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p><p>今年3月6日，《南方都市报》历史版发表了李传玺先生的《“一二八”事变时期的鲁迅》一文。紧接着，3月9日，腾讯《大家》又刊发了游有方先生回应李文的文章《鲁迅对日军侵华的态度》。二文拜读一过，触发了我自己的思考。有些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权且不揣冒昧，和盘端出，以就教于李、游二位先生和广大读者。</p><div><br />李文根据“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逾一个半月），鲁迅一家离开拉摩斯公寓内的寓所，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经营的内山书店（先是在北四川路店，后去了位于英租界内三马路上的分店）避难，而在北四川路店避难一个星期的经历，在《鲁迅日记》中几乎成了空白，仅补缀以“失记”二字，进而在“八次前往北新书局，三次讨了400元版税”之后，连续两天“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至“颇醉”，甚至酒后独自“邀妓”等事实，指出作为“左翼文化的旗手”的鲁迅，在“租界外正是炮火连天”、“血刃塞途”，“十九路军正在奋力拼搏，上海市民正在积极支援抗战”的民族危机、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却“躲进小楼成一统”，“对自己所目睹的一切采取的是有意回避”，在“日记甚或文章中……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这与那个被认为“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民族英雄”，“反差也太巨大了”。因此，李先生“反对对他进行神化”，主张“要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div><div><br />笔者完全同意李先生反对神话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的理念主张，但基本不认同其分析、推理和结论，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读懂了鲁迅。</div><div>应该承认，李先生目光的确很敏锐，提出的问题本身相当重要。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不仅未能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的议题，甚至受到了有意识的过滤、屏蔽。但是，未能成为大陆学界的议题，不等于就没人关注。事实上，李先生提出的问题，并非新问题，无一不在香港媒体和日本汉学界讨论过，有些甚至是40年前就被拎出来反复检讨的老问题。李先生此番“旧话重提”，是否曾参考过这些意见不得而知，但既未在文中提及，笔者就权当是李先生自己提出的“新问题”，并予以简单回应。一个鲜明的感觉是，惟其是大陆学界、媒体从未“炒作”过的“新问题”，才越发具有“耸听”效果。李先生似乎颇谙个中三味，字里行间没少抖包袱、亮噱头，甚至不无“卖关子”之嫌，令人读之莞尔。譬如，在谈到“邀妓”问题时，他写道：“……此时的社会，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时刻的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千万别吓着，千万别说我胡说。<br />这就是事实。它是鲁迅先生自己记下的。”其实我觉得，有事说事，但大可不必如此危言耸听。</div><div><br />李传玺文章的质疑和指摘，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鲁迅日记》中的“失记”问题，二是内山完造的“间谍”嫌疑，三是“邀妓”问题。而早在1973年，香港作家、时任《百姓》月刊总编辑的胡菊人先生便曾在《鲁迅在三十年代的生活》一文（发表于《东西风》杂志1973年3月号）中提出过类似的质疑（除了第三点），以论证自己的前提和结论：鲁迅是人，不是神。三年后，在鲁迅逝世39年之际，有“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前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先生在“大东急纪念文库”举办的公开讲座上，做过一场题为《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的学术演讲，联系内山完造及同时代其他人的回忆，对胡的质疑做了一番全面而翔实的回应。实际上，暂时抛却第三点，李文所质疑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是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的。而除这两点外，问题其实还关涉另外一点，那就是鲁迅在“一二八”事变前后，对日本和日人看法的变化——这一层，李文并未触及。