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div><div> <em>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里，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言語和文字表達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着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價值。</em></div><div><em> </em></div><div><em>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回德國的聲明》</em></div><div><em> </em></div><div> 一 </div><div></div><div> </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1933年，一位名叫洛克·蘭普森的英國國會議員在下議院提出一份議案，愛因斯坦在旁聽席上聽完了他的高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德國把他們最優秀的公民愛因斯坦驅逐出境。全世界著名的人都一致認為，愛因斯坦是著名人物中最著名的。現在愛因斯丹無家可歸了，德國“丘八”把他的儲蓄搶走了，還強占了他的住處，甚至搶走了他的小提琴。如果我們為他提供安全居住地，那將是英國的莫大光榮。</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但是愛因斯坦接受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邀請，歸化美國。眾所周知，愛因斯坦定居美國，給這個國家帶來了怎樣難以盡述的榮譽和影響，他給羅斯福總統那封信，也許改變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命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1898年，夏爾•托克維爾在其《美國的民主》第十二版序文中指出，歐洲人創制的人民主權原則，在美國正完全取得統治地位，它以“最直接、最無限。最絕對的形式在美國得到實施……實行真正自由的原則，保持政權均勢的原則，真誠而至上地尊重權利的原則，對所有的共和國都是不可或缺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意大利史學家羅利亞斷言：“歐洲枉費了好幾個世紀的功夫去尋找一把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原來這把鑰匙在美國。這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卻光輝地揭示了世界史的進程”。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密切關注大西洋彼岸發生的奇跡：在英國需要數百年才能完成的那些變化，在美國只有幾年就發生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林語堂1950年在法國戛納完成《美國的智慧》時寫道：美國的一些偉大的思想家絞盡腦汁，試圖回答有關上帝、生命、不朽，以及人生的陷阱、爭鬥、快樂等諸多問題，這對我來說意義非凡。這名通曉中西文化的才子問道：誰是美國偉大的先人？什麼是美國精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連毛澤東也曾稱頌華盛頓、傑弗遜，贊揚美國的民生傳統和自由精神，甚至渴望沿密西西比河考察美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金棕櫚—葛底斯堡賦》不是兩百年來美國研究的繼續，而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行將結束之際，一名中國流亡作家對美國自由精神與勝利信念的實地考察，並轉移時空至北京天安門廣場和莫斯科紅場，將美、中、俄三國的特殊歷史橫加比較，盡顯作者宏闊無疆的史詩意境，更注入流亡者渾茫的憂思、懺悔和感恩，堪稱中國現代史詩散文的鼎革之作。</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二</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紅刨子》和《石磨盤路》系流亡之作，也屬“應景之作”。前者收入《不死的流亡者》，緣自鄭義知悉劉賓雁身患絕症，又“偶然”得知其生日後，萌發的為其“八十華誕暨文學創作六十五周年”祝賀的念頭，後者載於劉賓雁去世後海內外廣泛悼念而約稿輯錄的紀念文集。兩本合集的主謀和傾力操辦者都是鄭義，—–他理應為“老流亡者”的最後一個生日和溘然長逝留下文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2008年春夏之交，天安門事件已過去十九年，鄭義本人也已流亡近十七年，且年逾花甲。