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 </div><div></div><div> <strong style="font-size: 12pt;">一、 一个孩子回天上</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7月31日清晨一打开电脑，“燕子女史，您或许已得知竹内实先生于昨夜溘然去逝”。来自关西中日恳谈会原田修先生的几行字跳入眼帘。上个月竹内先生九十岁生日，俺还给先生邮寄了一张同先生同月过生日的九岁小男孩手工制作的贺卡，“嘿，同学，恭喜恭喜，俺俩满九岁了啦”，开封即拉出个彩笔立体九层高楼纸蛋糕。</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先生那么大的学问家，太失礼了吧”，刘帮兄一脸日本式毕恭毕敬，诚惶诚恐。“亏得只有燕子想得出这号鬼头精主意，”先生在电话里孩子般笑了，声音遥远但似乎还硬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先生走了，回到天上。再没有机会牵着老人家的手去梅田喝咖啡，吃冰激凌，再也没有机会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参加武者小路千家的茶道会了，再也没有机会听他那字正腔圆的北京官话谈中日问题，文坛轶事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刘震云兄发来唁电：“在北海道不是约好来俺河南老家喝胡拉的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呜呼痛哉！这些天，俺在心里反复念着朋友的这几句诗：“一个孩子在天上，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一个孩子在天上，像趴在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图画纸 一个孩子在天上，用铅笔淡淡描出无数个孩子的样子。一个孩子在天上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蔚蓝，无边无际”。</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yle="font-size: 12pt;">二、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竹内实先生是日本战后中国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程麻先生花费十年光阴，从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中选译成的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从书名中可窥见先生学术之精华。</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先生1923年出生于山东省的张店，今天的淄博市。十八岁才回到日本念大学。“在日本出生的汉学家，很明白自己的学术终点在哪里。我从中国回到日本后，中国仍是我梦魂牵绕之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知，笑问客从何处</strong><strong>来’在日本，我深感这种差距和孤独。”</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直到晚年，先生还常常唠叨，“要是生活在中国乡村的某个集镇就好了，能听到赶集汉子挣着脖子的吆喝声，车马驴欢叫，能看到粗蓝布女人孩儿们茁壮的笑脸。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有时一个人发闷，‘我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我终于想通了，我是中国人，一个趔趄，让我生活在日本罢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程麻先生说，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格局里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称自己是中国的老乡，不怕被本国人讥笑，就像阔人认了穷亲戚一样。然而，就是这种“老乡”缘分，使得先生终身执着于观察与研究中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大实话，那么通俗，</strong><strong>那么贴切，又是那么真实的悲喜交加。</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俺是个糊涂虫，大脑常常处于“月朦胧，鸟朦胧”的状态。在刚刚认识先生的那些年，俺老远开叫“竹内好先生”，先生总是微笑着纠正，“我叫竹内实”。一字之差，却是日本知识界的两位高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竹内好先生是日本现代评论家和思想家，编写过44种《鲁迅》，并提出“近代的超克”这一著名的政治文化论题，此后被称为“竹内鲁迅”。俺这么瞎咋呼，换了别人，以为俺捉弄竹内实先生，但先生乐呵呵，“竹子里面是空心的，我肚子也没真才实学，应该</strong><strong>叫‘竹内虚’才对。”所以先生取“虚平”为字。每当有“好、实”不分的好事者问，“那您是竹内好先生的亲戚啰？”先生总是风趣地回答说：“阿Q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自认起光采来，称他与赵太爷原是本家，结果红脸涨筋的赵太爷不但刷了阿Q一个嘴巴，而且喝骂道：“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不过，‘好先生不会刷‘实先生’一个嘴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先生为俺三本日文拙著作的监修者。可以说，若没有先生，俺这样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者也不会走上用日文写作，并将中文翻译为日文的道路。</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俺并非先生的“直弟子”，至今也不敢妄称为“弟子”。千禧年俺与秦岚等留日朋友创刊中日双语文学刊物《蓝》时，先生不吝赐稿，因而结缘。《蓝》休刊，俺悲催和纠结，先生鼓励俺“做单干户，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耄耋之年不惜精力一笔一划地校对俺的日文，细心细致地红笔修改，铅笔质疑，密密麻麻，十几年来往书信和修改稿达数尺之高。先生学术态度严谨，研究方法缜密扎实，为人低调谦逊但不卑不亢，不像有些学霸圈地画牢，弟子成群，前呼后拥，“手一指，人马死”，先生独自卓群，永不随波逐流，他赠与《蓝》江户时期的朱子学者佐藤一斋的几句话，吾辈将终身受益。