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黑五类”之媒体名人和维权律师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960年，雷震入狱，中国民主党组党流产，国民党政权实行威权统治，进入稳定而无挑战的10年。 1965年陈诚去世，严家淦接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5年6月，美国按原定计划正式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计划，该年台湾经济成长率9%，是仅次于日本的全世界最高成长率。台湾稳定迈向经济起飞年代。 1966年，蒋介石继续担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四任总统。 1969年1月，台湾“经合会”[1]改组，蒋经国担任主委，从此手握台湾财经决策大权。 1969年7月，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正式成为台湾实质上的领导人。蒋氏父子相承的交班格局已很明显。蒋经国时代由此开始。 196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彭怀恩在《台湾政治变迁史》一书中说： 在一九六零年代，每人所得成长率为5.8%，储蓄率跃升26%，工业部门的年成长率为20%，工业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增加到83%，就统计数字显示，台湾在60年代末期已走到工业化国家行列。[2]  1970年，台湾的对外贸易首次出现盈余，出口项目中，主要是电子、塑胶和机械产品。经济成长连续4年超过10%，台湾产业发展重心也已经成功转型。 经济起飞使得台湾社会的经济社会形态由以农业为主过渡到工业社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新生代中产阶级的兴起。 而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又与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大力推行的扶植私营经济政策直接相关。 大陆时期，国民党坚持孙中山“节制资本”的经济理念，认为必须由国家大规模的控制国计民生的公营事业，才能有效地保障民生，于是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和国有经济。国民党搞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孙中山多次说过：“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3] 胡适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侵吞私营经济：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4]  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陈仪[5]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认为“台湾在日人统治之下已是资本主义化，但我们收复后，对于一切产业必须国有或公营”。以占领者的姿态进驻台湾之后，通过接收日本在台湾的资产和打击私有经济，陈仪迅速将工业、农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和金融业置于行政长官公署的控制之下。这一政策迅速激起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弹。1946年1月，台湾同胞向国民政府呈上《台湾现状报告书》，内中说到： 查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削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   有蒋介石的全力支持，陈仪继续我行我素。不到一年多时间，就激起台湾历史上最为惨烈、对今日台湾政治也有极深远影响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国民党要员，都认为“计划经济”和“公营事业”是造成惨剧的重要原因。蒋介石也开始反思在台湾乃至大陆推行的“公营经济”政策。1947年3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公营事业出售及物价补贴政策之研究将作为本周的预定工作科目”。 由于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蒋介石的反思并没有付诸多大实际。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基于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等现实问题的压力，国民党“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基本国策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1952-1953年，终于引发了台湾到底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还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大论战。 论战波及台湾政商学界。学术界，胡适是支持民营经济的主将。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陈诚也支持发展私有经济。 1953年11月12日，陈诚在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说： 我们认为，凡能由民众经营的企业，皆应尽可能转让给私人所有。这不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则，而且是彻底消除官僚资本主义病根的有效方法。 蒋介石把票投给了私有经济。尹仲容[6]脱颖而出，成为台湾“经济部长”、工业委员会“主委、台湾银行董事长。