郁積既久的悲情與憂思要求一次緩解和釋放，面對泛濫的信息塵封和可悲的變形，若無某種恆定不移的堅守，沒有某種垂天而降的驚覺，鄭義寧肯在內心築墳血祭而不再形諸文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從《楓》開始，歷經《遠村》、《老井》的錘煉，到《紅色紀念碑》、《歷史的一部分》和《神樹》嘔心瀝血的跋涉，鄭義一直在破譯中國的民族寓言，解讀並撰寫它的悲劇史詩。他專注於中國的特殊苦痛，同時竭力提煉中國人抗衡災變的能量。嚴酷的現實是，中國的劫數與邪惡不僅沒有因為新千年蒞臨而出現轉圜跡像，反倒以空前規模征服億萬國人身心並無恥地顯示於世界。冷眼旁觀的看客、聊天式地解密辨析，與標榜流行的“歷史理性”、“盛世學術性”研討，加上鄉願犬儒品性的公然流布相互為用，成功地驅趕偌大中國遠離一代人曾為之奮起的初衷，遮蔽六四運動曾經奇跡般煥發的自由之光，截斷了為中國貯藏一份精神火炬的使命。</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 需要獨登幽州古台的蒼茫浩嘆，需要一份命定的寂寞和看似偶然的際遇，需要超越中國既有善惡標准、歷史哲學尤其由粗俗無神論和低劣唯物主義長期鼓吹兜售的成王敗寇的流氓史觀，需要一個陌生寥廓的時空，以建立一種嶄新而富有啟示性的關照座標；最寶貴最不可缺的，需要一顆不絕望不放棄死而復生並喚醒舊物的心靈。這一切，都在一片土地、一塊古戰場滙際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還需要一種對應的體載，足資承載歷史悲劇的文本。賦，“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昭明文選》置賦於各類文體之首，秦漢以降中國歷代文章大家無不擅長“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廣集箴銘、贈序、碑志、贊頌、哀祭各類體裁之長，舉凡人生、夭壽、福禍、社稷、興亡、生死乃至山川河岳、都邑京殿、苑囿城闕、林壑幽泉、松濤雲海、飛鳥走獸，其意廣大精微，其辭典雅華美，迂回委婉，引經稽古，旁征遠紹，極盡鋪敘誇飾，吞吐萬像，蔚然大觀。賈誼《吊屈原賦》“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郁其誰語？風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首開流寓祭文；楊雄《解嘲》“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抑郁難伸之狀可窺；孔稚珪《北山移文》“鐘山之英，草堂之靈……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吊。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遊心溪澗雲壑之趣躍然；江淹《別賦》開篇“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千載有余響；李華《吊古戰場文》“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問倒古今；蘇軾《前赤壁賦》“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盡顯曠達無憂……至於司馬相如《上林賦》、庚信《春賦》、枚乘《七發》、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左思《三都賦》、陸機《文賦》、李昂《旗賦》、杜牧《阿房宮賦》、範仲淹《金在镕賦》、王勃《滕王閣序》等篇什，無不大開大磕寓、蘊悠長，氣像萬千。</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中國悠久博厚的文學資源為鄭義慷慨解囊，古老的東方敘事與新大陸年輕的自由精神相遇，《金棕櫚——葛底斯堡賦》由此渾然天成。</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持續兩千年的中國大賦，畢竟限於東方一隅騷人墨客的閱歷，歸根結蒂囿於人生窮達自然榮枯天下興亡的喟嘆，缺少現代精神的洗禮而難稱紀念碑式的悲劇史詩。鄭義優於前人的幸運在於，異國流亡經年不歸的履歷，賜給他了某種自由意識和信仰生命。它的後果之一是希腊悲劇精神、基督教拯救意識和近代歐洲偉大藝術結晶—–交響樂，不約而同地進入鄭義的文學寫作，—-《金棕櫚》堪稱中國古典辭賦與西方交響樂雙聲迭韻式的奇妙遇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平靜舒緩，“如歌的行板”，開始了壯麗史詩的序曲。其“動機”淡如家常，卻暗藏玄機。騎馬，插搶，沿山逐鹿，姿態，遭遇，色彩，夢幻中的1863年；炮聲，村落，彩色氣球，牧草，順手引入的歐洲著名河流，一切都在隱約中開始；一個，幾個，若干個主題都“靜臥”在“某種說不清的感動中”，稍稍承重的詞語不過是“我們”——鄭義和葛底斯堡——“成為彼此相連的一部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不是故弄玄虛。《聖經》以這樣的文字開篇：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論語》起首一句“有朋自遠方來”。——不朽之物總以簡潔如唇語的意向起程，為次第展現的莊嚴、雄偉作謙卑導引。</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絕非聊發思古之幽情，且是異國幽情。