</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少而学则壮而有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壮而学则老而不死</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老而学则死而不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yle="font-size: 12pt;">三 、反对“文革”，十九年未能进入中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早在1960年，先生随同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到上海，见到过毛泽东、周恩来。毛还特意赞扬过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文革爆发，日本也跟着发红色高烧，抽红色疯。1968年，日本以日大、东大、京大等为首，全国各大学的“全共斗”为中心的学生运动武斗涨至高峰期。东大正门张贴着“造反有理”、“帝大解体”的标语。神田一带被称为“解放区”，设筑街垒、路障，准备了投石等简易武器的年轻人同防暴警察决死一战。</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无疑，文革也引起了一场日本知识人心灵地震，折射着知识群体艰难的精神轨迹，对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冲击广泛而深远。</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颂赞派占据主流作家高桥和已认为“文革”是劳动与知识一体化的人类未曾有的大实验。为亲身体验文革，高桥1967年作为《朝日周刊》的特派员平生第一次访华也是最后一次访华。“在首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热气腾腾的欢呼声中，他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敬意进而产生对中国人民产生敬意之情，高桥热切地赞扬文革“不单是权力斗争，也不单是一场思想整风运动，更不单是一场学生的正义运动，而确实是一场具有革命志向的运动。其政治的顶峰为与人民大众的奇妙的合作而成为前人未踏的第二革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少数文革批评派的主要是站在国际地政学的现实政治论立场。中嶋岭雄与桑原寿二为代表以及和一些平时极少在论坛露脸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日本的“革命派”想当然地将竹内先生划分为“文革礼赞派”。但就在这个时候先生对盲目的革命激情冷眼旁观，独自站出来与主流唱反调，质疑并反对“文革”，拒绝了40多家请写赞美“文革”的约稿，当然，他质疑“文革”的文章也被40多家刊物拒载。革命狂潮一片红中 的日本，与“文革”唱反调，如同军国主义时代反战一样，被认为是“非国民”，对“异数”，日本社会浸透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村八分”式的惩罚，先生自然受到所谓“革命者”的威胁与讥诮。</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程麻先生说“文革期间，竹内以对中国文化独到的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以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鹤立鸡群。”这个独到的认识来自先生自身的中国生活经验。</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先生生前曾多次聊及文革以及文革与日本的关系。</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1966年8月，日本媒体报道了北京红卫兵在王府井闹革命，毁坏“全聚德”老招牌的消息，还刊登了照片。</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时，我心里就更清楚了“文革”的概念。</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幅照片将我拉回到少年时期在山东小镇看到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小时候脊背背骨有病，卷着石膏，但穿上厚衣服就看不出来。因我是个日本孩子，中国小孩常常恶作剧，把我围在中间，起哄，打闹，掷石块。他们扔的小石头碰到我的背上就‘啪’地被反弹回去。孩子们很害怕，‘哗啦’一下子作鸟兽散。</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想起那段生活小事，就写了一篇《我心目中的红卫兵》发表在《新日本文学》杂志上。嘿，十来岁的孩子起来“造反、革命”，未免滑稽。鲁迅也说过，‘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当时日本知识界大都从思想意识形态上理解和判断“文革”，直接暴力行为只能证明文化血脉上中国还处在前近代野蛮社会，还有人认为，中国反苏共意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但总的来说日本赞颂文革、唱和同调者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总归是喜欢反对老年人、反对权威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并非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而对中国感兴趣。我出生在中国，所以怀念中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底层人民生活改善而高兴，但就“牛鬼蛇神”这一名词其自身的民族色彩而言，地道地暴露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一个侧面。而且文革前，我与老舍、赵树理都</strong><strong>见过，他们都被打倒，与人之常情，道义信礼相悖。可是在礼赞日本人眼里，一夜间我变成了他们的“敌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竹内先生从文革初期对吴晗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中，洞察出自1949年后已初见端倪的虚无主义文化态度，结合自己对近代以来动荡不安国历史的亲身感受，他很快写出了像《中国－文艺界陷于混乱和虚无》和《“牛鬼蛇神”及其他》那样冷静思考的文字。