尹仲容的基本经济思想是“藏富于民”、“均富”与“养民”。 当时台湾的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人才，资源又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无力发展，怎么办呢？尹仲容发明了一个词汇——“计划性自由经济”：由政府先发展工业，然后再把初具规模的工业转为民营，这样就形成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当局只是统筹全局，并没有掌握生产设备，也不控制经济活动，各个民间企业保有最大的自由空间。 台湾扶持私有经济的结果是，从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的30年，成长起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元邦建在《台湾史略》中说： 台湾当局给私营企业以照顾和支持，银行以更多的资金贷给私营企业，贷给私营企业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贷给公营企业占53%，贷给私营企业只占47%，到了1979年，这个比例就倒转过来，而且拉开了距离，贷给公营企业只占23%，而贷给私营企业增加到77%。因此，私营企业发展迅速。1960年公营企业占企业总数47.9%，私营占52.1%。1975年这个此例更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公营企业降到只占企业总数的22.7%，私营企业增加到占总数77.3%…… 从1953年到1978年，公营工业产值增长12.5倍，民营工业产值增长74.8倍，民营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就说，一个稳固的“中层社会”是国家从威权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西方学者巴林顿·摩尔更是一针见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20%的台湾人从事农业劳动。专门研究台湾社会变迁的台湾大学教授沈怀恩说： 这史无前例的社会流动，改变了以农村为基础的政治动员。战后出生的新生代选民的大量出现，掀起要求制衡的民主浪潮，这一切的社会变迁，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7]   蒋经国很自信：“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8]但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中产阶级，他们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活出人的尊严，要求平等、自由与人权。 1970年，台湾经济上继续高歌猛进，但是国际政治情势却发生重大变化。迎接台湾的是一连串惊涛骇浪的外交挫败。 1970年8月12日，美国宣布将在一年之后将钓鱼岛与冲绳一起交还日本，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率先起来，走上街头，风波很快传到台湾，由此引发1970-1971年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陈鼓应回忆说： 面对日本欲占据钓鱼台岛的举动，国府缺乏具体的应对行动，并对知识青年的爱国行动给予诸多的牵制。因而这一保土爱国运动遂由对外反抗侵略转而对内革除弊政。 当保钓运动的方向由外向内转移时，在校园内，学生运动发展为：自由化运动和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归国的留学生及新兴青年商人等成员），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9] 陈鼓应是殷海光的学生，殷海光是胡适、雷震的学生。由胡适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点燃的《自由中国》“香火”，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殷海光传承，经历10年的暗夜后又重新绽放光芒。 台湾黑五类之“媒体名人”陆续出场。   媒体名人“落草”党外 《大学杂志》创办于1968年1月。台大心理系学生邓维桢从大学毕业后，父母给了他一笔钱在台北创业，他就是拽着一些同学创办了《大学杂志》。《大学》问世之后的前三年，由于财务拮据，出资人和发行人三度易人。 任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年轻人办的小杂志，几经波折，居然遇上了时代的巨大变局，成为《自由中国》香火的继承者。李筱峰在《台湾民主运动40年》一书中写道： 1970年10月间，当时的国际青商会中华民国总会的秘书长张绍文，和任教于台大哲学系的陈鼓应，有机会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组的郑荣棨，经由郑的传达，反映了他们对国是的意见，于是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在中央党部召开了两次青年座谈会，应邀参加的有邱宏达、杨国枢、陈鼓应、罗传地、张绍文、陈少廷等学术及企业界青年70多人。 会中，大家对当时的时局提出提出许多批评。例如，陈少廷曾就国家安全政策与自由人权问题提出批判性意见。 张绍文在会中曾提议召开青年国是会议，起用优秀青年才俊，贯彻政治革新，同时发行一报一刊，团结海内外青年。 在中央党部开过两次座谈会之后，邱宏达、杨国枢、张绍文、张尚德等人，商议要筹备创刊，当局则嘱意由他们筹办一本《中国青年》杂志，但为他们所婉谢。于是由张绍文向《大学》杂志同仁商议，把《大学》开放，让大家一起来参加。《大学》的同仁欣然同意，因此，绝大多数参加过党部座谈会的人，一起参加了《大学》杂志。[10]  《大学杂志》的创办无疑得到了蒋经国的全力支持。当时，蒋经国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要登上台湾权力的顶峰，下一个必须拿下的高地是行政院长。而要当上行政院长，他必须跨越立法院这座高山。立法院里可是有很多人看不惯他。当时台湾和国际主流舆论，描述蒋经国就是另一个“后主刘禅”和制造台湾白色恐怖的秘密警察头子。 