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双月记之五（2013年3－4月）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有朋友说：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这个问题，还真是值得回答一下。因为你可以说这是关于读书的本体论问题：没有时间读书，就不会有“读书”这么一种人生内容了。 我检视了一下自己的生活，发现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几个“不”字而已。人人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最最公平；要做这个，就不做那个，有所为有所不为也。 首先，不看电视。我来加拿大转眼满九年了，九年来总共看过大约三个小时的电视。都是美国大选的时候，跟CNN看开票结果。网络发达之后，不必依赖电视去了解新闻；电视机又不放在房子的中心地方，平时很难想起来要看它。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不喜欢看电视，嫌它媚俗。这应该节余出不少时间。 类似的是，不看电影。这还是刚有孩子时养成的习惯，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小而占据了不少晚上的时间。就是家有菲佣（香港家家如此），也感觉，把小婴儿扔给保姆，父母自己去电影院了，心中不免负疚。这样一晃十五年至今，倒把世界上有看电影这么一回事情给忘的差不多了。现在孩子大了，有时候一家人一起去看看电影，倒也甚有乐趣。不过，人多，则行动协调不易，很难经常去。过去一年看过两个，相当于此前十年的总和。好在常坐飞机，航班上不时看看电影。 再就是不接电话，更基本上不打电话。工作上的事情，现在都是电邮联系，办公室的电话几乎成了摆设。家里电话是内人接，我平时在家时间也少。一年我总共也就接那么五六个电话。至于往外打电话，就更少了。对那些想读博士的学生，我常常问他们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有关电话：如果有五分钟空闲，你是打个电话呢，还是拿起一本书？如果是前者，恐怕念博士不一定是好的选择，因为学术是寂寞、孤独的生涯。没错，不少学者其实是社交上很活跃的；我只说我的偏见。 当然也不用手机——在中国旅行时除外。以前在香港，人家嘲笑我是全城数百万成年人唯一不用手机者（这个说法肯定不成立，因为最近我已确认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兄一直也不用手机）。这当然颇有不便。前两年有一次，我中途换航没有赶上下一班飞机，需要给内人通个消息，结果找遍候机室也没有电话——人人都有手机，公用电话已经成了古董。最后我是求了服务员，用了人家的办公电话。不过，这样的偶发事件还不足以改变我的落伍。 在2011年夏天之前，俺出门还不带手提电脑。旅行往往是读书的好时候，带了电脑就挤了读书。平时，上网也是很耗时间的事情，必须自我节制。报纸杂志也还是要读的：报纸只读本地英文报，不读大报；杂志很多，随便翻翻而已。 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我总感觉学生时代是最幸福的。那个时候，大块的时间、主要的精力，都是专门用来读书的。现在呢，不可能用整块的时间来读书，那要教课、写作、开会等等。读书的时间，都是二十四小时的边边角角。 朱尚刚，《诗魂莎侣：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2＋6＋5＋2＋456页［通读］： 爱屋及乌，爱莎及朱，这可能是好多中国莎士比亚读者的心态。莎剧中文译者朱生豪，并没有留英经历，大学毕业之后不久，24岁就动笔翻译莎剧了。这也只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才会有这种文化壮举。当然，也因为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疾病、贫穷、战乱、动荡，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32岁就撒手人寰。现在倒是“盛世”了，哪个24岁的“吊丝”能够试试类似的文化事业看看？就算你敢干、能干，恐怕很难有人给你润笔、给你出版。朱生豪的故事，固是悲剧，可是，今天那万千能到伦敦一掷千金的中国豪客，甚至包括曾到莎翁故里Stratford-upon-Avon一番附庸风雅的中国雅士，看他们的身家、作为和时代精神，又是悲剧抑或喜剧？ 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2009）， 688页［通读］；胡兰成，《今生今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45页［通读］： 这书我几次拿起，几次都未能读完。有事杂的原因，也因为不喜欢它的风格。