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尚存，“思想自由”不再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13年10月19日，我回母校北大参加物理学科百年庆祝大会，海内外三千校友欢聚一堂，五六十年代校友近半，鹤发童颜的老同学久别重逢，场面热烈感人。   “兼容并包”成就北大物理学科   1913年北大根据《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开设“物理学门”，6年后改称物理系，1952年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物理系并入北大，成就了业界龙头老大地位。   李政道贺信：“正是在这一百年中，物理学对全人类的历史、文化和科学进步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对人类社会发展、对每个人的生活也起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北大物理百年来的学人成千上万，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百年庆典，校方深感自豪的是120多位中科院院士是北大校友，且来了60多位；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的12位是北大校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崔琦都来捧场和祝贺。三位美籍华人皆出生中国，留美后取得成就，杨振宁、李政道担任北大名誉教授；2012年崔琦退休后受聘于北大任教授，并创建崔琦实验室。   抗日期间，杨振宁、李政道就读西南联大物理系，与北大物理有渊源。杨振宁在发言中说：“北大物理五宗师的饶毓泰、叶企孙、吴大猷、王竹溪、周培源都曾教过我。”   2008年感恩节，我到华盛顿郊外拜访时年89岁巫宁坤先生，他送我《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录》写道：“1951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文学博士，收到燕京大学任教西语系的聘书，立即启程回国。芝大同学李政道来送行，我问：“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巫宁坤到北大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劳改，又在农村改造，受尽凌辱。1979年5月，巫奉命回北大办理右派改正，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来华讲学，而打电话给李并很快意识到，两人生活在不同世界。一个在“美帝国主义堡垒”安居乐业，回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桂冠，受最高党政领导接见和宴请；一个应召回国，却成“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的劳改煎熬。   1949年以来，作为我国学界龙头，北大物理系培养的大师乏善可陈，在纵揽英才荣誉方面却“兼容并包”；对重大历史事件选择性失语，有悖物理学人的求实精神。   学术圣地变成“专政重镇”   1957年5月19日起，北大学生响应毛泽东“帮助党清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害’的整风号召”，以天下为己任，贴出大字报，揭示社会问题，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专制，表达民主愿望。物理系学生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忧患社会，尤为突出。53级：王存心《利己主义原理》，岑超南《铲草要除根》，严仲强《自由主义者宣言》；55级王书瑶《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在校园引起很大反响。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右派斗争，物理系53级学生谭天荣贴大字报反击，被毛泽东钦点批判，全校八百多优秀师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均被开除，劳改劳教，赶出大门。30余位自杀、劳改死、被枪杀。其中物理系“右派”140人，占全校“右派”五分之一；尤其是五四级学生共189人，“右派”36人，每五位学生中就有一个右派。校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兼任物理系党总支书记，该系的学生“右派”最多，成为全校重灾区。   今天到会的物理系学生反右受难者：谭天荣、王书瑶、沈志庸等长期在新疆、河北劳改农场；19岁女学生燕遯符被强制劳动，当了21年纺织女工；17岁博绳武（北大最年轻右派分子）、张效政、刘显生等长期在工厂劳动至退休。刘奇弟因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释放”，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15年，5年后惨死在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冰天雪地。   反右运动中，北大物理系教师倪皖荪、方励之、李淑娴就校方打压学生言论，提出对社会、政治思想、肃反的看法，讨论“三害”根源；主张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倪皖荪写出提纲，三人讨论，准备给党中央写信。