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 </div><div><em>上次双月记的题记引起一点小小的疑问:你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读书,没有任何别的爱好?哈哈,这话问到俺的疼处了。俺确实是个无趣的人;如果做和尚,至少就念经勤奋而言会是个好和尚。别忙,让我想想,我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em></div><em><br />我的爱好吗,读书啊。不对,你是说读书之外的爱好。那么,我有,还不少呢:睡觉啊(现在年纪大了,睡眠时间减少,每天俺只想保证九小时即可),吃饭啊(三十岁的时候俺还吃不出菜里是否放盐,现在能够欣赏各国美味,绝不偏爱中餐;你看,不仅进步很大,而且是真正的普世主义者滴),喝酒啊(酒量不敢吹嘘,酒德酒风酒瘾都还是很高的),侃大山啊(也许这应该说是俺的专业,教书的嘛,就靠一张嘴巴呱啦呱啦,不过业余的时候俺不谈政治,更不喜欢和非专业人士谈政治)——这不爱好挺多的嘛?好歹也算是个有趣的人吧?<br /><br />可是,人人都吃喝说睡,似乎我以上四项并没有出类拔萃之处,更说不上对此有什么沉癖嗜好。除了睡觉不能打折扣之外,别的都可严重妥协。三年不喝酒照样开心,粗茶淡饭也能吃得香甜;六个月不和人讲一句话也优哉游哉,你要高谈阔论我也可以洗耳恭听两个小时不发议论。说是爱好,似乎不大对头哈?<br /><br />记得年轻时俺喜欢看话剧来,一度很欣赏别林斯基(或者是莱辛——都是大学时代读的,现在有些健忘了)的话:去剧院吧,生在那里,死在那里!也喜欢看西洋画展,刺骨北风中骑车单程一个多小时去美术馆不在话下。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段时间很迷网球,为此甚至专门在普林斯顿大学修了一门课,后来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球搭子就一放十好几年了。现在呢,业余时间大都用在园艺上了。别看小园不大,可也有三个池塘、两座小桥、十数个花坛、十多种果树,早早晚晚够俺忙乎的了。再种点儿菜,那就更有活儿了。还好,这两年把剪草的事情包给了专业工,为了照顾俺的老腰哈。<br /><br /></em><div><em>可是,无论话剧、美术、网球、园艺,俺只要有点儿爱好,都是读书先行。有朋友问:我那架葡萄怎么不结果啊?告诉他要剪枝,又问:怎么个剪法?那俺就是标准答案了:到图书馆找书看看。是的,读书是一切其他事情的基础;不以读书为基础的事情肯定都是不怎么有意思的事情——窃以为。</em></div><div> </div><div> </div><br /><strong>夏目漱石,《我是猫》(李永炽译)(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97),2+14+444页[通读]:</strong><br /><br />很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看的小说了。首先好在借猫之眼对于人物的观察入木三分,同时好在借猫之口对于人类的讥诮击中三寸。并没有多少故事,看过之后甚至难以复述任何情节,但引人入胜。往往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展示人物性格与心理,猫的叙述则充满了哲学家的睿智、幽默、尖锐与深刻。译笔也出色(谁说台湾的外文翻译作品比不上大陆?)。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或堕落)到如今地步的今天,夏目漱石一百多年前的讽刺却仍然鲜活有力。<br /><br /><strong>耘山、周燕,《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6+17+428页[跳读]:</strong><br /><br />耘山是毛泽民女儿毛远志的三子。此书的价值,在我读来,主要有二。其一,更多地了解到毛氏兄弟的革命经历。泽东当年让泽民出来,显然是要他帮忙照管钱袋子;这个远见还真是其它革命者不大有的,怪不得陈碧兰(彭述之夫人)对泽民在乎钱财而不在乎革命情谊很有一些看法。其二,初到延安的时候,泽东为了争取莫斯科的支持而压倒王明,真是百计皆出,包括派出亲弟弟前去苏联游说——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者强调泽民去苏联的“使命之谜”就是“扳倒王明”——这是本书第五章的标题。<br /><br /><strong>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2+568页[跳读]:</strong><br /><br />这书不是第一次读了;这也不应该是只读一次的书。看这样的书,有点像吃水果,随时都有胃口,但不可能一吃吃个饱。随便翻开一段,都很好看,也能增长一些无用的知识。