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画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mg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src="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30907/13759_130907104658_1.jpg" align="left" border="0" height="500" width="377" />   　　目录 　　第一卷  蒋家的革命青年 　　第二卷  留苏 12年的跌宕生涯 　　第三卷  赣南“苏联模式 “ 　　第四卷  蒋介石”培用太子计划 “ 　　第五卷  上海的”失败者 “ 　　第六卷  底定接班态势 　　第七卷  特务 　　第八卷  反美先锋？ 　　第九卷  迈向层峰 　　第十卷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第十一卷  漂移的孤儿 　　第十二卷  病夫治政 　　第十三卷  结束蒋家党天下 　　第十四卷  我能忍，你们不能忍吗？ 　　蒋经国词条 　　蒋经国能够名垂史册，除了因为父贵子荣的历史家传，更重要的是他对蒋介石的背叛，对他的信仰的背叛，以及他设计的身后台湾的未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身份首先是蒋介石的儿子，其次才是台湾地区第六、第七任领导人。这位自小喜欢写作的浙江奉化溪口人氏，出版过许多著作，如果不是有个当领导人的父亲，也许他是个好作家。他一生中的著作包括了《我的生活》《我的父亲》《负重致远》《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等。他的散文著作《风雨中的宁静》据称是那个时代的超级畅销书。他的写作风格细密，有着南方的绵密柔软，但气象也算万千，充满自省与竭力成为伟人的努力痕迹，是一本真诚之作。 　　蒋经国的名字代表着他的历史与革命的路线。1910年 4月 27日他出生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取名为存西。其后的名”经国“则代表着老蒋对于这个长子的期望。他一生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国名字，俄文名尼古拉 ·维拉迪米洛维奇 ·伊利扎洛夫（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лизаров）。尼古拉同志的名字代表着他在这个国家12年的特殊生涯。他从一个 15岁的少年长成 27岁的青年。在这宝贵的 12年里，苏联给他留下了深切的记忆。他不但娶了一个苏联媳妇芬娜（即蒋方良），在苏联生了一个孩子，更重要的是苏联思维给他的一生留下的影响。他的赣南实验所创造的苏式治理、模仿筹建共青团模式的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以及其后在国民党军队与台湾治理体系中影响至巨的政战系统、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所谓十大建设等，都是这 12年经验的再使用，只是他是以国民党的名义使用这种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试验，并且成功了。当然，为了区别于他的父亲，台湾人给他取了另一个名字：小蒋。 　　蒋经国的信仰分裂，史论无法将其完整归纳。叛徒、信徒、使徒？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称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无法归类 “。他的一生都是在否定与背叛自己。他最早是个激进的青年，在 15岁时，也就是 1925年，他参加五卅运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而他的父亲则是当时政府的一个头面人物。这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受吴稚晖启发，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比他大六岁的邓小平。在苏期间，他正式加入联共（布）。而在离开中国时，他的父亲蒋介石要他秘密加入了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员迅速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是父亲的背叛者，不管真假，在苏联时期，小蒋公开与反共的蒋介石划清了身份，但 12年后他回到父亲的身边，又重新加入了国民党。这种身份的互换并没有换掉小蒋与老蒋的亲情，也没有换掉他对于国民党的认同。其后在信仰问题上，据称已信教的老蒋也使小蒋归化。 　　蒋经国终其一生都在两种倾向中晃动。他骨子里的苏式思维，使他在事实上与美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表面上的亲美又使他对苏联有着深切的反感。 　　这个中国台湾最复杂的领导者，曾用特务极权保固蒋家统治，破坏中共台湾地下网络，囚孙立人，驱元老，固地位，放张学良 ……但他却称，自他之后，蒋家人不再参与政治。 　　他为什么会开放报禁、党禁？他为什么会用一生捍卫蒋家天下，但却在最后迅速打碎？他背叛了自己信仰的三民主义，甚至背叛了家传治国的皇帝理念，自他之后，台湾再无家天下，也无党天下。 　　他是蒋介石的背叛者？是国民党的背叛者？是共产主义的背叛者？是中国的背叛者？这个复杂的统治者，最后选了一个同样埋葬国民党的接班人李登辉。他真是可怕，万里挑一选出了这样一个埋伏得如此深的”台独“分子。这也许是对他的背叛最好的讽刺。 　　蒋经国是台湾的戈尔巴乔夫？幸运的是，在他身后，反对他与拥护他的人都称他：台湾最好的独裁者。 　　蒋经国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是他在苏联的”纪念品 “：蒋方良。这个女人给他生了四个孩子：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蒋孝章。但私下里，蒋仍然做了男人最容易犯的错事。他与自己的秘书章亚若的私情是他对芬娜最大的背叛。这个背叛的结果是他有了两个私生子：蒋孝严、蒋孝慈。在他的公开的情史里，还包括他在苏联时期与冯玉祥之女短暂的第一段婚姻。 　　他在自己去世（1988年1月13日）前一年，仿佛赶路似的将所有自己以前反对的事，全部开禁 –开放老兵探亲、开启两岸和解之门、开放报禁、开放党禁、结束“戒严”、自由民主选举。然后，他在台北病逝。 　　他的遗体与父亲蒋介石一起安放于桃园县大溪镇。所不同的是，《人民日报》上刊载了对这对父子的不同评价。这份报纸在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用了冷冰冰的字眼：蒋介石死了。蒋经国则得到了它的公正说法：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代，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出一定的努力这一系列行动。台湾人对于这位给他们留下一个新制度的独裁者给予了较高的分数：迄今为止，在对以往几位台湾领导人的民调中，他仍是最受台湾民众肯定的一位。 　　蒋经国终年 78岁。蒋家后人零散于世界。从事设计的蒋家第四代蒋友柏曾制作了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人偶头像出售。这些人偶头像已成为两岸最抢手的时尚用品。 　　 第一卷   蒋家的革命青年 　　溪口蒋家盐铺，诞生了两位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领袖级人物。蒋介石塾师再教经国，评价小蒋“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浙江奉化溪口是千年古镇，背山面溪，山清水秀。蒋家是当地大姓，蒋介石出生前，其先祖已世居于此数百年。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字肃庵，在溪口继承父业，开设玉泰盐铺，有三间店面，贩卖食盐、粮食等杂货，薄有积蓄，属于小康商家。当时应该没人想到，就在这栋不起眼儿的盐铺楼上，诞生了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领袖级人物。 　　蒋介石生于 1887年，母亲是蒋肃庵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祖父蒋玉表为他取名瑞元；论族谱，蒋介石是溪口蒋氏第二十八代，因蒋家自第二十五代开始即以”祈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排名，因此蒋介石为周字辈，族谱名为周泰。 　　蒋介石是家中次子，有一同父异母的兄长蒋介卿，在蒋肃庵要求下，兄弟俩很早就进入私塾求学。蒋介石有两个妹妹瑞莲、瑞菊；七岁时，幺弟蒋瑞青诞生。但两年后，蒋肃庵突然病逝，因此蒋介卿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盐铺，蒋介石则继承家中房舍与田产，全家还是住在老家报本堂中。 　　丈夫过世后，养育家中孩子的重担落在王采玉身上；没想到时隔两年，蒋瑞青夭折，她伤心异常，也因此将所有精力倾注给了蒋介石。1901年，蒋介石虽只有14岁，但王采玉挑选了附近一位姑娘毛福梅给儿子成亲。毛福梅生于 1882年，父亲为毛鼎和，在当地开设一家祥丰南货号。毛福梅略识字，曾在奉化作新女校读过不到半年书，比蒋介石大上四岁。男小女大，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事。 　　新旧世纪之交，积弱已久的中国一再受列强压迫，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之乱更直击中国人的最后一丝自信。年青一代已无法再接受私塾、科举这些老一套，越来越多的人渡海求学，蔚为风潮，蒋介石也不例外。1903年，应童子试而落第的蒋介石，决定投笔从戎，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由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需大清陆军部保送，蒋介石不得其门而入，因此东渡日本后只能于 1906年先进清华学校学习日语，但通过义兄周淡游介绍，认识了留学生中颇为活跃的陈其美，这是他一生宦途的开始。 　　1906年冬，返回浙江为妹妹张罗婚事的蒋介石，正巧遇到大清陆军部、由段祺瑞督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日后的保定军校）招生，他赶到杭州报考后被录取，于 1907年入学；因曾习日语，后获准留日并赴振武学校陆军炮科预备班研修。 　　振武学校是士官的预备教育班，不过蒋介石毕业后并未获准进入士官学校，而是在接受入伍训练后进入日本北海道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担任二等兵。在东京期间，蒋介石通过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奉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并与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来往。 　　在日本开了眼界的蒋介石数度返回中国，并曾在陈其美指挥下参与革命党地下工作，营救牢中同志。不过他始终没有返回溪口，对毛福梅更颇为冷淡，连带让蒋家期盼的长孙迟迟没有消息。直到1909年夏天，王采玉带着毛福梅来到上海，在母亲要求下，蒋介石才与妻子共处一段时间。来年春天， 1910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十八，毛福梅临盆，蒋经国在溪口蒋宅报本堂西厢房楼上诞生，乳名存西。 　　