为方便叙述计，我们先从李文的前两点质疑切入，再“迂回”到李所未涉及的其余，从而对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蜕变做一番抛砖引玉式的索隐。</div><div><br />众所周知，鲁迅有记日记的习惯。《鲁迅日记》从1912年5月5日起，至去世的前一天（1936年10月18日），25年如一日，几乎每一天都有记事。即使当日未及写，过后也会补写；即便实在无事可记时，也会写上天气、星期，或缀以“无事”二字。“而有意写上‘失记’，即‘没有记事’的，只有1932年2月中的这几天。”（竹内实语）须知鲁迅在1932年1月30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以来，直至3月19日，“海婴疹已全退，遂于上午俱回寓所”，在“只携衣被数事”、“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的情况下，确乎不具备写日记的条件。所以，回家后，才一气补齐了避难期间约50天的日记（3月29日日记中写道：“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有的日子，记事颇详实，如李文所指摘的2月16日的日记写道：</div><p> </p><p>十六日 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像记》拓片六种六枚，六元。又往蟫隐庐买《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作，与之一元。</p><p> </p><p>记事长达129字，不但记载了五种书（拓片）名，且包括详细数量、价格，外加“饮酒”、“饮茗”、“邀妓”诸事，甚至包括与妓之小费的额度，不可谓不详。如此记录，可以想象，避难期间，鲁迅虽未能记日记，但应该是做了记录的。但其他日子该补的都补了，却偏偏漏了1月31日的日记，2月1日至5日，则仅缀以“失记”二字。对1月31日的“遗漏”，竹内实认为“也许是鲁迅后来补写时竟忘记了”。我也觉得有这种可能，但关键是其后5天的“失记”问题。</p><p>作为生前便得享大名的“文豪”级作家、普罗文艺的“旗手”，鲁迅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的日记在身后也会被人广泛研读，而既意识到这一层，同时把其他日子补写得不厌其详，却独以此前未曾出现过，以后亦未再次出现的所谓“失记”表述来记事，这肯定不是普通的事态，至少不是真的遗忘或无事可记。关于这一点，李先生的思考是对的，李文写道：“以鲁迅的记忆，怎么会失记呢，何况那几日对中日关系是那么关键，难道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难道黑暗中大人小孩一点异样都没有，难道黑暗中自己的心理活动也被黑暗遮掩了？”但是，李文的分析和推论（诸如“鲁迅对自己所目睹的一切采取的是有意回避，抑或出于无奈的心情”，等等）却难以令人信服。如果事情真的那样单纯的话，就好了。</p><p>毫无疑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所追述的情形，尤其是在位于中日两军交战区内的北四川路店（实际上是“全寓中人”挤在内山家阁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避难期间的所见所闻，无一不是鲁迅本人的亲历：</p><p> </p><p>窗户是用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p><p> </p><div>可尽管感同身受，鲁迅却未流露任何情绪于笔端——不仅未流露，还“失记”了。天晓得，在除夕降至的一周里，在那种无比逼仄、压抑的环境中，听着外面的枪炮、军靴声，看着日本店员们不停地做饭、劳军的忙碌的身影，鲁迅作何感想，何以排遣自己的心绪。正是出于这种困惑，李文发出了“那就是鲁迅真的平静了，或者说是太平静了”的感叹。<br /></div><p>并没有可资指李文“错了”的绝对确证，但我总觉得李文的指责有些过于简单、线性、轻易了——理由后叙。对此，竹内实倾向于：“也许鲁迅觉得，那六天的日记，还不如‘空白’着，更能标识出自己的深刻印象。我想，可能事实就是如此。正是因为自己有事情要记，鲁迅才故意让它留下了‘空白’。”关键是“空白”。在竹内看来，“失记”——这种在《鲁迅日记》中只在此处出现过的、绝无仅有的特殊表达，实际上要强调的不是别的，恰恰是“空白”。而这“空白”的意义就在于既不是没有日记（如1月31日），也不同于“无事”，而是“失记”，即“没有记事”：</p><p> </p><p>“失记”中的“记”，有“记忆”与“记录”两种含义。如果“记忆”失去了，则应该还有点什么“记录”才好。但是，现在连“记录”也一点都没有留下。于是，在鲁迅的日记中，这几天里便没有任何记事。……可实际上，这里反复说到的这“失记”两个字，按中国话来讲，反倒竟意味着“记”下了一点什么。在我眼里，那便是听到了这“失记”两个字的反面，即“没有忘记”，或者是“怎么能够忘记”，另外还有“我要忘掉”的意思。</p><p> </p><div>换句话说，鲁迅偏偏以“失记”的“非常规”表达，来记录一段内心很难过去的“非常事态”的发生——因系“非常事态”，本应记下来，但碍于种种，又无法明确记述，所以以这种方式加以“记录”。应该说，这种推理比较符合鲁迅的性格与智商。