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div><div> <strong>ABC和主持人Jimmy Kimmel肯定是非常错误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目前华人们抗议了，游行表达了美国华人的诉求，ABC和Kimmel也都出来道歉了，大家把自己要说的话说了，南加州中国社团表示“以宽阔的胸襟，宽恕的态度，愿意接受ABC电视台和Kimmel此番‘书面形式的诚恳道歉’， 以及‘最诚挚的歉意’”虽然有的华侨团体准备进一步抵制ABC的母公司——迪斯尼，但大体来说应当算是告一段落了，我认为没有更多的话要说。现在光宇让我事后说两句，我就依据一个生活在国内的人之所见所闻及一些多年的思考，说上两句。</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立足于国内的情况来思考的，对许多问题的指向也是针对国内的问题，可能与美国的实际状态脱节。有许多结论可能不够完整正确。因此，希望大家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1.<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这次ABC辱华和抗议事件，本质上是“土客之争”的现代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咋看起来奇怪，在中国本土的“华人”对这个事件的反应，远没有在美国的“华人”的反应那样强烈。网上许多网友对“抗议”、“游行”，认为是小题大做，把自己放到像二十世纪初的黑人的境地，有的甚至认为“既然美国不好，你回国来呀！”本人认为，此言不够公允。华人在美国终究是少数民族、弱势群体。他理应像黑人、南美人一样获得平等的待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华人的文化以及沉默、低调、忍让的性格，在美国社会中，多少受到一些歧视。这一点是可以想象的。美国的华人就ABC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像黑人、犹太人、墨西哥人那样的权利，避免进一步受到歧视。无疑是应当受到支持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我要探讨的是：这次事件的本质是什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我想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华人”是原住民。而美籍“华人”是“外来客”的原因。在移民过程中，“土（原住民）”、“客（外来移民）”矛盾是一个短时间内化解不开的矛盾。以中国历史上较近的一次移民潮“湖广填四川”为例：由于明末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戮，四川及其周边的省份人口极为稀少，自然地（百姓的自愿、官家的号召和支持）出现周边数省向四川移民的现象（就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闯关东”的移民一样）。移民牵涉的范围日益广泛，逐渐发展到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数省。伴随着移民现象，“土客之争”也随之发生。原住民（注：土著居民，简称“土”。）认为外来移民（注：简称“客”，客家人的“客”字就是这个意思，客家人特指那些历史上从北方迁来并保持原有北方生活习俗和文化的移民群体。）侵占了自己的土地和利益，移民认为原住民对自己有“歧视”乃至“欺侮”。移民们便以“家族宗祠”、“聚居”、“文化”等作为族群认同的工具，加强内部团结，以便适应“土客矛盾”的现实。这种矛盾斗争持续了近两百年，十九世纪中期，广西中部腹地的“土客之争”日益激烈。恰好给了一个机会，同是客家人的洪秀全冯云山到此传“上帝教”，于是，客家人便以“上帝教”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保护伞。客家人纷纷加入“上帝教”。一时间上帝教遍及广西数十县，最终爆发了天平天国的“起义”。文献记载太平军的“老弟兄”，都是客家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考察这次抗议ABC活动的主力军，多为“新生代华裔美国人”，与前此的“传统的左派老侨”有所不同。“传统的左派老侨”我把他们叫做“红卫兵侨（民）社（团）”。他们大多数是六七十年代到美国去的具有2.28背景的土著台湾人（如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前会长花俊雄，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和大陆的有红色背景的人（如左派大本营“乌有之乡”的大将黎阳，我从他的行文和所叙述的事实来看，怀疑他是我曾经的高中同学），他们已经艰难地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所以这次ABC事件中反而不太敏感。而新生代（注：指六四血卡以后入籍的新一代移民。）的部分移民，他们尚未完全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同时又受到美国经济危机和墨西哥等移民竞争的影响，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甚至感到生存的危机，自然地会变得对“歧视”敏感起来。</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总体而言并不排斥新移民，但无论如何，对移民的态度是会随着经济的景气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美国的主流社会的代表——白人，也曾经是移民。但当他成为主流社会的代表以后，对新移民的态度就发生改变。当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需要外来劳工，对移民的态度就会好一些，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会排斥移民。这就是所谓的公共汽车效应。当尚未挤上公共汽车时，总是对着车上的人大喊：“再往里挤一挤，车上的人怎么不知道照顾一下下边等车的人？”，一旦挤上了汽车便向下面的乘客喊道：“别挤了，挤死了，再也上不了人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但是，抗议活动的发声者又要把这一事件提到“种族歧视”的高度。