为了转变舆论，蒋经国打起了“革新”牌。手握权力的蒋经国和追求革新的知识分子一拍即合。因此张俊宏称《大学杂志》是“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1971年1月，《大学杂志》改组成功，由邱宏达任名誉社长，陈少廷任社长，杨国枢任总编辑。编辑委员有9人，社务委员多达五六十人，集合了当时台湾知识界、思想界、舆论界、企业界、律师界的大批精英。 编辑委员中，台大副教授陈鼓应因为是殷海光的弟子而显得特别亮眼。据陈鼓应回忆： 有一天早上，我很早起来，翻开报纸，就看到《中国时报》的社论，蒋经国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说：“为什么年轻人不说话？” 我们当然想说。可是呢，没人敢说！说话以后的代价，他就会找不到工作，不能出国，他会被记上黑名单。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短栏，后来就变成了一封给蒋经国的公开信。[11]   《大学杂志》1971年元月号纪念刊，刊出由刘福增、陈鼓应、张绍文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提出三点建议： 1. 多接触想讲真话的人； 2. 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 3. 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记录”而影响到他的工作或出国时，请给予申辩和解释的机会。”[12]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声明即将访问中国大陆，寻求“关系正常化”。台湾青年人的内心异常沉闷，呼吁推行民主政治、“革新保台”的呼声更为强烈。 这个月的《大学杂志》，发表了由四位平均年龄刚刚32岁的青年张景涵（张俊宏）、许仁真（许信良）、张绍文、包青天（包奕信）联合撰写的雄文《台湾社会力的分析》，一上市就成为台湾知识界和企业界谈论的中心话题。 聪明人立即看出，所谓“社会力”，其实就是把“阶级”一词换了一个说法。“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就是台湾当时的阶级分析！ 《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很明显不属于社会科学论著，你可以批评它立论不够严谨、理论深度不够等等。四位年青人透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详细分析了当时台湾社会的6个社会群体——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智识青年、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以及公务人员等的处境、思想意识及政治态度，观察深入细致，分析结果入木三分！ 文章认为，旧式地主面对政府时是群冷漠的观众，他们所能发挥的残余影响力，都是往和政府相反的方向发展；自农村出来进入城市的“低级劳工”是“贫穷而具有爆炸性的”；同样来自农村的智识青年，则是热烈要求改革的群体。 智识青年又可分为“冷漠而屈辱的理想者”、“理想的实践者”、“义和团型的爱国者”、和“沉默的等待者”。 青年共同的倾向是对现实不满，但又没有具体不满的目标，需要政府妥善地引导； 财阀由于“只须厚植权贵情感便能轻易维护其商业利益”，因此不能“期待财阀来推动民主政治”。 在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由于既没有受到政府照顾，又苦于官员腐败刁难，渴求变革。企业干部同样是“最迫切地期待着现代化与合理化的一群”； 文章结论： 企业干部、中小企业主和部分智识青年为主体的台湾新兴中产阶级这几股力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已经发展壮大。这几股力量无疑是未来支持台湾政治革新的新兴力量。政府应充分借用这部分人的力量，疏导群众的不满，推动体制内革新，实现台湾的现代化和合理化，即民主政治。 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宣扬的“安定中求进步”，认为这只能激化矛盾。力主实施革新，“以进步求安定”。政府必须“包容异见”以“厚植国力”，“以机会均等消除地域歧见。”[13]   《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刊出后，蒋经国极为重视，要求国民党党团成员必须详加研读。 该文四位作者之中，张绍文、包青天（包奕信）是新生代企业家，张绍文当时还担任台湾青商会秘书长。 张俊宏、许信良则同是《大学杂志》编委，又是国民党精心培植的本省籍青年才俊。 张俊宏，1938年5月出生于台湾南投人。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读书。1964年获台大政治研究所硕士学位。1967年，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从事口述历史工作。1969年，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任职。 许信良，1941年出生于台湾桃园县一个客籍地主家庭。1965年入台湾政治大学研究所学习。1967年，考取中山奖学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分析哲学。在英国期间，他大量研读《资本论》及其他左派大师的经典著作，深受当时遍及欧美的反战学生运动的影响。 1969年，许信良回到台湾，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 33岁的张俊宏白天在中央党部上班，晚上去杂志社编辑。许信良的工作也不忙，主要负责承办台湾省级党部上呈中央党部的公文，业务比较清闲。作为国民党精心栽培的台籍精英，两个年轻人对国民党自身的改革充满信心。基于共同的志向和责任，他们初出牛犊不怕虎，写出了《台湾社会力的分析》。 张俊宏在《我的沉思与奋斗》一书中回忆： 写作的动机纯粹只想到国家面临如此重大的变局之下，与其继续“心怀大陆，眼望美国”，常说一些已经说了很久而不切实际的口号，不如脚踏实地来掌握可以切实掌握的土壤，为了唤醒大家爱自己所能爱的社会，关心自己可以关心的人群，因而决心着手深入地观察研究我们社会每一个阶层人群的性格和倾向，了解他们的需要，开发他们的人力，共同来创造一个人理想的社会。