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div><div> </div><div><em><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3/Dec/1282013100001.jpg" width="450" height="617" align="right" alt="" />亡灵啊，我为什么想起你，为什么</em></div><div><em>拖起抛泊在时间中的思绪的锚链</em></div><div><em>从中偷取无谓的回忆？你</em></div><div><em>弃世而去，你的姓名失去意义；</em></div><div><em>但仍有什么东西，它张口</em></div><div><em>对着空间的港口冲击、碰撞、哭诉，</em></div><div><em>向世人宣告它的愤怒。</em></div><div><em><br /></em></div><div><em> </em></div><div><em>你把脸贴在无言的玻璃窗上</em></div><div><em>痛苦地说话，是喊我吗，阴魂？</em></div><div><em>大声点，敲窗户，喊出你的名字！</em></div><div><em> </em></div><div><em> </em></div><div><em>——［澳大利亚］肯尼斯•斯莱塞《五次钟声》</em></div><div><em> </em></div><div> </div><div> 他们是一群元气充沛的人物，他们是一众卓尔不群的英灵，他们的人生奇崛精采而又历尽磨难。一百年前，当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来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他们接连登场亮相时代舞台，致力于推进古老民族的革除旧弊、开创新制，有如一颗颗眩目的晨星，在夜空翩然闪烁。在那段风云振荡、思潮迸涌的年月，这一个个坦荡荡的身躯昂起额颅，站在时代的前台发出呼声：自由，民主，人权，和平，法治，宪政，现代教育，学术自由⋯⋯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活出了人的尊严，他们以自己的行迹昭显了生命的价值，并且为自己身处的时代——民国时代——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种颖脱挺秀、昂然自若的生命形态，在二十世纪中叶拔帜易帜之后的中国大陆几乎杳无踪影、几成绝响了。更令人沮丧的是，自上个世纪中叶以降在全能政治的阴霾笼罩之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言行事功，也随着民国早期那段历史的被淡化、被遮蔽、被扭曲、被改篡，而逐渐地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让后代几乎茫无所知了。</div><div> </div><div> 一百年后，在遥远的西方，在太平洋的彼岸，当时光来到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活动家齐聚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旧金山，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的大型学术会议，去重新审视历史，讲述和品评一个个埋藏于历史深处的辛亥百年早期人物的故事。在这场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经由与会人士对历史资料的挖掘、钩稽，一些少有人知的历史故事从地底浮出地表，一批曾经鲜活而后落寞的民国人物一一清晰地浮现出来，他们是：清末民初女界领袖及女权活动家唐群英、浙江温州籍的同盟会五位义士（周李光、张云雷、黄式苏、蒋叔南、张翰庭）、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学者及政治活动家张君劢、民国早期的宪政救国倡导者张耀曾、参与民国法治体系擘划的法理学家吴经熊、文革中惨遭迫害而自杀的沪上名医严苍山、屡建奇功的国民政府抗日名将阙汉骞、同盟会创会会员及民国法治领域的践行者李肇甫、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弃尸荒山的辛亥老人阮蘅伯、51位因参与辛亥革命被捕入狱而后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饶辅廷、陈甫仁、王灿登、黄忠炳、胡应升、李祖思等），以及本次研讨会的核心人物、集众学于一身的民国教育家臧启芳⋯⋯</div><div> </div><div> 这群民国人物在清末民初至一九四九年民国政府播迁台湾期间，各自在自己所从事和追求的事业上颇有一番建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动荡的时局中推动了时代的进步。翻开他们的人生履历，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其一是，在民国时期，他们大多有留学日本或美国（个别留学欧洲）的经历；其二是，他们大多要么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要么直接就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公职，甚至出任要职。在一九四九年国祚鼎革之后的中国大陆，这两个特征均是严重的“政治污点”，足以让他们被剔除出“人民”的队伍，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唾弃，直至被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当代中国历史叙述所漠视和弃忘了。</div><div> </div><div>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是一次抢救历史的行动，这是一次后人向民族先贤致敬的集体纪念活动，尽管是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尽管，这份早该有的纪念已时隔了漫长的一甲子岁月。作为这次旧金山学术会议的研究成果结晶，大会在会后出版了《百年不风流：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论文集》（联合作家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第一版）一书，与会学者陈奎德就此次学术会议和该书的主旨表示：“这一百年，同时也是大洪荒时代，特别是其后的六十年，众多卓绝风华的人物，被滔滔洪荒吞没了，剩下一些垃圾在水面漂浮。打捞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无法躲避幸存者的责任——彰显那些逝去的精灵。因为他们已经不能为自己伸张正义了。”是的，通过后来一群有识之士细心且智慧的努力，穿透时空的雾翳，在历史与现实的映照之间，那些远逝的民国人物终于从长期消失的历史页码中走了出来，而以他们鲜明的本真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div><div> </div><div> 我是在今年三月下旬收到友人寄来的这本书的。从邮局取到这本厚厚的文集时，当下就顺手翻了翻，看到书里头有我所感兴趣的史料，不由心头一阵欣喜，可转瞬间又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思绪翻腾，不能自已。封面上醒目的黑体“百年”二字，看起来轻若鸿毛，实际上却重于泰山。