北美崔哥的言论最为典型：“如果把‘杀光所有中国人’里的中国人三个字换成犹太人、同性恋人、黑人、阿拉伯人，那全世界会怎么反应呢？”还有的发声者（黄西）说：“这种言论蔓延下去，谁能保证类似印尼的屠华事件不在美国发生？（注：黄西恰恰忘记了，在1998年的印尼屠杀华侨事件中，中国政府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坐视印尼华侨惨遭屠杀，未加援手，甚至对印尼政府未加一句谴责之词。美国政府不仅加以谴责。还派出了轮船接走并收容许多被迫害的华侨。）”他们在“如果”的前提下，又把种族歧视的问题，上升到“种族屠杀”的高度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2.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主流意识到底是什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美国，种族歧视已然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甚至能够构成刑事犯罪。</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是的，美国确实长期存在过种族歧视或者族群歧视，存在过蓄奴制度，存在许多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歧视、压榨和迫害，包括对华工的迫害（注：华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卖猪仔到美国的普通劳动者，还包括整建制地逃到美洲的太平军残部。他们以猪仔身份来美国，这部分人在美国、古巴、智利等国甚至充当过雇佣军）。但是，美国建国二百多年以来也是黑人不断解放的历史（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息息相关）。这构成了美国历史的主流。</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美国黑人的解放与平权，大致分三个时期：</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第一阶段：美国蓄奴制度的存在及其不合法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远在1619年8月，五月花号还没有到达北美的时候（她是１６２０年到达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一艘荷兰船来到北美殖民点弗吉尼亚詹姆斯镇，把船上的20名黑奴卖给了这里的殖民者，黑奴制度从此在美国生根发芽。也就是说：美国在建国（1776年）前的150年的长时间里，就存在着蓄奴制度。建国后，南方农场主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古巴、海地（那里是黑奴转运站）等地买进大批非洲裔黑人，在农场做农奴。但是，这种奴隶制的举动同时也遭到大批有良知的白人的激烈地反对。他们采取抨击揭露黑奴制度的黑暗，帮助黑奴逃跑，骚扰黑奴市场，给黑人提供法律援助等方法帮助黑人。（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重温一下《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本书）人生而自由平等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一。美国建国之初，南方诸州加入联邦时，联办政府要求而且南方诸蓄奴州也已承诺：经过一段缓冲时间，逐步实现废除农奴制，解放黑奴。美国独立宣言所宣布的“人生而自由”的建国原则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南方州的蓄奴现象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非法的现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第二阶段：南北战争——解放黑奴的战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由于北方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于是很多黑人逃离南方。废除奴隶制的呼声又持续高涨。这种农奴逃亡现象给南方的经济以巨大打击。北方以林肯为代表的共和党的废奴主张更加坚决和有力。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届总统之后，南方诸州决定退出联邦，组建“邦联”，加上其它原因于是引发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从客观上说这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次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为在本国被奴役黑人的解放而进行的战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战争的胜负人所共知。在1863年林肯颁布的黑奴解放宣言后，黑人已经在理论上获得了自由。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军队占领南方期间，黑人曾获得解放宣言所赋予的平等权利。然而黑人因为穷困及教育程度较低，为求经济上的生存，必须再度依靠白人的雇用，特别是当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后，黑人失去联邦法律的保护，其实际地位又陷入类似美国内战前的状况。南方各州不敢公开蓄奴，改做种族隔离来表达白人对黑人的歧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臭名昭著的三K党就产生于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865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三K党的主要目标是与共和党所代表的宪政重建作斗争。内战结束后，由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实现种族平等的法令，因此南方白人的代表民主党无法通过立法来维持白人一直以来的地位。当地的白人将之视为对其种族优势地位的威胁，因此企图抵制这种变革。同时，三K党也希望能够限制被解放黑奴的政治和社会地位。