[14]   1971年10月，中华民国建国60周年。10月15日，《大学杂志》发表由杨国枢、张俊宏、高凖、陈鼓应、许信良、包奕洪、丘宏达、吕俊甫、吴大中、金神保、孙震、陈少廷、张尚德、张绍文、苏俊雄等15人签名的《国是诤言》，敦促政府厉行法治，建立多元开放的社会： 我们所理想的社会乃是公平的、自由的、民主的、合理的、开放的、富有的、无恐惧的、无垄断的、而且无暴力的社会。全世界的人类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心愿已极为热烈，一个政府假若无力领导人民实现这种理想，最低限度也不应该阻碍这种潮流的发展。（任何顺应这种潮流的政府必能一帆风顺与坚强壮大，而阻碍这种潮流的政府终将为潮流所淹没。） 作为一个中国人，祖先对于这种意境的梦想已怀抱了数千年之久，假如我们能在台湾建设一个祖先数千年来所梦想的乐土，毫无异义地，必将立即为七亿中国人希望的明灯。[15] 就在《大学杂志》刊出《国是诤言》的同一个月，由阿尔巴尼亚所提的接纳北京、排除蒋政府的2758号提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汉贼不两立”，如今人成“汉”，我为“贼”。 台湾人心惶惶。 1972年元旦，《大学杂志》推出《国是九论》：一论保障基本人权；二论人事与制度；三论生存外交；四论经济发展；五论农业与农民；六论社会福利；七论教育革新；八论地方自治；九论青年与政治。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签订上海联合公报。台湾移民美国的人数空前增加。 1972年台湾移民的人数较1971年增加了8倍。 1972年5月29日，蒋经国顺利获得立法院投票通过，出任行政院院长。 蒋经国上台后，打出“革新保台”、“本土化”、“年轻化”的旗帜，推出10项政治革新。并出台“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订于1972年底实施选举。 1972年8月15日，《大学杂志》发表“廿十五年来台湾选举史的探讨”。文章说： 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可以说，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用一句古老的但却充满智慧的话，选举乃是一种以“数人头代替打破人头”、“以选票代替枪弹”的制度，它的作用在于透过选票使政权在和平合理的轨道中轮替代谢，因而由下而上的获得巩固的基础。 中国历史最大的不幸，就是数千年来，我们极具政治智慧的祖先始终没有想到采用这个制度来避免政治的悲剧，蓬勃新陈代谢的机能，以维护民主长远的生机。[16] 书生论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与狼共舞。蒋经国坐上行政院院长宝座之后，昔日的盟友就变得特别讨厌。“智者”与“权者”结盟的基础没有了。 张俊宏、许信良早已感觉到危险。张俊宏回忆说： 有一天许信良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这么努力地写文章，推动《大学杂志》。但恐怕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抓得干干净净。当局势底定的时候，我们的下场也许就和雷震先生的下场一样。我们必须要准备。[17]   早在1971年10月中旬，台大法代会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陈鼓应认为“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是责任感的表现，而言论的开发可使众多的智慧矿产发掘出来”。提议在台大设立“民主墙”或“自由墙”。 1971年11月，台大再次举办“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陈鼓应提议台大开辟“民主广场”。会后，陈鼓应写成“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发表于1972年1月的《大学杂志》。 蒋经国对学生运动加剧国民党在大陆失去人心记忆犹新。指示专门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以“孤影”为笔名在《中央日报》连续六天发表“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指责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的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生运动等会破坏台湾的安定团结，希望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以保障全国的小老百姓“吃一碗太平饭。”文章指责陈鼓应是在“撒播毒素”、“为匪张目”。 1972年12月4日，台大“大学论坛社”在台大森林系大讲堂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陈鼓应强力反驳“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畅言开放学生运动和反美保钓。当时国民党情治系统委派到台大哲学系读书的“职业学生”冯沪祥批评陈鼓应“专门攻击政府的阴暗面”，“ 渲染社会病态、挑拨劳工仇恨”，哲学系讲师王晓波拍案而起，指明冯沪祥就是“职业学生”，要大家不要听冯的屁话！并说只要国民党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有可能实现对大陆的统一。 国民党认为陈鼓应等人的发言踩到了红线。于是，利用寒假时间开始抓人。先是在台大学生钱永祥[18]处搜到毛选和马列主义书籍，于是逮捕钱永祥、卢正邦。 1973年2月17日，农历元宵节夜晚，传讯陈鼓应和王晓波。罪名大的吓死人：有人密告他们“要组织读书会，阅读中共文件及毛泽东著作，藉机要扩大成员，搞学生运动”。 台大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校门对面的书店门口，写好血书、挥刀自刎，用生命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24小时之后，陈鼓应和王晓波被台大校长具名保出。 陈鼓应被迫退出《大学杂志》。 