推半就地將當小業主的權利還給了人民？ 作為公共空間的茶館与民間司法救濟和言論自由 人是群居的動物，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體現自身的價值。所以，公共空間的拓展一定与民主進程密切相關，正如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説：“交往理性在資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為爭人民主權和人權曾發揮過巨大的作用，最終積澱在了民主法治國家的結構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機制之中。”王笛在論述成都茶館時，也採納了哈貝馬斯的理論視野。 在成都，茶館具有多種功能，它是城市市民尋求休閑和娛樂的場地、商人做買賣的交易所、小商小販買商品的市場、自由勞動力尋找工作的職業介紹所、社會集團和組織聚會的中心。茶館与附近居民、社會團體、組織等發展了相互依賴的關係，提供其他設施所不能提供的服務。茶館是一個公共空間，人們在那裡有被接納的感覺。如果我們使用關於政治的中性的定義——政治是公共管理和權力分配，那麽任何一處公共空間都有政治意涵，茶館自不例外，所以王笛特別強調説：“政治的變化總是即時地反映在茶館中，茶館成為國家和地方政治演變的一個風向標。”茶館雖小，一粒沙中亦可見世界。 本書分析成都茶館的政治意義，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第一，在成都平原，長期以來形成了“茶館講理”的習俗。遇到事端，居民大多喜歡選擇“茶館講理”，請在地方上有聲譽的人士來仲裁，并由理虧的一方支付茶錢，而不是到地方衙門告狀，這一情況不僅表明人們不信任國家權力，而且也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擴張。王笛認為，“茶館講理”這個實踐顯示了市民相對自治狀態，他們試圖在沒有官方介入的情況下解決衝突，說明一種國家之外的社會力量的存在。甚至有人説，茶館是“最民主的民眾法庭”。“茶館講理”的習俗證明了“在中國非官方力量始終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它的存在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使官方的司法權在社會基層被分化。” 因此，官方的反應是，將“茶館講理”妖魔化為“陳規陋習”，制訂法令加以禁止，并在媒體上大肆渲染“茶館講理”的一些失敗案例。但是，長期禁而不止，說明儘管這種調解的力量脆弱，卻又有韌性和社會的深厚土壤。若從正面來看待，表明“人們把公平、正義和自己的命運盡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是自己認可的人手中”。政府對“茶館講理”的習俗的反對，說明國家權力竭力深入社會基層，其目的是加強對社會的控制。然而，從實際結果看，國家不但不能填補社會自治被國家削弱后留下的真空，而且這種真空的日益擴大反而不利於社會的穩定，這是與其初衷相違背的。 其次，王笛也發現，成都的茶館也是一處彰顯言論自由的公共空間。“茶館充滿着政治，從階級衝突、對社會現狀的批評，到對國家政策的討論，以及政府為控制人們思想而進行的宣傳，可以説茶館見證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演變。”老舍的戲劇《茶館》展現了北京的茶館的風貌，由於京畿重地政府權力無處不在，茶館里不得不掛上“莫談國事”的牌子；而對於成都的茶館來說，由於与權力當局相對疏離，茶客在言論上沒有那麽多禁忌，而且成都人關心的基本都是本地事務，對中央的事情並無太大興趣，所以茶館中的人們享有相對更大的言論自由。 抗戰時期，大量外省大學遷入，由於臨時恢復的學校條件有限，學生遂將茶館當作自習室，在茶館中學習和休閑。不僅成都、重慶是如此，昆明、貴陽等大後方的城市也是如此。對政治有著比普通市民更為強烈的興趣的學生与茶館這個公共個空間的互動，以及學潮与茶館之關係，也就成為另一個有趣的話題。可惜此書對此著墨不多。 作為地方傳統的茶館對大一統的現代國家建構的抵抗 《茶館》一書，貫穿始終的一條線索是“國家是怎樣深入和干涉人們多日常生活的”。抗戰之後，國民政府遷至重慶，中央政令始得貫徹到成都。茶館也受到影響。比如，一九四一年，當局命令各茶館懸掛孫中山和其他國民黨領袖畫像，設置講台，配備黑板、國民黨黨旗、國旗等。 作者在這裡所指的國家，是政府的意義上的國家，又是中央和全國意義上的國家。因此，所謂國家文化，也就包含了三個要素：第一，是由國家權力來提倡和推動的；第二，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第三，有一個全國的統一模式。當局對茶館施加的一系列命令，都是其推廣國家文化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央的立場是“大國寡民”，民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一定要大，政府一定要集權；而地方的立場則是“小國強民”，北京与成都有何干係？我們自己過自己的日子，不需要外人來干涉。由於地理位置處於帝國的邊緣，自古以來四川人就有分離和獨立的傾向，在文化上也自成個體系。在中國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本土意識与中央集權的衝突，也就在此不斷上演。 國家政權深入社會底層的努力，是從晚清開始的，民國時期進一步強化，國民黨的失敗，新政權的建立，使國家機器的強化達到頂峰，這是二十世紀現代國家建構的一個重要過程。與之同步，地方文化對試圖改變它的外部力量的抵制是非常明顯的。在強大的西化諸如文明、愛國等文化話語的影響之下，那些主張保持地方文化獨特性的人之聲音被淹沒。然而，地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仍然保持潛在的活力，雖然成都無法阻止現代化同一性的衝擊，但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茶館的數量始終保持在相當的水準上，就是一個例證。 但是，不幸的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沒有選擇聯邦或邦聯體制，深得四川民心的聯省自治的倡導如曇花一現、無疾而終。中國最終選擇了越來越集權乃至極權的道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之後，地方主義（包括茶館凝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都成為新政權打擊的對象。最終的結果是：“現代化的過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趨於國家文化的同一性。……現代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步調一致，但比任何時候都缺乏文化的個性和多樣性。”由此形成的巨無霸式的國家，反倒成為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最大的戕害者，正像王笛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國家有着無法挑戰的絕對權威，那是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的。當國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麽國家無非成了剝奪公民利益的工具。”這裡，國家的概念被統治者偷換了。人民熱愛和支持的是民族意義上的國家（nation），而不是政府意義上的國家（state）。王笛借用美國的例子一針見血就把問題説清楚了：作為民族的國家和作為政府的國家的強弱經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國作為民族國家是最強大的，但作為國家機器是相對很弱的，因為國家的權力被“強民”（或社會）所分化，特別是公民手握有選票這個民主制度最強大的武器，而只有“民強”的時候，才會出現真正強大的民族國家（nation）。 茶館未能抵抗極權政府的出現這一現代中國的歷史逆流。因為，在成都，在茶館之外並未發展出其他與之互為支援和呼應的公共空間和社會力量。而在英國，撒切爾夫人的父親，不僅是雜貨店老闆，還是當地教會長老。教會、私立學校、商會、協會等，都成為抵抗政府權力無限擴張的力量。這就是中國与西方在社會結構上的差異。“文革”結束之後，茶館文化迅速在成都復興，成都在新一輪的經濟發展中再度成為一個由小商舖業主支撐的城市。這些細節，估計王笛會在他的第二本關於成都茶館的書中寫到。不過，在二零零零年之後，茶館又開始扮演更為重要的公共空間的角色：當家庭教會及其他民間社團受到政府打壓的時候，他們選擇了到茶館里聚集。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跟未來有關的信號。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