1871年，格兰特总统签发了三K党和执行法案，强行取缔了这个政治组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大萧条时期，三K党曾经有一次复活。二战后逐渐衰落。也就是说，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黑人除了白人受到的经济剧变影响外更多受到一层三K党的迫害。</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第三阶段：黑人自觉的民权运动。</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二战时大批黑人参战。战后很多黑人受到了高等教育。他们的民权意识大大觉醒。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教育委员会种族隔离的学校违法，由警察保护黑人学生强行进入事实上进行种族隔离的学校；195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黑人公民以全面罢乘来反对公车上的黑白隔离措施；６０年代有一部有名的电影《燃烧的密西西比》讲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白人警员为黑人做出的牺牲；1963年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广场聚集二十五万名群众反对种族隔离，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把民权运动推向高潮。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1965年通过《选举权利法》，正式以立法形式结束美国黑人受到的在选举权方面的限制和各种公共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综上所言，在美国的历史上的确存在过蓄奴现象，存在过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存在过政治权力和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也存在过迫害黑人和反对美国立国精神的三K党，但是“人生而平等”的美国立国精神，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精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回应白宫请愿网页时说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白宫认为，ABC播出的辱华言论不代表大部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美国一向重视同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应当承认，这一说法所反映的应当是事实。如果有辱华的事件发生的话，应当也是一种个别的、支流的现象。</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花俊雄在《侨报》上撰文写道：“童言无忌的背后是美国社会存在着一股反华、仇华的情绪，这不仅是ABC一家或吉米•坎摩尔一个人的问题，整个美国社会和美国媒体舆论环境都应对此负责。”这是一段概念模糊的叙述。不知道这里所指反华、仇华的“华”是指“中国”这个国家呢，还是指“中国人”？如果指中国这个国家的话，请他回去再学一下历史，看看历史上的中国美国关系到底如何；如果指中国人的话，这里的中国人是指大陆的中国人呢，还是指在美国的华裔族群，抑或指台湾的中国人？对这种“反华”、“仇华”的极端情绪，花俊雄认为应由整个“美国社会”和整个“美国舆论环境”来对此负责，依我看来，这倒是一种罔顾事实的不折不扣的“反美”煽动。</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3．关于核心利益与普世价值的反思</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中国的强大、中华民族的强大、华人的强大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这个“强大”的标准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确，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在物质上强大了，GDP世界第二了，可以出国旅游了，在旅游时能够狂扫奢侈品了。许多同胞以为这样就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和羡慕，不承想得到的却是世界各地人民的一些轻蔑白眼。中国的百姓给这种暴发户式的自大者起名叫“土豪”。他们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发达国家扫荡奢侈品，帮助别人提高他国的GTP，但是并没有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当前各个国内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强调“核心利益”问题，从国家关系、“官”际关系到平民的人际关系，无不把“利益”放到首位，全然不见“价值”，真所谓“见利忘义”者也。而价值观中的最具普遍性的“普世价值”则作为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而被批判（注：详见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上的讲话）。而批判的武器中主要则是民族主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如果仅仅是“见利忘义”的话，说明了中国依然是个精神上的侏儒，但是一个被“民族主义”的热情冲昏了头脑的民族，却会变成精神扭曲了的一个怪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见利忘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遗传多代的基因。</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先说“义利之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孔子早就说过：“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道德的评判标准，后来才领会到它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说的是“存在着两种人：‘君子（注：孔子原指贵族和平民。）’