这群前不久还对手中的笔充满自信、对体制内改革满腔热情的知识分子，猛然发现形势急转直下，已是秋风瑟瑟、寒意逼人。 国民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加速《大学杂志》的分化瓦解。关中、孙震、李钟桂、施启扬等人很快投入执政党的怀抱。 1972年底，国民党提名许信良参选省议员。《大学杂志》又失去一员大将。 1973年1月，总编辑杨国枢辞职。张俊宏担任执行秘书，全面担负起《大学杂志》的编务工作。和许信良一样，35岁的国民党员张俊宏也要求党内提名参选省议员，但被国民党以资历尚浅为由拒之门外。 这可能是张俊宏一生中最犹豫、痛苦的时期。写文章、指点江山之时何等风流，以为天地同心。但风云过后，终于发现什么用处都没有？反倒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难怪人说“世间无用是书生！ 眼看昔日伙伴劳燕分飞，而自己，由于坚守《大学杂志》，已经变成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张俊宏写下“休刊乎？”一文，表达内心的苦恼和读书人“坐而论政”的“无望感”与“无力感”：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曾深深地反省自己，几年来到底我们出于一片至诚的努力，是否反而足以影响社会的安全以及危害国家长远的利益和生机？[19] 深入反思的结果，张俊宏把自己的国民党党证，用邮件寄还给国民党党部。学习雷震，做国民党的叛徒，“雪夜上梁山”。 1973年底，台北市议员选举。张俊宏正式“落草”党外，和康义雄、陈怡荣、王昆和组成“四人联合阵线”，角逐市议员。在幕后支持他们的是当时的党外领袖康宁祥、黄信介。 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张俊宏后来回忆说： 当时决定要选台北议员，纯粹只是为了度过难关。因为那个气氛，你如果不出来抛头露面，直接面对国民党的话，生命都成问题！与其默默地被牺牲掉，默默地变成路边尸，不如我轰轰烈烈地干一场，还有一点希望！[20] 选举结果，4人都高票落选。 林冲还有梁山泊可以容身，张俊宏此时却是四顾茫茫。好容易找到一个讲师的工作，没过几天老板就面带难色地辞退他。 1974年，已经37岁，家里有3个孩子的张俊宏失业了。 1975年8月，黄信介和康宁祥创刊《台湾政论》，张俊宏再度出山，担任总编辑。聘请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黄华[21]任副总编辑。发刊词说： 《台湾政论》希望在此搭起“民间舆论的发言台”，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之后，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的事项，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22] 这年4月5日，连任五届中华民国总统的的政治强人蒋介石驾鹤西去。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民党党主席。党政军权集于一身。《台湾政论》只出到第五期就寿终正寝。 张俊宏又一次失业了。 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张俊宏和同样失业的黄华挽起袖子，在台北西门町开了一家小面馆。张俊宏晚起袖子下面、捞面，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正在学校教书的妻子许荣淑赶来帮忙，干起了端碗、抹桌子、打扫卫生的活路。 国民党特务一天24小时在面馆门口负责保安，生意门可罗雀。张俊宏、许荣淑、黄华坐困愁城，亏损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屋漏偏逢连夜雨，合作伙伴黄华很快被捕。1975年12月，黄华又因叛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被捕前，曾有友人劝黄华：“你要继续参与政治固然可以，但你必须参加国民党，不可以留在党外的阵容，否则，国民党不会饶了你的。”[23] 面店关门时，债务已高达71万台币。 张俊宏束手无策。为了替丈夫还债，妻子许荣淑挺身而出，做起了卖画的生意。那段日子许荣淑怀着身孕，挺着大肚子，但就是舍不得坐计程车，赶着公共汽车抱着一大堆书画穿梭在画家和买主之间。 《台湾党外领袖人物》作者李达是张家的好友，他充满感情地写道： 她不得不为赚钱卖命。那时她的教师月薪三千元台币，要抚养四个稚龄儿女，又要每月偿还银行贷款19000台币。这些经济压力，许荣淑很少主动向张俊宏提起，他仍在书房中为台湾人民前途苦心劳智，却不知妻子在卧室内落泪。[24]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并没有让经历艰难而保持理想的士人实现理想，达成对权力的实质性约束。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因为无论是处在“江湖之远”，还是落草“水泊梁山”，知识分子的心思都是在“庙堂之高”，随时准备接受权力递给自己的橄榄枝，完成从“江湖之远”到庙堂的华丽转身。强有力的民间制衡力量根本无法形成。 至于皇帝轮流做的暴力革命，导致的结果无疑是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离民主宪政更是十万八千里。 自由在民间！张俊宏坚信，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持守党外的立场。因为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制衡政治，没有足够强大的民间力量，希望当权者出于善心和爱心自身改革，无异是与虎谋皮。 在书斋里，张俊宏奋笔疾书。上帝就是以这种环境陶冶着这位未来的民进党创党元老。1977年，他将带着《景涵文集》和《我的奋斗与陈思》两本巨著重新投入战斗。 张俊宏熬过了绝望、孤独、寂寞。因为他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胡适。他说： 如果不是这么一个高贵的中国人，把自己“五四”时代不能实现的理想，带到台湾来。如果不是他们这份理想的坚持，我说呢，我们在当时那段阴冷的时代里面，绝对熬不过去！