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振甫与台湾土地改革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民国38年（1949年）台湾省主席陈诚接受“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建议，在台湾实施全面性的土地改革。 　　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以“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三阶段，于1953年底办理完成。当时为达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政府规定任何地主只能保留水田3甲，3甲以上的耕地就由政府徵购，再转卖农民，因此一般咸认为土地改革乃是把地主所拥有的田地强制分售给佃农，是“革地主的命”，地主们反对土改是必然的。 　　鹿港辜家为台湾三大地主家族之一，原拥有水田、旱田3，700甲，土地改革之后，只能保留3甲，即是千分之一还不到，对辜家来说，这该是多大的损失。但是辜振甫却能从宏观深远的观点，认为土改实为国家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化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所有资金都冻结在土地上，主政者虽明知为顺应世界潮流，必须尽速发展工业，却缺乏资金，自一筹莫展，因此必须将原先冻结在土地上的资金释出，使之转而流向工业生产，始能突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贫穷循环”而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国家，所以辜振甫对土地改革称之为和平的社会经济革命，亟愿全力配合。最后阶段辜振甫甚至亲自投入公营的水泥公司移转民营的工作，以作为其余工矿、农林、纸业三家公营公司移转民营之示范，而使土改政策得以毕竟全功。 　　关键词：辜振甫、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壹、前言 　　民国已届百年，犹是繁景，现代的风暴席卷而来，百年以来，岛屿面临政权转易与战乱威胁，而能齐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之脚步，民国百年史诚是一筚路蓝缕之奋斗史。如何能从一蕞尔小岛，而有所谓“台湾奇迹”之盛誉。辜振甫认为，这是“政府在台湾地区的建设与耕耘，如果真的产生所谓‘经济奇迹’的话，那应该指的是我们在台湾地区以40年的功夫突破了中国农业数千年来的‘贫穷循环’，而成长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个事实。”1以“40年”时间对照中国“数千年”，由“农业”而至“新兴工业化”，并由贫转富，其中的关键因素为何？辜振甫认为“土地改革才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一项历史性大工程。”。2 　　台湾土地改革，经“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三阶段而达成。自民国38年3月14日建立法案伊始，台湾省主席陈诚所谓“欲改变以土地为中心之经济结构，莫如发展工商业，然而，在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土地之投资与剥削，实已构成阻碍工商经济之发展，亦必须从土地改革中解除资本与劳力之桎梧。”3政府遂大力施行土地改革，一变政府向地主收税，而地主向农民收租之结构，而藉由政府向地主徵收土地而后放领于农民，再分期向农民收取地价，并以等价债券股票还款于地主的方式施行，此一政策对台湾经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农地改革所促成的农业增产即其对台湾整个工业发展的影响，在1950年代整体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4 　　对于土地改革，辜振甫除了积极支持响应之外，其后每谈到台湾的经建成果或经济奇迹时，总会提醒大家饮水思源，强调当年土地改革之功不可没。遥想其时，鹿港辜家、板桥林家和雾峰林家合称台湾三大地主家族，一般咸认为土地改革乃是把地主所拥有的田地强制分售给佃农，是“革地主的命”，地主们反对土改是必然的。但辜振甫以鹿港辜家掌门人身分，何以会对土改如此支持？