和‘小人（注：孔子原指奴隶。）’。对于君子，可以用‘道义’来晓喻他，使他明白‘道义’的道理，按照‘道义’的准则来行动；对于小人，则只能用‘利益’来引导他，使他按利害的权衡作为行动的指导。”后人用“君子”、“小人”分别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卑下”的人，成为一个道德标签了。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会。</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中国古代，墨家（注：墨，非姓也。黑面之意也。工匠与奴隶工作环境恶劣，面色黧黑之谓也；又，为防止奴隶和罪犯逃跑，常在他们脸上刺上黑字，称为墨刑或黥刑。所以，墨家学派是一个由工匠、奴隶和罪犯们构成的一个半学术、半军事、半宗教团体。）的逻辑是唯一的逻辑系统。在墨家逻辑中判断理论被取舍的标准有三，曰“三表（注：表，测量日影高度的直立的标尺、简称“表”。例如：华表等。引申为标准、准则。三表。三项标准）”。三表者，“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先王的经验教训，其依据是求之于古代的典籍；所谓“原之”，是“诉诸百姓耳目之实”，也就是从普通百姓的感觉经验中寻求立论的根据；所谓“用之”，是将言论应用于实际政治，看其是否给国家百姓人民带来利益，来决定立论的取舍。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判断标准依然不是一个立论的“真-假”的标准，而是一个“利-害”的实用主义标准。孟子以后，从稷下学派开始的所谓的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们（荀子、韩非子、孙子、及纵横家、阴阳家、黄老学派），他们无不起身于平民，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也无不舍弃“道义”，专注“利害”，为达目的，不顾道德，不择手段。文革结束后开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是“舍义而取利”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实用主义说法而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继承荀子传统，将原始（孔孟）儒学改造成了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服务的经学。经学总的外部特征是外儒内法。即一种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的政治理论，充满着功利主义。具体为：</strong></div><div><strong>（1）君权神授（皇权的合法性的基础）；</strong></div><div><strong>（2）天不变，道亦不变（人类社会等级制度</strong></div><div><strong>的合法性基础）；</strong></div><div><strong>（3）社会秩序为三纲五常（制定现实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并建立相应的政治法律体系，以维持社会的稳定）；</strong></div><div><strong>（4）天人感应（以祥瑞和灾异为特征的政治巫术，本意是对皇权加以限制，最后成为混乱迷信的谶纬之术）。</strong></div><div><strong> 儒学发展到北宋时期，在经历了唐末和五代十国混乱、杀戮之后，精神上需要重建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于是，在恢复孔孟道统的口号下展开了儒学的第三阶段——理学阶段。</strong></div><div></div><div><strong>理学的特征是：</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1）在佛教华严宗与禅宗的影响下，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基础；将外在的经学权威恢复到客观的本体——“理”（程（氏兄弟）朱（熹）理学）或主观的本体——“心”（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注：“理学”和“心学”是儒学第三阶段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其他的如周敦颐的“太极学”、张载的“气学”、王安石的“新学”、苏氏父子的“川学”、邵雍的“数学”及南宋、明代的诸多学术派别，不一而足。不再赘述。）</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2）于是，新儒学走向了另一个反面，将一切人的正常的生理与精神需求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活动和事全部斥之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将董仲舒儒学中的“三纲五常”提升为“人”的本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3）儒学的道路，就是将被后天环境的污染加以净化，或将溺于不良习惯而迷失的人寻找回来，以达到“超凡入圣”的道德境界。这一净化过程，具体说来，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概括起来，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4）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例如生存、温饱、发展）和精神需求（个性自由、人格尊严等）都被“天理”窒息了。它们没有机会发展成为一种基于这些需求的理想或道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精神的侏儒”的本义。 这种侏儒式的精神一旦被释放，它就会像从咒语封存在瓶子中的魔鬼被释放出来一样，想象一下就会不寒而栗。享受改革开放之红利的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正是一群只知道“核心利益”而全然不懂“普世价值”和“道义”的侏儒而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另一方面，只有能够输出被世界所接受的“价值”的国家，才能是真正强大的国家；坚持道义的人，才能够受到他人的尊重。