虽然蒋介石在日本未归，但因为蒋经国出生是蒋氏家族大事，因此王采玉和毛福梅合力为新生儿的诞生热闹了一番，不但染了一大箩红鸡蛋，煮了两大锅红糖白米粥分送各家亲友，满月那天，蒋家更大办筵席；此后王采玉和毛福梅也担起教育蒋介石长子的责任，蒋介石虽曾在 1910年夏天再度返回上海，却依旧没有回溪口探视妻儿。倒是在族谱方面，由于王采玉要求，蒋经国被过继为已经夭折的蒋介石幺弟蒋瑞青的子嗣，蒋介石也一口答应。 　　直到 1911年夏天，蒋介石才正式回到溪口，第一次亲眼看到自己的长子。由于新生儿已是溪口蒋家第二十九代，属国字辈，因此蒋介石也为其取了个响亮的族谱名：经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当时人尚在日本的蒋介石请假未准，因此不假离日，迅速返回上海响应陈其美的革命攻势，之后又奉陈其美之命回到浙江，率百名敢死队队员攻打省会杭州城内官署。占领杭州后，蒋介石再以革命军高级军官身份回到上海，出任沪军第五团团长，身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但由于蒋介石为帮陈其美扫除政敌，发动刺杀与陈不和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陈其美被迫再度把蒋介石送到日本，以绝非议；直到宋教仁遭袁世凯买凶刺杀，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 “，蒋介石才再度领命返回上海，并赴江浙作战。 　　“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陈蒋二人分别藏匿上海等地，蒋介石更于 1913年前后在老家窝了七八个月才再度流亡东京，投奔陈其美，并在张静江的监誓下，于 1913年10月29日加入孙中山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宣示服从孙中山个人。为响应讨袁，蒋介石曾多次受命偷渡回中国，但都没有斩获而返回日本。陈其美在 1916年遭袁世凯派人暗杀身亡，是以洪宪政权虽然倒台了，蒋介石却失去了靠山。 　　刚好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计划在上海成立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与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结拜兄弟戴季陶、金主张静江等人，以“协进会”名义做起股票交易，因此流连在上海十里洋场，纵情犬马，除了陈其美的青帮势力，更结纳一帮江浙财团、士绅。他不但生活糜烂，甚至曾遇到股票大空头而大亏老本，以致交易所陷于破产困境。 　　不过，蒋介石并没有放弃靠着军事背景在国民党出人头地的路子。虽然他的脾气阴晴不定，常引来他人不悦，而他的军事背景以及敌后秘密任务经验，则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欠缺军事力量支持的革命党人重视，甚至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并在陈炯明率领的援闽粤军底下，被拔擢出任作战科主任一职；之后蒋介石多次以退为进，军衔则完全不受影响，从第二支队司令开始节节高升。<div> </div><div>　至于蒋经国，则是在溪口平顺地成长，除三岁那年染上天花，并在脸上留下痕迹外，没有太多意外；同时，蒋经国小时为人拘谨，非常听祖母、母亲的话，在学校里也是文静学生。倒是由于夫妻不合，蒋介石又脾气暴躁，蒋经国年幼时，毛氏经常携儿子回娘家小住，因此蒋经国童年很多时间是在岩头外婆家度过的。 　　1916年 3月，蒋经国进入蒋氏宗亲在当地寺庙兴办的武山小学就读，拜周东（星垣）为师，接受的还是传统私塾教育；来年教师换成顾清廉，他也曾在私塾教过蒋介石。在蒋介石当面拜托下，他对蒋经国的教育颇为用心，评价小蒋“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蒋经国入私塾的同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诞生。其实早在1912年，蒋介石就在上海青楼邂逅姚冶诚并纳其为侧室，同居多时但没有子嗣。由于戴传贤（即戴季陶）在日本与一名妇人生下孩子，但戴氏已有家室，所以蒋介石同意认养，并为这名男孩取了族谱名“纬国”，同时交姚冶诚抚养。蒋经国日后也说，他九岁时就已经知道蒋纬国的身世。 　　不过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蒋纬国与蒋经国两人的族谱名合起来正有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之意，也显示出此时蒋介石的雄心壮志。1918年，溪口蒋氏续族谱，蒋介石两个儿子都在此时入谱。同时蒋介石为蒋经国取名建丰，确定继嗣亡弟蒋瑞青，并为蒋纬国取名建镐，作为他自己的宗族继承人。 　　1920年，蒋介石除了曾寄给蒋经国一册由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要他“此书每日能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同时提醒蒋经国，“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便算 “。紧接着蒋介石又延请奉化另一位儒师王欧声在家课读，教蒋经国古籍和”四书 “。他还要求蒋经国在熟悉《说文解字》之后能继续读通《尔雅》，以掌握汉字的读音、结构和含义。 　　上海求学，蒋氏要经国“力学英文” 读曾国藩，深学《孟子》 　　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蒋经国于1920年转学到蒋介石曾就读过的奉化凤麓学堂上学，同时住在奉化城内的亲友陈家，正式离开溪口老家。蒋介石希望让儿子开开眼界，不再停留在封闭保守的地方。 　　此时蒋介石不时与姚冶诚、蒋纬国住在奉化西门，距离近了，对蒋经国的督促也更加严格，不但亲自批阅蒋经国的功课，还多次训示儿子”不可轻佻“，务须稳重。1920年8月 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经儿来谒，其言语举动，颇为明亮著重，心颇爱之。 “ 　　就在同一年，姚冶诚带着四岁的蒋纬国回到溪口，但与毛福梅相处并不太愉快。由于蒋经国此时已在奉化上学，两兄弟也不常见面。同时因毛福梅曾擅自把蒋经国带回溪口老家，加上王采玉也希望多看长孙，让望子成龙的蒋介石大为不悦，为此”忿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 　　蒋介石不但多次跟毛福梅争吵，更因为母亲身体不佳，把气出在毛福梅身上，例如蒋介石在 1921年 4月 25日的日记中说：“知母遍体虚肿，病非小可，愁闷不堪。门庭多故，使我有母而不能养，有子而不能教，皆毛氏一人所害。”他也不断痛斥毛福梅的教育方式对儿子有害无益，无法让蒋经国提高见识。 　　同年 6月 14日，王采玉病逝，蒋介石自广州返回老家料理丧事，虽然军事吃紧，蒋介石却遵古礼在溪口守丧数月。蒋经国直到此时才与父亲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蒋介石也在这段时间里留下“经儿可教，纬儿可爱”的评语。 　　相较于蒋介石对蒋纬国的宠爱，在日记中老蒋对纬国记载的篇幅远多于经国，且流露父子之情。蒋介石对个性拘谨、沉闷的蒋经国，则常板起传统父亲面孔，但除了蒋介石自己沉思、读书的时间外，父子俩还是有时间沿着剡溪泛游；但他对因媒妁之言而结亲的毛福梅则不加闻问。 　　由于蒋介石迟不归营，有意从桂林发动北伐的孙中山颇为着急，多次催请未果。倒是服丧结束后，蒋介石正式宣布以从事革命为由，与毛福梅离婚，同时与姚冶诚分手；蒋介石紧接着于当年 12月 5日，在上海与时年15岁的陈洁如结婚。在毛福梅哭求下，蒋介石把她留在溪口老宅，同时把蒋经国带到上海，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念四年级。 　　当时蒋经国已经 12岁，但他仍管这位只比他大几岁的继母叫“上海姆妈 “，有一段时间与蒋陈二人一起住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三巷九号。当时蒋介石的重要性已大幅提升，大部分时间不在上海，但他对蒋经国的教育更加严格。 　　除要求蒋经国每周写信定期报告读书心得与进度，国学方面，蒋介石多次要求蒋经国必须熟习王欧声教授的《论语》《孟子》等经典，并涉猎《曾文正公家训》等古籍。他也特地提点蒋经国，”《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并强调，熟读《孟子》，不但要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而且要注重其中一些重要内容，诸如使人民免于饥寒而致于安乐的”王政“思想、立身修行必以礼义仁义的思想等。 　　蒋介石也要求蒋经国勤于练字，甚至曾以严厉口吻批评蒋经国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 “，所以要他”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甚至还提醒蒋经国”写字笔画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糊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的一样大，不可太小“。 　　至于新学部分，蒋介石则希望小蒋留心英文与算学，尤以”英文最为重要“，不但要熟背单词，而且要”讲究文法“”多说话“。他除提醒蒋经国，”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 “，更要求小蒋有工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以增长知识。事实上，至 1925年蒋经国赴俄前，蒋介石前后写了 20余封信，都是对他读书、养性、修身各方面的修为予以指导。 　　1922年 3月，孙中山决定回师广东建立大本营并展开北伐，却遭陈炯明坚决反对。孙中山想起事前预警陈炯明不可靠并力主提前用兵解除陈部武装的蒋介石，急电盼蒋即来襄助，却仍旧碰了软钉子。 　　直到 1922年 6月爆发永丰舰事件 -受到陈炯明追杀的孙中山逃到停泊于珠江的永丰舰避难，再度急拍电报至溪口要求蒋赶赴广州，蒋介石这才立刻搭船赶赴香港，再改以汽艇溯珠江北上与孙中山会合，历经55 天苦战后搭永丰舰改赴上海而脱险。这也成为蒋介石跃居国民党领导阶层的转折点。 　　“左”倾激进革命青年蒋经国五卅惨案间，连续四次跳到示威最前线并被捕被开除学籍，到京再示威，再被捕。经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赴苏留学，看看“共产主义的天堂”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开启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新路线。虽然党内对孙中山的转向有颇多疑虑，但蒋介石初期成为亲苏路线的主要人物之一，并于 1923年 8月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访苏，考察莫斯科军事、政府和政治组织，历时三个月。只是这时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仅扮演着军事参谋角色，孙并未让他往党务方向发展，这让蒋介石语多抱怨。 　　访问苏联的这段时间，蒋介石连续写了多封私信给蒋经国，督促他的学业与文章，甚至还拿红笔圈改蒋经国来信中的错字与不通之处。至于停留上海求学的蒋经国，则是由姑丈芝珊、姑母蒋瑞莲监护。除陈洁如颇为照顾外，蒋经国也时常到法租界陈果夫家串门子，直到陈立夫赴美求学后，蒋经国才比较少上门。 　　1924年 6月，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第一期招募学生 456人；黄埔门生也成为蒋介石之后逐鹿天下的雄厚本钱。 　　当时在孙中山力挺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通过按照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机构的基本改造方案，并且同意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兼具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员身份。 　　