他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土地改革？本文首先将还原土地改革之初的时空背景，佐以当时史料，重新审视此一改革，并引述辜振甫历年来对土地改革所作的有关言论，尝试解读辜振甫对此一改革之态度，以及他积极支持的着眼点为何？又如何亲身参与协助最后阶段的四大公营公司移转民营的工作，甚至成为这场“和平的经济革命”的“代言人”，为台湾此一宁静革命尽一份心力。 　　贰、土地改革对地主带来的影响 　　重建民国40年代初之台湾社会情况，乃以农业为中心。根据统计资料，民国37年，“台湾耕地有816，228公顷，占全岛总面积23%，农业人口则为370万，占总人口55.5%，耕地中却有44%由佃农承租，而佃农之人口为240万，占农业人口的57.5%”。5此一数据所表示，大量资源握于少数地产持有者手上。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鉴于当时台湾土地问题在于“耕地少”、“人口多”、“土地分配失调”、“租佃制度恶化”等因6，乃接纳“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建议，施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能成功的原因很多，辜振甫曾说土地改革乃是“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在关键时刻，在全民共识之下推动”，始克竟其全功。辜氏所谓之“全民共识”，其中最重要的，该是指全台“地主”7的配合与支持。曾撰文指出“如今回想，当时的地主们所作的牺牲与贡献不可谓不大，中国人重土安迁，要中国人放弃祖产，谈何容易。”8尤其是土改第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带给地主的冲击之大，绝非今日一般人所可想像。盖按照“耕者有其田实施办法”：“地主不分在乡与不在乡，可以保留耕地3甲（含自耕部分），超过3甲的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再转售给佃农。”则世代相传之土地被政府强制徵收到每户只可保留水田3甲。3甲水田只是一个6口之家以其农作收益勉可维持温饱的耕地面积，也许只是一般中小地主原所持有土地的百分之几或十分之几；对一些大地主来说，可保留3甲，就是他们原有土地的千分之几或者更小了。故政策施行前，反对者有“值此军事时期，不宜轻言土地改革，致失地主同情。”9政策实施后，对照当时报纸，曾有载土地改革实行时，“地主们最初是徘徊观望，延不定约换约，后来省府派了一批批的督导人员下乡，遂不得不从法令。”10可见地主对此之疑虑，如此剧烈之财产重新分配，若得不到地主的合作，绝无可能如此和平顺利完成。在此不妨略述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影响。 　　其一，“地主”此一阶级在传统概念上的消失。土地改革之前，地主将田地租予佃农，地位上自是高人一等，可以动辄修改租约或超收佃租。土地改革政策颁布，虽明订地主可以得到若干程度的补偿，但地主们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原所享有的优越地主身分与社会地位却一去不返了。赵文山编着之《台湾“三七五”地租运动的透视》中节录土改时各报新闻，有一记者于访问中提到：“最后一个问题，关系整个政策成败的关键..数千年来被压榨的失去了自尊、自主、可怜佃农，他们与地主之间，一道传统鸿沟是很深的，有人告诉记者甚至地主没有向佃农怎么表示，他们也可能偷偷把‘黑市地租’送上门去，因为地主老爷到底还是可怕而又可敬的。”11由此可见，“地主”此一概念如何在精神和社会上牢不可动。可以想见，土地重新分配后，地主这个阶级之影响力日渐衰弱。则对抱持“安土重迁”、“有土斯有财”之观念的中国人来说，无论精神或生活实体上的冲击，更是无从补偿的。 　　其二，“地主”于资产结构上重新分配：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中所明定：“佃农以10年分期付款方式缴付本息”、“佃农每年只要把收成的四分之一缴纳政府而自己留下四分之三，10年之后农地便归佃农所有”，此一政策令多数地主有“佃农以我给予的财产又来购买我的土地”之感。林献堂也曾于访问中提到：“扶植佃农成为自耕农，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但如让佃农分期付款，地主太吃亏了。”12此一资产上的重新分配，必然令地主萌生财产减少有吃亏之憾，且资产结构的改变，也将影响地主生活。 　　