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照片

1989年,我在北京写作《黄祸》。对当时的运动,我是一个旁观者。我那时的身份归在“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游民”或“盲流”一类,是被进行运动和镇压运动的两方面同时戒备的。从学运发生到“六四”镇压,我几乎每天都骑自行车在北京到处“流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