以鲁迅对现实的判断和深刻的历史感，他不会不清楚，诸如“一二八”这种事体，是断无法从历史中滤掉的。而他作为亲历者和被目为“社会良心”的作家，也有一份记录及反应之责。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日记日后将成为重要的历史文本。在这种情况下，纵有万般无奈和难言之隐，他也不至于完全回避——于是，以连续5天的“失记”，共10个字，鲁迅对那段历史作出了自己的应对。<br /></div><p>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妨碍了鲁迅在日记中对事态的发生与进程详加记录呢？他到底有哪些隐衷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内山完造问题，也涉及李文的第二点质疑（请注意，这里笔者使用的措辞是“内山完造问题”，而不是“内山完造间谍嫌疑问题”）。李文根据内山书店北四川路店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相毗邻和事变发生后，同在附近的基督教堂鸿德堂中，一名蒋姓牧师和布道蔡某一家惨遭杀害的事实，及上述许广平的回忆（即在北四川路店避难的一周所耳闻目睹的情形），指出：“当年就曾有人指责内山是一名日本间谍，虽然书店位置和上述表现不能决定或者说明一切，但这些不能不让人起疑。”</p><div><br />李文对内山完造身份的质疑并不新鲜，历来有之，可并无确证。最近的一次耸动中国文坛的质疑是来自作家王朔：2000年，王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随笔《我看鲁迅》，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挑战鲁迅至高无上的、神祇般的权威，引发了“纸贵”效应。随后，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放言道：鲁迅“在上海住的时候也很会选择——选择的是日租界，他与内山完造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按台湾一些书中的诽谤性说法：内山完造是一日本特务，他是用特务经费为鲁迅先生出的书……”我以为，朔爷放言的主要意义在反权威，打碎一切人造偶像，自有其价值，但他从未试图论证历史，况且也语焉不详，搬出李敖的说法打马虎眼，结果不了了之。相比之下，李文的质疑反倒更加严肃，有回应的必要。</div><p>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汉学系教授藤井省三在著作《鲁迅——活在东亚的文学》一书中写道：</p><p> </p><p>日本侵略造成的满州事变 （1931）、上海事变 （1932）之后，上海的反日舆论高涨。1933年，国民党系的《社会新闻》曾刊载了一篇记事，指内山完造是间谍。对此，鲁迅说道：“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从文章中，可见鲁迅对内山完造的信赖之深。</p><p> </p><p>鲁迅一生为日本所士林敬重，被看成现代中国文化精神不屈的象征，内山完造确在中间起了极其重要的、他人所无法替代的桥梁作用。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正是通过内山的牵线，日本众多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不断地前往上海“拜码头”，客观上也通过鲁迅这个彼时中国最大的“意见领袖”向世界传递了“活中国的姿态”（内山完造随笔集名），从金子光晴、武者小路实笃、横光利一，到野口米次郎、林芙美子、长谷川如是闲，从铃木大拙、山本实彦，到盐谷温、增田涉，不一而足。其中，颇不乏文学大家和学术重镇。</p><div>对所谓“间谍”的指控，内山完造自己全然不以为意。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过日本警察曾把他当成是CP（即共产党员），后看到他在基督教堂布道，才消除了对他的怀疑的往事。对此，竹内实说：“要是内山完造是向日本当局提供情报的话，恐怕当局是不会怀疑他是‘CP’，即共产党员的。而且，就内山完造的性格来说，他也不可能肯定‘间谍’那样的职业。”“而反过来，倒是有日本人怀疑内山完造是中国的间谍”，而且“曾被在上海的日本人武装自卫团体‘自警团’中的一些人，叫去盘问过”。竹内先生说他时常在想：“是否有将遗骨埋在中国的日本人呢？如果有的话，那谁会是代表呢？……每当在这种时候，我总是首先想到内山完造先生。……而实际上，内山的遗骨，也确实是埋在中国的。”试问，会有心甘情愿死后埋骨于中国的日本间谍吗？<br /></div><p>“间谍”与“汉奸”，正是现代中国两顶最可怕的帽子，量产无数，要多少有多少。不仅内山完造，就连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自己，有时也难幸免。1934年，鲁迅曾如此写道：</p><p> </p><p>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 </p><p> </p><p>实际上，李文对内山完造的间谍质疑，不仅人云亦云，毫无新意，而且有把问题简单化，把历史单面化之嫌。而历史是复杂的，有不同的侧面；历史中的人也是复杂的，可能有多种性格与面向。