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div><div> </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3/Dec/1282013101001.jpg" align="right" alt="" width="300" height="411" />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3/Dec/1282013100001.jpg" align="left" alt="" width="300" height="411"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本书中的张君劢，是一位在近代百年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迹的人物，他一生纵横于政学两界，参与了他身处时代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和学术活动，在政治领域和学术世界均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地影响着时代，又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由此造就了他这一生的双重身份：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对此，张君劢曾这样坦露心迹：“自身兴趣，徘徊于学问与政治之间，政治不需要我时，学问的兴趣足够消磨岁月”。然而，他终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股不渝的报国之志，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这位民国时代学者从政的典范，这位储安平心目中“学问、操守、私德，在今日之中国属于第一流”的政治活动家，却大半生不见容于且开罪于国共两党，进而受到二十世纪中国这两大政治势力疾风骤雨般的打击。</div><div> </div><div> 在国民党方面，张君劢因为反对二次革命，从事反蒋活动，反对并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满蒋介石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导致他所创办的大学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他创办的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他本人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拘禁，他参与发起成立的民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他创立的民社党遭到台湾当局的迫害；在共产党方面，张君劢因为是近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批评者，他批判唯物论和激进的马列主义，他否定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他抨击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反对在中国走苏俄式的暴动专制道路，抗战期间他致函毛泽东要求取消共军和陕甘宁边区，国共内战期间他抱持反共姿态，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流亡海外后他在各国讲演反共思想，这些作为导致他被有共产党背景的学生指控“传播反动的思想”而失去教职，被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撰文抨击，被毛泽东指斥为“鼓吹谬论的玄学鬼”，被共产党认定为“一直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被中共新华社列为“头等43名战犯”之一而进行通缉。</div><div> </div><div> 但事实上，身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光谱第三种力量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既不是国民党所指控的“煽动学潮和工潮，参加叛乱，并企图颠覆政府”，也不是共产党所宣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完全成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而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位孜孜不已的宪政主义者和宪政活动家。他不仅是坐而论道研究政治的学者，而且是起而行道投身政治的活动家，他这一生致力于的多份事业和撰写的著述文章，全都是为了他心目中的宪政理想，为了他憧憬中的未来之民主中国，历经八十余载年月而始终如一。在评价张君劢时，书中《失踪的“宪法之父”张君劢》一文的作者如此写道：“宪政，是张君劢一生坚韧不拔孜孜以求的中国梦。起草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张君劢对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贡献。迄今为止，它仍是近代中国最好的一部宪法。从政治后果看，中华民国（台湾）宪政民主转型的成功是奠基在（解除戒严令之后的）该宪法之上的。由于此一卓著成就，张君劢被广泛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该宪法是他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的宪政事业，张君劢居功甚伟，无法抹杀。”展阅这位业已载入百年中国宪政史的学者活动家的生平，目睹他所主导起草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实践中导致台湾宪政民主的开花结果，可以说这样的评价并不算过誉。</div><div> </div><div> 其三是，《百年不风流》一书在对过往历史进行探究的同时，也将笔触深深地指向当今中国的现实政情。司马迁说过，修撰历史的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古往今来人类社会记录历史的功效之一，乃是为了让过去的历史成为当代的借鉴。厚如砖头的《百年不风流》一书，既是挖掘历史人物、探寻先辈踪迹的一次尝试，是修复历史原貌、还原历史真相的一次努力，也是在为当代中国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参照系。辛亥革命以降民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间，虽然当时内忧外患不断，政局动荡不稳，可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空前繁荣，思想文化空前活跃，成为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可称得上是乱世中的治世。