“騎上一匹好馬”這一尋常姿態，要把我們引到哪裡，也許連作者自己也不清楚，“好馬”是一個隱喻，所有的隱喻都要在敘述終結後，才現身為常識。</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 接下來，鄭義將幾乎一半篇幅16個章節，獻給美國內戰失敗一方。他以排浪般的宣敘，或雄闊粗獷，或溫柔細膩，或滿懷同情，或由衷感佩，一幕又一幕鋪陳南軍統帥李將軍古希腊悲劇英雄式的命運，南軍士兵英勇蹈死的慘烈場面。依勢而列，流布着肅穆的憑吊之情的老炮，最浪漫最寫實最令人憐惜的“熔鑄在金石之中的戰敗者悲情“的南方碑群，再三再四噴湧出汩汩悲情。他叩問自己的心，發現它神秘地同情於戰敗的南方將士，“不斷地確認，我情感的天平暗暗傾斜於失敗者……”</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以良史筆法甚至現場新聞報導式精確洗煉的文字，陳述了勝敗雙方受降儀式：全身精美戎裝、氣宇軒昂的李將軍與像“套上將軍制服的農民”的格蘭特將軍，仗劍肩搶列隊行進軍旗獵獵的南軍與高奏軍號齊行注目禮的北軍。鄭義的震撼和困惑油然而生：這一段歷史“感人至深，尤其對我這樣一個了解中國殺降史的人”。李將軍下令撤退，承擔一切責任，“我願意死一千次”，並拒絕上山打游擊戰，決不能將戰爭責任“轉嫁給無辜的人民”；格蘭特將軍嚴禁鳴放歡慶勝利的炮聲；白宮慶祝晚宴上，林肯總統下令演奏南方名曲以示敬意……鄭義的感慨油然而起：</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這塊紀念地，不存在唯一的真理與正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這塊自由的聖地上，不存在定於一尊的歷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這塊土地所蘊藏的情感，如同它的富饒與美麗，其胸</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襟之寬廣、悲憫之深沉，如同它兩手相挽的東西兩大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幾乎原封不動地記錄下南方紀念碑的尺寸、形體和銘文，再現南軍將士光榮不朽的英雄氣概，為理想獻身的威武與莊嚴，血染的光榮與夢想，流芳千古的畫卷。鄭義用鐵血金石般的文字描繪了高聳入雲的死難將士紀念碑後提行寫道：</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常有人來獻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每年七月初，每塊墓碑前都會插上一面小小的星條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誰建碑獻花插旗？除了戰敗者、勝利者的後人和全體美國人還有誰？還有中國作家鄭義，把一個年輕、高貴、不懂斬盡殺絕不知自我炫耀的偉大民族，戰敗者的尊嚴和勝利者的謙卑，記錄在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緊接林肯總統那篇“不朽的演說“之後，鄭義奉上一段獻辭：</strong></div><div></div><div> </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美國，這個由偉大自由理念所孕育的國家，這個被罪</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惡蓄奴制所玷污的國家，必將在葛底斯堡浴自由之火而再生。</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葛底斯堡，一個美國自我雪恥的莊嚴儀式，一塊為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而英勇獻祭的聖地。</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金棕櫚》第一個主題，從戰歿者、失敗方、投降儀式通向的是勝利者的寬洪大量、悲天憫人，是自由精神的君臨和正義原則的凱旋，是鄭義的朝聖對像：“那個給人家辟木頭打短工放木排的林肯”，沒有他，一切都將是另一番模樣。鄭義的驚訝、困惑、感動和震撼，只有在超越於歷史恩怨勝負榮辱之上的神聖之物前，才可獲得升華。</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四</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杜甫：《悲陳陶》）、“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屈原：《九歌•國殤》）式的戰爭場景和“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李華《吊古戰場文》)般的憫生悲死之間，鄭義插敘了兩三則優美動人的細節：一對身著古裝的青年男女，演奏銀色短笛的老兵、哇哇大哭的小姑娘，一群衝向北軍主陣地的男孩。在深沉、莊嚴、悲情難抑的主軸情調中，尤如幾段歡快的小步舞曲——並不僅僅顯示某種畫面的平衡，哀而不怨的心理調節，—–自由本性使然。當李將軍向北軍眾將領鞠躬致意、格蘭特將軍和他的同僚們舉帽回禮，當林肯說，從現在起，南方人又是我們的骨肉兄弟了，美國又恢復了其孩童般的純真浪漫。