这次对比着看，特别关注大陆版删去的那些内容，主要就是作者在汪精卫政权时期的作为（即“渔樵闲话”部分，大陆版完全删去了），还有一些替汪政权讲话、流亡日本等的章节、段落。这样读着读着也就读进去了，结果等于把两个版本都通读一过。要说感觉，还是不喜欢，主要在于三条：第一，作者不说实话。既然是回忆，就应该纪实，不管是不是用什么所谓散文体。他这个散文体，其实就是把一些不想说的事情跳过去，不想明说的事情则用文艺腔糊弄一下，完全避免交代那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谓虚头空脑，极不诚实。第二，文字装腔作势。作者的文字风格独特，有其矫奇新艳而不落俗套的一面，但失在不免矫揉，不仅常常使用一些自己生造的词句、概念，而且动辄惘顾常识、践踏逻辑，因此论说上常有武断、生硬、别扭之弊。第三，他的思想和观念是很奇怪的，可以说是陈腐，也可以说是狂妄，但这两个词语也不足以概括之。作者有很多的自相矛盾，比如对于共产党和对于民国的态度都是这样；也有很多地方是坐井观天，钻牛角尖，比如对于西方的批评和有关东西方的比较。这三条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作者对于历史、现实和自身作为都能诚实一些，也许就可以减少一些装腔作势，也可以减少一些思维混沌了。从他所参与的政治事件，到他所思考的现世人生，再到他那些浪漫风流，作者都是既要卖弄（因为他有所成就）又要遮掩（因为他自己也认为那些成就中颇有不大光彩之处），所以总是口气吞吞吐吐，搞得含含混混，说得不清不楚，让人疑疑惑惑。好在一片滩涂之中不是不能时时见到几处含珠之贝，那就是一些零散的或者是有见解的句子、或者是某个别出心裁的比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3＋568页［跳读］： 其实还是上两个月读的，我忘了记在上则笔记里了。一些史料可用，此处不赘；零星的感想，写在这里也嫌琐碎。总的来说，关于邓，我是读得越多，越感觉他真像老毛。比如说，邓非常重视把自己的亲信（以前的秘书等等）派到军队的关键位置（比如二炮政委），从文革末期复出的时候就是这个干法。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xv+250 pp. [跳读]： 这是一本“社会考古学”取态 (“social archaeology” approach) 的著作，研究的中心问题，如书题所示，是远古时代的头领们如何取得权力。不过，真正的关注点，在于“制度”(institutions) 是如何形成的。书中的三个案例研究，涵盖丹麦、夏威夷、安第斯山三地的远古社会，对此我并没有感兴趣到要一一细读。我重视的是其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如果只是做个提要，则作者不外乎强调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似乎没有多少新意；但作者突出了社会关系作为基本背景，而且认为并不是在每一种社会背景下都必然出现领导者。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有领袖欲的人物在某种态势下成功成为权力握有者，而在另一种态势下则遭遇失败？这就是有意思的探讨了。 田伶、王连春，《红色回眸：一位舞蹈演员的亲历》（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156页［通读］： 田伶是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1962年（这年她十四岁，也是中国尚在大饥荒之中的一年）春天起，“奉空军党委指示”，每周两次到中南海春藕斋去当领导人的舞伴，这样大约六年，直到1967年冬，后来更“有机会到主席家看望老人家”，“经常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读书”，这本书就是她的相关回忆。书中不少篇幅讲的是1967年冬天某件案件，应该和吴法宪回忆录中提到的刘素媛一事相关连，我猜就是毛通过这些所谓“通天”的文工团员搞下面人的情报惹出来的，这个田伶也很受了一阵子委屈。在参加学习班并下乡数年之后，1970年春，她再次被毛召见，这回是直接去了毛的住所“游泳池”，毛上来两句话都很体贴的。第一句话，“小田，你受气了，可不要气啊”；第二句话，“你穿军装很好看”。从那之后，“我与毛主席的对话一直进行着”。据她说，林彪摔死那天半夜，毛开了白酒，对身边人请客；后来还引用外交部传来的打油诗，讽刺林彪“林秃叶黄秋无梨”。老毛让她念诗，念的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毛还在这一句下面用红笔划了很粗的一笔，至于这是什么意思那就只能读者自己猜测了。 吴伟，《中国八零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630页［通读］： 吴伟是我八十年代在政改办的同事，他也是整理了当年的笔记而出版此书。书的内容翔实、细致、客观，是史家之笔；相较那些自夸、炫耀、游根无据、不尽不实的东西，高出太多。可叹国人往往没有能力分辨此中的真伪、高下，以至哪怕是大家一起经历了的、刚刚过去了的事情，也经常是说者说得天花乱坠、驴唇不对马嘴，听者听得云山雾罩、捕风即能捉影。