事实上，尽管民国建立，中国却仍处于鸦片战争以来未曾停止的内忧外患中；欧洲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需要时间疗伤止痛；反观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疲于动乱的中西青年多有以俄为师之志。而且苏联宣称愿意放弃帝俄与清朝所缔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支持辛亥革命以来窘于国际支持的南方革命政府，因此数十年后以反对苏联先知自居的蒋介石，当时可是力主与共产党，特别是他曾亲往访问的俄共（布）保持友好合作态度的。 　　蒋介石不但在演说中赞扬苏联共产党员乐意为国家、百姓工作，不为个人利益做事，甚至亲自邀请考察苏联时结识的西伯利亚苏军总司令布留赫尔（ Blyucher，即加伦将军）任军事总顾问。加上黄埔成立初期相当仰赖苏联的各种援助，国民党亲苏路线已成主流。 　　至于蒋经国，则于1924年冬从万竹小学高级部毕业，来年即升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蒋介石也特地要求陈果夫除了帮忙料理他的私人财务外，还能以兄长身份多多照应蒋经国。蒋介石除继续要求蒋经国多留意英语，他甚至想过蒋经国最好能考取梵王渡圣约翰学校二年级或一年级，也就是到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但最后并未实现。 　　正值反叛期的蒋经国虽不敢公开质疑父亲的各项安排，但在上海见识广了之后也不免质疑：“经书有它现在的现实意义吗？”他甚至抱怨苦读文言文其实是在开倒车。 　　为此陈果夫曾写信报告蒋介石，说蒋经国英文和习字两门不及格。蒋经国则写信自辩，指出英文分数平均七十多分，几及甲等，并没有不及格，仅英文习字不及格罢了。根据学校评量，蒋经国最突出的课目仍是作文，几乎是全校之冠。 　　当时上海工人运动及共产党运动风起云涌，让不满外国学生抨击中国为一盘散沙的蒋经国深受感召。尤其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拒绝承认工会组织，工厂又突然宣布关厂、停发工资，数百名工人与资方交涉时竟遭日本大班开枪射击； 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游行抗议，又遭租界政府开枪驱离，造成十余人死亡，数人受伤，民情激愤。 　　五卅惨案掀起全国各大城市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却被外国势力视为国民党内“左”倾激进派在背后煽动的结果。作为国民党内青年将领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则是跳到示威最前线，连续四次以浦东中学领队身份参加示威游行，表现出反帝、爱国主义的精神，并一度被逮捕；最后浦东中学以行为不轨为由，开除了蒋经国的学籍。蒋经国日后回忆起这段狂飙的岁月，还是强调外国势力贬低中国人“一盘散沙 ““东亚病夫 “，让他感到尤其愤恨与耻辱。 　　此时蒋介石虽还不是国民党领导班子核心人物，仅是八名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但他靠着黄埔军校的现代化战力，不但出任广州防卫司令，更逐渐崭露头角。先是软禁并流放了涉嫌刺杀廖仲恺的党内大佬胡汉民，继而架空许崇智势力，收编许系部队，再靠着第二次东征之役打垮陈炯明，蒋介石声名鹊起。 　　1925年 7月 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亲苏派的汪精卫为常委会主席，蒋介石也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中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步入领导阶层。此时国民党更跃跃欲试，计划通过革命军北伐统一全国；这也是蒋介石全面扩张军事势力的开始。 　　这年暑假，蒋经国到广州探视父亲，看到黄埔校园中张贴”联俄“”联共 ““工农联合”等巨大标语，于是提出希望从军的要求，但遭蒋介石拒绝。面对蒋经国的激进风格，蒋介石以上海是罪恶渊薮，对年轻人有不良影响为由，把蒋经国送到好友吴稚晖在北京南小街新成立的海外补习学校就读。 　　吴稚晖的这所学校是在北洋军阀冯玉祥支持下成立的新学堂，但也教授传统经学；蒋介石自然希望小蒋远离是非圈，并通过吴稚晖的影响力教育蒋经国。但是蒋经国不改上海的作风，又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学生游行，随即被捕入狱并监禁两个星期。 　　接受越来越多“左”倾思想之后，蒋经国一度决定学法文，并赴法留学。但他到京不久，就经由国民党籍著名记者、上海大学前任代理校长邵力子介绍，认识了包括身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在李大钊的引介下，蒋经国定期受邀到位于北京的苏联大使馆看电影，与苏联大使馆官员经常见面。</div><div> </div><div>　　事实上，蒋介石的亲苏态度早就让蒋经国对苏联留下良好印象，甚至让他认为苏联已然是人类先进的代表、美好的天堂，“令人油然向往 “。因此年轻的蒋经国决定接受建议，争取通过国民党主办的留学选拔，改到苏联莫斯科就读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在书信中承认：“北京的政治环境，看起来洋溢着国共［中共及联共（布）］友谊的气氛。我本人亦惑于这种心理环境，彻底改变了我原来的计划。”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下，蒋经国成为 350名第一届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之一。在这 350人中，仅保留十席供鲍罗廷圈选推荐，足见此时苏联对争取蒋介石的重视。蒋经国先是跟吴稚晖禀告要到莫斯科“革命 “，去看看”共产主义的天堂“，他认为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与政治组织，有助于打倒帝国主义对国家的压迫；随后蒋经国便回到广州争取蒋介石的认可。 　　根据陈洁如回忆，蒋经国惧怕父亲反对，虽已取得留苏奖学金却迟迟不敢告诉父亲；蒋介石起初也不愿意蒋经国到苏联留学，还是通过陈洁如从中传话、缓颊才敲定此事。 　　坊间也另有一说，称此时蒋介石仍需要苏联各方面援助，立场”左“倾，曾被人影射为”粉红将军 “，甚至还指派周恩来递补遇刺的廖仲恺，接下党军政治部主任职位，引发广州商界高度质疑；加上他个人曾赴苏联考察的经验，蒋介石其实是支持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还示意由陈果夫为蒋经国筹措旅费与行囊。 　　蒋介石虽同意蒋经国留苏，但条件是希望蒋经国赴苏前能先入国民党。 1925年10月初， 15岁的蒋经国经林焕庭介绍，在上海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密宣誓入党，并于 10月19日搭货轮北上，与 90名学生一同前往海参崴。旅程中除了三民主义，蒋经国也读了他生平第一本共产主义理论读本 -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上岸后，一行人改搭整整 25天的火车，于 1925年 11月底抵达莫斯科。 　　只是蒋经国恐怕很难想象，在他抵达苏联几个月不到，这股以俄为师、联俄容共的大浪潮会迅速变质，就连动身前认为他到莫斯科试试也好的吴稚晖，也成为国民党内极右派的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促成国民党清共、与莫斯科决裂；更糟糕的是，蒋介石也慢慢修正原先亲苏的路线。在多重压力下，蒋经国在苏联十多年的日子并不好过。 　　 第十二卷   病夫治政 　　蒋经国晚年对反对势力的宽容态度让许多党内保守人士更加不安 　　在台湾”外交“遭遇孤立的敏感时刻，另一项烦恼蒋经国的重大争议，就是台湾反对势力的大动作与擦枪走火突然成为社会争议爆发的导火线。 　　从蒋经国”执政 “以来，虽然保守派多次要求应对嘈杂的在野人士更加强硬，但他显然愿意忍受这些杂音，同时借此向美国证明，台湾有足够的民主与自由忍受在野批判。他邀请美方派出观察员，确定台湾虽然实施军事”戒严 “，但政治犯与人权记录并非那么差。 　　1977年 11月举行的”中央 “与地方公职选举，却发生了原本是国民党重点培养的地方精英、台湾省议员许信良，因不满国民党中央以”党纪考核记录不佳“为由拒绝提名他参选桃园县县长，愤而决定脱党参选。 　　许信良随即被开除党籍，却在选举中呈现领先趋势。加上投票当天，许信良阵营发动大批青年与支持群众担任监票助选员，发现桃园县中坜国小投开票所选监主任企图帮一对不识字的夫妇投票，许信良阵营立即指控国民党涉嫌作票舞弊，因此选举尚未结束，就爆发激烈的抗议事件，近万群众甚至砸毁中坜警分局玻璃窗，火烧警局、警车。虽然蒋经国直接下令，警察、宪兵不得开枪镇压，但到了半夜还是发射了催泪瓦斯才把群众驱散，即有名的”中坜事件 “。 　　许信良最后得了22万票，轻松胜过对手而当选。但中坜事件加上当年国民党选举结果不如预期，党部提名人选在多处落选。曾提拔许信良的李焕被迫辞职下台，蒋经国改派另一名心腹潘振球接任省党部主委，因此也有了”李换（焕）王升（升）“的说法。 　　中坜事件影响深远之处，除了让国民党长期自诩的政治稳定一夕变天之外，更让事件主角许信良知名度暴增；同时在野人士很快就发现，大规模群众事件是拉抬支持率的好方法，并可让国民党背上打压民主势力的大帽子，因此台湾反对党的动作迅速升温，开始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威。 　　由王升主持的”总政战部“开始加强舆论的钳制与管制作业，台湾官方没收了大批与中坜事件相关的书籍，台湾情治机关开始严查各项叛乱案件。但是台湾的在野人士已经不甘于接受国民党的游戏规则，包括康宁祥等人都提出解严、改选等诉求。 　　1978年 11月，原定举行代表与”立委 “补选，在野人士更首度串联，成立党外联谊会，以类似联合竞选的方式，力推停止”戒严“，大赦政治犯，民选省、市长等台湾政坛从未公开讨论过的诉求。其中，助选团的总干事即由施明德担任。虽然因为美台”断交“，该次选举被迫中止，但台湾反对势力的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党内资深”民代 “也不满蒋经国的宽容态度，纷纷要求党中央拿出办法，终止类似的思想污染。 　　至于当选桃园县县长的许信良，则以擦边球多次冲撞体制，抗议国民党对政治异议人士的钳制或非法逮捕，并以桃园县县长身份发起高雄桥头示威游行，声援因叛乱罪而被当局逮捕的余登发父子，这也是台湾”戒严“时期第一起游行集会事件。 　　虽然许信良因此被罢免县长一职，但他仍串联起党外势力，同样在不依法申请的情况下，发动了一次以为自己祝寿为名的活动。这次活动虽遭警备总部警告与关切，最后仍在蒋经国默许下，聚集两万多人非法集会演讲，但警方未做任何干预。这代表蒋经国晚年对反对势力的处理态度，也因此让许多党内保守人士更加不安。 　　《美丽岛》冲击。蒋经国经长考，下令予以取缔 　　当时虽然反对阵营中有不少温和派人物，陈诚之子陈履安、宋楚瑜等国民党内新蹿起的技术精英也多半对政治改革表达同情，并获得蒋经国支持，希望吸纳更多归台高级知识分子，提出民主改革方案，但双方集团对立形势，已非温和派居中可以化解。 　　在野势力中，包括新创立的《美丽岛》杂志，陆续出现许多人主张直接挑战权威，采取边缘策略，企图制造冲突、冲撞威权，走结合更多反对人士的激进路线。 　　至于亲国民党方面，包括”铁血会 “等右派团体也纷纷成立，受到政战体系主管的军方报纸的默许与同情。《美丽岛》杂志在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当天，就有自称”热血义士“的《疾风杂志》人员在馆外聚众抗议，并投掷石块、电池等物品。这批右派人士把党外与”台独“当作首要制裁目标，多次与党外团体发生激烈冲突，冲突愈演愈烈。 　　1979年 12月 10日的《美丽岛》游行，成为对立爆发的冲突点。