</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還沒有一個異國作家，在葛底斯堡在美國人自相殘殺的古戰場上，作過如此令人意外和真誠的憑吊，—-因為有一個寓意深邃的變奏、一次更悲愴的憑吊即將來到。</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偉大作家令人羨慕的一種才能，在於他具有統帥式調遣千軍萬馬的能力，被時空分割阻隔的人類歷史，在他筆下將遵循另一種法則，呈現內在的關聯而讓世界結為一體。他被賦予特權，重造歷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以一句“我的葛底斯堡是1989年的北京”，展開《金棕櫚》這篇交響樂史詩大賦的第二主題：中國自由精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五</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美國與中國交通近二百年來，幾乎所有論者都認為，這是兩個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民族。中國古老、專制、瀆神、詭秘、陰冷、苦難叢生、非理性、缺少悲劇精神，最讓西方人迷惑不解的是，這個龐大的國度，幾乎不存在為自由而戰、為真理獻身的神聖性。像耶穌、蘇格拉底、伽利略、彌爾頓以及俄國十二月黨人、普希金、托爾斯泰乃至甘地、特麗薩、約翰•保羅二世那樣的先知、殉道者和聖徒，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崇敬的人物，寂寞孤獨是中國聖賢的宿命。燦爛輝煌，企摹永恆向往無限或如黑格爾所說“一切精神事件都與中國無關”，中國可引為自豪、古儒孜孜以求的希賢成聖、取義成仁早已讓位於秦始皇劉邦朱元璋毛澤東等暴君流氓，置身善惡之外的隱士高人也早已不知去向，紅塵中布滿以坐穩看客位置為人生最大樂事的芸芸眾生。沒有把中國人在自由的基礎上團結起來聯會起來的超越力量，要么是皇恩浩盪的蜂蟻帝國，要么是孤苦無告的原子式生命。中國是上帝棄置不顧的荒漠，終古不見天日的黑暗王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的一個使命是，顛覆這一陰鬱可詛咒的最後審判。</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話到中國，被通緝被迫害被遺忘的流亡作家鄭義一改他在葛底斯堡屏神靜氣、躡手躡足的拘謹彷徨，明亮、快節奏、高歌猛進和義薄雲天的句式排山倒海般出現：</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世界史曾滿懷敬意地定格於一位青年阻擋坦克的畫面。</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那一刻，全世界的電視屏幕都被淚水所洇濕。其實，以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身阻擋坦克的不止是一個王維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以現代大片的鏡頭語言，逼真無遺地再現了1989年6月3日晚到4日凌晨，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上自由意志和專制機器之間一輪又一輪“拉鋸式對峙”。急促的短句，層層推進的排比，不動聲色而棰心泣血的文字，深浮雕式地刻劃着那場在中國心臟光天化日下發生的震撼世界的自由之戰和血腥屠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這里再也沒有神秘的寓言，哀愁、呻吟、惆悵、怨尤為之一掃。“由坦克、裝甲車和滿載士兵的卡車組成的浩蕩車隊”與大學生</strong>、<strong>青年和市民的血肉人牆，像惡龍和天使作完全不對稱的較量，像古老秦陵一朝蘇醒的兵馬俑與初生牛犢的廝殺。在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下，人大会堂北侧长安街上，大學生和市民與坦克、裝甲車進行了殊死抵抗。這種場景，全部兩漢大賦都不曾也不能鋪陳：人们组成人墙，慷慨悲歌，缓缓推进。一次次被密集的枪弹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着前进。每一次都有许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都有更多的人加入，最后与军队形成拉锯式对峙。黎明时分，坦克从广场里开出来，横列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冲向人墙。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倒一片。在履带的威慑下，没有人站起来逃跑。在这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中，钢铁失败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俄國十二月黨人在彼得堡樞密院廣場的英姿成為從普希金到阿赫瑪托娃兩個世紀的俄國詩人永遠的紀念碑式靈感，雨果曾為在1848年革命中巴黎街壘戰中倒下的青年男女譜寫詩章，托爾斯泰則為1905年倒斃在冬宮廣場的請願者最後一次訓斥沙皇。