辜振甫生前曾对访问他的新闻记者提及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影响，追述当年地主在土改前与土改后的心理反应，以及地主们如何调适自己以因应土改后的新社会环境及遭遇时，曾说：“当年地主们知道土改已是势在必行，既为时代潮流之所趋，又为现实环境所逼促〔粮食不足，亟需增产〕，地主们心理上很快就接受了。惟因土改政策对每位地主都有切身关系，所以，极度关心是必然的。至于如何调适自己以因应土改后的新社会环境，这对地主们倒是一个颇感困扰的问题。”13辜振甫这番谈话，其所描述土地改革所带动，不只是简单的财产“失去”、“全有或全无”，而实包括各层面更为细微复杂的计算。诸如依法地主可以保留耕地3甲，则此3甲地应保留于何处？应如何处置？是雇人耕垦？或干脆转让他人？《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纪实》有纪载一请愿案，乃地主提出自身水田旱田产质与产量失衡，请求政府从新认定：“如保留旱田6甲余，其收入不敷纳税缴款之用，故请将6甲余旱田徵收，另与保留水田8分余”14，亦即此一田地实际产量与面积之间如何求得一公平之比？再者，另一烦扰的问题则是，对政府补偿的土地债券及股票将如何运用等等，地主们多没有经营事业的经验，转业或创业也不知如何着手，“记者从未听到一个地主是对公营事业感觉兴趣的。他们怀疑出售公营事业估价过高，绝大多数人只能持有少量股票，缺乏控制公司业务的能力”、“一位拥有80甲地的地主率直指责工矿公司，他说那是一个最不受人欢迎的公营事业。”15则观此种种，不只时代正走在一命运的交叉口，地主阶级亦正置身命运的转捩点上，大地主可能较看不出影响，但之于中小地主，田产已失，生活犹待调整，而未来生计的寄托则由“看得见的农地”变而为“看不见实质收益的股票证券”，地主如何自处？且政府支付地主的价款超过新台币20亿元，这是当年新台币总发行量的数额，若以现金支付，大量通货泛滥市场，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全民经济亦将受损。此一由土地解冻的资金又该如何引导运用？则土地改革明是重写了地主阶级的未来命运，何尝不是重新翻整台湾整块土地的命运？ 　　参、土地改革对辜氏家族的影响 　　日据时代与中央政府来台初期，辜家于台湾五大家族排行第三，仅次于第一位的板桥林家及排行第二位的雾峰林家。经济实力厚植，民国38年，土改政策雷厉风行，自是以资源之拥有者冲击为最大。辜振甫曾言：“制糖，制盐，开垦，可以说是辜家致富的三大因素。”16而辜家糖业与盐业在战争后期，被日本人以“配合战事需要”等理由徵收后，其后分产，辜振甫所得，多为农地，则当政府颁布土地改革命令，辜振甫所受影响自然非常大。 　　据辜振甫自述，土地改革以前，辜家的土地水田、旱田（包括待垦部分）、山林以及盐田合计约有3，700甲；除为制糖、制茶、制盐所需之旱田外，大部分水田来自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以“自食其力方式”，招募佣工，垦辟荒地、开拓而成。辜显荣生前未在都市经营房地产，他认为都市地价、房价的上扬，不是来自自己的努力，他宁可自己开发耕地或盐田为乐。辜家的田地，都分区派有专人管理，再放租给佃农。辜家佃户将近1，000名，都订有租约。据辜振甫回忆，辜家与佃农的关系一向良好，沟通顺畅，少有纷争发生“记忆中，从没有为佃农的事头痛过。”17 　　而究其收益，辜家每年可从这片耕地收到作物7万担（每担100台斤）。如此大量的收成，辜家自用有余，就卖给经纪人，或在市场转售，或销往日本。若按照“耕者有其田实施办法”计算，按辜振甫原有水田旱田3，700甲，保留3甲，即是千分之一还不到。对辜振甫来说，这该是多大的损失。<div> 肆、辜振甫接受土地改革之解读 　　就前两节所述，土地改革对辜家产业结构之影响甚钜，则何以辜振甫支持此政策，甚至一跃而成“土地改革”之代言人？在此，本文拟从辜振甫之家世背景及其重要言论文集，试解读辜振甫何以如此坦然接受土地改革。 　　首先，若考察20世纪初之全球局势，必然注意到的是，土地改革为彼时世界之趋势，辜振甫是典型的地主世家子弟，家境好，受过高等教育，他一向强调台湾地主多为知识分子，看问题比较理性，这应该也是地主们对土改政策易于接受的基本原因。当时的地主，不是第一代者，则以读书人居多，毋需出外谋职，日常在家以管教子弟为主，余暇或巡视土地，或读书写作，或从事休闲活动，安分守己，成为社会上的一股安定力量；地主守法纳税，政府对地主待之以礼，地主在地方上具有影响力，受大家尊重。其时新闻可以为证：“说起来真正开明的地主并不很多，但这些人已经受过良好的教育，深明事理。”