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3年11 月

回忆南周改革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体制下的媒体只能按编制进人，编制就是终身制，就是铁饭碗，难有竞争活力可言。后来，“新闻临时工”出现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敲开报社大门，甚至成为主力记者，然而按当时的规定，他们只能拿在编人员薪酬的一半。于是尴尬的情形出现了，不遗余力鼓吹公平正义的南方周末，分配体制却成为内部最大的不公。
　　一拍即合的改革很快水到渠成。原本每个月只拿五千多元的聘用记者，终于也和在编记者一样，拿到一万多元，甚至比“正式工”拿得还多。因为他们优秀。因为他们拼命。
　　这是一群天生热爱新闻的人。报社给他们一份公平而体面的收入，他们的回报是，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职业的尊严。

“新封神论”与国家主义的个人崇拜

“新国父论”有潜在的危险。说得直白一点，“新国父论”具有“封神论”的潜在意图与作用。而“封神论”的结果则不是有助于走向民主自由繁荣的现代文明，而是有利于把中国拉向集权式的国家主义与极端民族沙文主义。毛晚年左的错误会被“新国父论”一笔勾销。毛身上的极左的乌托邦消极因素却会被放大，被激活。刘的思想本质，我想是新国家主义，他本来就受施密特影响很深。我想，刘小枫这样的优秀学者，一旦食洋不化，就会犯常人都不会犯的错误，会沿着此路走下去，就会走向国家崇拜，离现代文明价值就会越来越远。

“防空识别区”：中国能学到什么？

　　经历此次“防空识别区”事件后，中国外交应当至少在三个问题上吸取经验：第一，不要一次性和所有的国家为敌；第二，外交政策要和国家实力相匹配；第三，民意对外交而言是双刃剑。

中国为何不能容忍理性温和的公民运动

新公民运动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其主张也属社会主流意见。它不以政权为目的，而是旨在创造一种制度环境，通过宪政和公民社会来制约权力。
这条中间道路试图超越传统的路径：被动改革和暴烈革命。它放弃狭隘的党派立场，而采用兼容并包的政治立场，从普遍权利的角度切入民生问题尤其试图缓解民众苦难。该运动吸取渐进主义的政治改革理论，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零星社会工程”概念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义理论，而不是一夜间总解决的宏伟的乌托邦式计划。

【香港動態】政团“香港2020” 公布政改立场书

为推动民主政制、由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出任召集人的民间组织“香港2020”公布立场书，提出谘询工作的指导原则。又呼吁公众不用过分诠释中央官员李飞的政改论点，认为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现阶段应鼓励社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