比如说,原来窦尔敦是窦二东的讹音——我说怎么会起这么个类似洋人的名字呢。<br /><br /><strong>Alan Ryan, On Politics: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erodotu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W. Norton, 2012), xxv+1114 pp. [跳读]: </strong><br /><br />这样的书,就像浓酒了:时不时呷上两口,芳香盈颊,精华漱齿,有修为的人于是可以舌绽莲花;不过不能一次喝上一瓶,只能慢慢享受。我是打算随时再回来“跳读”的。我在普林斯顿政治系读书时,作者在那里任教,我已久知他学识深湛。不同于一般的是,这套政治思想史从希罗多德讲起。希罗多德所提出的政治问题是:专制的波斯,似乎比民主的希腊更有效率,甚至更为繁荣,但那就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吗?<br /><br /><strong>Robert C. Allen,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A Very S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xv+170 pp. [通读]:<br /></strong><br />牛津这套Very Short Introduction,已经有上百种了,其中的书大都写得不错,可能是向大众普及学界研究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我也只是这么猜测,天知道有多少大众读者会读这些东西。这一本,作者聚焦于the great divergence,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出现了工业革命而崛起,而其他地区则落后了。我感觉,前半截(有关西方的崛起)写得好,后半部则比较差;可能是因为作者对于第三世界的研究并不深入的缘故,更可能是经济学本身的一些假设有问题。比如说,作者强调高工资是工业革命成果能够在一些地区普及的根本原因,我对此说持怀疑态度。<br /><br /><strong>江关生,《中共在香港,1921-2012》(香港:天地书局,2012),上卷470页,下卷490页[泛读]:</strong><br /><br />作者找到了几份很有内容的档案材料,比如《陈君葆日记》、《杜襟南日记》等,因此书中颇有独到史料。杜的日记记载了1946-1949年间在香港从事中共地下机要工作的亲身经历;陈的日记据说有煌煌200万字,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本书作者言),但是,书中真正引用陈的日记内容却并不多。感觉上作者太缺少历史研究的训练,枝枝叶叶、疏疏拉拉地就那样成书了,有些浪费好材料;好多地方像说大鼓书,往往只会拍案称奇,但却不说究竟为什么值得称奇。他提到的那些材料,似还值得历史学家再去做一手的发掘。<br /><br /><strong>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吴江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xv+268 页[通读]:</strong><br /><br />举一个例子,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作者说:赵紫阳牵头政治改革研讨,成立了多个研讨小组,“1986年8月和9月后很短的时间里,这些研讨小组除进行正常研究和讨论外,各单位各方面人员自由发表意见、写文章,也有搞串联的,造成一股奇怪的风潮”(页229)。作者还说: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一次会议讲话中,对此提出了警告;但是,赵紫阳听不进去,结果引起了1986年底的学潮。他的风格特点在哪里呢?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赵紫阳领导的政改研讨班子,是1986年10月7日成立的,当时普通工作人员不足十人——这一点,我在1997年出版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中有详细记载,这些记载也同样见于最近出版的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中国官方历史中也有相应记录。但是,吴江有让别人“穿越”的本领,让我们“提早”到8月和9月就参加此事了。还有,“这些研讨小组除进行正常研究和讨论外,各单位各方面人员自由发表意见、写文章,也有搞串联的”云云,这句话的主语究竟是谁?究竟是研讨小组在这么干,还是“各单位各方面人员”在这么干?(且不说当时并没有这种自由)。