回望历史，民国时代的诸多让人向往之处，正是当今时代的令人忧慨之处：思想多元、学术自主、言论自由、议院立宪、政治民主、新闻自由、充分西化⋯⋯，这些充溢着时代精神和气质的民国遗风，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已经难以企及也难以寻觅了。为此，书中的作者之一戴晴发出了沉痛的一声呼喊：“辛亥百年来，精神财富遭遇或无知、或居心叵测地弃置，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我们今天走在一起，发掘这座金矿——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立场，但起码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冲出专制统治黑暗，迎接精神自由的黎明。”</div><div> </div><div> 由是观之，《百年不风流》一书中的作者们下了大气力去探究民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既是在这座历史金矿里头进行“深挖细掘”，又同时是在“知往鉴今”，借此探索当下中国的出路、前途和转型路径。打开这本文集，书中的作者通过唐群英投身的革命行动和女权运动，提出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体制的核心；通过张君劢参与的立宪运动和政治活动，论证在当代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必然性；通过张耀曾终生致力于宪政救国的努力，探讨在当下中国实施宪政所需要的社会条件；通过研究吴经熊在中华民国百年法治史上的地位，提出当下华人社会的法治命题；通过对郑孝胥“三共论”的分析，展望未来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景⋯⋯这些前辈先贤为这个历经磨难的国度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也为当今中国走出专制的阴霾和制度的困境提供了丰沛的思想资源。</div><div> </div><div> 走笔至此，现在我想谈谈《百年不风流》这本书的核心人物——臧启芳。说来惭愧，虽然一直以来我对晚清民初的那段历史，尤其是民国时代的思想文化史和教育史有着学术上的兴趣，但在此之前，“臧启芳”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是颇为陌生的，仅在脑海中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如今已记不大清楚了。等到我阅读了《百年不风流》一书，并由此搜索和查阅了一些有关臧启芳的史料，内心不禁更觉惭愧了：以前在撰写涉及民国高等教育的文章时，我竟然没有关注过这位民国时期的一代教育家。但愿这次的阅读“补课”，于我能够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div><div> </div><div> 臧其芳的一生多姿多彩而又颠沛流离，他看到了大清帝国的覆亡和民国的诞生，经历了时局的动荡和连年的战乱，见证了北伐的成功和国民政府的统一全国，目睹了外敌入侵和大陆的山河变色，童年时他先后入读私塾和日本人开办的小学，青年时陆续在南京和北京就读大学，并参加了五四运动，其后远渡重洋负笈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先后在高校、出版机构、政府和杂志社服务。回眸其大半生的职业生涯，他在战争的硝烟中流连于京津沪、东北、江苏、陕西、河南、四川和福建等地，几乎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又随着民国政府撤退台湾而举家迁徙，在两岸分治的年代里翘望神州，最后在忧愤和悲叹中饮恨而终，抱憾离世。</div><div> </div><div> 在近代中国史上，臧启芳可以说是一位呈现出多重面目的历史人物。身为经济学学者，他先后执教于中国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和东海大学（台湾），讲授经济学课程并著有《经济学》专著，出版译著《美国市政府》和《经济思想史》，还担任过国立编译馆的编译委员；身为从政者，他担任过天津市长、东北行政长官公署地亩管理局局长、江苏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身为教育家，他于抗战期间主持东北大学校务，并担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长达十年；身为词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古体诗词，并将其中的两百多首词作结集为《蛰轩词草》一书出版；身为媒体人，他担任过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奉天分馆的经理，迁台后出任了台湾倡言反攻的第一份刊物——《反攻》杂志的主编，并为该杂志撰写了不少社论和评论文章。在从美国留学后归国的船上他就下定决心：“自念回国之后必须尽我的力量，以身作则纠正社会的风气。”自东北大学迁往四川后他发愿：“我为鼓舞研究精神，砥砺青年学行，不敢稍有懈怠。在领导学生上我要以身作则。”在天津从政时他表示：“现在是民国时代了，政府是替商、民做事，所以，官吏是商、民的公仆。我对专署及区保安司令部的同人督责甚严，凡事以身作则，我自己做不到的事也不责人去做。”这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他的平生抱负。</div><div> </div><div> 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臧启芳在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担任校长期间，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艰苦，为了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这位曾官至天津市长等要职、当过地亩管理局局长等“肥差”的前政要、现国立大学校长，将家中稍许值钱的衣物陆陆续续地卖掉。在臧启芳的提议下，臧太太从箱底翻出了她的皮大衣，还有丈夫在天津市长任内购置的燕尾服，转卖给了重庆的银行界人士；他们还卖掉了家中的留声机和大挂钟，大挂钟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购买的，对臧家来讲乃是劳苦功高而应当保存的一件纪念品，留声机在当时抗战的大后方更是难得的娱乐品。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也只好忍痛卖掉了。</div><div> </div><div> 这一变卖家产的故事，结合起臧启芳生平对子女的谆谆教导“堂堂做人，和平处世”，以及他的同事、前东北大学事务长曹树钧对其的评价“廉介不苟、安贫乐道”，怎不令人为之动容？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立身处世，让长期被污名化的民国政治情状回复了原样，那个远去的时代并不像后来叙述的那样昏天黑地、腐败透顶。在百年中国早期的那段历史时期，还有着众多像臧启芳这样的一代社会精英，他们少时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或经历了早期新式教育的启蒙，年轻时远赴欧美或日本留学，逐渐养成了既遵奉传统道德思想、充满家国情怀，又具备现代视野和西方民主理念的新型人格，在那个动荡却又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这些新式人物致力于革旧图新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给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带来了新气象。