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乱局的祸根在哪里?

几千年人类社会演进的文明史中,有一个重要的篇章:对土地资源管理配置的好坏,衡量当局国家治理的重要策略是否可行;大凡土地管理生乱,国家各阶层利益冲突必然加剧。

漢娜∙阿倫特:困境中知識分子的燈塔

當今中國的困境就是汉娜∙阿倫特所說的“邪惡的平庸”的经典例子。一個夾著尾巴看主人臉色的、被諷稱為“永遠一張撲克臉”的政治指導員胡錦濤留下了一個“河蟹橫行”的不公平社會。一个平庸、毫无个性、长着一张难看的脸、从工程师爬上政治权力高位的政工官僚的吴邦国提出“五个不搞”,放棄了幾十年才積累出的人大監督權力,让中国政府可以无恶不作。 所謂的中國特色的“中國模式”可以找到歷史的參照點。我相信,它的未來也不會逃出歷史的既定邏輯。 (本刊首发)

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

1946年1月,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的代表38人聚会重庆,签订《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和平有望,民主有望,国家统一有望。但是,会议刚刚闭幕,协议墨迹未干,争议即起,终于导致政协会议的成果破局,功败于垂成之际。

  何以然?问题出在刚刚通过的《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特别是其中的《宪草修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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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权力边界:评吴虹飞因言受罚

当地政府对吴虹飞事件的处置,我认为多少是武断的、过于夸大了其中的恐惧,也蕴含着公权力滥用的更严重危险。这种危险,可比弱小的公民个体发布不适言论要可怕得多。这一处置的另一个不好后果是,它是一种选择性执法,正如很多网友指出,如果按照这种执法标准,之前很多喊打喊杀、鼓吹仇恨暴力、要肉体消灭异见人士的言论,为什么不仅没有受到法律问责,反而还被有意无意地放纵呢?这无论如何无法让公众释然。而当下中国在许多领域的选择性执法,才是对法治的最大戕害,它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和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索多玛城的公民不服从——致友人的一封信

站在审判席上,只能申辩我们愿意申辩的。志永,哪怕面对的是一屋子的酷吏、打手与阴谋家,他们的耳朵是摆设,他们的眼睛是铜板,他们的心灵是荒漠,也只要申辩你所钟意的新公民和它的意义。索多玛城可以拒绝或听不懂义人的话,但未来的日子,一定听得懂神的审判与满天毁灭的怒火。
无论在索多玛,还是在雅典,面对城邦,理想主义者最终都是垫脚石的命运。虽然身遭践踏,愿你我的心灵自由都不受约束,充满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