[25]  张俊宏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1973年夏天，陈鼓应被迫离开台大，被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陈鼓应的兴趣从尼采转向中国古代哲学。白天，他闭门读书，读成庄子研究大家。 晚上，他参加由郭雨新、陈菊、“人权医生”田朝文、“民主妈妈”田孟淑、美国女子艾琳达等人参与的台湾秘密人权救援活动。 他的老师胡适、殷海光都是自由主义大师，但是他们的自由都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 陈鼓应要站在老师的肩头，知行合一。而台湾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崛起为他践行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维权律师提笔上阵 1975年底，台湾举行第二次增额立委选举。台湾战后两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和筹组“中国民主党”，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生代党外运动之间的最为关键的连结者，已67岁高龄，被称为“党外祖师爷”的郭雨新挺身而出，打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口号，披上战袍，出来竞选。 郭雨新, 字沖云。1908年生于台湾宜兰。1931年，在台湾巨富林松寿的资助下进入台北帝国大学农林专门部（今台湾中兴大学）读书。1934年，进入林松寿的公司林本源兴殖株式会社工作。 1948年，郭雨新加入中国青年党[26]。1949年开始担任台湾省参议会参议员。1951年至1971年长达22年，一直担任中华民国台湾省临时省议员。郭雨新在省议会为了台湾人民的利益，不断为农民说话，严厉批评国民党军队国家化、省籍不平等、言论不自由等诸多问题。 台湾人民称赞郭国基是“郭大炮”，称赞郭雨新是“小钢炮”。郭雨新、李万居、郭国基、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女）六名台湾本土省议员，被誉为 “省议会五虎将”和 “五龙一凤”。 1960年，郭雨新与雷震等人一起筹组“中国民主党”，并名列新党筹备委员会7常委之一。雷震入狱，《自由中国》停刊，“中国民主党”组党流产。胡适、雷震藉《自由中国》点燃的自由之火眼看就要熄灭，这时，是郭雨新在面临国民党情治单位严密监控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在省议会几乎是一人独行，延续台湾自由的香火，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把自由之火传递给新生代的台湾党外。 台湾知名政治评论家张铁志在《郭雨新：台湾两拨民主运动之间的桥梁》一文中写道： 新党中心人物李万居在筹组新党失败后，公论报也有债务纠纷，抑郁成疾；吴三连退出选举，致力经营自立晚报，並未直接涉入政治；郭国基，在1963年选举中落选，直到1969当选立委，但不久过世。只有郭雨新在反对政治的道路继续踽踽独行。且由于与异议反抗行动关系密切，如1964年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1967年“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事件”，他更成为党国体制的眼中钉，后起事件也让他入狱十天。   台湾党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菊是郭雨新的宜兰小老乡。她常讲：“没有郭雨新，就没有陈菊。”[27] 陈菊回忆说： 郭雨新先生和我都是宜兰人，他是我父亲及祖父的朋友。在台湾农民的心目中，郭雨新先生是农民的代言人，在那样的年代当中，台湾农民有很多辛酸，郭雨新先生在省议会为台湾农民奔走、请愿，说出他们痛苦的处境，所以，很多宜兰农民都十分怀念他，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他。在郭雨新先生担任省议员的25年当中，每个宜兰乡亲每年春节都会收到郭先生赠送的“春牛图”，宜兰人都晓得“春牛图的郭雨新”。 我，一个宜兰农家女孩，当然从小就知道这位台湾农民的代言人郭雨新先生。 25年前，台湾的政治环境非常封闭与专制，人民受到很大的压迫，郭雨新先生原来的秘书可能因为受到情治单位的干扰而离开他。当时我就读世界新专一年级，郭雨新先生希望我利用周六、周日帮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以及省民请愿的事。基于他是我父执辈的朋友，在他尚未找到新秘书之前，我当然义不容辞第答应帮忙，没想到我一帮忙就是10年，从此与台湾民主运动不可分割。[28]   郭雨新的言传身教让陈菊终身受益： 郭先生事母至孝，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亲端燕窝汤或木耳汤送至老母亲房间。平时在家用餐时，郭先生全家一定等帮忙做饭的女佣上桌，大家才一起祷告和开饭，当宜兰乡亲农民来找他时，郭先生总是用亲切和蔼的态度对待他们，他这种平易近人的精神，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我任郭先生的秘书后，无意间发现郭先生的座车被跟踪时，几乎不能想象出现在电影中的惊险镜头，会在台湾这块纯朴的岛屿上演，我气急败坏告诉郭先生我的发现。郭先生这才告诉我，他已被跟踪很久了，唯恐我惊慌，暂时没让我知悉，然后郭先生反问我是否害怕？并告诉我‘强将手下无弱兵’。[29] 1975年，已经67岁高龄的郭雨新本打算在家安度晚年，一开始并不打算参与竞选。但他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主意，抛头露面呢？当时担任郭雨新秘书的陈菊回忆说： 1975年，第一次立法委员增补选，郭雨新先生正好离开省议会，面临是否要参选第一选区（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县）的抉择。当时已六十七、八岁的郭先生，似乎不必再辛苦地站到运动的第一线，但是也有人认为台湾第一次立法委员的补选，在台湾的民主运动上有历史性的意义，建议郭雨新先生参选。当时国民党大佬曾经以让长期被禁止离开台湾的郭先生出国，并且使郭先生经营的航运公司不受阻碍为条件，要求郭先生不要参选立委。 后来，郭先生和夫人及吴三连先生等人商量之后，决定出马竞选。[30] 《台湾政论》以张俊宏为首全面承担起郭雨新的竞选文宣工作。