18辜振甫亦以他所熟知的一些地主家庭为实例，以见地主家庭重视子弟教育之一斑，如雾峰林家子弟多曾留学日本、美国或英国，板桥林家也是如此，高雄陈家子弟则多游学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到了国外，亲眼目睹外国的地主自农业转向迈入工业的过程，把国家建设成现代化富强国家，而台湾仍是农业社会，陈旧落伍贫穷，在国际上被人看不起，亳无地位，这些到过外国的年轻人，受到刺激，都知道要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工业化是必须要走的路，而土改就是农业社会转向到工业社会的必经之途。 　　再者，政策引导作为一种趋力：辜振甫极力否认当年推行土改有藉公权力“强制”执行的情事。他对来访的国际人士指出：“当时，政府刻意以缓和渐进方式分阶段进行，就是为了避免采取强硬手段，相较于中共以清算斗争残暴手段对待地主进行土地改革，形成强烈对比，这也是当时台湾地主对政府土改政策倾向支持的原因之一。政府在每一阶段工作开始之前，都先公布办法，得到全民的认知与共识，然后依法行事。”19按照辜振甫所言，若对照５０年代初中共激进之土地改革政策，“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20其流血斗争不断，地主与富农被视为“土豪劣绅”而遭殴打或批判，乃至身死家散，则辜振甫强调之“缓和渐进”实有其时代之重要意义，亦可证明辜所谓“宁静革命”之真实性。 　　其实，辜振甫自己早已有觉悟，他在日据时代，为了训练自己准备接掌家业，大学求学时就主修经济，后又钻研财政，并特地到东京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工作过4年，观摩学习日本现代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并曾到香港待过3年，观察体会香港工商业社会的发展情形及社会生态。两度国外观摩察访，让辜振甫发现，同为海岛经济的台湾，在许多方面，要比日本、香港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台湾在经济结构上，仍然局困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桎梏之中，大量资金冻结在土地上无法动用，以致迟迟未能进入工业经济的新时代。此番经历令辜振甫比起同一时代台湾岛上之同辈者，更早体认“现代”浪潮之下，工业将面临新一波之转型，以及一传统企业如何更生变异，在现代的浪潮之下重启再生。日后辜振甫面对土地改革等一连串变异，其考量不仅是当下利益，放眼实是家族重生，乃至是整座岛屿“一个新的可能”。就此而言，辜振甫对土改的评价，着重在土改的间接效果及其深远影响；着重在它如何使千年来冻结在土地上的巨额资金释放出来；如何使中国农村经济脱离“贫穷循环”；如何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质变，如何让土地资金转而投向工商业，如何做到“资金证券化、证券大众化”的现代企业的资本结构；如何把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化工商业国家。 　　伍、辜振甫见证下的台湾土改过程 　　辜振甫于1994年11月11日发表了三篇〈台湾水泥公司移转民营40周年感言〉，此文可堪作为他对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他自称这是“一个旧地主所作的历史见证报告”，其中确有许多见闻、感想及深入的评析，必须是身历其境而且参与其事者才能体会。辜振甫在其中提出，多数人所相信的土改最终目标及最大成就是耕者有其田。此番言论可参照当时政府诸多宣传书籍，俱以“耕者有其田”为终极目标，如当时台湾省政府地政局局长沈时可于演讲时便曾提及“以耕者有其田为总目标”。21但对辜振甫而言，他则认为耕者有其田不过是土改在达成其最终目标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近程效果，在其“见证记”中，他并不强调耕者有其田的达成。他以为土改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促进国家经济工业化，他把土改称为“一场和平的经济革命”；亦即，辜振甫赋予土改一更宏观的格局。 　　综合辜振甫对此一“使台湾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朝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迈进”的土地改革，如何改变台湾的命运，其要义可分段简述如下： 　　一、巨额土地资金释出，流向工业发展。 　　