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em>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em></div><div><em><br /></em></div><div><em>鲁迅《记念刘和珍君》</em></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遥远的香港，有我敬重的三朵“金花”，一朵是已经离去的梅艳芳，一朵是尚且风华正茂的陳巧文，一朵是意想不到被卷入舆论漩涡的教会学校的老师林慧思。香港的自由精神，多多少少就折射在這三位女性身上。</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yle="font-size: 12pt;">永远的梅艳芳</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个题目源于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香港演艺圈中，梅艳芳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艺人，她的大雅与大俗，她的热情与直率，她在病魔面前高昂的头颅，她对“六四”流亡学生的无价情谊，让人肃然起敬。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描述了若干前辈艺人嶙峋的风骨，而梅艳芳一生悲苦，性格刚烈，有时柔情似水，有时豪气干云，其“牛犊顶橡树”的执着比起梅兰芳、马连良等前辈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想起梅艳芳，就不禁想起柳如是，想起陈寅恪之《柳如是别传》。陳寅恪晚年雙眼已盲，雙腿又斷，只能以口述方式，由助手黄萱女士記錄，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此書是陳寅恪生前最後一部巨著，寫作時間最長、篇幅最大。從一九五三年開始撰寫，至一九六四年夏天完稿，但因“文革”爆发遲未付梓，直到一九八零年初版。錢鍾書對此書頗不認同，認為陳寅恪沒必要為柳如是寫那麼大的書。轻薄寡情的钱钟书，岂能明白陈寅恪之深意？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有一诗：“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幸得梅花同一笑，岭南已是八年留。”为何要写作此书，陳對摯友吳宓解釋道：“研究紅妝之身世与著作，蓋藉以察出當時夏夷之防与道德氣節之真實情况，蓋友深素存焉，絕非清閑風流之行事也。”吳宓后来解释説，此書「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閒風趣之行動也。」</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古有柳如是，今有梅艳芳。我没有陈寅恪的才华，无法为梅艳芳作传，但至少可以写一篇小文章纪念这位奇女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中国经济腾飞、市场繁荣之际，香港的商人和艺人视之为淘金的“金山”，梅艳芳却不为所动。她不懂得复杂的政治学理论，不会在此种意识形态和彼种意识形态之间仔细斟酌辨别。但是，她单单凭良心和自觉就对善恶是非作出了清晰的判断。在梅艳芳心目中，光与黑暗不能并存。</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演艺界和体育界人士，不一定非得兼具人权活动家之身份。但是，不充当专制暴政的帮凶、帮忙和帮闲，应当是基本的伦理底线。不可否认，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人不能自私到蘸着人血馒头吃得津津有味的地步。香港演艺界不乏此类人物，比如公然称赞天安门屠杀有理的影帝梁朝伟，比如高调指责港人“不爱国”的国际巨星成龙。他们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变色龙，良心早被金钱遮蔽。即便他们演技再高超，我也不会再买票看他们主演的电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梅艳芳生前多次为天安门学生举办义演，为此放弃了到内地“一唱万金”的机会。比起在小说中塑造武林大侠、自己却谆谆教导中国大学生“向解放军学习”的金庸来，梅艳芳才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女侠”。</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台湾也有一位可以跟梅艳芳媲美的“女侠”，就是一代皇后邓丽君。天安门屠杀发生之后，邓丽君多次公开谴责共军之暴行，参与抗议和义演行动。一九九三年，广州要举行“世界扶贫年会”，邀请邓丽君出席演唱。邓丽君断然以“大陆我是不会去的”拒绝。与之相比，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接二连三前往中国朝拜，才是“戏子无义”呢。</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美国演艺圈中也有让人敬重的人物。比如，喜剧之王金凯瑞一改笑星本色，在网上呼吁美国公众一起施加压力，要求缅甸军政权释放诺贝尔和平将得主昂山素季。金凯瑞在电视短片中对影迷们说：“我想告诉诸位我心目中有一位英雄，她的名字是昂山素季。她是亚洲人权与宽容的斗士，也是怀抱同样希望奋斗的人民的斗士。尽管昂山素季堪称是现代的甘地或曼德拉，但大多数美国人对她仍然一无所知，让我们支持这位真正的英雄。”比如，专程到挪威参加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并主持其诺奖音乐会的好莱坞影后安妮•海瑟薇，她如同在悲惨世界中扮演的女主人公芳汀那样善良而坚强。面对巨无霸式的中国，她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是毅然选择站在孤军奋战的刘晓波一边。</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梅艳芳虽然已经离去，但她和歌和她的心灵，始终陪伴着我们。她如同一朵幽谷中的百合花，芳香袭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yle="font-size: 12pt;">中国有王千源，香港有陈巧文</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二零零八年灼热的夏天，围绕并不“神圣”的奥运火炬，中共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狂潮。“爱国贼”们享受了一次爱国的“自由”——他们有在巴黎、伦敦、华盛顿、首尔等别人的首都追捧火炬、攻击抗议者的自由，却没有在北京这个自己的首都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有到家乐福超市门口喊几句抵制口号的自由，却没有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支持奥运会的自由；他们有抗议CNN发表的那几句“辱华”言论的自由，却没有抗议中宣部长期剥夺所有公民的知情权的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民众的爱国是必须收放自如、“一切言行听指挥”的爱国，否则便是破坏稳定大局、危害国家安全。有多个踩线的爱国青年，立即被抓进了监狱。爱国爱到了这样的份上，愤青、愤中和愤老们也够窝囊的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在这场奴才先恐后地向奴隶主争效忠的闹剧之中，两个柔弱却刚毅的女性的身影引人注目。