1957年底，倪皖荪被打成“极右派分子”开除出校，下放工厂劳动；李淑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开除出党，留北大作“反面教员”；方励之被定为“漏网右派”。“文革”中，方励之再次被审查，下放到淮南煤矿下井挖煤，李淑娴等不少右派分子被送到江西鄱阳湖围垦的血吸虫疫区劳改农场劳动，李淑娴、方励之夫妻被迫分离18年。   反右之后，北大批判校长马寅初“新人口论”，1960年校长被撤，由党委书记反右干将陆平兼校长至“文革”被免。此后12年，北大无校长，五四运动以来的科学和民主传统已荡然无存。   北大物理学科五宗师，皆受教育于民国，留洋学成海归，三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尤其在“文革”：饶毓泰在北大燕南园51号家中悬梁自尽；叶企孙被诬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晚年在中关村沿街乞讨，含冤去世；王竹溪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下放江西牧牛，感染血吸虫病后病逝；周培源在反右之后学校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极左运动中，火线入党，一路攀升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大猷1949年去了台湾，一生平安。   1978年，北大八十周年校庆，周培源作报告：“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我校革命师生在党领导下，同右派分子展开大辩论、大斗争，经两个多月激烈搏斗，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猖狂进攻，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同年7月，周培源被任命为校长。   反右受难者鸣冤与王书瑶被“劫持”记   1979年，北大党委一纸通知，将“右派”师生全部“改正”，但却未予平反翻案，未发还工资。1995年起，物理系燕遯符等六人和北大其他系的反右受难者十多人，依照新颁《国家赔偿法》维权上书上访北大党政：“要求赔礼道歉，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发还蒙难22年期间被扣押的工资并索赔。”   十年来，每年春节校友联谊会和五四校庆日，他们都向校方申述，均遭推诿拒绝，反被警方长期监控打压，依然坚持维权呐喊。其中，2011年5月数学系52级学生80岁闫桂勋上访校长周其凤被拒，在办公楼大堂被保安员打伤，在家疗伤半个月。我多次随王书瑶等六位反右受难者耄耋老人，陪着闫桂勋找周其凤校长讨公道，校长拒绝见面，校方竟不承认打人而拒绝道歉。   2013年6月，王书瑶撰文《北大物理一百年纪念什么？》寄给物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董晓华的信中写道：“希望编入《纪念文集》，北大物理讲求科学，应有风骨，不应对苦难有选择的忘记。不然我就自印三百份散发。”校方以《文集》已定稿为借口而拒绝刊发。   10月17日，54级反右受难者宋林松从苏州前来参加庆典，住在北大勺园宾馆，邀北京的同学难友聚餐，受邀者出发时均被所在派出所警员上门劝阻。博绳武说：“除非你拿逮捕证来逮捕我，不然我拼死也要去！”警方没敢强行阻拦。次日警员再次上门劝阻不要去参加北大庆典。   19日上午9时半，王书瑶被警车送进北大的东北门而被保安截停，校办副主任于俊、接待处长欧阳晓玲等五六个人迎上来，热情地帮着王书瑶拿装印刷品的包。在路上，王书瑶发现帮拿包的人不见了，他们答应去找。到了体育馆门口，他们说人多进不去，把王书瑶带入一个小房间谈话，等他们把包找回来，七拉八扯了两小时。王书瑶听到大会结束的歌声，冲出房间进入会场。四人跟进监视，直到大会散场才离开。   半年来，77岁王书瑶不辞辛苦，抱病为“百年物理”撰文并打印，冲破警方阻拦，回校参加庆典，结果资料包被窃，人被挟持隔离在小屋，校方软硬兼施，受尽愚弄。   上午9时，我入会场，遇十来位熟识的反右受难者前辈校友，与刚认识的几位攀谈反右话题，他们顿时百感交集，说自己问心无愧。王克晖说：“我为国家作了很多事，在北京某工厂退休。”林耀坤说：“1979年我到美国谋生，在纽约州政府工作，虽广东老家已无亲人，但思念祖国，专程回北大看看。”他的抒怀诗：“五载同窗，风雨相知；苦学穷研，如迷如痴；少年意气，志在匡时；起伏沉沦，命运参差；久别重逢，恍如隔世……”   午饭后，我陪王书瑶到校东北门寻找帮其拿包的人，经描述其长相，门卫说此人是学校保卫部的干部，拒绝告知保卫部电话和地址。要回资料包很渺茫，王书瑶只好两手空空赶往同班同学聚会的教室。他愤怒地说：“这还是我国最高学府吗？”   北大精神堕落，“思想自由”不再   当年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开“民主”与“自由”之风，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几任校长爱惜人才，保护学生，每每以校长身份去保释被当局逮捕的学生。三十年代就读北大教育系的陆平，身为校长，却把大批学生打成右派，赶出校门，押往工厂、农村监督劳动。   “民主与科学”是北大光荣传统，却被“反右斗争”重创。从此，政治被禁锢，思想不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盛行。如今，敢于评说国事的新闻学教授焦国标、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被相继解聘；创作低俗“化学歌”的周其凤校长溜须拍马、曲意逢迎，被世人嘲笑；说访民都有“偏执型精神病”的法学教授孙东东，招致数百访民上门理论和抗议；教授与女生潜规则丑闻不断，校园里竟然建起了五星级宾馆并爆出开房丑闻，等等。