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div><div><strong>“黄祸”（Yellow peril）问题本身，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至13世纪。曩昔，欧洲白人饱受蒙古人的蹂躏，不堪其苦。在西欧，黄色人种被视为“鞑靼之轭”，俄国人则深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细亚出现，因而抱有某种历史性的恐惧，巴枯宁则干脆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可恐惧归恐惧，作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黄祸论”登场，则要到近代以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时期甚嚣尘上，“始作俑者”被认为是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虽然这个时期“黄祸论”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日本，但最大的由头（或曰“问题意识”）则是中国。威廉二世关于“黄祸”的论述，大量见诸于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且有一幅《黄祸图》流传于世。</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先说通信的内容。在1895年4月16日致尼古拉二世的通信中，威廉二世写道：“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持欧洲的平静，并且防护俄国的后方，以便没有人会妨碍你在远东的行动。因为，教化亚洲大陆，并且捍卫欧洲，使它不致被庞大的黄种人侵入，显然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任务。”1897年3月27日，俄国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翌日，威廉二世再次致信沙皇：“我必须衷心地祝贺你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所获得的胜利结果；我们二人将在渤海湾的入口处成为一对优秀的哨兵，受到人们适当的尊敬，特别是黄种人的尊敬！我认为你以在朝鲜作出巧妙的安排来抚慰‘焦躁的日本人’的感情，真是外交上的一项非凡杰作，是深谋远虑的一次伟大表现。这足以表明，你通过那次伟大的旅行得以就地研究了远东问题，而现在从道义上来讲已成为北京的主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好事！”这里，所谓“在朝鲜作出巧妙的安排”，指俄国和日本为保持朝鲜在他们军事保护之下的“独立”而做的一项肮脏交易，后俄国声明，它“将来在朝鲜事务中，将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而所谓“伟大的旅行”，则指沙皇尚为皇太子时，曾于1891年4月至5月，访问过中国和日本。</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日俄战争后，威廉二世与沙皇曾有过一次会面。威廉二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二人的谈话，毫不掩饰其“为德国的利益以及整个欧洲文明的利益”而想方设法利用沙皇对“日本威胁”的担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当时沙皇已显然为日本不断增长的力量及其对俄国和欧洲的经常威胁所打动，他询问我对这件事的意见。我回答说，如果俄国人自认为是欧洲文明国的一员，他们就必须做好准备，共同反对黄祸、保卫这些文明国家，与欧洲站在一边、为欧洲而战，为他们自己的以及欧洲的文明而战；与此相反，如果俄国人自以为是亚洲人，他们就可能与黄祸联合起来，合力攻击欧洲。我说，沙皇在准备他的国家的防务和组织他的军队时，必须切记这一点。</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沙皇问我，在我看来俄国人会走哪一条路，我回答说：“第二条。”沙皇勃然大怒，他马上要我说明我这种看法的根据何在。我回答说：我所根据的是俄国修筑铁路以及沿着普鲁士和奥地利边境配置俄国军队等情况。于是沙皇抗辩说，他和他的家族都是欧洲人，他的国家以及俄罗斯人一定会同欧洲靠在一起，他要把保卫欧洲、防范“黄种人”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对此我回答说：如果沙皇的态度是这样，那末他必须毫不迟延地使他的军队方面的准备与此相符合。沙皇再没有说什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话都明挑到这份上了，究竟谁是“黄祸”，难道还用说吗？遂有了德、俄、法三国迫日还辽的一幕。</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但是，尽管中国是“黄祸”问题的最大“由头”，可中国本身却并未幸免。客观上，义和团的“拳乱”事件和旧金山“淘金热”等现象，也多少强化了西方对黄种民族的负面想象。威廉二世绘制了一幅草图，然后请画家克纳科弗斯（H. Knackfuss）教授在此基础上绘成详图，并雕版制成版画，原画作为“保持友谊的小礼物”送往彼得堡，赠呈沙皇——这就是著名的“黄祸图”：万丈悬崖的顶部，站着天使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条顿民族的象征。他单手执一柄喷火的宝剑，另一只手指着远方正在逼近的祸患，同时告诫自己身后的一群淑女们：你们要警惕！而那群风姿绰约的淑女正是欧洲主要国家的化身。悬崖下是深川，对岸是浓烟卷成的巨龙和跏趺而坐、双手合掌的佛陀。画面上除了德皇的签名，还有意译成英文的一句话：“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家园！”画外之音是，威廉二世将在捍卫基督信仰的新十字军中扮演核心角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在《黄祸图》中，“黄祸”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怖。对此，英国学者、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伦敦英日协会副主席戴奥西（A. Diosy）指出，此系德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错误地选择了佛教创立者这个形象作为‘黄祸’的化身，而佛教在目前是世界上最少侵略性的宗教。”鲁迅对中国成为泰西“黄祸”想象的对象，始终持虚幻的态度，极尽挖苦之能事，说“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即“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去做欧洲的主子”；“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的。