当时《美丽岛》杂志各地办事处纷纷设立，社务委员多达 61人，几乎网罗全台各地、各路线的党外人士，已经是具有动员组织力的党外集团了；以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黄天福、吕秀莲为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施明德为总经理，其中施明德的激进路线最占上风。 　　随着《美丽岛》杂志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其发行量超过了八万册。12月10日当天，杂志社以纪念世界人权日为由，发起游行。虽然官方发出禁令，但黄信介等人坚持不理会国民党的威胁而照常上路。国民党则在游行前一天，紧急通过电视宣布将于高雄举行冬令宵禁演习，禁止任何示威游行活动。 　　原本蒋经国已指示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也不实施武力弹压，但在优势警力包围下，《美丽岛》的义工在游行前一晚已因突围而酿生冲突，随即遭逮捕，引发群众包围警局，并指控警方刑讯、殴打，致紧张形势扩大。 　　游行当晚，警方本要协调《美丽岛》杂志维持集会，放弃游行，却没有得到接受，反而警方指控遭到民众暴力相向，结果和平结束游行集会已成泡影。情绪激昂的反对人士在施明德的带领下，无视禁令，坚持游行，持续演说，并冲撞宪警防线，结果造成大规模肢体冲突，形势失控，直到半夜镇暴部队发射催泪瓦斯，才将群众驱散。 　　国民党内保守派对”高雄暴动 “的反应相当激烈，要求党中央须严惩作乱分子，同时为形势失控负责。国民党随后进行中常会改组，多名学者遭解职，王升与若干军方将领进入党政高层。蒋经国在长考之后，同意党内小组建议，逮捕黄信介等多名《美丽岛》事件的首要人士，同时将《美丽岛》与《八十年代》等党外杂志停刊。 　　稍后举行的《美丽岛》大审，施明德、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八人遭叛乱罪起诉，并送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组织均抵台表达关心，该事件因而成为国际报道焦点，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台湾近期的民进党精英，都因参与党外人士辩护律师团而崭露头角，也号称”《美丽岛》世代“。 　　至于担任《美丽岛》杂志社社长的许信良，则因为游行之前就被迫离台而滞美未归，事件发生后也随即被拒绝入境，从此长期滞留美国，成为党外人士”黑名单“的代表。 　　在西方媒体催促下，这次军法大审相当特殊地采取当庭公开审判与辩论，容许媒体旁听采访，却意外让被逮捕的异议人士获得大量时间，说明争取政治权利的理念，驳斥所谓意图叛乱的说法。加上众人着力控诉被军警单位逮捕后遭非法刑讯逼供，反而通过公开审判获得了国际舆论支持，这也是国民党内开明人士始料未及的巨大变化。 　　虽然蒋经国传话不容许任何死刑、流血，让保守派人士眼中的首恶施明德逃过一劫，但台湾司法机关为了失控的游行集会，宣布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他被告被判10年以上徒刑的做法，立刻引发美方与舆论挞伐。 　　蒋经国精心维持的开明形象与方针受到严重打击。尤其大审过程中，遭逮捕的省议员林义雄的住宅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当天遭暴徒闯入，导致他的母亲与双胞胎女儿被凶手刺杀，另一个女儿重伤，立刻引发台湾各界震撼。官方随即准许林义雄交保，但并未查到凶手，仅判断是与林义雄的个人恩怨而引发杀机，这种说法完全得不到民众信任，坊间流言不断，国民党形象更是一落千丈。 　　两岸重启接触，蒋经国与大陆隔空交往互动 　　蒋经国在 20世纪 80年代所碰到的最巨大的挑战，除了岛内日益勃兴的反对运动、街头抗争之外，恐怕还是来自如何面对已步入邓小平时代的开放中国、如何调适两岸间的新关系与互动。 　　1978年 12月 16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自1958年起”单打双不打“的金马炮击。1979年1月 1日，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第五次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局面，开放两岸三通、恢复两岸交流等主张，并拟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来取代原有的”解放台湾“口号，一个全新的两岸形势显然已经逐渐成形。因此，是否在台美”断交后重新与对岸修好，因应新一波的和平攻势，成了国民党的棘手难题。 　　为稳住形势，国民党定位中共高层的喊话是“和平统一”的攻势。蒋经国出面强调，“台湾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与中共政权交涉，这个立场绝不会变更”，随后借着中常会的机会，宣布“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的”三不政策“，成为国民党未来 10年的政策基调。 　　此时，国民党元勋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发布了一封给蒋经国的公开信，以”经国吾弟 “开首，先问候他是否”政躬违和 “，盼”善自珍摄 “，并以世交身份，对蒋经国所提”三不政策 ““期期以为不可 “。廖承志在信中重提国共第三次合作，也透露如有可能，他愿亲自来台，希望”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还在结尾处问候了宋美龄。 　　此信一出，立即引起台湾方面的高度重视。在反复推敲之后，蒋经国决定不由他个人回复此函。而是通过钱复，向美方转达此份电报信息，表态台方将对此置之不理，同时拒绝廖承志来台。随后拜托身居海外的宋美龄，以长辈身份响”承志世侄 “，提及是否记得蒋先生两次释放之恩，更反劝廖早日”翻然来归，以承父志 “。</div><div> </div><div>　　表面看来，蒋经国对廖承志的问候似乎毫不领情，但从来往信函脉络来看，却又不排除故交旧情，未彻底断绝交往互动之可能。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还借着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的机会，声明国民党已经放弃反攻大陆政策，且”从不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再次显示，所谓”三不政策“并非是如过往般铁板一块。 　　蒋经国其实很清楚，两岸商界经贸互动已陆续展开，许多在台湾苦守几十年的外省人，常借美国、香港中转，与中国大陆亲友通信，偷偷回乡。他要求在党内成立一个高级小组，针对两岸政治攻防与谋略进行研究，提交预案。 　　蒋经国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升，王先是成立”固‘国’小组“，之后将其改组为”刘少康办公室“。其主要任务是研究灵活、有创意的政战攻势，意图加强台湾民间对大陆的心防，也强化台湾经验对大陆人士或海外人士的可信度，以因应中共对台统一战线攻势。 　　从对岸的反应来看，邓小平并未对”三不政策“与初期接触触礁有太多反应，而是持续向蒋经国示好，通过胡耀邦等人希望蒋经国回大陆看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中国统一的九项和平原则，将”一国两制“入宪，派员修缮蒋家奉化故居、祖坟，为两岸互动创造了新的格局与变量。 　　形势比人强，许多国民党掌控的媒体纷纷通过改革派学者，释放两岸最终将走向和平统一的基调，同时呼吁国民党应速开放通邮与旅游等人道层面关怀，化解许多人数十年的怀乡之苦；也有学者开始鼓吹台湾应逐步开放两岸间接贸易，或将台湾农业发展经验提供给中国大陆。不少党外人士批评”三不政策 “过于保守被动。 　　蒋经国欲拒还迎的两岸政策早出现松动迹象，当孙运璇”高谈台湾不怕谈判，但绝不因害怕而谈判“或”两岸关于自由开放差距缩小，和平统一条件就会水到渠成“时，两岸恢复互动的灯号已然开始闪动。 　　王升的殒落与李登辉的登台 　　各种变量陆续复杂化，蒋经国虽强调将坚持民主宪政，排除军事统治的可能性，但他的身体不堪负荷，逐渐形成重大危机。 　　失眠是蒋经国的老毛病，蒋孝武曾建议注射少许镇定剂帮助蒋经国入眠，但很快就不见效了。加上蒋经国根本找不出时间休息，问题就越来越严重，眼疾、糖尿病等症状恶化，出现脚无力、行动不便、中气不足等问题，更短暂卧病、不良于行，重要决策已渐改在七海官邸下达。为了预防蒋经国健康突然恶化，国民党一度还成立由秘书长蒋彦士召集的八人小组，做好集体领导的准备。 　　蒋经国顾及病情，曾考虑不再连任。消息传来，接班问题格外敏感。除政务、党务精英，衔蒋经国之命执掌统战工作的王升声势惊人，大有水落石出之意。 　　王升执掌的刘少康办公室，开始仅是幕僚单位，先提出执行构想，再经秘书长蒋彦士与”行政院 “院长孙运璇认可后，送交蒋经国核定实施。但王升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新成立的层峰单位，把办公室设在军方政战系统所掌控的黎明文化公司。 　　靠着王升与蒋经国间密切的师生之谊，很快刘少康办公室就成了政坛”当红炸子鸡 “，声势越来越大，竟成为执掌反情报、重要政策与政战攻势的统合单位，甚至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时权倾朝野，被戏称为国民党”地下中央党部“王升权力大到可以召集部会副首长固定开会。王升的高调让日渐自由的台湾社会与党国大佬顿起质疑。在这关头，美国又突然邀约王升访美，对蒋经国而言，这无疑透露了新的不利信息。 　　王升在访美前特地前往七海官邸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只轻描淡写地问他美国人为何安排出访行程，也指示王升无须婉拒。没想到王升风光地自美返台后，蒋经国再度在七海召见他，明确抨击刘少康办公室已经成为党内派系、新的领导系统，随即裁撤刘少康办公室，王升也跟着被撤职，转任联合作战训练部这个冷衙门的主任。 　　据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记载，蒋经国在七海召见他，询问王升是否在政战学校演讲时提及”杀掉一个王升，还有千千万万个王升“等话语，劝王升要守本分，”否则将有不好的后果“。郝柏村称其仅提及”王升是打不倒的 “，蒋经国仍严斥类似谈话相当不得体。 　　王升又被流放到与台湾隔着半个地球远的巴拉圭当”大使 “，再也无从回到政坛。王升垮台后，台湾情治部门面临全新冲击；郝柏村继而被重用，挤上台湾军事工作第一把交椅，成为蒋经国晚期执掌军务的枢纽。王升遗留的”总政战部“主任之职则由军旅出身的将领许历农接任。 　　1984年，蒋经国任期将满，依惯例须由国民党推举新一届候选人。2月 15日，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蒋经国相当意外地宣布将与来自学界的台籍精英李登辉搭档参选。李登辉历经台北市、台湾省与政务委员历练，被蒋经国肯定为兼顾学术与民意沟通的中生代人才，不但对农业有独到的见解，还曾多次主动驳斥”台独 “主张。李年轻时曾加入中共组织，但显然蒋经国对此并不在意。 　　蒋经国左右手、”行政院 “院长孙运璇不但与副手职位擦身而过，还突然中风病倒，虽抢救回来，但已半身不遂。这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国民党内敏感的权力关系，打乱了蒋经国接班部署，甚至改写了台湾历史。 　　为了布局接班，蒋经国稍后任命台湾财经界掌舵人物、与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奉化同乡俞国华担任”行政院“院长。相对地，除了已经在党务系统站稳脚跟的宋楚瑜、马英九之外，包括钱复、施启扬、吴伯雄、章孝严等年轻精英也被大量延揽入阁。台籍中常委比例提升到将近四成。外界也注意到，随着王升被流放，原先在高雄”中山大学 “担任校长的李焕，重新回到了内阁出任”教育部“部长。 　　江南案让蒋经国既生气又伤心，成为他心中之痛 　　至于蒋经国的三个儿子，除蒋孝文卧病在床，蒋孝勇与商业关系密切外，外界普遍看好蒋孝武的发展。蒋孝武虽然个性冲动、独断专行，婚姻问题让蒋经国伤透脑筋，但历经退辅会与党营文化传播事业历练，他在政坛的发展仍颇被看好，更有人说他对情治系统着力颇深。 　　当时不乏有人企图拉拢蒋孝武，希望搭上”太子“接班快车。蒋孝勇曾证实，王升的刘少康办公室就曾试图利用其与蒋孝武的这层关系。