打出的竞选口号除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外，还有“不死的虎将”、“台湾民意的领航者”、“老兵的最后一战，岂能让他凋零”等口号。 <div>郭雨新亲自起草了一份竞选传单，在其中，他将“现代民主国家应有什么？”和“我们所看到的又是什么？”加以罗列对照：</div><div> </div> 1.    全民社会福利 公务员本身之外，生、老、病、死自行料理。 2.    生存、工作权的保障 除了“忠贞”党员外，人人自危。 3.    国民的自由出入国境。 官员、歌女说走就走，小民出国只有钻洞。 4.    非军人不受军法审判 只要高兴，平民照样一军法判刑。 5.    秘密通信的自由。 邮电随时被检查或监听。 6.    独立公正的司法 党政介入的司法审判。 7.    资源国有，企业自由竞争 党营企业垄断国家资源。 8.    青年学生关心时政。 军训教官严格管制。 9.    学术、著述受尊重 教授讲学受限制，教师7小时看管。 10.言论、出版真正自由。 批评党政，身家生命危机重重。 11.党政经费自行筹募。 国民党经费列入各级政府预算之内。 12.集会、结社的自由。 非国民党的集会、结社必须事前请准，还要有治安人员在场。 13.充分的新闻自由。 党报、官报以外，两家民营大报的大老板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14.戒严令绝不超过6个月。 长达27年的戒严。 15.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 说说而已，照样不误。 16.情报治安单位维护国家安全。 全神贯注，对付党外异议人士。 17.政策失败，政务官引咎辞职。 再大的错，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 18.定期改选国会。 2000多名三十年来未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还以法统自居。 19.军、宪、警超然国家化。 党政军一元化。 20.强有力监督政府的反对党。 国民党意识之下，有民社、青年两个“花瓶”。[31]   以此为基础，郭雨新提出“国会全面改选”、“废除戒严令”、“解除报禁”、“总统及市长直接民选”、“释放政治犯”、“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真正自由”等强烈政见。李筱峰在《台湾民主运动40年》一书中评论说： 这位“中国民主党”新党运动时代的“遗老”，所提出的政见，可以说是累积了自《自由中国》、《大学》及《台湾政论》以来的诉求内容。其中部分可说是《自由中国》时代的内容的延续。这些政见，大抵可以代表此一时期零星的党外运动的政见。[32]   投票结果，郭雨新却意外落选。陈菊回忆说： 投票前一天，宜兰县一群民众在街上燃放鞭炮，高喊“郭雨新当选”，情况非常热烈，我们认为在这么强大的民意基础上，郭雨新先生应该有机会当选，但是我们也不敢太乐观。第二天投票日，郭先生回台北县投票，我在郭先生宜兰的竞选总部，从早到晚一直接到报告买票、做票的电话。下午六点以后，我们不断接获某些投开票所有舞弊行为的报告，我就到附近庄园乡被群众怀疑有舞弊行为的几个投票所，要求工作人员将废票重新看过，结果从380多张废票中再取出郭先生170多张票。看到这种情形，我感到非常悲观，知道郭雨新先生要当选很困难了。 当晚，开票结果，郭先生得到8万多张废票而落选了。宜兰民众非常愤怒与不满，到宜兰县选委会抗议，却被消防车用水驱离，群众淋得湿淋淋的跑回郭先生的竞选总部，这个情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一方面，我没有勇气带领群众去抗议，自己十分自责；另一方面，群众的勇气令我很感动。[33]  虽然选举失利，但是郭雨新利用自己生命中这最后一次竞选，为台湾紧接而来的民主运动吸纳了一大批新生力量。陈菊回忆说：     国民党在台北县、宜兰县和基隆市全面封锁，到处有黑函抹黑郭先生，郭雨新先生平常的支持者都受到双倍的压迫…… 在郭雨新参与选战，孤军奋斗时，有一批新生代站出来为郭先生助选，例如邱义仁、吴乃德、吴乃仁、林正杰、田秋堇、谢明达、萧裕珍、周宏宪、周婉窈、黄毓秀、范巽绿等人，他们从20年前投入台湾民主运动，直到今天也没有离开这个阵营。[34]   老将的落寞和选举的极度不公，让两位台湾青年律师拍案而起，台湾黑五类之“维权律师”从此登场。 两位律师是台大法律系师兄弟。一个是姚嘉文，另一个是林义雄。 姚嘉文，1938年生于台湾彰化。1962年进入台大法律系读书。林义雄，1941年生于台湾宜兰县，是郭雨新的小老乡，比姚嘉文早两年进入台大法律系读书。 取得律师资格后，两人都加入了台湾律师界享有盛誉的民间组织“中国比较法协会”[35]， 1972年，姚嘉文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研究“法律扶助”。 1973年11月12日，姚嘉文、林义雄和他们台大法律系师兄张德铭等人，在“中国比较法学会”下面，成立“台北平民法律服务中心”，免费为社会底层平民提供法律服务，开启台湾平民法律服务之先河。他们还未在校的法律专业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提前接触法律实务，提升青年人用法律服务社会之热忱。 1973年，姚嘉文出任中国比较法学会“总干事”。 1974年，林义雄出任“中国比较法学会”秘书长。 1975年，《台湾政论》创刊，黄信介聘请姚嘉文担任法律顾问。 姚嘉文和林义雄在严谨取证后发现：郭雨新在三重市仅得7000多张票，而国民党提名的大富商林荣三竟得到69000多张票。除了国民党选举时做票以外，林荣三在选举期间，大摆筵席，宴请国民党的台北县各级干部，并买好香皂，由各里里长下发给选民。 郭雨新正式委托姚嘉文、林义雄两位律师，向法院控告林荣三贿选，要求法院裁决选举无效。这是台湾选举史上迄今为止最受瞩目的选举官司。 官司毫无悬念地被台湾高等法院驳回。姚嘉文、林义雄二人合作，就这次选举及官司的详情，编辑成一本书《虎落平阳》。书中说： 司法当局沦为政治的工具，势必动摇社会正义与公道的标准。  《虎落平阳》一出版，就洛阳纸贵。姚嘉文再接再厉，接连为党外媒体和竞选人士担任律师，1979年，《美丽岛》杂志创刊，姚嘉文出任法律顾问，赢得“党外大护法”的美名。 1977年11月19日，台湾同时举办县市长、省议员、县市议员、乡镇长以及台北市议员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林义雄回到老家宜兰，借着郭雨新在宜兰打下的群众基础，和他因承办郭雨新选举官司而在宜兰百姓心中建立的良好口碑，在宜兰县以最高票当选省议员。 