圣雄甘地，南非曼德拉是高贵的，谁也不可能歧视他们。</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4.关于“民族主义”的反思</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中国文化中另一个劣质基因，就是民族主义。在西方，所谓“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从积极的方面而言，它造就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从消极的意义上而言，实际上往往是法西斯集权主义／独裁政权的温床。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及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展开的，它的最终结果，便是把全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的叫法。民族主义在中国古代，叫做“夏夷之防”，也叫“夷夏之防”或“夷夏之辨”。名虽不同，所指却是一个东西。具体而言是指要严格区别中华民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防止“以夷变夏”。一句话，就是防止其他族裔对华夏民族的经济入侵、武装侵略和文化渗透。“夏夷之防”是重要的甚至高于三纲五常的政治道德规则。明遗民吕留良曾经说过：“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夏夷之分的“夏”字，最早见于西周共王时祭祀器《墙盘》铭文。云:“上帝 司夏尤保。”但这个“夏”字,含义不指夏朝。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夷”则见于《尚书》。《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治水后，“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华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种族和国家则较落后，是蛮族、化外之民，称为夷。四夷则是：“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见：《礼记•王制》）”。这是以地域作为划分夏夷的标准。在地理位置上，当时认为华夏位居中央，夏、商、周三代“王”的统治范围之外的国家族群，以方位而言分为“ 四夷 ”，即 东夷 、 南蛮 、 西戎 、 北狄 。直到如今，在中国大陆还盛行着地域歧视。例如对河南人的歧视等等，就是这种以地域作为划分夏夷标准的残余（注：对河南人的歧视，古而有之：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就将殷人的后裔集中在殷人的祖居之地——河南东部的商丘杞县一代居住，建国为“宋”，国君封爵为“公”。一个失败的民族往往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他们恪守民族的习俗，拒绝学习新朝（周）的事物，坚持民族的传统道德。因此毛泽东曾经评价他们为“愚蠢的仁义”；先秦诸子中也常常把它们做为懵懂、蹣趶、愚蠢的代表而加以嘲弄而已。例如野人负昕、夢蕉得鹿、揠苗助长、制不龟之药、向南方人兜售皮帽子等种种愚人之举，皆归于宋人，也就是河南人。现代的地域歧视，则把人性中种种的劣根性，统统加之于河南人的身上，只要是出现犯罪，便认为是河南人做的。如今的国内，常常有“不招收河南人”的招工告白。更有明显的对农村和农民的歧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给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离开农村和土地，否则被当做“盲流”而遭到遣返或劳改。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由生活的地域而导致的身份的歧视。 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农民到城里务工或做生意，他们在城里安了家，有了孩子，但却上不了户口，解决不了孩子上学、升学（高考）的问题。按照市价买车、买房等也受到限制。造成了全国数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这些歧视性政策，是白纸黑字上了文件的。这是一种公开的地域歧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夏夷之辨的第二个标准是血统和血缘。《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凡不是诸王亲属的都是夷狄，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 国语 •周语下》说: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依此说，黄帝、炎帝的后人：鲧、禹与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为“夏”。其余则为“夷”。后来允许夏夷之间的通婚。同时也建立了严格的嫡庶制度。夷狄的女人只能为妾，其子女名义上等同嫡出，具有平等的身份，但实际上嫡庶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看贾宝玉与贾环之间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心理、心智和道德层次的差异可以说明：差异是不平等的地位造成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然而多数中国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血统决定了心理、心智和道德上的差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夷”等同于禽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strong></div><div><strong> 《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strong></div><div><strong> 《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strong></div><div> <strong> 《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中国人非常重视血缘血统关系，国骂就是针对对方的血统而发出的诅咒。