外界也纷纷传言，蒋孝武拥有”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的头衔，这也是过去蒋经国曾做过的职务，但最后证明不过是误传，蒋孝武并未有任何政务头衔，但他的实质影响力仍颇为可观。 　　章孝严在自传中指称，当时他的弟弟章孝慈在台湾学界崭露头角，经常上媒体受访，私生子风波慢慢浮上台面，因此被蒋孝武执掌的”中广“封杀。据说这是因为蒋孝武认为两个外姓兄弟让他母亲蒋方良颇为难堪。传说还曾影响到章孝严在”外交“系统内的升迁。 　　就在此刻，爆发了震惊海外的江南案。1984年10月15日，笔名”江南“的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德利市家中，遭竹联帮成员陈启礼、吴敦和董桂森枪杀身亡。媒体随即传出，因为出身政工干校的江南，离台后长期批判两蒋与国民党，加上他计划出版《蒋经国传》，并即将执笔《吴国桢传》，引发台湾当局不满，所以赴美执行”锄奸计划“，予以暗杀。 　　案发后，美方已掌握陈启礼等人的涉案证据，通过电话监听发觉陈启礼与台湾官方有所联系。陈启礼逃回台湾后不久，于11月 12日因台湾执行”一清项目“扫黑而遭逮捕；他也供称自己是情治单位工作人员，江南案系执行任务，江南案因此迅速升级，愈演愈烈。 　　事情的变化让台湾当局措手不及，以至于钱复在与美方联络时，仅证实台湾当局已逮捕陈启礼等人，并与江南遭枪击案有关，而未交代陈启礼等人的背景。就在此时，国民党介入之说在美国突然甚嚣尘上，台湾形象受重创不说，蒋纬国更被媒体指称曾与陈启礼等人饮宴，引发美国对台施压。 　　美国公布对台情治单位监听的电话录音，指称掌握陈启礼拨打回台的电话内容，要求国民党当局须交代案情、交出幕后元凶。虽然蒋经国拒绝了美方要求把涉案元凶交还美国审理的意见，但他也指示台湾”国安“单位立即查办，把侦讯内容提交给美方。 　　1985年1月10日，台湾当局正式证实有情报人员涉案，但强调系情报官员独断专行，非高层授意，并宣布逮捕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等三名官员，交军法审判。汪希苓出身蒋介石侍从室，能力相当强，曾在美负责情报工作，因表现杰出而被调回台北升任情报局局长。他 7月间曾在演艺界人士帅岳峰、白景瑞安排下与陈启礼会面，并鼓励他”为台效力“，没想到因此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涉案人员指称，系因江南为台湾情治单位在美吸收的下线，发觉其已变节为两岸的双面间谍，才私自决定以”家规“”教训“制裁。但江南具美国公民身份，美方态度相当强硬，准备循线往上追查，侨界媒体直指此案为政治谋杀。 　　面对失控的形势，蒋经国在”中常会“痛批官员应酬歪风又起，导致黑道视之为打入政府的手段，要求官员断绝与黑道的往来；指派汪敬煦、沈昌焕、郝柏村等五人组成项目小组；为保住台美军售，同意美国调查小组官员直接接触遭逮捕的陈启礼、汪希苓等人，并对其进行测谎，希望厘清国民党高层涉案争议。 　　美方派人直接约谈汪希苓，其实就是变相的侦讯，还要求汪希苓说明此事有无向上级报告，宛如宗主国般，只是国民党理不直、气不壮，只能吞了下来。蒋经国的配合，成效依旧相当有限，反而令国民党当局形象不断受挫。台湾”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还联合发表声明，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否则不惜与国民党当局划清界限。 　　3月间，陈启礼友人张安乐（白狼）在美公布一份保命录音资料，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虽无确切证据，却立即震惊海内外，也让形势越显复杂。 　　不过此时美方采取冷处理态度，通过渠道征询台湾是否愿意支持美国政策，秘密捐款给尼加拉瓜游击队。此时台湾与尼加拉瓜左派桑定政权还有”外交“关系，国民党随即通过外围组织，捐助了100万美元，获得美方赞许。 　　江南案速审速决，汪希苓与陈启礼等人被判无期徒刑。当年7月1日，蒋经国更下令取消涉案的情报局，将其与特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改由负责军政的参谋总长、原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指挥，并中止在美情报刺探等秘密工作。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在美控告台湾当局一宜，最后也以获 145万美元赔偿和解了事。 　　一如蒋孝勇生前所说，江南案让蒋经国既生气又伤心，成为他心中之痛。蒋孝武虽然矢口否认，辩白自己背了黑锅，但是蒋经国随即把他从”中广“总经理位子上拉下来并调离台北，派往新加坡担任商务代表团副代表，接班成为泡影。 　　日后汪希苓证实，江南案的确不是蒋孝武下令安排的。张安乐也承认扯出蒋孝武是围魏救赵、担心陈启礼遭灭口的策略运用。但拉下蒋孝武已成既定事实。就在蒋孝武远赴新加坡后，蒋经国于1986年4月初，同意蒋孝武与第二任妻子蔡惠媚的亲事。两人远在新加坡结成连理，证婚人是驻新代表胡炘，蒋方良代表蒋经国为男方主婚人。历经蒋孝武与汪长诗婚姻风波，这段婚姻对晚年的蒋经国来说，总算是一件喜事。 　　病情加剧，蒋孝勇崛起 　　同年，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遭撤换，由年过七旬的马树礼继任。民间传说是蒋经国不满蒋彦士辜负他私下托管蒋孝武，但真正的原因则是爆发了有六万多社员、存款170多亿台币的第十信用合作社非法放款倒闭案，导致挤兑人潮、民心动荡，舆论强烈挞伐当局放任政治人物与财团挂钩，在金融管制工作上放水。由于这是蒋经国最深恶痛绝的问题，所以包括蒋彦士在内，”财政部“部长陆润康、”经济部“部长徐立德两名财经首长一律被撤职查办，展现了蒋经国的铁腕依旧。 　　人事上，蒋经国对故旧根本不留情面，给人莫测高深、伴君如伴虎之感。熊丸曾说，情报来源很多的蒋经国，不知是否受了苏维埃教育影响，城府很深，”没人看得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大家都想尽量离他越远越好“。蒋孝勇也曾分析，蒋经国笃信”穷人一定不会贪污，孝顺者一定忠顺“，并据此提拔官员，但事后”看来，未必全对“。 </div><div>　1985年，蒋经国因糖尿病宿疾导致末梢神经坏死，不但走路时时常踩空，甚或站立数分钟的体力都无法维持。虽然持续在做复健，但各国情治系统都高度关注蒋经国的健康与接班问题。 　　好强的蒋经国先是换了手杖，无济于事后才不得已换坐轮椅。七海也重新扩建整修了一次，”国安局“还特地在落地窗后开通一条车道，让车子直达有电梯的书房，让蒋经国免于下楼梯之苦。卧室里则只简单摆设了一张可以升降的单人医疗床以及氧气瓶等一般的急救设备。 　　1986年 4月，蒋经国赴荣总开刀，装上心律调节器。在他的要求下，这个消息正式对民众公开，使得健康传闻甚嚣尘上，也让外界见识到蒋经国晚年的开明作风。只是蒋经国的身体越来越弱，举步维艰，讲话的力气更小。手臂与身躯皮肤紧绷，严重浮肿，这些都是不祥征兆。虽身体状况不佳，蒋经国却没放弃对政事的操劳，随着病情持续恶化，只好改在七海卧房里批公文；要出席大典，甚至还必须事先一遍遍练习仪式、走路步伐，但已显得力不从心；每周中常会恭读孙逸仙遗训的惯例因此取消。 　　国民党原为蒋经国出入方便，打算在”中央 “党部加设电梯，直达中常会三楼会议室，但因蒋经国觉得太花钱，最后只好把会场改在附近的台北宾馆。蒋经国这几年间主持大规模仪典，也都靠着花束屏障，不让外界看到他其实是坐在一张高椅上主持阅兵。 　　少了远走海外的蒋孝武，加上无法信任情治机关，蒋孝勇开始崭露头角。当时除星期三和星期六蒋孝勇会到七海陪蒋经国夫妇吃午餐外，每周二、周五晚间也会到官邸陪蒋经国聊天。蒋经国有事不时召见交办，甚至晚间失眠还会召见蒋孝勇，因此蒋孝勇虽然不过是党营事业中兴电工负责人，但他除了七海事务外，更协助蒋经国分析政情，成为蒋经国与外界联系的窗口、蒋经国的代言人。 　　据章孝严回忆，当时受命”出使“美国的钱复，托他向蒋孝勇要一部私人电话供紧急联系，蒋孝勇只给了钱复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长途专线，等于应付了事。 　　病体欠安的蒋经国大幅减少了外出办公的行程，诸多重臣都是直接到七海官邸向蒋经国报告政务，或是由蒋孝勇持公文直接到官邸请示。但为安人心，蒋经国的座驾每天还是从寓所开出，让民众觉得他还是在如常处理政务。 　　 第十三卷   结束蒋家党天下 　　蒋经国宣示，没有意愿让他之后的蒋家人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了解身体出了大状况，蒋经国展开了他晚年最大的冒险–结束蒋家党天下与台湾军事”戒严 “。20世纪 80年代，经济开放，社会力勃兴，虽然军方还有影响力，但台湾社会与西方定义的军事戒严有着很大差距，在国际宣传上始终居于劣势，江南案后受到的冲击更是严重。 　　但要解决这些政治问题，也不是蒋经国说了算的，国民党内外压力不断，纷纷要求蒋经国慎重考虑。党外人士与街头运动失序演出，让反对者不断找到借口，通过郝柏村、宋楚瑜等人反映忧虑。蒋经国只能借七海官邸非正式谈话方式，安抚这些党内反对势力。 　　当时台湾请愿抗议之风已起，七海官邸成为党外人士请愿必到之地，加上东南亚屡发生政治暗杀或自杀攻击案件，警卫队除了在官邸四周加装拒马（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栅），还在官邸最后一道防线安置了一辆大型卡车，由一名军官、四名卫士携枪戒护，以策安全。 　　病中的蒋经国清楚，随着时代的改变，以及台湾内部民间势力的扩张，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刻已经过去，如不尽速改革、争取民心，不但台湾将形势大乱，在两岸关系上落居弱势，岛内的冲突激化的后果更极可能是沦为落后地区，族群仇恨对立的模式当然更非任何人所能承担。因此他决定在有生之年，以威权的方式拆除威权统治这条引线，让台湾朝多党民主而不是流血冲突的方向走；同时更要让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了解，在他的掌舵之下，没有人可以逆转这个开放的方向，亦即过去一党独占所有资源与优势的时代，已然彻底消逝了。 　　1985年 8月，蒋经国对美国《时代》周刊宣示，没有意愿让他之后的蒋家人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立刻引发震撼。事实上，除蒋孝武、蒋孝勇外，甚至与他不对盘的弟弟蒋纬国，都被外界认为有一定实力，但蒋经国等于宣示终结了蒋家持续”执政 “的梦想。当年年底的”国民大会“演讲他再度宣示台湾不可能军人干政，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蒋经国的这一刀，来得又急又猛。无疑地，他借此释放的信号，是向国民党与亲近宋美龄的官邸派喊话，未来不会再有蒋家人领导，所以不但政治上要走向多党民主，国民党内如何通过集体领导机制，统合派系意见，已经是当务之急，同时党内青壮派的精英才是未来国民党的中坚力量，而不是如今掌控党内权柄的大佬。 　　随后在蒋经国指示下，国民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补入李焕、吴伯雄、陈履安、施启扬这四名平均54岁的青壮派人士进入中常会，筹组12人小组，由严家淦负责召集，研究解严、开放党禁、开放探亲等大政方针。蒋经国还要求把解严与开放新组党问题列为优先事项。 　　当时在台湾，谈到组党还几乎是杀头造反之事，但是民进党的地方势力越来越雄厚，所谓党外的招牌与联合竞选的行动，也已经等同于组党。蒋经国看到了许多人都无法预料到的未来，以自己的影响力，默许了台湾政治往多党的方向发展，这种大胆的实验，其实是在挑战国民党统治的稳定性，因此引发党内高度关注。 　　在蒋经国的盘算中，与其让国民党慢慢地因为拖延改革而失掉民心，倒不如一次到位，以开放的态度争取主动，通过民主选举巩固支持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事实上，随国民党赴台的外省籍人士日渐凋零，台湾人与生长在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已经没有了当年外省族群赴台逃难的危机感，国民党也的确到了非变不可的关头。 　　1986年 9月28日，民进党人士在圆山饭店宣布组党，这是一场擦枪走火的政治实验。