伴随着后来不断复杂多变的中国政治和社会情况，先生进而深入到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层面，揭示了文革中那种草木皆兵的极“左”狂潮。</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文革观察》是先生著作中最“难产”的一本，在这本书书里先生记叙了“日本战后历史上，新中国与旧中国是决裂的”新中国沸腾的形象，最初出现在1953年3月的舞鹤港。这些战后对新中国有着亲身体验的、头戴列宁帽，身穿人民服日本侨民回到日本，</strong><strong>他们带来了新中国欣欣向荣、健康质朴正面消息，轰动了全日本。但“文革”粉碎了人们心目中的新中国的夸张的泡泡神话。</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1967年1月，日本媒体快讯报道了北京市长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中共领导人被红卫兵将五花大绑批斗现场的消息，清楚地典型地展示了“文革”情景，尽管没有什么文字或理论，也不需要文字或理论了。这张象征性图片粉碎了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夸张现实”。尽管那个中国形象掺杂了日本人自身天真的想象。，“文革”，成为转变了日本人关于中国的印象的重大事件。可以说，他们在幻灭的悲哀中，接受了关于中国的“令人扫兴的现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战后日本人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关注，以及在推动这种关注的基本理念中，仍然暗藏有某种似乎战争时期天皇制那样的思维方式。</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在我的印象中，天皇制思想的信仰对象，在战争时期是天皇，而战后变成共产党，后来由于中苏对立，又在共产党中演变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即→信仰的对象：天皇→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革（毛泽东思想）。</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种期待→实现→幻灭的循环现象，源自于人们精神内层不断寻求和依赖“权威”的欲望。这也是一切极权主义的群众基础。当然对“文革”及其理论的合最大的幻灭来自林彪的垮台。”</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文革”刚刚开始时，我还没有对文革泼冷水，因为我对文革还没有理解清楚，刚刚开始，谁又能理解清楚呢。神话化我。当时人们对我的既定俗成的认识是：竹内实肯定毛泽东派。但是作为毛派，却不站出来表示赞同文革，为什么？竹内早在1960年就受到毛的接见，得到毛赏识的人，应该感恩戴德赞美毛了。但我并没有要求同毛会面，见不见我们是他自己的主意，我并不知道。另外，我对1964年和1965年5两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实验”也发表了批评文章。这些都成为我的“罪状”，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就被贴上了“非友好人士”的政治标签，在日本被划为另一种“政治黑类”，从1960年见毛、周这之后，到1979年参加日本学术振兴会访问团的一共19年间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问题研究者的我来说，等于失去了“中国”这个田野调查的现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日本的“现代中国学会”，每年开一次全国学会，学者发表研究报告。记得有一年，一位姓N的年轻学者发表报告，极力赞美北京景山小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文的所谓“早期教育”，可是第二年开始刘少奇批判，教育方针也变了180度，那么N君脑子转得</strong></div><div><strong>快，马上跟风，发表了批判刘少奇的论文。以后我就不大愿意参加这个学会了。甚至一直不参加任何所谓“学会”了。比起日本的所谓革命家，中国的反革命要好得多。</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文革时期，我很孤立。但对中国大地，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仍然一厢情怀，惺惺相惜。</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孤立无援中，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即：【1】以后我依靠铭刻在我心里的中国为研究对象。【2】以后我的研究在书桌上进行。【3】哪里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从那以后，我豁然开朗，心谧安宁了。想什么就写什么的，内心无愧，文责自负，不当变色龙。</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日本与中国“友好”或者“不友好”其实不重要，或者说没那么重要， 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习俗和内在心理，甚至不同的情感、语言表达方式的理解更重要，小圈子，小团体和个人层面上的舒筋活络，血脉相通更重要。</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yle="font-size: 12pt;">四、先生推荐的书无法出版—兼论知识人的责任</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2008年，程麻先生受国内某出版社的委托编辑两册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书，竹内先生的研究自成一册，另外选择几位日本代表性研究者的著作选译合为一册。先生兴致勃勃，不顾已过伞寿高龄，亲自选题，提议择定三人：新岛淳良、竹内好、中西功，不但亲自起草与日本出版社的联系蓝本，还并寄来了198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复印本。当初俺并不看好本书的出版，理由很简单，八十年代大约是文革后中国言论自由和译介外国理论的黄金年代，早已“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俺不敢拂先生之热心和诚意，也想通过本书的翻译出版，围绕中国认识问题，摸索战后日本知识人精神史水脉。而先生推荐的新岛淳良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为文革与日本学生运动相互关联的理论考察中，在日本公共论坛中登场次数最多、最有影响力和最受人注目的理论家。