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建国的上海往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大约十年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一套非常有价值的“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丛书”，只可惜其中几本一直没有凑齐。在阅读《学界泰斗——名人笔下的蔡元培，蔡元培笔下的名人》一书时，笔者于不经意间记住了一个人，他就是当年的上海名人赵凤昌。 一、国民党对不起赵凤昌 该书中收录有当年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程沧波的回忆文章《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其中写道：“我问他许多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的，尤其是辛亥开国的史事。‘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上海有一批老先生领衔通电，要政府马上抗日，领衔者是马相伯（良）先生，其次是赵凤昌（竹君）先生。赵是我们常州同乡，有一次我特地问蔡先生，人家说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赵凤昌家里成立，此人究竟如何？蔡先生说，我们党对不起他。我问这话怎讲，蔡先生说，害得后来袁世凯要为难他呀。可见蔡先生之为人非常注重恕道。” 与此相印证，刘厚生也在《张謇传记》中写道：“赵凤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遗失，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殆纪实也。当时戏赠凤昌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位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 赵凤昌，字竹君，江苏常州武进县人。生于1856年(咸丰六年)，卒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他家境清贫，幼年失学，在当地一家钱庄做学徒。后得到一位朱姓客户的资助，捐款买到一个县丞的官职，前往广东在藩司姚觐元幕下任记室即抄写员。1884年(光绪十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赵凤昌进入张之洞的幕僚班子，由文巡捕升充文案，得到张之洞的器重和信任。 1893年(光绪十九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遭到弹劾，并且涉及赵凤昌。充当替罪羊的赵凤昌受到革职处分。作为补偿，张之洞向盛宣怀要了一个在湖北电报局挂名支薪的差使给赵凤昌。赵凤昌从此在上海南阳路筑惜阴堂定居，实际上是常驻上海为湖广督署办理通讯、运输方面的事务，借此与当地官绅、外国领事建立联系，为张之洞提供情报信息并出谋划策。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赵凤昌曾参与谋划中国东南诸省拒不参战的“东南互保”。 1911年11月4日，上海在同盟会方面的陈其美、光复会方面的李燮和以及当地军政要人、商团会党的共同努力下，宣布光复独立。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在张謇等人的支持下宣布苏州独立，光复反正为苏军都督。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由同盟会方面的陈其美出任都督。据现有的文献史料，最早考虑建立全国性的临时政府的，既不是在首义之区武昌掌握地方政权的黎元洪，也不是在通商口岸上海掌握地方政权的陈其美；而是在清朝末年积极从事君主立宪活动的立宪派人士，特别是集中在上海租界区开展活动的江浙等省的立宪派人士。其代表性人物主要是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张謇、赵凤昌、程德全、汤寿潜、唐文治、林长民、熊希龄。赵凤昌的惜阴堂，一度成为南北双方最为重要的沟通渠道和议事场所。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已经与袁世凯就如何应付未来时局变化达成默契。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北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当时，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张謇代表江苏谘议局及士绅恳请袁世凯出山挽救危局。 11月10日，时任东三省盐运使的熊希龄，在发给赵凤昌的电报中表示说：“所虑者，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一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承认。……东三省本国家之附属品，有连带之影响，国家政府无论为新为旧，而东三省均视之以卜安危，倘旧政府已覆，新政府月余未立，东省则无辞以抵制两强，殊危险也。” 这里所说的“两强”，指的是一直在东北三省争取各自的势力范围的俄罗斯与日本。11月12日，赵凤昌与张謇等人发起，邀请已独立各省咨议局代表和部分革命党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临时政府筹备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会议团”，以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为宗旨，采用共和政体。拟暂时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之新政府，并公认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之所在地。 二、惜阴堂的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在完全掌握军事主动权的前提下，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主动启动南北双方的和平谈判。12月7日，清政府在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北洋军队的双重压力下，派出以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杨士琦为副代表的议和代表团前往武昌。黎元洪也于同一天提名伍廷芳为民国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共同组织议和代表团，并且颁发钤有“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之印”的正式照会。 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应伍廷芳邀约抵达上海。唐绍仪住戈登路(江宁路)英商李德立(Little)的寓所，其余代表住静安寺路(南京西路)的沧州饭店。这两个地方离赵凤昌南阳路的惜阴堂和伍廷芳戈登路的观渡庐，都只有数百米之遥。 唐绍仪一到上海便拜访赵凤昌，并请赵凤昌密约张謇在惜阴堂见面。张謇向唐绍仪明确表示，自己及江浙立宪派人士在以袁世凯（项城）为代表的北方政权与由同盟会主导的南方独立各省之间，保持第三方的中间立场：“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伍廷芳于当天晚上致信赵凤昌：“顷唐使来拜，已约明日两打钟在小菜场议事厅开议。全权文凭，乞明日午前掷下为祷。又黄公衔似可添代大总统字样。” 这里的黄公就是以代大总统衔重新给伍廷芳颁发全权文凭的黄兴。汉阳失守之后已经在湖北无所作为的黄兴等人，于12月1日抵达上海，不仅得到同盟会方面的革命党人的欢迎，而且受到立宪派人士的重视。张謇闻讯后，于当天来到上海，入住惜阴堂，与赵凤昌一起与黄兴、宋教仁、程德全、章太炎等人会晤。因政局动乱而留在上海持观望态度的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就住在与惜阴堂毗邻的海藏楼。