许多民进党人也承认，其实在事前筹备阶段，蒋经国与国民党已掌握部分信息，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支持把事情搞这么大，毕竟国民党过去有镇压知识分子的前科，放弃了擦边球的挑战模式，政治情况可能急转直下，后果极其严重。 　　果不其然，国民党内立刻要求严办，军方已准备名单抓人。蒋经国闻讯后，独自思考半个小时，要求党政要员到七海开会。他坐着轮椅与会，做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的指示，强调国民党过去心态”太老大 “，必须跟上时代，当场否决取缔镇压的建议，强调抓人解决不了问题，需要”避免冲突、冷静处理“，同时坚持推动开放组党的立场不变。 　　民进党宣布成立第二日，国民党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在蒋经国拍板下，许多大佬会中提出的高压应变手段并没有通过。蒋经国的”维新路线“引发许多大佬不满，他们甚至在背后抱怨蒋经国太过软弱、”不生气“。蒋经国听到幕僚汇报、转达党内批评声音后只说：“他们还在抱怨？好好对待他们，但是要坚定。”蒋称在这关键时刻，“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 　　对蒋经国来说，推行政治民主化，是国民党“向历史交代”。换言之，除了他自己的信仰与历史定位外，也有退此一步，国民党再无死所的危机感，他感受到了不得不为之的沉重压力。蒋经国虽然看起来底气十足，但他的秘书王家骅则回忆，蒋经国在民进党组党后隔日，邀集大佬说明立场后，虽然劝大家“小不忍则乱大谋”，但返回七海官邸用餐时，蒋经国叫来王家骅，问他：“你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告诉我，我白天的决定，对党、对‘国 ’好不好？” 　　既然已经决定在民主改革与党禁开放问题上采取积极支持态度，蒋经国也决定，善用国际宣传攻势，争取美国民间的认同，把国民党决定开放的信息予以效益极大化。1986年 10月 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时，抛出台湾“会在完成‘国家’法令修订后，宣布解除‘戒严’，开放组党”的重要信息，宣告长达数十年的“戒严令”即将失效，国民党不再依靠军事高压手段统治，改采民主选举的方式维系统治正当性。他解释，即使民进党未必承认“宪法”，但只要不从事任何分离运动，即“台独”运动，“我们将容许成立新政党”。 　　蒋经国宣示开放党禁之后，在党内各个场合不断强调，国民党面对新局势，必须采取新做法，更开放、更沉着冷静。尤其面对李焕向他报告12人小组对解严的正反意见时，蒋经国指示：“‘戒严’已近 40年，台湾同胞能够容忍，已经不容易了，我们应该有所改革才对。” 　　蒋经国裁定现时两岸接触“还不是时候” 　　就在这个关头，宋美龄结束十年六个月的在美停留，回到台湾参加蒋介石百岁冥诞，一向节俭的蒋经国为了让宋美龄满意，还由蒋孝勇出面，动用了2000万台币全面整修士林官邸。 　　原本各界预料宋美龄停留时间不会太久，孰料她却决定长住，更一度发表文章《我将再起》，批判反对人士提倡的是“速溶式民主”，让外界认为宋美龄在后蒋经国时代，似有复出并为保守派护航的打算。 　　党外人士采取更激烈的街头抗争手法，焚毁国旗、国民党党旗，称蒋经国或外省人为猪仔；甚至被列入黑名单不得返台的许信良还多次冲撞国民党防线，光明正大地企图入境，给国民党制造压力，虽未成功，但通过“台独”与省籍问题的炒作，使一次次群众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大。 　　面对来自党内外的挑战，卧病在床的蒋经国努力保持平衡，维持政局和谐。对党外，他要求加强沟通，避免擦枪走火；对党内大佬的质疑，他则通过官邸密谈或心腹慰问，希望取得谅解；针对“台独”分裂分子的质疑，蒋经国借着与他 　　12位民间友人聚会的场合宣示：“我在台湾住了40年，是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 　　另一方面，两岸互动也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刻。虽然官方依旧抱持“三不”立场，但是两岸民间互动，乃至于体育活动的交流，都在顺利推动中，只是官方依旧扮演防火阀的角色。直到 1986年 5月，“中华航空”机长王锡爵劫机事件让国民党刻意维护的动态平衡出现了崩解点。 　　王锡爵曾驾驶 U2侦察机赴大陆侦察，因此属于台湾等级相当高的战斗英雄。他退伍后进入“中华航空”任职，担任机长职务。当时“中华航空”共有两架波音 747货机，王锡爵驾驶的这班，原定5月3日从新加坡飞曼谷、香港后，再飞回台北并转飞美国，但经过香港时，王锡爵借口演习而将机上其他副驾驶、工程师制伏，随后飞往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飞机着陆当天，大陆以民航局名义致电“中华航空”，邀请尽快派人到北京商谈。因所谓“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开始委托国泰航空居中协调人机交还事宜，但因北京强调争议系属民航公司间业务性商谈，不涉及政治问题，所以不许第三者介入。台湾当局几经衡量后，决定由“中华航空”赴香港展开谈判。 　　谈判过程中，双方都同意应速归还机上其他两名成员及“中华航空”货机，但“中华航空”不同意自行派员到广州交接，因此暂无结果。最后经四轮磋商，才在 5月20日达成协议，货机于5月23日由中国民航机长李长幸驾驶，从广州飞往香港启德机场降落，交接后人机返回台北。 　　由于必须处理人机交还事宜，两岸实质上已经由双方“国营”的航空公司展开谈判，所谓“不接触”的要求自然已经破功。但双方接触谈判的并非官方代表，且是在香港举行，因此也留了个台阶下。蒋经国随后也因此同意郝柏村的提法，指所谓的“三不政策”，其实集中在政府与政治层面，民间交流则维持不回避、不退让。 　　随着“三不 “禁令逐渐放松，延续孙运璇自 20世纪 80年代初就开始推动的政策立场，接任”经济部 “部长的赵耀东也认为，开放与大陆贸易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上，此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已经穿梭在邓小平与蒋经国之间，成为两岸私下沟通的密使。他曾替邓小平–这位蒋经国年轻时期的同学–带来直接的问候，只不过外界对此不得而知，蒋经国此时也仅是”不置可否“。<div> </div><div>　　邓小平的传话，也不仅限于李光耀，他还借着宴请严家淦的女婿、旅美学人冷绍荃的机会，表达只要李焕愿意，中共方面愿意派杨尚昆出面晤谈，时间、地点任定。事后李焕报告蒋经国这个两岸高层互动的构想，蒋经国沉思了两天，还是裁定现在”还不是时候“。 　　开放百万老兵大探亲揭秘 　　蒋经国虽然即将把两岸关系带往更开放的方向，但他最苦恼的问题，还是几十万跟着蒋介石来台的退伍老兵问题。这批人是蒋经国最忠贞的支持者，蒋经国也通过退辅会，为这批老兵的生老病死都做了安排，只是因为两岸民间几十年的隔离，老兵无法返乡，但对故乡与亲人的思念与亲情连带，是什么东西也挡不住的。 　　1987年 5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成立，直接挑战国民党权威，把两岸长期隔阂的不满化为组织力量。促进会成员身穿写着”想家“的上衣，在街头发送”骨肉隔绝四十年“的传单，每举办座谈会都有几千人与会，现场悲戚莫名，获得社会普遍认同与舆论支持。国民党借”立委“赵少康在”立法院“质询时，建议尽速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 　　大批老兵由于对政府推托极不满意，开始走上街头，不但举办数万人集会，更聚集在退辅会门口，和安全人员发生肢体冲撞，造成相当大的震动。看着这批与他出生入死的老部属晚景凄凉，蒋经国无限感慨，他屡次要求退辅会主动关心退伍老兵的需求，禁止采取武力驱离的方式对付这些老兵。但也因此，从”行政院“到退辅会各”中央“机关，不时可见这批老兵戴着白布条静坐抗议、流泪哭诉的画面。 　　种种信号都提醒蒋经国必须尽速帮这批人找到出路，国民党既然没办法带着老兵打回大陆去，蒋经国的责任也就是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返乡探亲的目标，化解这批离乡者的怨念。他曾对蒋孝勇说，老兵走上街头，是国民党没有把问题处理好，是他对不起这批退伍老兵。 　　对国民党而言，开放返乡探亲等于打破几十年的藩篱与心防，不要说”三不政策“，面对中国大陆逐渐壮大，蒋经国就是力持守势都显得吃力，因此蒋经国与其所属幕僚始终抱持着戒慎恐惧的心情，从台湾安全角度希望妥善处理这个争议。是以蒋经国虽曾指派马树礼研究此一提议，但这个项目小组最后的结论却大出蒋经国的意料，他们竟然建议反对开放，充其量准出不准进，条件限制从严，而这个建议主张也的确符合国民党内许多当权的保守派的意见。 　　这个项目小组显然轻忽了蒋经国大手笔开放的企图心与迫切心，他以各种公开或非公开方式，表示对项目小组做出这样的结论感到相当不满，根本违反了大部分台湾民众的期待。蒋经国公开地说，老兵思念故乡是人之常情，国民党对开放大陆探亲应”乐观其成“，不必添加限制条件，以尽量放宽为原则，才能收到号召效果。蒋经国甚至无限凄凉地自嘲，许多老兵的过激反应，甚至加入党外活动，还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亏欠了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态度“。 　　晚境中的蒋经国，希望尽速解决探亲问题，除了历史使命感之外，还有种时不我与的深切紧张。他对自己身体健康情形的悲观，也让他觉得时间所剩无多。为确保开放路线彻底落实，蒋经国只能用更直接的方式，忠实地传递并执行自己的意志。随后，蒋经国立即更替其他研拟方案人选，直接指派党内年轻精英、曾任他私人秘书的马英九，联系副秘书长、文胆张祖诒，研究开放探亲的”可行性方案“。他的指示很明确，就是基于人道精神，立即规划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 　　马英九引用了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典故–郑庄公放逐其母姜氏，郑国大夫颖考叔挖掘地下通道，符合郑庄公”九泉之下始得重见“的誓言，促成郑庄公与母亲重逢的亲情故事，将开放探亲方案取名为”颖考项目“。 　　据马英九追忆，为了保密，这份报告是手写的，不敢打字，不但呈报前没有任何人看过，而且做完就放进铁柜里深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之后马英九于6月4日以公文方式，将《民众往返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报告正式提交蒋经国签呈，这就是开放探亲政策的腹案。 　　1987年 7月 1日，蒋经国宣布解严，起用李焕出掌秘书长。李焕历练丰富，又是蒋经国的长期心腹，各界都看得出来蒋经国企图最后一搏的用心。他要求李焕必须落实”政治要民主、国民党要改革、两岸要统一“三项重要任务。尤其在两岸统一上，蒋经国要求采取主动，因为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李焕接任国民党秘书长后，蒋经国交办研拟的开放大陆探亲政策，终于顺利地被排上党内讨论议程表。蒋经国指派李登辉主持项目小组讨论。当时国民党内意见分歧的关键在于开放探亲到底是普遍开放两岸民间交往互动还是仅局限在探亲行为上。 　　显然，李焕的态度较先前国民党高层更为积极。他主张，两岸官方关系虽仍坚持”三不政策 “，但民间则可开放接触，加强交流，也就是马英九在研析报告中所提的，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其实是以台湾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进步向大陆展开”政治反攻“。 　　李焕还公开宣称：“这种政治反攻，绝对不是要取代大陆上的中共政权，而是要促进大陆的政治民主、新闻自由、经济开放，使中国……成为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 　　1987年9月16日，继当年 7月台湾宣布正式解严、开放党禁之后，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开放大陆探亲，打破台海冷战僵局，开启两岸交流之门。