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道歉文化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陈小鲁、宋彬彬等人迟到的文革道歉，让国人把现实感觉重新切换到四十余年前那遍地政治迫害的“峥嵘岁月”，同时也为反思中国的道歉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究竟该如何评价陈、宋的道歉呢？如果他们的道歉“欠真诚”的话，那么何种程度的道歉才算“真诚”呢？中国有“真诚”的道歉吗？到底有多“真诚”？ 凡此种种，见仁见智，人言言殊，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我们有必要平移视线，看一看东邻日本对道歉的认识。何况那个国家不仅以源远流长的“道歉文化”著称于世，而且与中国之间还有过一场关于道歉问题的著名口水官司。乃至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大街上或虚拟空间里随便一个中国人，张口闭口批判日本的历史认识，“举重若轻”得就像居委会大妈训斥刚来小区租房，尚未来得及办暂住证的京漂一族。所谓“日本人不道歉”，在我国也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常识”。 然而，中国的“常识”，未必是天下的常识，正如中国的价值观念未必是普世价值、“中特主义”不等于世界大同一样，这一点已无需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人道不道歉的问题，还真是一个值得说道一番的事体。 首先，我们说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歉文化”，是一个事实判断。文化的沉淀是语言。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粗通日文的笔者，无需翻词典，随口就能说出不下十种，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不一而足。倘若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语气的表现的话，那真多了去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日文的道歉表达之丰富，无出其右。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各种规格的道歉信（お詫び状、謝罪文）格式写法的工具书。中国人去日本，对日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点头哈腰”——其实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赔不是。日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语。一般国人会以为，既然中国人和美国人也都用“对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没啥可奇怪的。但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的频度的话，还是免不了吃惊：要做多少坏事，才能成天赔不是到这个份上？其实，文化就是文化，无需做过于“踏实”的理解。中国人见面问“吃了么”，有几个是真操心对方吃不饱的？ 了解了“道歉”是一种文化，便可一窥“道歉文化”之堂奥。既然是“文化”，这种文化便一定有其赖以产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旅日作家、孔子第75代孙孔健认为：日本的道歉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人“通过赔罪，乞求对方的原谅，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严”。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而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被媒体曝光败露后，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国民的“理解”。堂堂一国首相，对国民鞠90度深躬，赔不是，而所谢之“罪”，竟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中国人断乎无法理解。可在日本，既被媒体和反对党抓住把柄，不“谢罪”，还真难过关。 最近的例子是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去年9月，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MINOMONTA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这位主持人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同时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MINOMONTA于1967年出道，在广播电视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个世纪，主持过包括NHK红白歌会在内的百余档节目，并出演电视剧和电影，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可为了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也只有低头谢罪之一途。至于何以做告别华丽舞台的极端选择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感到了世间有种自己不辞职，便不能平息的风潮”。社会贤达老爹不但庇护不了儿子，反而不得不为“子之过”埋单——这种文化“风潮”，对“我爸是李刚”和“李天一事件”等现象所赖以产生的“沃土”国度的人来说，终究难以理解。 那么，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美国社会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分析早已成了国际社会看待日本和日本人时的经典诠释。但经典的反面，也早就成了老生常谈了，诸如相对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东洋社会体现为一种“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话说到这儿，就基本上说尽了，因为“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换言之，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鸠山由纪夫和MINOMONTA在内，他们的道歉，虽然不排除发自内心的对问题的自省成分，但更主要的，其实还是对周围压力和社会“风潮”的“皮肤”感知和本能性反应。 不过，话说回来，不道歉又当如何？试想，假如鸠山首相死不“谢罪”，MINOMONTA死活不出声的话，舆论（“风潮”）又能拿这两位公众人物怎么样呢？可想而知，对政治家鸠山来说，坐看政治反对势力和媒体狂炒，民调支持率一路狂泻，挨到下次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时，黯然下台，从而成为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话；对电视明星MINOMONTA来说呢，“装死”不言语，该出镜出镜，该在镜头前抖包袱抖包袱，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绝对扛不住电视观众打电话、发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因此，在我看来，这种“谢罪文化”的成因，与其说在于“耻感文化”，真不如说是“美感文化”所致——归根结底是为了“美感”：为了美，不愿意死得太难看。这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潔し）。日人若是在美感上纠结、过不去的话，那是真难过。江户时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的话，是要切腹自戕的。 到今天，社会的道德伦理约束其实已经稀松多了。虽然偶尔还能看到有人自杀以“谢罪”的消息，但为“谢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绝迹了（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别有诉求，另当别论）。不但没人切腹，连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担了也不稀奇。君不见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虽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可事到如今，你见有谁出来承担责任吗？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该如何则是另一码事——“谢罪”并不意味着承担实体责任，甚至谢过罪后，即可不必承担实体责任，是东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那些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该怎样怎样，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会要求责任主体承担责任，如列车倾覆事件、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基本上都得到了较比圆满的解决。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上市公司爆出丑闻，记者招待会上，以CEO为首，董事会全体成员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场面。一般来说，这种场面并不是单纯的POSE。道过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也会被承担。 与这种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较暧昧，有时看上去特像一个玩笑。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政客易“失言”，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政治家比较“自由化”，他们有时不遵循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甚至肆意发挥。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但有些政客偏偏故意视而不见，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二是说明媒体厉害，绝不是摆设，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客出台“谢罪”绝不收兵。而作为问题主体的政客，碍于舆论，也只好出面“谢罪”，但这种“谢罪”，究竟性质上不同于那些以企业为主体的道歉，责任主体所在模糊，极易被“暧昧化”。 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例证是41年前，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对中方的“谢罪”——所谓“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云云。笔者在拙著《中日之间》（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开篇《日本道歉了么——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一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深入的解读。就结果而言，田中的发言确实不无暧昧，因而当即遭到中方的杯葛，后被迫修改。但修改后的、双方最终认可的方案，即我们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看到的日方“谢罪”表达，其实离中方最初的诉求仍有一定的距离。但对田中而言，作为首相，他必须对自民党内阁和国会两院负责，对中“谢罪”方案是一个政治问题，妥协是必须的，只能谋求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于是，纵然是实力派如田中者，为了回国后能对各方面“交差”，也不得不玩了一番“暧昧化”的手法，于是才演出了让中方很不爽的一幕，从而做下了日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官司的由头。 不过，回过头来看，无论如何应当承认，田中角荣到底算是日本政治人物中少有的、真正富于大勇的敢于承担者。后来的政客，比他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更擅长玩闪烁其词的暧昧游戏，但就是没有承担者，真是数不胜数，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