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苦”的时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希腊政治寓言电影《狗牙》里，男主角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狗的性情就像泥土一样，是可以随意揉捏的，你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就可以把它给捏成什么样。在郭于华的新著《受苦人的讲述》中，我们看到，骥村——一个陕北小村——农民生活的“苦”也像泥土一样，被随意揉捏，服务于跌宕起伏的政治。   这本历史人类学著作基于郭于华从90年代末开始、持续十多年的骥村口述史访谈，记述了从土改前到改革开放初，骥村人四十年左右起起落落的生活。以一个村为背景、以田野调查为方法来讲述中国共产革命历程，令人想起AnitaChan的《Chen Village》、 DavidCrook的《Ten Mile Inn》以及HuangShu-Min所著的《The SpiralRoad》。但是，与这些早先的著作比，《受苦人的讲述》仍然是十分特殊而宝贵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郭于华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其“内部”视角有别于外部视角，更因为《受苦人的讲述》所采用的口述史方法，并不是企图去为一个小村的农民们去书写“他们的”历史，而是试图让农民们去讲述“我们自己的”历史。   在骥村农民们所讲述的“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苦”是一个常数。从战乱之苦到劳力之苦，从饥馑之苦到公社时代的被“强箍”之苦，“苦”对于骥村农民来说，是生活的本色。然而，苦的政治意涵却变幻不定，权力意志象天空中的一只大手，“弹奏”着他们的“苦”，有些被弹成刺耳的高音，有些被弹成遥远的低音，有些声音急切有力，有些则被掩盖遮蔽。最明显的对比莫过于“旧社会”的苦被无限放大和政治化，而“新社会”的苦却被无限缩小和去政治化——同样是饥荒，在旧社会帐要算到“三座大山”上，在新社会却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苏修破坏”；同样是将农民压在最底层的等级社会，在“旧社会”被称为“阶级压迫”，在“新社会”却——事实上，“新社会”并不承认自己是等级社会；同样是农民的劳动成果粮食被夺走，在“旧社会”被称为“剥削”，在“新社会”，却被叫做“为社会主义做贡献”。正是通过对“苦”的这种不同政治处理，农民的个体记忆被“揉捏”成国家宏大叙事的微缩版，意识形态被改造，革命精神被锻造。   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塑造力量是惊人的。我们常说人的认识来自于经验世界，或者用更通俗的说法“实践出真知”，但是意识形态在权力的鞭笞下所散发的巨大力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扭曲、甚至切割一个人与其经验世界的关系。从口述资料来看，就本村的具体地主而言，村民们的经验记忆明明是他们多是“恩德地主”——即虽然存在经济上的租佃关系，但这些地主同时也热心村里的公益，但在意识形态的力量下，很多村民依然能爆发出对抽象的“地主阶级”的仇视；1961年“刘少奇路线”下短暂的“下放土地”政策明明改善了村民的处境，将他们从饥荒中解救，村民们却不得不无视这个“房间里的大象”，组织到一起痛斥抽象的“单干罪恶”。换言之，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不再是从经验世界推导政治认知，而是以政治认知来过滤甚至扭曲经验世界。意识形态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哈哈镜”。   这种搁置真实情感乃至身体体验的“表态”，对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表演性的，而是内化成一种思维甚至语言习惯。这种内化并非仅靠暴力胁迫就能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参与革命“分赃”——土改后分到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浮财——之后的“心理合理化”机制：善良的人需要一套理论来为自己参与了“抢劫”行为辩护，否则将面对良心的折磨，而共产主义的“阶级剥削”理论及时地弥合了良心的这个伤口。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农民真的能讲述“我们自己的”历史吗？当意识形态的征服不仅仅依靠暴力的挟持，而依靠利诱之后的内在“合理化”，当这种“合理化”将村民的思维乃至语言深度“污染”，村民们如何讲述官方历史之外“我们自己的”历史？事实上，从郭于华的记述来看，哪怕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剪刀差”将农民边缘化为工业化服务的二等公民，村民们今天仍将毛时代与“平等”紧密相连，当“工分制”、“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几乎将村民们管制成国家的农奴时，他们犹在讲述集体劳动时的欢腾。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村或者一个阶层的情况，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阶层、各个地区。从“知青”的伤痕文学到老干部们的回忆录，他们不同样在用“伤害者”的语言讲述“被伤害者”的故事？甚至，当他们“反思”历史时，他们对毛时代问题的判断及解释也是官方化的——“极左的错误”、“三七开”、“运动过火”以及最后皆大欢喜的“拨乱反正”。比“沉默的大多数”之沉默更悲哀的，是当他们打破沉默时，已经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骥村村民们又真的被成功改造了或曾经被改造成功吗？从《受苦人的讲述》中的口述史来看，虽然他们中的很多——尤其是男性——已经熟练掌握了历史的“正确”叙述方式，但他们记忆中的“不正确”内容却从未真正消失——比如“恩德地主”的形象、比如“二流子”如何在革命之初浑水摸鱼，只不过在极端的年代，那些“不正确”的内容被系统压抑，处于休眠状态，而在社会回归相对正常后，它们又重新浮出水面。同样，村民们从真实经验出发做是非判断的能力也从未丧失——比如他们指出，所谓的“自愿合作化”实则万不得已、公社的“大锅饭”导致“精精捉憨憨”（即偷懒的人占老实人便宜），政治运动成了公报私仇、冤冤相报的机制，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这种分析能力被搁置、被钝化。如同郭于华敏锐地指出，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极大程度上依靠红色恐怖、信息封闭和资源垄断基础上的利诱，而一旦这些条件消失或者弱化，那看上去奇迹般的“思想改造”便魔力顿失。   所以，在《受苦人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中国村庄中延绵了40多年的思想甚至人性改造的系统工程如何轰轰烈烈地兴起，又如何灰飞烟灭地倒塌。当生活被政治彻底侵蚀时，人性的“皮筋”可以被拉得无限长，然而那双拉拽“皮筋”的大手一旦消失，这根“皮筋”又将向原初状态回归。毫无疑问，它的弹性已受伤害，过去的思维和语言仍有其惯性，然而绷紧到极致绝非皮筋的自然状态。“苦”就是“苦”，如果一定要将“苦”说成是“甜”，也许人们会出于恐惧、困惑以及片刻的贪婪而暂时臣服，他们的心灵却迟早会起来对其头脑造反，如果心灵被俘虏，味觉则将起来对心灵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