校园日益纷扰，愈发市场化世俗化，北大精神已然堕落。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记录当年学生的大字报。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前言《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当年的右派勇士们自称是‘五四的后裔’，北大精神的传人，理所当然，毫不夸张。”钱理群充满感情地写道“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他在2012年撰文呼唤：“我们的大学，包括北大，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1957年我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文革”我家又受冲击。1984年我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冤狱三年。出狱后我从事失地农民维权。   2007年4月，我参加“纪念反右五十周年”聚会，接触北大物理系反右受难者。随后，北京市海淀区政法委维稳办主任、市公安局等6人上门，说是5月19日一些别有用心的老人在北大聚会，警告我不要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19日早上，居委会书记上门阻止我出门，莫名其妙！后来询问燕遯符后方知：“5月19日是1957年北大民主运动纪念日，大家都年老体弱有病，没有精力和体力回北大。”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北大的反右派运动，每年多次随前辈校友回校，见证其维权呐喊请愿被拒绝，反受打压和欺辱，痛感反右派运动的深重灾难和官方的残酷打压，暴力维稳的猖獗和荒诞。   谭天荣（53级学生，被毛泽东钦定“右派分子”被长期劳改）指出：“1957年5月19日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国青年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在6月份的被批判的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他们饱尝内心被蹂躏的痛楚，孤独的折磨及各式各样的考验和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与勇气，他们是人类的傲骨，让强大的习惯势力心虚和胆寒。”（1979年谭天荣的“右派分子”被改正后在青岛大学任教并退休，被当局监控至今。）   原北大副校长92岁沈克琦，1957年任物理系主任助理，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学生深为同情，在王书瑶等被开除去劳改时，曾给予热情鼓励。2003年，他主编《北大物理九十年》，收集整理物理系“右派分子”全部名单140人（其中教师9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人）公诸于世。他顶着压力，发出正义之声，突破中共中央关于“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历史定论。   由沈克琦修订的《北大物理百年》写到：“1957年春，党中央号召大家助党整风，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广大群众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形成了大鸣大放的群众运动，座谈会、大字报、小字报等，提出了大量意见和主张。但从6月8日起，突然转入‘反右’，以言论罪，将大批建言者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其中刘奇弟同学被捕……”   沈文结论：“反右运动，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起了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巨大作用，对物理系学生的伤害尤大。一大批品质优秀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师生受到重大打击，许多人因此坎坷一生；不仅对优秀人才的个人是埋没了才能的问题，对于国家也是不小的损失。”   宪政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最大的冤案，摧残55万“右派”知识分子达22年，因言获罪是独裁专制者对宪法的亵渎，对人权的侵害。   民族复兴之路也好，宪政民主之梦也罢，都绕不过反右派运动这道坎，能否妥善处理久拖56年的历史悬案，是考验各级党政领导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也是民族希望之所在。   ●写作过程中承蒙拜读宋林松先生《北大物理百年祭——致北大物理学院党委的公开信（万言书）》和回校的《燕园杂忆》，王书瑶先生《北大物理一百年纪念什么？》、《北大物理百年蒙难记》四文共两万余字，与李淑娴女士探讨，使我了解北大的反右的历史与现今的基本情况，特致谢意！ 于2013年11月28日感恩节，2014年1月3日修改。     图1-1，1958年2月9日，北大物理系55级党支部召开对极右派分子王书瑶的“宣判大会”。              图1-2，在党支部的宣判大会上，王书瑶（中立者）被围攻。 