“见证记”中，辜振甫以相当大的篇幅，来阐释土改对我国经济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三大带动作用”：第一个正面作用，辜振甫称之为“起爆性作用”，指土地改革的施行，将原来冻结在土地上的资金释放了出来，并让它转而流向工业上去。为了切实说明这些资金是如何被释放出来，又如何流向工业上去的，“见证记”指出：地主可保留的土地面积既受限于3甲，则地主因耕地被徵收而得的资金不可能再用于土地的集中性收购，非另谋出路不可；加以，政府向地主徵购土地所给付的7成价款是以实物债券发给，而由于实物债券到期兑付所产生的巨额资金，大部分亦将脱离农村而为工业生产所吸收；同时，所余3成的购地价款则以配发四大公营事业的股票方式为之，这笔股票的票面价目亦达6亿6，000万元之钜，这笔巨款，当然也转成为工业资金。 　　另外，土地改革使农民的收入大增，据调查，1955年至1966年的10年当中，全体农民的储蓄增加了7倍之多。储蓄的增加，必然直接间接有助于国内资本的形成，为发展工业提供所需要的资金。二、土改为工业生产提供了适宜的国内消费市场土改后，受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了购买力。据农复会的调查统计，全省受惠农家有16万7，595户；每户每年增加新台币2，176元，故而农村购买力总额，每年平均增加5亿8，100万元。农民购买力增加与消费内容的变化，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持续发展的条件，也就是提供了适宜的国内消费市场。 　　台湾绝大多数佃农都成为自耕农之后，也使台湾7万5，000位地主大多转型成为轻工业的东家。轻工业在当时得以蓬勃发展，主要是靠自耕农购买力增加的支持，而轻工业在充分发达之后，回过头来帮助农民改良耕作的方式与技术，辜振甫指出，这就是他所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的经济性的意义。这种良性循环，为台湾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台湾的中小企业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不管国际经济如何起伏波动，都能随时适应，度过难关，这种韧性和活力，都是从当时的大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此亦可见于美国学者A. H.Amsden的观察：“就这样，几乎在一夜之间，台湾乡下不再受一小撮大地主压迫，而形成一大群小规模自耕农当家，到1973年，80%的农民是自耕农，另外10%是半耕农..这使得台湾的所得分配远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要平均，而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类似。”22 　　三、土改完成，促使物价及工资的稳定。 　　当所有的农民都由佃农成为自耕农，他们以高昂的工作情绪从事农耕技术的改良，因而粮食产量大增，粮食价格得以长期稳定，亦替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工资条件。 　　最后，辜振甫在“见证记”中列举了土地改革对国家建设前途发生深远影响的三方面： 　　第一是台湾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质变。土地改革之后，工业迅速发展，工业生产额在总生产额中所占的比重超过农业，这是一个社会由农业社会演变为工业社会的象征。同时，在土地改革以前，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净额中，占37%，比工业生产大得多（工业生产额18%，但到了1963年，农业生产降低到16.7%，工业生产却增至27.2%了。这亦可见于的观察：“1961年至1972年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工业成长率高于农业成长率，工业年成长率达16.7%。”23另一方面，农业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毛额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工业投资则与年俱增。这些都显示台湾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基本上的质变。 　　