回首辛亥革命以来的一部百年中国历史，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演了一场接着一场的动荡和灾难，尤其是，这期间那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红色革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专权至上的全能政体体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举世罕见的苦难和连绵不绝的人权灾难。但令人痛心的是，这部百年中国现代史的真相并没有被妥当地保存下来，反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或掩盖或淡化、或歪曲或设为言禁，导致这片土地成为一个“剥夺人们记忆”的世界。所幸在这种普遍失陷的人文环境之中，还有一些有尊严感且不甘沉默的思考者、书写者和言说者，在竭智尽力地倡导“生活在真实中”，并且怀揣着一份历史责任感去挖掘历史，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真相。作为一场大型学术会议研究成果的《百年不风流》一书，即是这样的一份明证。我想，这些言说者们的努力，就像是黑暗中点燃的一支支微细的蜡烛，尽管它们发出的光看起来是那么的微弱，甚至有可能随时会被大风吹灭，但有了这些微弱的光，至少黑暗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地笼罩大地。</div><div> </div><div> 后来回到家中，我又通读了这本书，书中有些章节反复读了不下两三遍。依我的一孔之见，我觉得《百年不风流》一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书中挖掘出了一批鲜为人知的民国历史人物。譬如，人称“唐大姐”的晚清民初一代女杰、民国早期女权运动的领袖唐群英。提到清末民初的巾帼英雄，人们往往会想到秋瑾、何香凝、陈璧君、方君瑛、林宗素、沈佩贞等女革命志士或妇女运动领袖，却很少有人听说过唐群英的名字。我也是孤陋寡闻得很，在接触这本书之前，也从未听说过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位女中豪杰。</div><div> </div><div> 出生于湖南衡山县的唐群英27岁时女儿夭折，丈夫去世，当她得知好友秋瑾赴日留学后，她毅然打破当时寡妇在夫家守节的传统，离开夫家，东渡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唐群英加入了同盟会而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随后她发起成立留日女学生会，在留学日本的女学生中间宣传革命；后来她回国在湖南、江西等地，策划发动了多起武装起义；辛亥年间她筹组女子后援会，向各界募集钱物以支持民军发动的武昌起义；她在光复南京一役中立下战功，在南京临时政府举办的庆功会上，孙中山称赞她“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她二等嘉禾章以示嘉奖。民国成立后，唐群英积极投身于女子参政运动，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无“男女平等”的条文，她遂在南京发起、筹组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提出“女子参政为民国所必需”，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她五次向南京临时参政院呈递《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同时起草了包括“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在内共11条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通告全国。袁氏当政后，唐群英继续致力于女权运动，创建女校，创办女子报纸，抨击政府“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的举措，筹划召开女界联合会议。这一系列勇敢大胆的举动遭到袁世凯的忌恨，其后袁氏下令取缔她所创建的女权组织，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北京发行，并悬赏一万元通缉她。</div><div> </div><div> 唐群英长期从事的女子参政运动，被国际争取妇女参政权组织赞誉为“在东方作第一声惊人之鸣”。这场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她在民国初期的暗夜里发出了妇女权利的先声，抨击时弊谬说，呼吁男女平等，争取女子权益，为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开了先河。</div><div> </div><div> 又譬如，在中华民国百年法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法学家吴经熊。提到这个名字让我实在有点汗颜，我的专业是法学，在法学领域，法理学（法哲学）是我较为喜爱的一门学科，但在此前，我对这位近代中国重要的法理学家却所知甚少，只是在读了《百年不风流》一书之后，才去专门查找有关吴经熊的资料文献，阅读他的著作文章，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div><div> </div><div> 这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民国学术界奇才，也是一位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和法学界颇有影响的天主教徒学者。出生于晚清浙江宁波的吴经熊，幼年时既接受了四书五经的传统启蒙教育，又学习了英文及一些西方文化知识。1920年，他毕业于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重镇——东吴大学法科，随后向往西学的他远赴美国留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前往欧洲法、德等国游学，在几所大学从事哲学和法学的研究。1924年，在欧美多所著名高校求学之后，意气风发的年轻学子打算回国服务，他对国内正呈风起云涌之势的国民革命满怀期待，视之为“世界上最古老民族的再生”，并坚信中国将要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在写给美国法学家、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信中，他自许要“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于是在回国后，他陆续到大学任教，出任上海特别市法院法官，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担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四处讲学，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了大量的中英文著作和文章，其学术立场前期结合了美国唯实主义法理学和新康德主义法理学，后期发扬了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法理学学说，从而创造了属于“吴经熊法理学”的学术体系；并且，他还翻译和推介了一批欧美法学大家的著作学说，为尚属初创时期的民国法学界打开了新的视野，他本人则成了民国早期国内和欧美法理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回顾这一经历，台湾学者曾建元称誉他为“早慧的世界级法理学家”。