他在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闻黄兴昨日来沪，寄居南阳路，非熊(熊希龄)宅，必赵宅也。报言，程德全昨日来沪，与季直(张謇)、平书(李钟珏)等会议，必因汉阳失败，南京守固，故谋办法。” 12月18日上午，赵凤昌约请黄兴与唐绍仪在惜阴堂相见。南北议和也于当天在英租界市政厅(南京路西藏路口)开议。从18日到31日，南北双方先后进行了五次公开会议，讨论了停战、国体及召开国民会议诸问题。但是，这些只是桌面上的例行公事，真正的政治交易是在赵凤昌的惜阴堂中进行的。 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抵达上海，第二天就来到惜阴堂与赵凤昌会面。赵凤昌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建议说：“建府开基，即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于是，在他的郑重推荐之下，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立宪派人士，应邀出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总长职务。 在南北议和紧张进行的背景下，南京方面的各省代表于12月29日撇开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谈，单方面召开全体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一举措既违背了各省代表会议于12月3日在汉口表决通过的“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也构成了违反契约诚信而背信弃义的事实。 1912年1月2日，袁世凯给孙中山回电，从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现代法理上，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予以否定：“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同一天，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军官40多人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说是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将誓死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张謇于1月10日（旧历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电袁世凯，站在第三方立场上调解说：“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诚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持，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国会会议，解决政体，既双方承认，所须磋商者，止开会手续及地点耳。若因是再肇战祸，大局何堪设想？謇前曾以第三位自任，今危象已露，不容坐视。” 辛亥年腊月二十五即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随后，南北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任内阁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袁世凯拒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有一天，南北双方在惜阴堂讨论这个问题，赵凤昌发言说：“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 赵凤昌话音刚落，孙中山、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同意由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因此得到圆满解决。 三、第三方的“健全的个人” 1913年3月20日晚上，前农林部总长、湖南籍议员、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钝初，也写作遁初、遯初），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到凶手武士英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去世。惨案发生后，南北战争一触即发。6月2日，正在欧洲留学的汪精卫、蔡元培匆匆赶回上海，迅速与赵凤昌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张謇与袁世凯展开谈判，为调和南北双方做最后努力。 张謇一边与袁世凯通电联络，一边请赵凤昌与蔡元培、胡瑛等人保持联系。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调和活动，客观上掩护了国民党方面的战争准备。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率先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黄兴、陈其美随之在南京、上海举兵响应。劳而无功的张謇，在写给赵凤昌的书信中愤然谴责陈其美任总司令的上海讨袁军说：“罔死之民之众，损失市产之巨，彼作难者，何词以对吾民？……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中谈到的蔡元培所说国民党对不起赵凤昌，以及袁世凯要为难赵凤昌，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立宪派方面的张謇、赵凤昌、程德全等人，既足够年长、足够富有，也足够理性、足够智慧，他们对于金钱权位已经失去了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本能冲动。他们积极参与辛亥建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既造福于一方百姓也有功于国家民族的恢复秩序、维护稳定、保障民主、保全国家。借用胡适的话说，像张謇、赵凤昌、程德全这样的立宪派人士，才是中国社会中极其罕见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公平正直、尽职尽责的“健全的个人”。 但是，尽管张謇、赵凤昌、程德全等人在与同盟会及国民党的直接合作中，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真诚和善意；即使以忠厚著称的黄兴，对于这些老辈人也一直抱着挟持利用的非份之心。1915年11月26日，远在美国的黄兴在写给亲信部下张孝准的书信中，通过对于冯国璋与程德全的比较，所介绍的正是自己此前对于程德全的挟持利用：“冯某未尽可靠，当有先防之心。若能得彼部下之同情，即急起拥戴之，彼亦无所逃。然须知彼非如程德全之易与，更须防如程德全之反复。” 回顾历史，在辛亥革命之后参与缔造中华民国的各派力量中，真正能够撇开个人及党派的权力欲望，相对纯粹地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既不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也不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反而是较为自觉地站在处于敌对状态的甲、乙双方之外，以第三方立场发挥作用的张謇、赵凤昌、程德全等立宪派人士。进一步说，一个社会要想真正实现和谐稳定，就必须拥有足够多的能够站在相对中立也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立场上，撇开个人及党派的权力欲望相对纯粹地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承担责任、主持正义的“健全的个人”，以及由这些“健全的个人”所组成的相对超然的社会组织及公益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