同时根据蒋经国的构想，开放探亲是人道措施，属于民间私人行为，“三不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基本政策亦不变。 　　1987年10月15日，台湾由时任“内政部”部长的吴伯雄正式宣布开放探亲，由台湾红十字会负责后续登记事宜。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可登记赴大陆探亲，一年一次，一次三个月。同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中国国务院有关方面谈话，强调热烈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大陆方面将尽力提供方便，给予照顾。 　　11月 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开放探亲登记，预定当天上午 9时开始登记，但凌晨就已人山人海，第一天登记人数即高达 1334人，开放后前六个月，登记人数更高达14万，足见民间期待交流之心切。 　　为化解大批老兵动辄聚集在“行政院 “等单位抗争的窘境，蒋经国把军中资历完整、相当受赏识的”总政战部“主任许历农调任退辅会主委，希望通过许历农的影响力及执行力化解争端。只是陆续解严、开放党禁与大陆探亲，还主动鼓励大陆时期中央”民代“自愿退职方案，大佬纷纷抱怨李焕上台后，根本是在取消”反攻政策“。对此，蒋经国只说：“民众有权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领导政府。”   第十四卷  我能忍，你们不能忍吗？ 　　党内大佬重提恢复管制与“戒严”，蒋经国仅淡淡地回应：“我能忍，你们不能忍吗？” 　　1987年“双十节”，蒋经国首度坐轮椅出席了“双十节”阅兵大典，显示他的身体状况已在危重边缘。 12月初，蒋经国因身体不适，第一次被救护车送进了荣总。医院要给他做检查，蒋经国却不愿意，住院休息了几天就硬撑着回七海。 　　医师诊断，蒋经国内脏功能受长期服用类固醇等药物影响，已大幅衰退。为安定人心，蒋经国固定每周三从七海赶赴参加国民党中常会，而且总是第一个到，好让侍卫在他人瞩目前推轮椅让他入座，但有时已撑不住繁重议程，在开会时短暂入眠。国民党也逐渐改为由中常委轮流主持会议。“油尽灯枯”，是他对医师抒发的感想。 　　蒋孝武还一度带着妻子回到七海探望父亲，蒋经国在病榻上交代，要他们兄弟“同情你们的母亲，她这一生，为这个家，牺牲了一切……”。蒋经国也说：“你们别看她不说什么话，其实她的心里，是一清二楚的。”据说，蒋孝武看到父亲如风中残烛，忍不住在七海跪下大哭，叩别了蒋经国。 　　医疗小组会诊的结果是蒋经国虽然身体状况恶化，但暂时没有致命之伤。他还出席了宋美龄受邀返台后首度在士林官邸举行的圣诞夜宴，蒋孝文夫妇、蒋孝勇夫妇、蒋纬国夫妇及子嗣，都到场欢度10年来首次由宋美龄主持的晚宴。 　　1987年12月 25日，蒋经国不顾幕僚劝阻，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结果民进党在现场拉白布条、摔桌子抗议，要求废除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高喊“老贼下台”，这对蒋经国来说无疑是相当失面子的事。蒋经国当天有没有听到这些反对声音，没人肯定，他只是在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地看了鼓噪的人群一眼。 　　蒋经国显然相当郁闷，他一直闷到 10号在接见郝柏村时才说：“一辈子为台湾如此付出，却在油尽灯枯时受此羞辱，真是于心何忍。”党内大佬重提恢复管制与“戒严”，蒋经国仅淡淡地回应： “我能忍，你们不能忍吗？” 1988年1月1日，台湾继解严之后，再度宣布解除报禁，街头各类刊物立刻应运而生。 　　蒋经国在病榻上还要求马英九持续推动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方案。虽然许多资深民代反弹，要求未来选举增设大陆代表，避免影响法统，但蒋经国只问了马英九：“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政府迁台当天，有没有对中国大陆的主权问题发表过任何政策宣示？” 　　经马英九确定当时国民党并未对在台政府的代表性做过任何声明之后，蒋经国裁示： “‘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 ’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了。”蒋经国确定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延续，也为之后的台湾大政方针，定下了最后的基础。 　　1988年年初这段时间，蒋经国身体略有好转，反倒是蒋方良身体不适又不愿就医。蒋经国特地陪她到荣总住院，与她做伴。1月 12日，他去政战学校演讲，之后还和蒋方良游览关渡大桥。据蒋孝武观察，蒋经国夫妇的感情，“一切都在两眼对望就了然的尽在不言中”。 　　为安定人心，台湾“新闻局”当时还对外发布了蒋经国“健康如昔”的信息。但事实上，蒋经国在 1月5日即对秘书王家骅口述了一些想法，并交代王家骅整理起来，以免他因身体不好而长眠不起。 　　1月13日上午，蒋经国原定要听取马英九与改革小组的充实“中央”民代机构项目报告。因前一晚睡眠不佳，上午起床后觉得恶心欲吐，所以没有吃早餐。待听完幕僚读报，又感到身体不适，因此官邸请到当天的值班医师姜洪霆、医疗小组召集人姜必宁来到七海帮蒋经国检查，又查不出个所以然，只能开胃药、打营养针，让他在家休息，蒋经国因而缺席了当天的国民党中常会。 　　中午以后，蒋经国没起来吃饭，蒋孝勇还进房间探视了一会儿，看他已入睡，便离开寓所。没想到中午12点左右，据副官翁元说，睡梦中醒来的蒋经国先问了儿女在哪里，又召神志不甚清明的蒋孝文来探视，但也没说什么。12时 50分左右，蒋经国在病榻上作势要吐，接着大口吐出鲜血，连续几次后，蒋经国倒卧床上，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再也没醒过来。 　　医疗小组虽立刻赶往卧房抢救，注射强心针，但已无法让蒋经国好转。蒋孝勇赶到现场后，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于下午3时50分决定放弃抢救，由他通知“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参谋总长”郝柏村，蒋经国秘书王家骅则通知蒋孝武及秘书长沈昌焕、国民党副秘书长宋楚瑜与“五院”院长等人，党国大佬随后纷纷抵达七海。 　　蒋孝勇则前往士林官邸迎接宋美龄，约5点多钟抵达七海探视。宋美龄慰问伤心的蒋方良，并接见前来悼问的党政大员后，随即离开七海官邸。至于李登辉，则刚好在外有行程，听闻讯息，随即赶往七海。 　　由于蒋经国来不及留下遗嘱，蒋孝勇决定如蒋介石先例，临时由秘书王家骅代笔，依蒋经国先前于元月5日的口头交代，写出遗嘱，让“五院”院长签字；虽然沈昌焕反对，但在蒋孝勇强调对民众不能没有交代的状况下，还是把遗嘱写了下来。其用纸也非“总统”用笺，而是一般民间常见的稿纸。</div><div> </div><div>　　蒋方良也并未如蒋介石逝世的前例，以家属身份在遗嘱上签名，而是仅有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蒋孝勇的签名，并由王家骅署名谨记。 　　根据医疗小组日后公布的病情公报，蒋经国的死因是末期糖尿病引发的肠胃自主神经合并症，导致心脏因大量内出血而停止跳动。经现场人士商议后，当天晚上 8时，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确定并宣布蒋经国遗缺由李登辉继任，并由“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监誓。台湾从此步入了后蒋时代的新纪元。 　　蒋经国逝世，余波荡漾 　　蒋经国身后，争议并没有减少，反而因为强人消失，导致各种冲突不断。就家事而言，由于蒋经国卧病多年，始终没有听说曾立遗嘱，因此蒋经国到底有无遗嘱，甚至有无意愿留遗嘱，都成了“罗生门”。尤其遗嘱中家属签名系由蒋孝勇代签，也引发当时人在海外的蒋孝武的不满，回台后甚至与蒋孝勇酿生不悦，质疑蒋经国之死是否因医疗疏失。学界也曾质疑蒋孝勇把蒋经国晚年文件与日记自行保留的做法。 　　倒是据章孝严转述，早在蒋经国过世后隔天，蒋孝勇驾车载着秦孝仪赴头寮勘察陵寝，秦孝仪在车上告诉蒋孝勇，蒋经国过世前曾嘱咐他与俞国华，希望让章孝严、章孝慈兄弟认祖归宗。因此16日晚间，蒋孝勇即带领章孝严兄弟赴荣总怀恩堂，向蒋经国遗体行大礼，兄弟三人泣不成声，前后长达六分钟。 　　政事方面，蒋经国故去后，移灵荣总怀远堂，随后则移往忠烈祠供各界瞻仰。他的遗体着黑色长袍马褂，脚穿软底布鞋，放在有亚克力顶盖的灵柩中供民众瞻仰。在他刚过世的 13天里，李登辉每天上班前，都会到他灵前祭拜。毕竟以当时的形势，李登辉虽已继任，但蒋家势力仍在，他难保不是下一个严家淦，攻防关键就在李登辉是否能顺利接任国民党代理主席之职。 　　七海官邸固然已随蒋经国步下政治舞台，士林官邸却在集结最后一击的努力。据蒋孝勇的说法，当时住在士林官邸的宋美龄，受到宋蔼龄子女等孔家势力影响，主张国民党无须选出代理主席，由中常委轮流主持中常会之集体领导模式即可。 　　在官邸派鼓吹下， 90岁高龄的宋美龄于 1月 26日通过蒋孝勇写了封专函给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落款用毛笔写着“蒋宋美龄”。官邸派主张，按党章，中常会无权推举代理主席，应延到当年7月党内十三全会再议。据说蒋孝勇同样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俞国华转达了相关看法。 　　李焕随即致电俞国华与“中时报系”负责人、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余纪忠力主如期提出；俞国华则认为丧事未毕前的确不宜处理继任问题，决定27日中常会不提代理主席一事，等蒋经国奉厝后再提。据说中常会前深夜两点，蒋孝勇还代表宋美龄从士林官邸致电支持李登辉继任代理主席的李焕，询问代理主席暂搁一事是否确定，官邸亦与各中常委通气，希望支持暂搁案，因此中常会当天气氛诡异。 　　问题在于，两蒋都已步下人生舞台，蒋经国又说过蒋家不会再有人参选，多数国民党中常委认为李登辉代理主席毋庸再议，以赵少康为首的 39名国民党籍青壮派立委更联署声明公推李登辉代理党主席。 　　在中常会上，时任国民党副秘书长、仅有出席而无发言资格的宋楚瑜临门一脚，质疑俞国华为何迟迟不讨论李登辉代理主席案，他甚至说：“我以一个党员的立场，对俞国华同志今天这样表现感到非常失望，现在我就退席！”言毕扬长而去。在压力下，国民党中常会无异议通过代理主席案，台湾正式步入后蒋时代，也开启了国民党流派之争。 　　移灵头寮 　　初上任的李登辉羽翼未丰，尊蒋还是他的重要战略，因此蒋经国的葬礼也办得相当风光，并于元月 30日举行奉厝大典后移灵头寮。大致比照蒋介石先例办理，国民党政府还发布紧急处分令，在此期间禁止游行集会与请愿活动。只是蒋经国向来以俭朴亲民著称，比起蒋介石的排场还是明显逊色了许多。 　　蒋经国去世次日，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与“联勤”总司令温哈熊等人前往大溪，与蒋孝勇选择奉厝地点。当时蒋孝文卧病已久，蒋孝武又因江南案牵连，被远派新加坡任副代表，因此选择陵寝由蒋孝勇主事。 　　据说，当时角板山复兴山庄、后慈湖、前慈湖警卫营舍及头寮宾馆等地，都曾被考虑为奉厝灵榇的地点。但复兴山庄距慈湖太远，交通不便；后慈湖缺乏适当出入道路及奉厝宅邸；前慈湖边三层楼警卫营舍虽地点适中，但过于简陋。所以最后才择定位于北横公路旁、格局和地理位置与慈湖陵寝相近的头寮宾馆。 　　据章孝严的说法，蒋孝勇在蒋经国过世后曾向他透露，蒋经国其实希望死后一如他的恩师吴敬恒般火化，再将骨灰分撒各地，而非觅地下葬。只是兹事体大，并非蒋家一家的私事，所以劝蒋经国暂搁，蒋经国对此默然不语。蒋孝勇之后也未照办。 　　蒋经国过世后，情绪最不稳定的蒋孝武对父亲逝世感触最深，同时对蒋方良未受应有尊重和照顾颇感不平。据民进党“立委”康宁祥说，蒋经国逝世后，蒋孝武对若干围绕蒋家数十年的党政军人士，乃至某位“外交”大佬冷言冷语，颇感不平，甚至说：“我不再要他走入我家里。” 　　蒋孝勇也未遑多让。1988年 3月间，蒋经国尸骨未寒，当时担任“立委”的陈水扁之妻吴淑珍提出紧急质询，质疑蒋孝勇“利用人头筹组公司，转包工程、炒地皮、拿回扣，极尽特权之能事”，要求筹组项目小组追查蒋孝勇涉嫌介入工程议价之事。