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 </div><div> 5月15日，原通知在粤公府三楼会议室举办的“多元共治建构社会新秩序研讨会”，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临时改地方举办。这个只有半天的由“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和“公民合法财产保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研讨会，邀请的专家几乎全是体制内人士，社科院、北大、中共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竹立家、王占阳、胡星斗、王海光等亲近体制的教授。</div><br /> <br /><br /> 研讨会主要内容有两个：第一个内容是报告“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介入江苏陆庄征地拆迁事件，与上访户和当地政府协商，化解矛盾的“共赢经验”。这个部分没有引起什么争议。总体而言，我并不反对这种让多方坐在桌前谈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坐下来谈，比开动铲车和抄起汽油瓶干要好。第二个内容是由邀请来的专家评议、讨论多元共治建构社会新秩序的条件、可能性、难点与对策。在专家的发言和讨论中，有三个问题，我觉得当场专家的表述不够准确，或没有人能说透。由于没有作笔录，这些话是哪位讲的，我没有记下来，同样，措辞可能也会与当时讲的原话略有出入。 <br /><br /> <br /><br /> 第一个问题是对中国60年执政的解读和对未来的勾划不够确当。当时有位教授说，共产党四九年夺得政权后，前三十年以稳定政权为中心，后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接下来的三十年当以公正为中心。我认为这个表述有欠准确，应该是前三十年以理想为中心，就是以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心；后三十年以利益为中心，就是放弃远大理想，把眼光牢牢盯住眼前的赤裸裸的利益；今后则应当以正义为中心，国家和政府回归正道。<br /><br /> <br /><br /> 公众缴纳税收，以向政府购买正义秩序。正义秩序是唯一只有政府才能生产得出来的产品。当我们说建构政府时，指的就应当是建构正义秩序，而不是指树立一个皇帝或选拔一帮官僚。不能提供正义秩序的政府，不论其所提供的是“理想”、“梦想”，还是“富裕”，只要不能提供正义秩序，都不能说是政府。没有正义，就是无政府。中国五千年至今的政府，肆意向民众征收高额税收，却只提供安全，不提供正义，这样的所谓政府只是向民众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团伙，不是真正的政府。中国迄今为止的政府都不曾提供过正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中国没有政府。今后我们的工作，不是推翻一个政府，而是得建立政府。我们在努力做的，不过是为14亿人口的大国建立一个政府。<br /><br /> <br /><br /> 第二个问题是面对政治衰败几乎必定导致的政治崩溃，王占阳教授等言语间表达出来的是恐惧和无可奈何，并进而把维持现状作为相对于战乱更有利于民众的理由。这是一种变相的维稳宣传！继政治崩溃之后出现的必定只有战乱吗？难道面对可能出现的战乱我们就束手无策吗？不！政治崩溃并非无药可救的癌症。专制政权崩溃后，并不必定继之以内战。我们起码有一剂良药治疗政治崩溃之后的战乱顽症，这剂良药就是社会团结。<br /><br /> <br /><br /> 中国自秦以来专制皇朝衰败、崩溃，继之以数十年的军阀混战，然后再以一个新的皇朝取而代之，这是截止四九前内战以来的惨痛记忆。正是这种历史记忆让许多人对红朝倒塌后的可能灾难忧心忡忡，并据以在维护红朝不倒与为民众着想之间划上等号。很多人明知专制独裁危害人民和国家，却能够安心地为专制政权卖命而不自责，原因也应该就在这里。实际上，这些人不过是把自己的束手无策错误地当作了“非如此不可”。<br /><br /> <br /><br /> 专制独裁政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一个深刻原因就在它一面努力维持统治集团的团结，另一面却极力破坏社会团结。专制独裁政权之所以崩溃之后会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内乱，同样也正因为维系政权存在的统治集团内部团结解体，而整个国家却没有接替的团结的力量。同一个民族的成员之所以相互仇杀，除去深植于人性中的某些阴暗面，一个最重要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同民族同血统的成员之间严重缺乏共识和共同利益，除煽情式的所谓“血浓于水”宣传外，再无团结的牢固基础。反过来说，要防止同民族同血统的人们相互仇恨和杀戮，我们就应当从建立和扩大共识与共同利益着手。 <br /><br /> <br /><br /> 维护体制的人们之所以把维持现状作为避免亿万民众转死于沟壑的理由，一方面是他们看不到或故意掩盖专制独裁制度正是导致政治崩溃的祸首，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民主无知。实际上民主制度就是用来规避政治衰败、政治崩溃及内战的制度设计。<br /><br /> <br /><br /> 民主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之间的辩论和投票表决来寻求正义，对丧失选票的顾虑和对公众舆论的畏惧促使代议士不敢支持那些显失正义的法案，多数票通过的制度设计能自动保障法律政策造福于多数人，通过人权保障机制又防范多数的福利是以剥夺少数人的利益来获得，通过定期改选来淘汰掉政治中衰朽的成份，规避政治衰败，通过很难被轻易修改的宪法，规避政治的根本框架随当权者的偏好和利害而被任意改变，维持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众议院、总统府、众议院和最高法院之间的交叉任期设计，使政府的某一部分定期被解散的同时，另外的部分却能正常工作以维护秩序实现稳定过渡。 <br /><br /> <br /><br /> 民主制度下的争吵经常被喉舌们作为民主制度不团结的证据，实际上这是非常严重的误解。民主制度通过自由结社建构社会团结，让有相同相似价值观、风俗习惯和利益诉求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相互获得温暖，避免因被孤立而为社会所遗忘和蹂躏，又通过开放的公众舆论，让尖锐对立的各方的意见和利益得到充分表达，从而让对立的各方清晰地辨识、理解敌对方的主张和利益的合理性，方便彼此间建立最起码的重叠共识，建立共同生存于一国之内的底线。这种底线也是尖锐对立的群体间虽然争吵不断，却可免于滑向相互仇恨杀戮的生命保障线。 <br /><br /> <br /><br /> 现在的政权正在快速地滑向衰败，几乎是全民共识。持续衰败之后滑向崩溃，几乎也是必然的走势。如何遏制衰败？如何避免崩溃？当局，特别是当局中左派的对策是回到严厉管制的毛泽东体制，但毛泽东式的高压加欺骗的体制正是破坏社会团结、导致政治衰败和面临崩溃的根源。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就努力着手建构民主的规则和制度，开放民间结社和公众舆论空间，让国民在持续的争吵和辩论中寻找到重叠共识，从而加强社会团结。用不断增强的社会团结，来治疗政治衰败，来防范政治崩溃。 <br /><br /> <br /><br /> 第三个问题，有的教授在发言中断定，在现行体制的顶层架构拒绝改变的情况下，类似于“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在江苏连云港灌云县陆庄村征地拆迁过程中所探索的“多元共治建构社会新秩序”是难有作为的，也没有太大意义。“多元共治建构社会新秩序”这个项目有没有意义我们置之不论。在此单就规则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论。是不是只有顶层规则改变了，底层的努力改变现状性质的行为才有意义？显然不能这么说。民间改变现状的行为推动与顶层规则的改变并不矛盾，完全可同时进行，完全无妨先行一步。如果一切公民行动和民间努力都必须在大框架改变之后才可进行，那岂不是说，大框架一天不变，就只能一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盼皇上开恩盼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