用故意的技术错误来掩盖某种政治用心,真不愧是经过了“政治沧桑六十年”的人!<br /><br /><strong>王鼎钧,《昨天的云》(北京:三联书店,2013),4+224页;王鼎钧,《怒目少年》(北京:三联书店,2013),3+226页;王鼎钧,《关山夺路》(北京:三联书店,2013),2+278页;王鼎钧,《文学江湖》(北京:三联书店,2013),2+6+354页[通读]:</strong><br /><br />作者是台湾文坛巨擘,以散文著称;也是我的乡贤,山东临沂人,生于1925年,比我父母略大几岁。这是作者的回忆录四部曲,总共100万字。前三部都是写作者1949年之前在大陆的生活的,只有最后一部写台湾。 听他回忆那个时代,就像“穿越”到父母的当年生活中去,又陌生又亲切,又遥远又感动。所以,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五月底出门几天,回来的路上又感冒了,到家躺倒,一天先看完了前三部,然后又用了几个晚上读完第四部。少年时听母亲讲过的日本鬼子来了“跑反”,内战中试图南下求学等等,都在这里找到了仿佛是历史的图片。作者的写作宗旨高明,那就是通过自身经历而写出那个时代。文字的精美,又在其次了——这个方面,我倒感觉作者有时稍嫌“作”文了一些,精到而未臻老到,典雅而稍欠浑然。<br /><strong><br />胡兰成,《山河岁月》(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274页[泛读]:</strong><br /><br />又看了一本胡兰成,这回足足地倒了我的胃口。《今生今世》毕竟是自传,是叙事作品,作者有故事也有感触,那些毛病也就罢了;此书是历史、文明的评说,但却概念模糊,逻辑含混,连起码的研究方法也不讲,那就很难卒读了。<br /><br /><strong>Anny Scoones, Hometown: Out and About in Victoria’s Neighbourhoods (Touch Wood, 2013), 160 pp. [泛读]:</strong><br /><br />其实可以说是本散文集,每篇的题目则是本市(维多利亚)的不同地区。风格很有此地特色,那就是强调公益、环境、文化、遗产等等。加上精美的插图(维多利亚可是全加拿大画家最集中的城市;我们的巷子里好像每家都有至少一位艺术家——我家除外,哈哈),此书和此地一样世外桃源般美丽、优雅。<br /><br /><strong>川端康成,《雪国》(侍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44页[通读]:</strong><br /><br />八十年代中期读过,如果不是当时在书页上有标记,现在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信然。此书收作者两个中篇,《雪国》与《伊豆的歌女》,风格甚为一致,都很有禅意;人情与景物淡淡的,但深藏爱欲与激情。《雪国》的结尾不好,失火、死人等场面,与整个小说的朦胧、优雅、飘忽、摇曳,不大相称。<br /><br /><strong>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500页[通读]:</strong><br /><br />作者是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书是其代表作之一。但是,没有期盼得那么精彩。可能过于关注技巧了(叙事结构很讲究,悬念也强,语言铺排,意象纷呈),思想内涵似嫌不够厚重。可读,而已。<br /><br /><strong>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7), xix+553 pp. [跳读]:<br /></strong><br />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二十世纪的部分,特别是关于“年鉴学派”和经济史、社会史的兴起。“历史作为科学”和“历史作为艺术”之争,今日恐怕仍然存在。中国的史学史,恕我眼界有限,就历史哲学和研究方法的讨论而言,似乎都还不远入流。老派的,如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大体还是传统史书的综述;新派的,如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似更不济,不如说是一份拉杂的政府文件。而,历史学还是中国社会人文学科的第一显学。<br /><br /><strong>横山秀夫,《影子的季节》(黄瑾瑜译)(台北:脸谱出版,2005),255页[通读]:</strong><br /><br />不是传统的侦探小说,而是写警察生活,但带有很强的悬疑色彩。挺好看,很休息脑子。<br /><br /><em>后记:因为旅行,迟发了,抱歉。</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