图1-3，1958年2月9日，宣判大会中场休息，王书瑶被批斗侧影，他在看什么？想什么？风暴已经来了，把他刮到何方？就因为他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后被送到新疆劳改，九死一生。 图1-4，1979年2月16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对王书瑶同志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恢复学籍。   图2，2010年5月4日上午，在“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之前，1957年物理系反右受难者右起：当年燕遯符19岁、沈志庸23岁、王书瑶21岁；俞梅荪（反右死难者之子）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示众，呼唤五四精神。台下是校领导和返校者数百人。   图3，2011年2月，北大校友春节联谊会上，反右受难者左起，燕遯符、杜光、王书瑶、俞庆水（地理系）、闫桂勋（数学系）、俞梅荪（反右死难者之子）、纪增善（化学系）举冤牌。   图4，2012年5月28日上午，52级的80岁闫桂勋上访周其凤校长被拒而被保安打伤一周年，王书瑶等6位校友再次陪80岁闫桂勋找周校长讨公道，周拒绝会见，校方很强硬竟不承认打人而拒绝道歉，在会议室谈判两小时无果，大家很悲愤。   图5，2013年5月4日，北大校庆日，81岁闫桂勋挂冤牌请愿，无人理睬。闫桂勋1932年生，2014年82岁。   图6，2008年感恩节，俞梅荪到时年89岁巫宁坤家拜访，巫宁坤赠送《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录》（2002年台湾版约40万字）。此书原为巫在1993年出版的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畅销美国，已有英、美、日、韩、瑞典多国版本。   师友评论   ●黄一龙（80岁，原共青团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反右受难者）： 北京大学猝死于1957年6月8日，那天以后再无北大。 北大是大师的摇篮，那天以后再不生产大师。 北大是自由思想的发源地，那天以后所有新思想都被扼杀在摇篮里。 北大校长是张翅维护学生鸡雏的母鸡，那天以后的所谓校长把学生往虎口里送。   ●李淑娴（78岁，女，原北大物理系56届毕业留校，固体物理教研室半导体专门化助教，任苏联半导体专家桑杜罗娃翻译，22岁教师右派分子）：当年我在北京郊区门头沟斋堂村劳改时，和女学生难友李港龄在一起。记得她当年最不服气的是自己16岁成了右派分子，不够法定成年。物理系学生年龄本来就偏小，所以学生右派分子并不只是17岁未成年的博绳武。   ●孙正荃（77岁，原北大中文系53级反右受难者）：此文声情并茂，很感人，其中王书瑶的资料包被遗失等几个细节，既让人愤慨，又令人切齿，堂堂北大工作人员竟无耻至此，足见其黔驴技穷也。   ●施绍箕(76岁，原上海交通大学船制系56级学生反右受难者）：此文关于王书瑶的情节很精彩，深感北大物理百年庆典的精彩花絮应该还有严肃的含义在里面。好大喜功、遮盖历史，这不是北大独家所有，是制度的本性所赋予的。 2013年10月，上海交大船制系建系70周年庆典，反右派运动的话题无人提及，更无文字记述。其他院校概莫能外。 北大也好、上海交大也好，对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恶果如何处理的政策性指示，如何赔偿受难者的方案，他们在等待着中央的部署呢！中央有关部门，请你们不要再继续装聋作哑了！你们了解呼声的渠道很多，请你们阅读一下今年初出版的《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汇集了全国167位反右受难者的心声和呼唤！   ●方能御（75岁，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反右受难者）：我家系浙江慈溪，祖祖辈辈为国之忠臣，父亲方博1949年选择留下为新政权服务，我大哥参加解放军，后去朝鲜战场牺牲。1958年我读上海第一医学院是班上团干部，为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改，提了改进教学方面的意见，被邓小平的反右补课打成右派分子，送新疆农村监督劳动十多年。一个强大的政权竟容不得一个忠心耿耿只提了一点具体工作意见的青年学生。毁人之一生。何其狠，何其惨也！   ●姜万里（82岁，原湖北省江陵县反右受难者）：此文在续写北大校史，记录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传统被摧残的历史，很有意义。说到北大，如今蜕变为凡是荣誉都要攫取包揽，凡是自由之思想一概无情扼杀，凡是流氓手段都会使出，凡是自己做的恶事一概赖账。如今的北大是在培养一批口是心非的自私之徒。我深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为法西斯主义帮凶站台者终将被历史审判。   ●胡平（原北大哲学系78级硕士研究生）：北大物理系的后六十四年没出过世界级大师，那不是北大物理系的错。但在北大物理学科百年纪念日，却不敢正视这段屈辱的历史，还要给罪魁祸首大唱颂歌，那就是北大物理学院的错了。   ●某高校老教授（90岁反右受难者）：北大官方的校史，不过是一部欺骗世人的伪史。北大原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摇篮，它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大师。自从中共以暴力篡夺政权后，施行残酷的文化专制政策，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把他们的自尊心和数十年精心研究积累起来的宝贵知识财富，全都无情地践踏为粪土。