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汉族不同，特别是他们没有像汉族那样制定严格的血缘、辈分的一系列的伦理关系和行为准则，因此被汉族人认为四夷行同禽兽，四夷之国乃禽兽之国。这里面包含一种严重的民族歧视的态度。义和团便是在乡绅用儒家的“夏夷之辨”理论，煽动起民族主义狂热，掀起滔天巨祸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血统和血缘决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之现代产物就是阶级歧视。中共领导的“革命”就是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建政以后。土改、镇反、肃反、五反、反右，哪一场运动不是在阶级斗争的纲领下进行的，所有政权掌控地方，各级官员与“９５％”的群众与干部都在推波助澜。这些运动一直波及到被迫害阶层的子女儿孙。文革中将这一狂热发挥到极致，伴随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高亢的歌声，一幕幕惨剧在人间上演（注：其极端者，可算郑义调查记录的广西吃人事件。就本人所知，近在京畿，天子辇下的北京市大兴县，就曾发生过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1966年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事实上，中国在秦汉以后，每当“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及遭遇严重入侵的灾难时，便以民族主义作为号召，以血统和地域为“华夷”分辨标准，团结人民，抗击侵略，反抗压迫。这种标准强调周边少数民族同华夏的区别（即落后），对自己，表出一种强烈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对“夷狄”则极尽污蔑之能事，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恨。我们也应当看到：“血统”和“地域”标准虽然发自于一定的现实的仇恨，是错误的，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号召、发动、团结汉族反抗异族的统治压迫，保存汉民族优秀文化的作用。直到辛亥革命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就是以“驱除鞑虏”为号召，推翻满清统治的。（注：同盟会完整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了“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这里不再赘述。只是表明辛亥革命的理论基础之一的民族主义表现为血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世界近现代史中，血统或血缘的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遮羞布。德国希特勒纳粹主义是音译，其意义为“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国家”是“民族”的同一个词（Nation）——国家至上、民族之上、雅利安人种至上；社会主义用以说明这个政权是“公正的”、“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性质，因而是合理的和合法的。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包括屠杀和战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在“大和民族”复兴的幌子下发动和进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除去上述这些歧视之外，中国还有许多其它的莫名其妙的歧视。这些歧视是上述地域和血缘歧视的扩大。例如，对艾滋病人、对乙肝病人的歧视，对西藏人和新疆人的歧视。等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华夷之辨的第三个标准是文化。所谓文化，在古代指的是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表中原的政治和礼仪制度。后来，所谓文化，专指儒家文化或汉字文化（包括了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再往后，“夏”代表先进文明的文化，“夷”代表落后野蛮文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自古的“夷夏观”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即古中国没有所谓“文化主义”“天下主义”。“华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古代中国人具有史所罕见的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程颐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在中国古人的眼里，华夏失礼退行到夷狄，夷狄失礼则退行到禽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隋唐的统治者，身体里流淌着北狄（鲜卑人）的血液，是不太讲夏夷之防的。一到宋代，民族矛盾激化，开始大讲夏夷之防。道学（理学）的先驱者孙复、胡安国、石介都曾论述夏夷之防的问题。胡安国撰写《春秋传》。孙复为之写序，所强调的便是“严夷夏之防”。《春秋传》和《序》阐明谨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尊王攘夷、以夏变夷的道理。他们认为《五经》之一的《春秋》的 “大义”之一，便是夏夷之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元、明时代，由于蒙古大军远征中亚、西亚、欧洲和之后的南下征伐南宋的活动，随着世界舞台的扩大， “夷”的概念大大扩大。除去蒙古、女真、契丹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夷”。