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憲法政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決定》全面顛覆「八二憲法」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佈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是一個黨國做的並不需要人們相信的政治廣告，是一個不必推銷產品的行銷藝術，是一個以黨國寡頭完全無視民主參與的「頂層設計」。作為一個根本不接受民主選舉的政黨，中共在制度和程序意義上就不可能有對人民的政治責任。那麼，這個所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宣言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藍圖」，在毫無問責機制的情況下，就只能是一個獨裁腐敗政黨為自己立的德政牌坊。 　　在盛世的中國，憲政的實質就是：所有給執政當局的特權都是會無所不用其極，而給人民的許願只是掛在驢子面前的那根紅羅蔔，永遠都在前面引誘你做大頭夢。 　　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越來越少中國人為《決定》歡呼雀躍，而越來越多的人卻對習近平獨攬大權憂心忡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從設立的目的和方式來看，都是一場「憲法政變」，它全面顛覆了中共自己確立的「八二憲法」。 　　在飽受文革苦難、又經歷華國鋒無力開啟新局面的猶豫後，中國勉強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八二憲法」起到了總結過去的治理缺失、開創民主法治新局面的橋樑作用。應該說，在中共制定的四部憲法中，現在還在使用的「八二憲法」是較好的一部。但如果從現代民主的高度來看，對這部將「四項基本原則」寫入前言的憲法，也不必期望太高；反過來它也說明，如果中共連自己制定的最低憲制底線都無法遵守，可見該黨的法治意識是多麼貧乏。 　　下一步是學普京給自己終身制 　　馬克思主義的政體思想受到巴黎公社的影響，所以後來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無不以委員會制來確立基本政體。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行使「修憲」、「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權力（第六十二條）。國務院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至於說國家主席，憲法並未明確定位為「國家元首」，他只是在人大行使權力時，形式象徵性的職位。如果我們用「議會制」和「總統制」來比較，中國的政體更接近議會制，而不是總統制。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共完全繞過人大程序，由黨代會包辦改變了國家機構的設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機構，由國家主席擔任該委員會的主任職務，不僅加劇了原來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帶來的黨政不分的弊端，而且還進一步削弱了人大和總理的權力地位，把內政外交、文化經濟的大權統統集中到了國家主席手中。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安全」的概念已經涵蓋國家安全、人類安全和經濟安全等諸多「新安全」領域。正如中共明確宣示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也就是身兼總書記、黨和國家兩個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安委主任的習近平大權獨攬，而政府、人大、政協、工青婦組織和社會團體都成為被協調的一方。這樣的機構變更，遠遠要大於普京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玩把戲，不能不說是一場「憲法政變」。 　　如果我們來觀察中共六十年一貫的體制，其實只有毛、鄧、習三代；也只有他們三人是自己把皇冠戴在頭上的，而其他的領導人，比如華國鋒只是毛的指定兒皇帝，江澤民和胡錦濤也是鄧留下的一對政治雙胞胎，相互牽制來做「總設計師」的兩任「總工程師」。更讓人吃驚的是，習近平的制度權力遠遠超過毛和鄧。被斥為「個人專權獨斷」的毛只是黨和黨的軍委的主席，在黨內，還有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常務工作；政府由總理周恩來打理。當時總理的職務有多重要，可以從以下一條歷史資料來說明：在一九四九年時，中共曾考慮過由宋慶齡擔任國家主席、由毛擔任總理。在八十年代，總理趙紫陽的權力與總書記胡耀邦相比也不遜色，以至趙並不情願離開總理職位去擔任總書記。而鄧在一九七八年復出後不僅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總書記，也未擔任過國家主席、總理和委員長等職務，只是擔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有必要指出，毛和鄧其實實行的都是終身制。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習近平有與毛、鄧比個高下的心氣，他下一步的險招就是學普京，給自己來個終身制。 　　把中國引向寡頭化法西斯化 　　「憲法政變」並不全都是壞事。一九五八年法國在奠邊府失敗後又面臨阿爾及利亞危機，軍隊時刻準備接管巴黎，發動軍事政變。法國二戰中反法西斯的英雄戴高樂受命於危難之中，終結了第四共和國的議會制，修憲創建第五共和國，建立了超級總統制。通過這一憲法變革，戴高樂一手收拾了蠢蠢欲動想奪權的共產黨，一手挽救了自由民主，也為二戰後的法國復興和繁榮奠定了制度基礎。 　　但大權集中的習近平不會成為戴高樂，卻更可能成為另兩個搞憲法政變的獨裁者：德國的希特勒或日本的東條英機。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如此的危險性，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呢？這主要是由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現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大辯論絕然不同於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當時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今天是左傾僵化保守勢力抬頭，宣傳機器用蒙昧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抵制啟蒙、反對普世價值、壓制民主自由。領導人也絕沒有讓人民自由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政治意志。習的「兩個一百年」把建設民主中國放在了未來兩、三代領導人的時間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全面抵制民主化。沒有人會相信把兌現時間放在他死後的繼承人。 　　更讓人不安的是，從王立軍、劉志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共領導人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不義之人。他們像是一群蝗蟲，把過去改革取得的進步，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胡─趙治理下取得的政治和社會進步，把法制、人大建設（包括評議、信訪、司法監督等制度）都可以頃刻間糟蹋得乾乾淨淨。現在，他們又在拋棄公民社會、憲政和普世價值。從吳邦國的「五個不搞」到習近平的「七個不講」，再到今天的政黨違憲，踢開人大制度和政府職權，大搞個人專權、黨國暴政，一個邪惡的紅色帝國已經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