他还画了一幅画，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鲁爷的刻薄是出了名的，但他确实看穿了积贫积弱的中国特想成“黄祸”而不得的尴尬，他甚至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拼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面对西方所谓“黄祸论”的妖魔化，中日两国的态度是不同的。相比鲁迅的虚无主义式调侃，孙文的回应相当正面。他先是强调“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却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进而解释说：“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甚至从国际经贸的视野出发，认为一个自主的中国，“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同样是“祸”转“福”论，孙文与鲁迅的刻薄显然是有“温差”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比起中国来，日本的应对就更“正”了。先是政府公关：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日俄战争时期，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人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之能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中国人最好和平，不欲侵略他国，但必夷狄入寇，不得已而始为之防御，故被蛮族之祸，未曾有甚于中国者。</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果然，则欧洲人所恐怖之黄祸者，其所由来固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而为自亚细亚北方至其东方之蛮族矣。且俄国久在蛮族之治下，其体血大半化为蒙古鞑靼种属者，安知非方今俄人所以侵略四邻、贪婪无餍哉？由此观之，谓今之俄人为黄祸之本源，有何不可？</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然而，这种“安内攘外”的把戏，到底糊弄不了洋人。上面提到的英人戴奥西在其著作《新远东》（The New Far East）中，在德皇版“黄祸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真正的黄祸”的概念。所谓“真正的黄祸”，是根据戴奥西的创意，由日本画家久保田米仙绘制的十二幅画中的一幅，名为《真正的黄祸图》。画上题词：“中国觉醒了——一种预见。”画面上，到处是头戴瓜皮帽、留长辫子的中国人，所有人都在劳作：店小二在跑堂，木匠在打制家具，搬运工在搬东西……只有一个头戴礼帽、老板模样的洋人，抄手站在那儿，神情落寞。这幅画是一个隐喻，它表达了彼时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焦虑：</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像久保田的预见性的图画所描绘的那些繁忙的、有成群驯良而聪明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熟练指导下在其中每昼夜工作十五小时的工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人自行负责管理的工厂所代替。瞻望前景，不寒而栗。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来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这些中国工人为取得可以使他们舒服生活的报酬而努力不懈地愉快地工作，而那种报酬是西方人不能用以维持生活的。新日本巨大的工业发展和它同西方进行的在很多场合取得了成功的竞争</strong>——<strong>这种竞争不仅在日本本国，而且也在迄今被认为是实际上为欧美产品保留下来的市场上进行——提供了一个实例，它告诉我们，一旦远东彻底觉醒后会干些什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戴奥西的本来动机，是试图以这种“耸动”的话语，呼唤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西方的工人能够认识到威胁着他们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如果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有一点点理性的话，他们就会放弃目前那种想尽量少做工作而增加工资的倾向……老实说，如果远东的压倒一切的竞争所造成的有充分根据的恐惧促使西方把自己的工业机构整顿得井然有序，那末，‘黄祸’反而是一桩变相的好事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不过，一个世纪倏忽而逝，西方并未放弃其“少劳多得”的投机主义，而日本和中国先后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似乎也并未演出“黄祸”蔓延的末日惨剧。不仅如此，日本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复制了“少劳多得”的“病毒程序”，在其各自国内及有关新兴国家，日复一日地制造着百年前令戴奥西“不寒而栗”的镜像。乃至我们不得不追问：那被称为“黄祸”的祸患，究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种），还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抑或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呢？</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当然，除此之外，似乎还存在爆发另一种“黄祸”的危险，即作家王力雄的同名社会幻想小说所揭示的，那种因“大一统”体制突然崩坏而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瞬间能量释放导致危机蔓延，继而诱发全球性灾难……此患无疑属于政治学意义上的“黄祸”。与这种“立体性”灾难相比，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洋到东洋的战略家、阴谋家所预言的形形色色的“黄祸论”，简直成了小儿科。</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