当然，作者首先要能掌握足够的史实。吴伟是最早参加政改办的成员之一，也一直担负秘书组、综合组的任务（前一个组基本上就是我们“二吴”，后一个组则由孙方明召集、“二吴”参加），后来更成为鲍彤的秘书，对于情况的了解是很充分的。但是，史德恐怕也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当年地位、作用也不能说不重要，对情况也不能说不了解，但一要回顾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总是缺少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的精神和态度。到底是训练不够呢，还是私心多了些呢？我不理解。吴伟此书的风格，就像他的为人做事，忠厚、真诚、踏实、平顺。特别是后半部（第十章到第十六章），补足了我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较少涉及的内容；其中第十二到十六章更是直接围绕1989年事变而展开，包括作者坐牢和被整肃的磨难，那个时候我已经预作漏网之鱼远遁大洋了。 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3＋10＋247页［通读］： 这是一位日本的汉学学者一百多年之前（大约是在1906－07年间）游历中国的笔记。作者热心拜访古迹，于是我们今日可以借此一窥史书上所说的种种胜地——尽管那也已经是千年之后，风雨破败，但毕竟还往往有所见。到得今日，经过“文革”和“盛世”这样两番洗劫，那些侥幸没有毁于战争或灾害、也没有毁于贫穷与健忘的祖宗鸿爪，早就灰飞烟灭了。记得2008年我的西安之行，就是起于思古之幽情，结于悲天之浩叹，眼看诗意无限的灞陵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干枯、污烂的小小辙沟罢了，数千年文明庶几可以凝缩、归结为这般景象。就是宇野的年代，无论这个东洋人如何崇拜华夏先贤，却也总在时时苦于眼前的中国那“极其肮脏”、“为其恶臭所熏”，为此上国国民的贪婪、愚昧、狡诈、欺瞒所震惊。他在天津一上岸，先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进得剧场，则发现“中国国民之自由任意，似亦太过于粗鲁”；参观庙宇，看门人伸手要求额外报酬，“于我等素洁之日本人而言，直觉得令人作恶”；来到孔孟圣人府祠，但觉“身边围观之人群不绝，极其吵杂，令人不堪忍”；如此等等，随处皆然。百年之下，我真的不知道是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没有丝毫长进而悲哀呢，还是应该为我们的祖辈已经如此不堪而羞愧？ 陈碧兰，《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香港：天地书局，2010），540页［通读］： 我猜想此书是天地书局孙立川兄组稿出版的，因为他很有这方面的眼光，此书确实甚有历史价值。作者自称是中共成立之后派往苏联学习的第一个女党员，1925年回国后与当时党内实际的第二把手彭述之结为伴侣，对早期中共的历史非常了解。她似乎也是中共早期女党员里比较有理论修养的一位，对人的观察和评论也常常要言不烦。我读此书，颇感惊讶的是，作者直言：瞿秋白是个阴谋家——对此，我大体相信，因为这解答了我在别处读到一些相关细节时的疑惑。在很大程度上，中共早期开始进行有野心、有阴谋的高层权力斗争，瞿秋白为始作俑者。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下册，4＋750页［通读］： 当然，陈碧兰所说，也只是一面之词，她的回忆也颇隐瞒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关于恋爱，她只讲了自己出国前和CY（后来称为共青团）领导人黄日葵的同居，然后就是彭述之了。可是，郑超麟说，她在莫斯科和罗亦农是一对，罗亦农回国之后为了与她恢复关系甚至写了血书——哈哈，血是假的。当然，郑超麟和彭陈夫妇在托派中属于不同派别，而且郑明言早就不喜欢彭。不过，我相信郑对人物关系的事实叙述，那个他是不会编造的。而且，正如郑所说，这些男男女女关系，对于中共当时的内部派系、政见、权力之争，是牵扯很大的。其实，郑的回忆，与陈的回忆，颇有一比：两个人都记性很好，都比较注重细节和人物关系，也都比较善于观察同志性格。这个下册其实是郑一些零星回忆文章的结集，上册才是郑真正的回忆录——那个我多年来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手头存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中共党史在大陆固然是一门显学，但不为人知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末注：这篇写得有点长了，就此打住。还有几本书，来不及列在这里了，也许下次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