同年，在蒋孝武缺席状况下，章孝严、章孝慈、蒋孝勇均以高票当选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不过蒋孝勇对于这个伤心之地，已无意长留，决定离开台湾，长居海外。 　　章孝严几番以大哥身份自居的发言，虽然被外界解读为认祖归宗的美事，却让身在七海的蒋方良因蒋经国私生子一事更显伤心，至此蒋孝勇鲜少再提认祖一事。反倒是蒋孝武与章孝严关系越加密切，还曾邀请章孝严全家到新加坡一同过年。 　　至于无力回天的宋美龄已不问政事，除偶尔上荣总看牙外，平时得空多以查经、看书消遣，有机会也外出探望老友，更有意返美定居，但1989年 1月 1日一场大病，却拖延了宋美龄的打算。当时她高烧不退，送荣总急救，却又出现过敏症状，体力衰弱，无法起床，最后开刀取出肿瘤才渐渐恢复正常。 　　李登辉主政后，国民党路线摇摆不定，渐在统一立场上模糊以对，引发国民党党内不满。党内反对人士集结为“非主流”势力，公推林洋港与蒋纬国为首，希望与结合国民党本土派势力的李登辉抗衡，角逐领导人大位。但最后在蒋彦士、宋楚瑜等人运作下，加上蒋孝武公开从日本返台挺李，发布公开信要求蒋纬国信守蒋经国生前所提“蒋家不会再有人参选”的承诺，“非主流 “终成泡影，蒋纬国败兴而归。 　　宋美龄虽没多说什么，但据官邸侍卫回忆，之后蒋孝武多次赴官邸，宋美龄均很少接见。连蒋孝武在荣总意外过世，宋美龄也没有任何说法。 　　亲人接连病故，加上病痛缠身，1991年 9月21日，宋美龄告别了留五年的台北，赴慈湖谒灵后，搭乘波音 747SP型长程客机改装专机，返回纽约疗养。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在士林官邸长住，也被视为蒋家在政坛影响力的正式结束。国民党内反李势力逐渐成为柔性” 清党 “的对象，促成新党自国民党分裂出走。 　　奉安大陆争议 　　蒋孝勇、蒋纬国等人几乎都与李登辉关系紧张。陈水扁任台北市市长后，锁定打击对象就是蒋纬国在外双溪的别墅，打着对抗蒋家权贵招牌说拆就拆，同样让蒋家感到窘迫。 　　1996年10月 24日，李登辉将原先的”蒋经国先生办公室“移至大溪陵寝，依原有陈设布置”蒋经国先生纪念室“，供民众参观。加上他违反与宋美龄的协议，将关乎蒋介石毕生重要记录的大溪档案对学者公开，更引发了蒋孝勇的不悦。也就在此时，爆发了暗潮汹涌的移灵风波。 　　原来蒋介石过世后虽然有隆重的告别仪式，但根据江浙一带习俗，万一人死异乡而又暂时未能归葬，可先以浮厝方式处理，亦即将灵柩垫高暂厝，以便子孙迁葬。两蒋正是以这种方式暂时处理了灵柩问题，亦即把遗体放置在陵寝内的大理石棺椁中，并没有正式下葬。 　　蒋介石过世后，家中事务仍由宋美龄做主，当时并未提到移灵问题。直到廖承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蒋经国的公开信，才首度提及移灵问题，并指蒋经国曾言，”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因此主张蒋介石在慈湖暂厝的灵柩，”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蒋经国）孝心 “。但由于蒋经国决定对信函置之不理，因此让第一次的移灵风波无疾而终。 　　蒋经国逝世前预先交代，希望死后有机会迁葬母亲毛福梅墓前，生生世世陪伴母亲。但 1988年的猝逝与两岸关系的紧张，让蒋经国无从做更多安排，也能随父制暂厝在头寮宾馆。只是基于民进党气焰越来越高，李登辉统独路线摇摆不定，加上两蒋第三代纷纷凋零，不少人质疑两蒋迟迟不下葬对风水有碍，长此以往，蒋家后人将不得安宁。是以蒋孝勇与蒋纬国终于在 1996年再度提出移灵大陆安葬的构想。 　　相关消息曝光后，立刻成了敏感的政治议题。事实上，不少国民党旧臣都担忧，一旦民进党”执政“，两蒋陵寝将成为报复清算的斗争对象，更可能被人拆陵鞭尸，不如及早迁回大陆。只是没想到这个烫手山芋的影响实在太大，各方应变不及。不少人士更担心，此时两蒋迁葬等于割断了联系两岸间的重要脐带，反而不利两岸发展。 　　当时不但李登辉积极运作，发动国民党全力留人，强调两蒋移灵兹事体大，不可轻率决定，时任国台办主任的唐树备也发表公开谈话，表示欢迎两蒋灵柩迁回大陆安葬，但时间应到两岸统一之后，且墓地选址也不是在南京钟山，而是浙江奉化溪口等其他地方。几经磋商，蒋纬国才收回成命，将移灵问题暂时拖了下来。不久，蒋孝勇与蒋纬国也先后辞世，移灵问题随之高搁。 　　蒋方良寂寞向晚 　　蒋经国过世时，蒋方良因为心脏病病情严重，在医生建议下留院观察，所以没见蒋经国最后一面。之后来七海探望蒋方良的政客、朋友也越来越少。紧接着蒋孝文、蒋孝武先后病逝，蒋孝章、蒋孝勇又长居海外，蒋方良将自己完全禁锢在七海官邸中独坐，没有笑容，心情落寞。有好几年，蒋方良不看病、不见客，整天待在屋子里。尤其 1996年蒋孝勇病逝，蒋方良再度走向由大直赴荣总的伤心路，更显得孤单。 　　在蒋经国多年的俭朴克难作风之下，蒋经国与蒋方良从来没有想到要为自己买些产业，手边积蓄也不多，以致她在晚年只靠抚恤金过活，生活条件已相当差。自 1937年随丈夫到中国后，蒋方良未再见到故乡山水，也有人劝她回乡散心，但最后还是因阮囊羞涩而作罢。蒋方良最喜欢造访的地方是基隆八斗子。当地渔民为感谢蒋经国，特地在海边立了尊笑容可掬的铜像，蒋方良不时前往缅怀。一年三节和忌日，她都会前往头寮凭吊，在陵寝前静思良久。 　　其后，民进党去蒋风起云涌，陈水扁不但拆掉蒋纬国位于外双溪的别墅，还一度打算将大直海军总部内一大片池塘”四海潭“和周边划为公园，并纳入蒋方良所住的七海官邸，差点把蒋方良”扫地出门“，经军方力争才保住。当时蒋方良甚至担心地说，如果七海要被收回，”我只能住到头寮去了“。 　　2000年陈水扁当选，初期主打中间路线，慈湖、头寮保存如故。2004年 1月27日，蒋方良与蒋纬国遗孀蒋丘如雪共同具名盖章，写信给”防务部 “部长汤曜明，希望让两蒋安厝至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为两蒋移灵或奉安问题提出新说法。 　　当时正值 　　2004年大选前夕，”连宋配“一路看好，宋美龄则在美国亡故，因此蒋家以不愿续耗台湾财力、物力并履行两蒋勤俭作风为由，提出让两蒋入土为安的构想，以突显两蒋毕生以部属、军中同袍为重的精神。当时蒋方良还指定蒋纬国之子蒋孝刚为家属联系窗口，与”国防部“配合。 　　2004年 12月底，蒋方良走完孤单的人生路，遗体火化后移往头寮暂厝，七海陷入无声的寂静。与此同时，”三一九“两颗子弹改变了整个局势，蒋家自然也让迁葬念头冷了下来。反倒是陈水扁兴致勃勃地指示军方尽速办理，因此台湾”防务部“迅速编列新台币 2700万元预算打造五指山墓园两蒋墓区，号称”蒋陵“；并成立高阶人士组成的移灵奉安筹备委员会，准备大张旗鼓地把两蒋安葬之事搞定。 </div> 　没想到一场大雨让通往陵寝的唯一道路发生了50年来仅见的泥石流，花了 10天才把道路打通，提案移灵的徐乃锦突然重病住院，四个月后离开人世。之后更因蒋家内部意见不一，已经更名的蒋孝严要求两蒋移灵不要在民进党”执政 “时代举办，导致已完工的蒋陵延宕闲置至今。 　　2006年 7月间，马英九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通过与蒋徐乃锦联系和专家鉴定后，宣布将蒋经国长年居住的七海官邸列为古迹，并正名为”七海寓所“。2007年7月，郝龙斌接任台北市市长，将七海改为蒋经国图书馆作为纪念。 　　数年后，马英九重新助国民党拿回”政权“。这位蒋经国当年的英文秘书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有如是评价：“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适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蒋经国自警 　　※ 　　只要我们能够打破生死的大关，那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打败？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 　　※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动也是死的。 　　※ 　　除了物质上有贪污的罪犯以外，还有一种与物质贪污同样严重的，就是“精神贪污”。什么叫精神贪污呢？例如说：有一件事当做而不去做，只是应付、敷衍、欺骗，这便是精神贪污。 　　※ 　　官是做得尽的，钱是用得完的。只有做人的道理做不完，人与人间的情感是用不竭的。 　　※ 　　青春的涵义，乃是指具有一种勇往直前、冒险患难、牺牲奋斗的精神，舍弃安乐意豫与放辟邪侈的生活，寻求福国利民的目标，淬砺蓬勃焕发的朝气，追求“不虚此生”的人生。能乎此，耄耄期颐，犹是青春；背乎此，不问他如何年轻，还不是棺木外的行尸走肉而已。 　　※ 　　经不起现实考验的人，不管他能写多好的文章，讲如何动听的话，不但没有实用，犹恐自欺欺人，自误误“国 “。 　　※ 　　真正的快乐，就是思想所得到的自由，自己能找到真理与光明，为国为民，问心无愧。 　　※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 　　只有受过冤枉、毁谤、虐待的，才知道保持镇静是需要何等大的力量。 　　※ 　　伟大的革命工作，绝不是在风平浪静中成就，而是在翻山倒海中完成。把不住舵，耐不得烦，沉不着气，受不得诱惑，碰不得钉子，挨不住刺激，所以经不起考验。 　　※ 　　父母生下我们，活在世界上，纵然不能为人类谋幸福，但起码不要负债，特别是负精神的债。 　　※ 　　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 　　人者，心之器，心是身体的主宰，战胜自己，就在我们如何来克制这一颗心，把这颗心克制得干干净净。 　　※ 　　如果开了会没有决议，或者有了决议，没有执行，同样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公家的时间、浪费公帑，都是有亏职守的不道德行为。 　　※ 　　人爱人在中国人的眼睛里，是一种懦弱的表示，这就是中国所以衰弱、所以落后的最大的原因。 　　※ 　　一个人有了良好的性格，有了好胜的心，但是没有学问，不知道革命斗争的方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更要紧的是求得丰富广博的知识，因为知识就是革命的工具、革命的方法。 　　※ 　　教育是”国家“建设各种力量的来源，是国家的根本。 　　※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开。 　　※ 　　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 　　※ 　　牺牲享受，享受牺牲。 　　※ 　　要打倒外来的敌人，必先肃清内部的敌人。 　　※ 　　以公仆观念，来加强为民服务，完全革除官腔官调、高高在上、令人生厌的衙门气息。 　　※ 　　海如果要变，我们无法使它不变；环境如果要变，我们亦无法使它不变。但是我们必须在任何变动中，坚持理想，站稳脚跟，不随风转舵，不东倒西歪。我们应该紧握着舵柄，朝着既定的方向，乘风破浪，勇敢前进。否则，我们即将在狂风急浪中遭遇到可悲的失败和可怖的毁灭。 　　※ 　　在奋斗的过程中，没有谁是应该成功的，亦没有谁是应该失败的。成败的关键，在于我们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走，以及如何走。 　　※ 　　我们是在做事，而不是演戏；所以人人应该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绝不能徒求表现而无补实际。 　　※ 　　有清白的政治，才有清白的社会；有清白的社会，才有诚心诚意的大团结。 　　※ 　　让我们对历史有所交代，让我们对自己的良心也有所交代。 　　※ 　　物质生活的好坏，没有法子比较，好的还有更好的，坏的还有更坏的。精神生活的好坏，却是很容易分辨的，对的是好的，错的是坏的。 　　※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 　　我活着时都不讲究住屋，怎会为死后坟墓打算？无聊，不去理它！ 　　※ 　　老百姓就是希望安定，为政者要尽量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感到满足，国家才会安定。</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