到了反右运动，更大规模地迫害，把他们下放到劳教农场，成千成万地折磨致死，有幸留得残生的，都已经心身交瘁，无所作为了！ 在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大，远在西南昆明办学，没有设备，却培养了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中共执政时期培养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一个被中共关在监牢里的“罪犯”，而且正因为这个冤狱，才造成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毛泽东是一个十足的科盲，可是他却垄断着科学真理。黄万里反对修三门峡水库，可是苏联专家却主张修建，于是他就把黄万里打成右派分子。结果如何？三门峡水库的修建，非但没有带来水利，反而带来水患！专制政权扼杀了科学精神，窒息了创造性思想，又如何能在各学科上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 反右运动摧残了中国本来已少得可怜的知识分子，可是直到今天，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制造反右冤案的专制魔王都早已死去，中共当局仍不肯给右派平反，反右的魔影仍在威胁着知识分子，不过是改头换面，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罢了！ 对这样的政权，人民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高越农（右二代，78岁，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54级，父亲是反右受难者）：是什么窒息了北大精神？我认为，不仅是反右派运动，而且是党的教育方针。所以，仅仅重新认识反右派运动是不够的。请注意，我没有用“平反”或“彻底平反”这样的词。   ●查建国（右二代）：我1951年生，1957年我母亲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被打成右派分子，与作家王蒙等人长期下放劳改。我父亲随后被打成右倾分子，全家惨遭劫难。关于“五七反右运动”的提法我一贯认识是应更名为“五七民运”，它是1949年以后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波。从这一报道的北大右派言行中即可看到这点。这也是现政权为何不能为所有右派平反，为这场事件彻底反思、道歉的根本原因。当然，这里有很多被扩大进去的“右派”（他们不是真“右派”，真“右派”是反一党专制的异议分子，光荣呀！)。但若都是扩大、误打者，这个事件早就彻底翻案了，哪里会像现在中央或北大党委这样的表现呢？因此，我提出过，对“五七民运”不是喊冤叫屈的问题，而是搞清真相，正名问责，树碑立传，道歉赔偿问题。现在应为之奋斗，而真正实现要到民主转型胜利后了。任重道远，“右二代”、“右三代”和全体中国国民努力啊！   ●高洪明：我支持査建国对“五七反右”一说的正名，还是叫“五七民运”好！   ●华夏匹夫：“五七反右运动”是中共一党专制极权和个人暴政独裁的第一次大暴露。把这个运动与在此十多年前的1944年左右的中共与毛泽东，对全世界作出了关于自由民主宪政的公开承诺(详见《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进行对比，其承诺及实现的时间做法，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此后的大跃进、文革更变本加厉地扩大了这样的反差。这跟中共建党以来的种种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中共及其毛泽东“战略策略”的内在实质。这样的实质归结为四个字：权不讳恶。 所谓所谓“权不讳恶”，就是为了取得和维持、巩固权力，可以毫不避讳一切邪恶的手段和方法。为了满足权力追求的需要，既要容许别人作恶，也要不惜自己作恶。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权谋文化，更是现代中共以权谋文化为核心的党文化——“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精髓”。   ●江沛（记者)：在中国大陆，北大几乎是每个学生心中的圣地，不只因为她的学术地位，也因为北大人多年来一直和国家的动荡变化同呼吸、共命运。读此文感慨良多。   ●周敏：民革时期培养的一代大学生都是比较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有负担，相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历史的事实证明，凭自然科学和教育的进步不能救中国，一个国家必须先让老百姓有信仰，不能用金钱代替信仰，有了信仰之后社会才会有秩序，才会建立道德。所以一个好的信仰是一个基础，只有基础牢固才能起高楼，否则只要一下雨，楼房就会倒，因为把楼建在沙土上了。如今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已经很少忧国忧民了，读书求的是金钱与享受。北大和清华已经培养不出社会精英了，因为如今这些大学没有能够独立思想的老师和学生，因为没有自由表达自己信仰和价值观的权力。   本文简版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2月号；全文原载《揭露》杂志2014年元月号《百年悲歌，物理无理》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