她们都是刚刚上大学不久的小女生，本該是在家中向父母撒娇的年龄，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她们穿越大汉族主义的迷雾，戳破“大国崛起”的肥皂泡。这两朵“金花”，便是来自青岛、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的女学生王千源，和就读于香港大学哲学系的女学生陈巧文。而站在她们对面的，是一群张牙舞爪、污言秽语的当代红卫兵，以及躲藏在网络背后的“老大哥”。</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王千源的觉醒始于在杜克大学学习期间与四名西藏同学的交往。此前，她不认识一个西藏人，对西藏的看法全部来自官方教科书，当活生生的西藏人出现在她生活中时，她固有的看法改变了：“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王千源尝试着理解西藏的悲情，并呼吁汉人像手足一样善待藏人，却被视为“汉奸”，三人成虎，千夫所指，甚至殃及她在国内的父母。</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王千源其实是反对西藏独立的，而陈巧文则公开支持西藏独立。陈巧文在香港大学贴出雪山狮子旗，立即被内地学生的大字报遮盖；她在奥运火炬接力时前去示威，却被香港警察夺去旗帜并抓走。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孩，在获知王千源的遭遇之后，仍然走上街头，颇有昔日“以一人敌一国”的法兰西圣女贞德的勇锐。后来，她在网络上遭到五毛党之妖魔化，民族主义者將其塑造成浪荡女子——他们不敢跟她公开辩论，他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中，对付女性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败坏其“名节”。</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无论是同情藏人的遭遇，还是支持西藏独立，都是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统独分歧，客观存在，不可抹煞。“独”非“毒”也，独立不是负面价值，民族自决乃是一百多年来世界通行的普世原则。中国人一听说独立便痛心疾首、咬牙切齿，是患上了为统一不惜血流成河的“统一病”。王千源和陈巧文的出现，正是此种病症的最佳“解药”。</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为什么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往往都是女子扛起黑暗的闸门？因为压伤的芦苇她不折断。毛泽东时代被中共独裁政权枪杀的北大才女林昭，曾留下这样的诗句：“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我要将这两句诗歌转送给王千源和陈巧文，愿你们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挺住，便意味着一切！</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yle="font-size: 12pt;">林慧思：我的口里，岂不辨奸惡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習总在谈及苏联崩溃的历史时感叹説，竟無一人是男儿。其实，这句话更贴切今日之香港。當香港警察在街头选择性执法，纵容“愛字头”的暴力团攻击法轮功抗议者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不是众多的男儿，反倒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女子林慧思老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文革”时代的中国，在无边的黑暗中，林昭脱颖而出，与毛泽东的暴政对峙，付出了生命代价；现今豺狼当道的香港，則有林慧思怒发冲冠，与警匪合流的不公不义抗衡，由此成为众矢之的。那些试图將香港变成动物庄园的“拿破仑”们，所倚靠的力量，除了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武器、“愛字团体”的叫嚣、财团的幕后操纵之外，就是大众的沈默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陈百强有一首老歌，名叫《沈默是金》，很好听。然而，沈默不是金子，而是致命的毒药。鲁迅説，沈默啊，不在沈默中灭亡，就在沈默中爆发。當上至特首梁振英、下至黑帮小喽啰，都要將林老师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其万世不得翻身之时，有良知的港人忍无可忍，打破沈默，走上街头，匡扶正义。这让我想起圣经中约伯斩钉截铁的话语：“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辨奸惡吗？”让人欣慰的是，二零一三年的香港，毕竟不是乔治•奥威尔笔下那阴晦黯淡的“一九八四”。</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澤魯巴维尔写過一本讨论“生活中的沈默和否认”的书，名字叫《房间里的大象》。“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room）为英国谚语，大象用来比喻某种巨大，因而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則表明，尽管人们无法否认該事实确凿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依然刻意回避，故作不知。</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六四”屠杀是房间里的大象，法轮功是房间里的大象，刘晓波是房间里的大象……既然让人不舒服，干脆就当他们根本不存在。就像很多香港的大教会和名牧者，与北京的宗教局和“三自会”公开地或私下地打得火热，却假装不知道内地有成千上万主内肢体正在受到逼迫。他们似乎满有爱心地为那些在上掌权者祷告，却不愿为天安门母亲祷告一句。</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通往动物庄园的道路，是由我们的沈默铺成的。马丁•路德•金説過，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那些自私的人们，对正在发生的罪恶掩面不顾，心中甚至还有一丝窃喜：感谢上帝，那个受害的人不是我。然而，下一个轮到的人呢？会是你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沈默绝对不是中立，道德和良知从来不可能保持中立。伊维塔•澤魯巴维尔指出：“沈默会使道德腐化，因为它为丑陋行径开方便之门。难怪沈默和保密是坏人们的重要武器。毕竟残酷和腐败都是在暗中滋长壮大，要想把它们去除掉，需要我们用最明亮的光束去照射。”那么，是继续沈默，让邪恶大行其道；还是直截了当地对邪恶説，“你就是邪恶，你必须停止作恶”？</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结果將截然不同。邪恶很在乎我们对它的态度，邪恶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很多时候，它外强中干，如纸扎的房子。正如伊维塔•澤魯巴维尔所説：“恰恰是我们否认大象如影随形的存在所作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这些大象成为庞然大物。一旦我们开始承认大象的存在，它们便神奇般地缩小。只有我们不再商量好了去忽略这头所谓的大象，才能最终把它赶出房间。”柏林墙就是这样倒下的。习近平和梁振英也会这样倒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