陆、辜振甫参与协助四大公营公司移转民营，土改政策得以毕竟全功 　　土地改革最后阶段的耕地徵收及转放给佃农的工作，于1953年12月按计划进度办理完成。土地改革本体部分算是大功告成了。只是，因土改而须移转民营的水泥、农林、工矿、纸业等四大公营公司的移转工作，却迟迟未见开始。依原定计划，移转工作也应该在1953年底完成，但直到1954年初春，却丝亳未见动静。四大公司移转民营，原是土改政策的配套措施，政府有鉴于地主耕地被徵收之后，长年冻结在土地上的大量资金释放了出来，为防止土地资金乱窜，引起通货膨胀或其他弊害，遂决定以土地债券及公营公司股票来抵付耕地补偿款，顺势将四大公营公司移转民营。如此，土改后地主及土地资金的唯一去路，只有转向工业发展，既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工业化，又可达到扶助地主安全转业目的。因此，四公司移转民营未能办妥，就不能算是土改政策已竟全功，政府要以土改促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终目标也尚未达成。 　　此外，若参照其时时空背景，甫脱手农地，手持四大公司股票的绝大多数地主，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或经验，其内心也惶急不安，不知道手上的股票究竟有多少价值，或该如何运用。因此，都在焦灼企盼有人出来承接或示范公营公司移转民营的工作。但公营公司移转民营古今中外迄无前例可援，而四公司股票分散在7万5，000多位地主手中，四公司的资产及股票的评估价值不同，地主获配股票数额互异，如何将公司的股票以公平方式搭配予各地主，的确煞费周章，而股票的移转手续既繁琐又复杂，非专业人员不知如何着手；而且，如此大型公司，移转民营后，堪当重任的经营团队将如何筹组，也是问题。种种工作，大小事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在政府高层与全省地主的殷殷企盼中，这项艰钜重任，因缘际会的落在40岁不到的辜振甫肩头。 　　辜振甫选定以台泥公司作为示范。辜振甫知道要消除一般地主们心中的疑虑，必须先向在地方上负重望的大地主们进行游说，只要得到大地主们的响应支持，其他中小地主都会相随而至。辜振甫自己是大地主，和其他大地主多为相识，比较容易沟通，他们既已接受了土改，对改组公营公司民营化应该也会支持。辜振甫选定争取的第一目标，是最大地主户板桥林家掌门人林柏寿。幸得林伯寿应允后，辜振甫亲自洽商，或透过适当管道，连络全台各地之大地主，如台中雾峰林家的林犹龙、张焕珪，高雄陈家的陈启清，基隆颜家的颜钦贤，工商界巨子如国产实业的林灯，台湾玻璃的林玉嘉等，都同意以股东代表身分出席，并参与公司的经营团队效力。消息传出，各地许多地主都跟着办了登记。 　　各项准备工作，以超进度的脚步顺利进行，辜振甫经审慎查核各项工作进展，确定各地股东登记已大致就绪，各类有关规章文书文件亦已大体准备妥善，其第二步，便是举行股东大会。台湾水泥公司民营股东大会遂于民国43年11月11日上午11时举行。彼时因苦无大型集会场地，甚至借用三军球场作为举行场所。大会中，组成了公司经营团队正式接掌公司经营业务。从一简陋篷架之下，台湾经济的工业化发展踏出第一步。 　　台泥改组成功，对其他三家公营公司包括纸业、工矿、农林等移转民营，作了良好示范及带头作用；四家大型民营企业相继问世，私人企业比重大增，是台湾企业结构上一次大转型及进步。 　　柒、结语 　　对照上世纪以来台湾经济之发展，土地改革后，地主将土改所得的资金转投注到工商业上去，受益远在收取农地租金之上，使台湾有了向工商业发展的雄厚本钱，立定经济发展基础面。此外，“土地改革使得农民可以翻身，农家子弟也可以念到博士，向社会上层流动，这项政策对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影响非常大。”24当初辜振甫所持之“使农村脱离贫穷循环”之论果然实现。再者，于辜振甫示范经营之下，四家大型公营公司移转民营，公私营企业相对增减之下，私营企业生产量陡然上升，于50年代已和公营事业生产量并驾齐驱，并为台湾私营企业开创了广大发展空间的远景。这些快速发展的私人企业，必然需要更多资金从事扩充及持续发展，这让台湾经济发展进入下一阶段，由此下开资本证券化证券大众化的契机。则70与80年代之经济荣景，实可由此追溯。<div>曾有人说：辜振甫推崇土改，是饮水思源，因为没有当年的土改，就没有今天的台泥。这个说法，辜振甫当然接受；但是，他在见证记中提到，受土改之惠的并不止他一人，也不止当年的两百多万佃农。他认为凡是见证过1970与80年代“台湾经济奇迹”，享受过那些年内的安康富裕生活的人，都应该饮水思源，感谢早年土改的遗惠。  </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