吴经熊不仅是一位书斋型的学者，也是一位贴紧时代脉搏的立法者。在民国时期启动的“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他先后以司法部参事、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参与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首个现代法律体系——六法体系——的起草工作，比如《民法（中华民国）》，又比如被称为“吴氏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等。</div><div> </div><div> 随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场势如暴风疾雨的旧法改造运动，吴经熊被视为所谓长期坚持资产阶级旧法观点的“反动的旧知识分子”、“旧社会的官僚政客”，而遭到批判直至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之中。然而他的法学家身影和立法者行迹，在悠悠流淌的岁月中却不会褪色，就像一块碑石上长年任风雨侵蚀的刻字，历经多少个世代依然清晰可见。</div><div> </div><div> 其二是，《百年不风流》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还原了历史真相，将百年中国早期的一些真实历史记载和传承了下来。譬如说，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政府时期，就是长期被严重歪曲的一段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后来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这段历史做了不负责任的极其低劣的评价，直至将这种胡说八道堂而皇之地写进了严肃的历史教科书之中。但事实上，回首漫长的一部从清末到当代的百年中国史，相较而言北洋时期乃是最为自由和民主、社会</div><div> </div><div> 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一段历史，虽然那是个战乱不止的时代，可正是在那段历史期间，这个古老的国家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地转向现代化，尤其在宪政民主领域——当时的社会氛围视之为未来中国的希望——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实验和探索。</div><div> </div><div> 书中有一篇题为“结束专制，开启宪政——张耀曾的宪政救国”的文章，以民国早期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张耀曾的生平事迹为实例，来回顾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政民主实验。在北洋时期，有一批仁人志士加入了政府团队，从而出任公职，服务民众，他们进入政府并非为了效忠某个军阀，而是想为中国的宪政民主目标付出一份心力，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宋教仁、王宠惠、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颜惠庆等人。一生四次接受任命、入阁出任司法总长（其中两次因故未赴任）、长期积极推动宪政民主的张耀曾，也是这个群体的其中一员。</div><div> </div><div> 籍贯云南大理的张耀曾年轻时留学日本，先后求学于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并参与创办《云南》杂志，在这份杂志上，他以“崇实”的笔名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鼓吹宣传革命。1912年民国成立后，张耀曾陆续做了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司法总长和开业律师，在他长期的公职生涯当中，他参与了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制订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具有宪法性质的民国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主权在民的立国原则和司法独立审判等项政治原则；他亲自执笔起草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希望议会制（内阁制）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在中国建立；他参加起草了民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其中含有三权分立、保障人权等符合宪政精神的条文。此外，他还协助宋教仁改组同盟会，联合数个小型政党合组成国民党，参与起草《国民党宣言》，力图在中国推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div><div> </div><div> 不幸的是，上述种种努力遭到了一连串的摧残，国民党被解散，国会被解散，法律被废止，张耀曾的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被取消，其住宅被搜查，其本人遭到威胁和跟踪，后来被迫流亡日本，直至最终退出政坛。然而张耀曾在痛心之余并没有心灰意冷，他转而参与创办旨在研究政务的组织，主持编写有关司法制度的书籍，撰写探索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远赴西欧考察各国的司法制度，利用讲学或演讲的机会宣扬宪政民主。1927年，张耀曾提出各路军阀抛弃一切军备，断绝一切内战，恢复正常秩序之下的国家制度建设；1931年，他提议致电已全面执政的国民党，提出保障自由、速行宪政、准允人民自由组党等主张，并自己印刷散发“取消一党专政”的通电；1932年在复旦大学演讲时，他提出掌权者应在宪法的规范内行事；同年，他应征撰写了“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征文文章，提出减少军备、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实行有效率的民主政治等观点。对于张耀曾的所作所为，浙江学者傅国涌以褒扬的口吻感叹道：“张耀曾毕生耿耿于怀的是宪政救国，即使退出政坛之后的十年，依然为此努力。宪政立国、以法治国、保护人权是他长期的主张，他提出的方案往往不唱高调，而是兼顾理想和实际。”</div><div> </div><div> 回首往事，囿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局时事，张耀曾至死也没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毕竟，北洋时期的中国已出现初具宪政民主的政体模式，其后的民国时期也在逐渐向宪政民主的方向靠拢。这位书生型的政治活动家在抗战初期怀抱着遗憾死去了，但是他在民国时代为宪政民主付出的努力，发出的声音，已经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div><div></div><div><em>（待续）</em></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