新岛试图将文革的公社的概念和体制移植到日本，掀起日本的文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他的文革理论直接影响着学潮运动和新左翼运动。新岛的政治乌托邦是“公社国家论”，语言公社将摧毁和代替国家，林彪之死，浅间山庄事件之后，日本左翼革命派失去民心和道德的制高点，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1973年，新岛出于思想的洁癖，追究知识人当吹鼓手的自我责任。主动向早稻田大学提出辞职。一个叫“山岸会”的共同义务劳动，共同消费的共产式供给体制共同体出现在新岛面前。他将所藏书籍全部义卖，捐献给他心中的毛理想公社。自愿“下放”到位于三重县伊贺町山岸会，掀起山岸主义幸福学园运动。在劳动中，新岛不断反省，自我批评，认识到自我想象的毛主义公社的乌托邦与现实的出入，坦白和内疚自己目睹街头红卫兵的暴力造反，相互残杀，警觉到乌托邦的暗黑一面，不但只字未提，还鼓吹文革</strong><strong>的积极意义，舆论误导。新岛向自己的精神举起了锋利的手术刀。</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新岛在山岸会又经历了退出和再加入的反复历程，最终他认为山岸会“没有变质为极权主义”。2002年去世后葬于山岸会共同公墓。</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毛泽东的乌托邦曾经复活了日本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期待和诉求。只是他们经历的是精神痛苦，而现场的中国人，经历了几千万无辜生命的痛失和对今天文化理想，道义尊严的沦陷。</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林彪事件以后，文革礼赞几乎都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立场，都轻而易举地摒弃了自己的言论责任，他们忘记了那些高分贝语言杀人的潜威力。海因里希伯尔说 “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那些负责引导和诠释语言的“论者、公知”们，那些手持麦克风，垄断话语霸权，挟持语言的人，给语言注射吗啡的人，使得语言产生毒瘾的人，有多少人进行过自我解剖和坦承责任呢？</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新岛算一个独立特行的人，他耿直得透明，实诚得不会耍花招，不会变换一件马甲，他的生存智慧似乎不高，处世策略也不精明，好像也不熟谙“学术和理论”游戏的规则，如果他继续保留名牌大学教授的位置，仍然可以独占资源的优势继续在“学术”空间里</strong><strong>自娱自乐，甚至拉帮结派，培养门阀，进行一些无聊的学术应酬和吹捧，文革结束后照样可以在酒饱饭足后进行“中日友好”，从利益共同体中分得一杯“共同项目、学术交流”之残羮，然后对中国的痛苦做做俯卧撑，玩玩躲猫猫之类的游戏。</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然而新岛固守了内心的价值选择，他理想的挫折和自省，他行动的诚恳和坚守执着，其一系列行动可视为日本知识人战后思想谱系的一个重要的坐标。他自愿把自己置身于固有的主流秩序之外，并暴露自己的笨拙和伤痛，以“圈外人”“边缘人”的身份发声并</strong><strong>实践着。</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晚年的新岛曾自讽为是“被文革革了命的人”。退出公共论坛后,先后创办了三份个人小刊:《呐喊》、《彷徨》、《坟》。分别代表了他晚年的三种心态。据访问过新岛的遗孀新岛里子女史的蒋同学说，里子女史得知其夫的论著将被译成中文,十分欣慰。＂他（新岛）生前太热爱新中国和毛泽东了,以致被这种热爱冲昏了头脑。作为学者,他也许失败了,但是作为一位诚挚的日本人,他义无返顾，无怨无悔。希望中文读者能够透过他的文字来了解一位真实的新岛淳良。＂</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轰轰隆隆的历史如今甚至都难以上席于晚宴的谈资。死难者连淡淡的血痕都未留下。恩格斯晚年提出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指出所有的社会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历史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过程，是许多作用力合成的结果。只是不少曾经在历史中制造晕眩、</strong><strong>惶悚、狂躁的公知们不如新岛坦诚。</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新岛的毛思想研究，并不符合俺的思路，也不合时宜，当然更不代表俺的表述，他山之石，倒是给当代中日两国留下了一份思考的精神遗产，为我们更加宽容地进行学术研究拓宽视野。新岛作为知识人的独立之信念，自由之精神，责任之清算，也同样拷问我们的天良和底线。</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青灯治史，孜孜不倦的蒋同学，也欣然接受了竹内先生之托，翻译一位叫中西功的传奇式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大著。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俺们在奔波教学之余，吭哧吭哧出几十万文字，多番周折，结果等来寥寥数行邮件：“书稿有明显者政治偏见，对毛泽东的评价有失公允，学术观点有偏颇，论正材料缺乏权威性。不建议出版。”斩钉截铁，没什么好说。毛冥诞120周年之际，“红宝书”一类裹脚布又被捧出来，而来自邻国至深至切的挣扎痛喊，却被割了喉咙。</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竹内先生曾在《组织与现实感》中写道：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一步步从“文学的组织”向“组织的文学”发展，在中国，傲立于“组织”之上的作家和批评家，可能没有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里，将“文学”换成“言论自由”也未尝不可。</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中国人说‘没法子’就是‘有法子’，山穷水尽必有路。”但愿如此吧。先生，别挂心了，一路走好，歇息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em><strong>2013年8月7日 酷暑中的 大阪</strong></em></div><div><em><strong><br /></strong></em></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