许广平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本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被李文当成了内山“间谍”嫌疑的“佐证”，而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恰恰是对内山其人复杂性一面的注脚。</p><div> </div><div>内山作为明治中期（明治18年，1885年）出生，大正初年（大正2年，1912年）便来中国“闯世界”，谋求发展的日本浪人，饱受明治维新以降的国家主义思潮的洗脑，身上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烙印。读内山完造的回忆录，能明显感到这种印迹。但这与“间谍”是两码事。相反，内山完造是基督徒，乐善好施，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充满了同情。因鲁迅的关系，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参与营救、帮助了很多受迫害的作家，内山书店成了上海滩的一个准文化沙龙和左翼文化据点。</div><div><br />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人有时是一个矛盾体。在那个时代，内山要在日租界经营文化事业，帮助中国的左翼文化人，需维持一定的影响力，客观上不可能不与方方面面的日本人打交道，其中肯定也包括军人。对此，对人有非凡洞察的鲁迅自然不会全然不知情。但鲁迅并非道德洁癖主义者，对友人的行为方式、社会交往，他看在眼里，予以最大的理解，并不置喙。可作为一介文士，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在中日关系的夹缝中，不置喙，不等于没感觉、内心没痛苦。在内山家阁楼上的小房间中避难的一周，在间或传来的枪炮声、军靴声中，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店员出出进进、劳军的忙碌，鲁迅的心境想必是极其复杂的。直到2月6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到了远离战区的英租界，才算彻底踏实了。而从北四川路（四马路）的内山书店去三马路一带的英租界，须经过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人自警团的警戒线，这自然也少不了内山老板打通关节，妥为斡旋。当鲁迅、周建人两家，连同仆人一行十人，在内山安排的日本店员的带领下安全抵达三马路上的内山书店分店时已是大年初一了。</div><p>应该说，许广平在这一点上是了解鲁迅的，她说：“……在鲁迅和内山完造之间，在他们深厚的‘纯洁’的友情之外，已渗进了无可奈何的‘不纯’成分。”很可能源于这段避难生活的刺激，鲁迅后来执意要找房子，准备迁出日租界，许广平和周建人的回忆均曾谈过这一点。鲁迅在临死前两天，还敦促周建人替他找房子，甚至用笔写了一方印文，让他拿去代刻一枚用于签赁房契约的印章（“周裕斋印”，谐音“周豫才”），“并说我定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问他”。（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日记》1936年10月11日写道：</p><p> </p><p>十一日 星期。晴。……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p><p> </p><p>我想，问题的本质其实真的不在于内山完造是“间谍”与否，也并不单纯是鲁迅或内山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和历史使然。胡菊人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使用了“情势”与“情义”的措辞。作为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汉学家，竹内实则根据他对汉语的理解，对这两个词语做了一番语意学意义上的考察：</p><p> </p><p>情势可以分解成“情”与“势”。这“情”与“势”是彼此矛盾的。家庭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情之“情”，常由于“势”，即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遭到破坏。“情义”亦是如此。“情”是会与“义”，也就是义理、信义，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大义相冲突的。……在中国，所谓“情势”和“情义”，就是这样内含着矛盾。其实，在鲁迅与内山之间，也是有着这样的矛盾，尽管还没有达到彼此冲突的程度。如读许广平的回忆录，可以知道鲁迅已逐渐想与包括内山完造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断绝一切来往。</p><p> </p><p>竹内甚至认为，鲁迅在与内山决裂之前去世，是“很值得庆幸的，幸亏是如此”。