数十载岁月走过，他们这些人值得后代的纪念。</div><div> </div><div> 在臧启芳身兼的学者、官员、教育家、词人和媒体人的多重身份当中，我最感兴趣也最为看重的，是他的教育家身份，和他担任整整十年东北大学校长（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期间的作为。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为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民族保存了一支高等学府的血脉，也因为他在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十年间，按照现代大学的理念执掌校务，将东北大学改造成一所契合现代大学原则的高等学府。这一“民国教育家”的办学情怀和治校理念，对于大学精神沦落、高等教育现状百弊丛生的今日之中国，无疑是一份应当汲取的民族教育史上的精神养分。今天，身为后人的我们纪念这位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我想最应该记取的，莫过于他的办学情怀、治校理念和他身上章显出来的“大学精神”，在我看来，有以下四个方面：</div><div> </div><div> 第一，在民族存亡之际力促保存东北大学，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几年后，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中央出现了倡议停办国立东北大学的声浪，这时候，曾担任东大法学院院长的臧启芳面见负责教育的陈果夫，申说停办这所东北地区最高学府的不利后果，力主保存东北大学，东大遂得以保存了下来，随后他被委任为东北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县，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辛的时刻，学校各项设施简陋，物资匮乏，臧启芳将杜甫草堂寺改建成图书馆，购置各学系所需要的参考书；他又租下了学校北墙外的几十亩旱田，修了一个包括田径赛运动场及各种球场在内的大操场；他看到学校无力购备铅印机器和纸张，便买了两套石印机，以印刷教授们的著作；第二，提倡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并尽可能地实现大学自治。与东大的前三任校长均系职业政治人物或军阀不同的是，身为第四任东大校长的臧启芳是一位学者出身、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大学校长，他熟谙现代大学理念，因此他竭力为东大师生营造一个自由研究学术、可持有独立思想的学术环境。当时东大校园里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有亲国民党的，也有亲共产党的，学校图书馆内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学校校本部大门入口处张贴有各种观点的壁报，也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演讲海报。对于宣扬唯物主义哲学观的赵纪彬教授和庸俗历史观的杨荣国教授，臧启芳亦不加以干涉；第三，延揽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专家来校任教，以提升东北大学的学术水平，营造良好的高校学术氛围。臧启芳在校长任内曾表示：“我聘请教授一向无畛域之见，我所求的是学问品格 ，不问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国留学，这可以从先后在东大任教的教授名册中看出来。”由于他的吸纳群贤，一批饱学之士纷至沓来，造成东大一时间云集了众多的优秀学人，譬如中文系的陆侃如、姚雪垠、外文系的殷仲珊、冯沅君、历史系的丁山、金毓黻、肖一山等；第四，按照现代大学的格局设立了理、工、文、法、教育等较为齐全的学科，重点建设文理法商等学科，做到人文与科学并重。在建设学校院、系、研究所的过程中，臧启芳对文理两科尤其重视，他告诉师生们，这是为了在东大树立“文化学术”的基础，也即一方面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一方面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在这位校长的主政之下，东北大学从抗战初期的两院五系，到1943年发展到了五院二十二学系，另外还有两个研究所，在当时的中国，东大在师资力量、学生人数、学科设置等方面均进入了国内一流学府之列。</div><div> </div><div> 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作品中写道：“人类对抗强权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记忆对抗遗忘的历史。”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前任非裔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也说过：“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与未来。”作为世界上保存文字历史最长的国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秉笔直书、坚持实录的史学传统，而数千年来“专制之下无信史”的可怕现实，又导致在官方修史之外民间修史的源远流长。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民智渐开的信息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各种形式传承并呈现出来的民间修史的势头方兴未艾，《百年不风流》整本书就是近年来这种民间修史的一份成果，一本述说辛亥以降百年中国历史的“真相之书”，一部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民间重写史实之作”。经由对这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讲述和重新品评，对那一幕幕历史的直书和重新审视，才在一定范围内构建出了真实的信史。这种由民间社会来重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努力让人欣慰，更让人期待。对于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记忆与讲述、挖掘与还原，尚需要民间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言说，去对抗遗忘，去揭示真相。唯如此，云雾重重的历史才能恢复原貌，苦难深重的民族才会有未来。</div><div> </div><div> </div><div><em>写于二零一三年九月至十二月</em></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