例如“红毛夷”、“英夷”等等。“夏”的概念也随之改变。夏夷之防有了新的内容。</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郝经（注：郝经，汉人。生于金，臣于元。像郝经这样的人在元代还有很多。像著名的刘秉忠、王珣、郭守敬师徒。他们出生于女真人统治之下的金国，金灭亡以后在元朝做官。刘秉忠为元世祖规划元大都。王珣和郭守敬主持制定元《授时历》。由于王珣早死，《授时历》由郭守敬最后完成。郭还为北京规划设计挖通了大都的给排水工程——白浮渠（供水）和通惠渠（排污）。后世有学人如刘体信在其《苌楚斋随笔》中视刘秉忠等人为“汉奸”。）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郝经还在其《传国玺论》一文中说道: “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郝经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种族界限，这就从理论上为“夷狄”统治中国提供了依据。</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像郝经这样以文化作为夷夏的划分标准，被满清所继承。雍正在其批判吕留良、曾静的民族主义论述时，引用明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话说： “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胤禛：《大义觉迷录》）。”作为血统和地域意义上的“华夏”人，如果他在政治和文化上实施落后的“夷狄”政策，就是“夷狄”；作为血统和地域意义上的“夷狄”人而推广先进的“华夏”文化，则就是“华夏”。</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明代的士人有着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对夏夷之辨有了新的理解。例如，王廷相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王廷相：《 慎言•五行》）”明末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朱舜水：《与陈遵之书》）”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至于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传播西学（注：利玛窦带来世界地图，使中国士人大开眼界，方知世界有六大洲四大洋。中国虽大，实乃亚细亚种之一国也。），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冯应京：《舆地图叙》。冯应京明末著名的学者。虽未像徐光启、李光藻、杨廷筠那样受洗奉教，但在传播西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人的言论，说明夏夷之间无论是在国家关系上还是文化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旧的“夏夷之辨”把中国视为“夏”，把洋人视为“夷”的看法，至少在明代就被认为是不正确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如果把“华夷之辨”中的“夷”认作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这样它就体现一种保卫文明、学习先进，抵抗野蛮侵略和落后倒退，防止一切野蛮侵略文明所导致的文明被破坏、社会倒退的悲剧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这应当是“夏夷之辨”的实质所在，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大力宣扬的。然而当时发生的庚子之难，除去种族的原因之外，也有文化的原因。慈禧、端王、徐桐、毓贤之流，居然把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先进的文化视为“夷”而大加仇视，把封建保守的迷信视为“夏”而顽固死守，最后演出对外交官、传教士及其家属在内的“洋人”集体杀戮的惨剧（注：当时毓贤任山西巡抚，将山西地区的传教士及妇孺数百人，集中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广场，集体问斩；京、津、河北、山东等地区的义和团，用私刑杀死了约十几万中国同胞。他们绝大多数是无辜的。但通通称为汉奸。他们把这些被杀戮的人划分为大毛子（洋人）、二毛子（中国人中的基督徒，被杀的大多数）、三毛子（洋务官员）……乃至十毛子（使用洋货者）等不同等级的“汉奸”。）近几年来，“民族主义”又甚嚣尘上：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媒体上大骂“香港狗”、叫嚣打倒一切“狗汉奸”，北航教授韩德强在游行时出手殴打年已八旬的“老汉奸”……这样的“民族主义”，实在是民族悲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如果坚持“夏夷之防”的血统和地域标准，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坚持五六十年以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教条，将一切祸患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虽然我们自命为“夏”，但一定会沦落到“夷”的地步。9.11事件发生后，我看到的是一场私底下全民的狂欢。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之流，也都表示“解气”。</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国内由于各种歧视而导致的种种矛盾相互激化时，谈什么“民族主义”。真是笑话。</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悲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当利益高于道义，仇恨超过理智的时候，我们便向着“夷”的地位沦落。当全世界都在弘扬“普世价值”的时候，我们偏偏要强调“核心利益”来抗衡“普世价值”，于是，世界不想看不起你都是不可能的了。</strong></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