林义雄之外，“落草”党外的媒体名人张俊宏和许信良也投入选战。 1977年11月，关掉面馆、闭门读书的张俊宏重拾勇气，回到老家南投参与竞选。他儒雅的外表，博学的知识，特别是竞选诉求句句打动家乡父老的肺腑。这一次，他在南投县以最高票当选省议员。 许信良在桃园的县长选举，国民党继续玩弄1975年对付郭雨新的做票旧剧，没想到引起选民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对台湾的自由具有极大影响的“中坜事件”。 1973年，张俊宏落草党外，许信良却在国民党的提名和全力助选下进入省议会，所谓春风得意。但他并没有如国民党所希望的知恩图报，顺着杆子往上爬，而是不断就民生议题，诸如降低税收、提高谷价、学生平安保险等议案，与主管部门翻脸，使当局的提案无法过关。而且，许信良不断向同是国民党的官员作对，成为台湾省党部的头痛党员。 1977年5月，许信良出版《风雨之声》一书，收集他四年内在省议会的重要质询，对省议会诸多同仁点名批评，引起73位省议会成员的联名反对。 年底，台湾五项公职人员选举，许信良争取国民党提名竞选桃园县长，但这次，国民党再也不信任他，提名欧宪瑜参选。 许信良一不做、二不休，学习张俊宏，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以无党籍人士参与竞选。 国民党动用一切管道，软硬兼施，劝许信良退选。许信良回忆： 高官把我找去：“你要选桃园县长？” 我说：“是啊。” “不提名也要选？” “是啊。” “好啊！第一你绝对不会当选，第二，你当选了又能怎样呢？你当选了你就能干吗？你认为你可以做下去吗？”[36]   选举期间，桃园县民情激昂，许多具有理想色彩的大学生、研究生，如林正杰、范巽绿、杨奇芬、陈国祥、张富忠等，都跑来当志愿者，积极帮助许信良选举。 选情紧绷，国民党如临大敌。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追随蒋经国，当时蒋经国身边的大红人，湖北汉口人李焕带着机要秘书洪礼卿，亲赴桃园督阵。洪礼卿四处探访选民后，回来报告李焕大事不妙：     有些计程车司机虽然挂出欧宪瑜的海报，私底下却支持许信良，因为“桃园县的计程车有一千部，每月罚单就拿到一千五百张，我们还要活命吗？分明是政府欺负我们？” 洪礼卿的亲戚在中坜开旅馆，也要把票投给许信良，因为“警察一天到晚来找麻烦、敲竹杠。[37] <div> </div><div>11月19日，开票当天，爆发中坜事件。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这样说：</div> 国民党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势在必得，辅选单位，使尽各种非法手段，包括舞弊、警察干涉监察员等。许信良当仁不让，采用麦高文的手法，发动千名青年义务助选员，组织选民…… 出事当天十点半，两位老人，进入213号投票所投票。 负责监选的主任，走近圈票处：“你们怎么用印章盖啊？不懂怎么投，为什么不问人？” “这里又没有人，要问鬼咧！” 范姜新林（监票主任）手伸过去说：“这个可以投，这个也可以投，还有这个也可以投……” 这位监选员，明显是在作弊，被许信良的人马抓住，送往警局，类似的事件，亦在他处发现。于是，人心愤愤不平，人潮鼎沸，警察局成了庙会场所。 群众包围警局的消息，不胫而走，警方只好请林正杰帮忙驱散群众。林大声喊道：“请大家散开，这里的事，我们用法律解决！” 群众的回报却是一片嘘声和叫喊声： “法律有什么用？” “法院是他们家开的，法律是他们的！” “没法啦，到处在做票！” 政府的威信，法律的尊严，证明在群众心目中，荡然无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选举舞弊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把人心丧尽了。四点左右，群众再难耐心头怒火，开始攻击中坜分局大楼的玻璃，欢呼声、呐喊声，闹成一团。 警局外面的封锁线，发生警民冲突，且越来越激烈，警察抵不住人群的冲击，退到围墙里层，警车因而为群众占有，敲敲打打，视作玩具。 五点过后，保警总队的震爆大卡车开往出事地点，大约在离分局30公尺处，被群众团团围住，不久四轮朝天。 天黑之后，所在在场的警车，全都推翻。七时左右，分局楼下办公室器物全被捣毁，增援来的保安警察开瓦斯枪，此时群众已达万人，中央大学的学生江文国，中枪死亡…… 夜晚十时稍过，载满全副武装军人的军车自龙冈方向开往出事地点，群众向兵士喊话： “老百姓的事，军人不要管！” “选举不公平，你们知道吗？” 十一点半以后，中坜警局为群众点火焚毁。 许信良共得票22万张，他的对手13万张，许信良为了避嫌，群众骚动时，前往台北。 国民党军警，在整个事件演进的过程中，奉命不开枪镇压，是经国的高明处。[38] 1975年，国民党用做票和贿选使得党外老将郭雨新黯然落败。事后，姚嘉文、林义雄两位律师选择走法律程序。但是法院听国民党的，法院最后判决贿选证据不足。导致的结果，两年之后，人民不再相信法律。 李焕回忆： 蒋经国随即亲临党部指挥全局。面临危机，蒋经国决定了几项处理原则：第一、此一事件只能由警察机关处置，绝对不能动用军队。第二，虽然民众包围警局并且放火，但警察决不能伤害民众。第三、此案应交由司法单位处理。[39]   1984年，江南所写《蒋经国传》刚刚出版，就被暗杀身亡。笔者为写本书，查阅和蒋经国有关的传记资料不下100种，仍然认为江南对蒋经国1984年以前的评价最为平实客观： 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但是，大家都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倒行逆施的事，雅不为也。他随时关心国际民生，兢兢业业。[40] 林义雄、张俊宏、许信良选举成功的同时，在云林县，苏洪月娇在刚刚出狱半年的施明德的助选下，把一场本没有胜算的选战，变成大胜，高票当选省议员。施明德坚定的信念和超一流的运作能力开始被人关注。 至此，台湾“党外”争取自由的核心领导团队、五虎上将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都已浮出水面。 时序进入1978年，在表面的平静下，台湾一场自由与专制的总决战已悄悄地拉开帷幕。正如一首诗所写： 命运乃是一座慢工出细活的作坊 最黑暗的时刻，星群也快现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