而且，“内山先生本人大约也曾有过像鲁迅那样的想法”，尽管他生前并未谈及这一层。</p><div><br />所以，历史是沉重的，错综的，特别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更是雾霾重重，压迫得人透不过气来。如果真的如李文所读解的那样，内山是“间谍”、“失记”概出于“有意回避”的话，那问题也许反而倒简单了。不过，简单则简单矣，历史也会丧失其张力，甚至被窄化、片面化。</div><div><br />与李文相比，倒是回应李文的游有方先生的文章，持论中肯、客观：“鲁迅确实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即在价值序列上主张国族高于个人，而毋宁首先是个个人主义者。在中日民族冲突如此紧张之下，作为个体的鲁迅和作为个体的内山完造仍然保持深厚的私人情谊，多半也要从这个角度来寻求理解”，可谓知言。检讨鲁迅在“九一八”之后至“一二八”前夕发表的五篇文章（《答文艺新闻社问》、《沉渣的泛起》、《友邦惊诧论》、《答中学生杂志问》和《今春的两种感想》），虽然直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三省侵略，同时却并未忘记呼吁青年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批判国人之“不认真”的恶癖，甚至唤起民众对在“国难声中”咸与爱国的“沉渣的泛起”的警惕。</div><div><br />鲁迅到底是鲁迅！他脑子里似乎从来没有所谓“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主次”之分，对言论自由价值的坚守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始终未渝，当仁不让；为确保自己的写作自由和人身安全，他选择在日租界定居，为此颇受文坛一些人的非难，而同时期的文人，多如傅雷那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可鲁迅全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写作，能向权力者和邪恶者射出“匕首和投枪”。</div><div><br />有人说鲁迅一生只骂国人，从不批评日本——这是误读。鲁迅确实深爱日本的文化，推崇日人的认真精神，说四亿国人统统害了一种叫作“马马虎虎”的宿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九一八”之后，中日关系骤然收紧，战云密布，鲁迅已高度警觉。一些日本作家刻意歪曲他的话，登在日本的报上，鲁迅很愤怒，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与（日本）名人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沟通。”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约鲁迅写文章，鲁迅直接以日文投书《火、王道、监狱》 ，以中国的民间传说对暴力与征服说“不”，通过日本的知识界，表明抗议军国主义的严正立场。日本著名记者、政治活动家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上海时代》中记录了去世前夕的鲁迅会见日本记者时的谈话：</div><p> </p><p>鲁迅先生对十多天前来上海的山崎靖纯氏透露了他的信念。他说：“为了解放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同胞们，即使祖国中华民国变成沙漠，我们也决不停止和帝国主义的斗争。”</p><p> </p><p>而此时，鲁迅已不久于人世了。种种迹象表明，他内心已经预言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并“提前”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姿态。</p><div><br />至于李文所指摘的第三点——“邀妓”问题，且不去索隐日记中的细节。即使鲁迅酒后独自“邀妓”确系事实的话，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记得，刚从日本回国的那些年，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为“压抑性欲”，“虽然在冬天，也不穿棉裤”（郁达夫语），彻夜抄着汉碑拓片……我的意思是说，禁欲也好，“邀妓”也罢，如果说多少关乎个人“私德”的话，跟“一二八”又有何干系呢？</div><div><br />笔者一向对造神运动深恶痛绝。反对神话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还“鲁迅也是人”之本来面目的诉求与李、游二先生毫无二致。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鲁迅也是人”背后的“景深”，看到处在历史与中日关系夹缝中的鲁迅，其黯然与沉默的后面，他的无奈与挣扎。<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