鄭義深知，歷史以它無數犧牲，才孕育了在天安門廣場為自由而前仆後繼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史詩場面。備受奴役欺騙恐嚇的中國人，終於以英雄的身姿昂首出現在帝國廣場，以血肉之軀與強大野蠻的戰爭機器對峙。對於中國，這一切意味着何等偉大的歷史性突進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變法。</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在《金棕櫚》結尾處注明：2008年7月1日改訂，紀念葛底斯堡戰役一百四十五週年暨八九民運十九週年。這行注文分明提示了從葛底斯堡傾向天安門廣場的意欲。在此意義上，美國內戰與八九運動同屬人類爭取自由的奮鬥。在鄭義眼里，葛底斯堡似乎就為後者而存在，一直等候他的來臨：中國的自由精神雖然晚到120多年，仍然煥發着奪目的光輝。</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歷史無情地宣告了北京“政治老人”的勝利和青年大學生的失敗。在坦克不可阻擋的追逐中，“五位青年死於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兩個被壓倒自行車上，和自行車黏到了一起。”請詩人、文字家揣摩一下，何謂“煉字”，請他們伸出白膩的手指，打量、觸碰這個“黏”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六</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孟子兩千多年前一段話，正適用於從天安門廣場到葛底斯堡戰場的鄭義：世衰道微，諸侯放恣，處士橫議，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鄭義屬於對善惡是非持強烈立場者，十七年後對天安門事件仍然如此難以忘懷，還因為一個深藏的隱痛：隨着時間流逝，中共步步得手，詆毀六四竟然成為表現特立獨行的時髦。鄭義在國內逃亡，寫作，孤陋寡聞。一旦出離虎口狼牙，才知“桃花源外已是天地翻覆“：待審的不是十里長街上大開殺戒的劊子手，而是死裡逃生的青年！在鄭義眼中，這不僅匪夷所思，顛倒黑白，而且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被迫反复撰文，為天安門廣場犧牲者、參與者辯護。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為大學生的理想主義和時代使命感辯護，為他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辯護：他們一無經驗二無聲望，卻卓越地領導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波瀾壯闊的自由運動。他特別為他們的英勇絕食辯護，——當一面巨大的黑色的“絕食”大旗在紀念碑前正中旗竿上昇起，當一股南風把系於兩根旗竿間的絕食大旗吹滿如一張黑帆時，鄭義熱淚盈眶。偌大廣場，也許只有他一個人意識到，這面黑帆將會把中國領向光明的彼岸，或把一切埋進深淵。這一切都流淌着鄭義自己的心血，寄寓着他畢生的願望與憂懼。最後，鄭義把“反抗”作為八九民運辯護的道義起點。 中國人該不該反抗？鄭義認為反抗不僅天經地義，而且是中國人最本質的屬性、最後的權力。下引鋪排文字本可轉寫成一篇檄文式的宏論，出自鄭義之筆，則如同一塊塊刻滿血淚的石經：</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 我們這一代人，從來就不是書齋里的知識分子。壓迫與反抗已成為我們血液中不可改變的深在。我一刻也不敢忘記：我就是囚禁在西北勞改營被活活折磨而死的右派，我就是瀕臨餓死手持棍棒揭竿而起的雲南高原農民，我就是金沙江邊像柴垛一般燃燒的戰死的造反者，我就是被活活剖腹挖心分而食之的廣西少年，我就是像狗一樣蜷缩在破麻袋片上曬太陽的因勞致殘的老農，我就是奶頭上掛着孩子煙熏火燎地煮食雜糧野菜的大嫂，我就是挎半籃雞蛋去換食鹽的柱杖而行的大娘，我就是刺血而盟秘密分田單干的貧下中農，我就是長安街上被坦克碾軋被槍彈洞穿的學生，我就是四處流浪受盡屈辱的打工妹……我不可能完全是安坐於太原及普林斯頓書房里的那個我。我不可能不為我所目睹我所經歷因而我所代表的苦難問一聲為什麼！</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直到2014年初春的今天，聰明練達、精通權變的人還在縱</strong></div><div><strong> 論“妥協的智慧”，教導“圓桌會議”如何召開 ，譴責“激進主義”如何不識時務地壞了大事 。鄭義十年前就問道：如此認錯悔過，是否在不動聲色地剝奪人民反抗暴政的基本權力？</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必須為歷史作證，為八九民運空前規模的英勇抗爭這一道在中國漫長精神黑夜里燦爛閃爍的理想之光辯護。每一個民族都在自己的歷史中給舍生取義的英雄留下一席最尊崇之地。一個民族可以遭受失敗，但只要自由精神不死，就不會被征服。</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中國人將長久地對包括六四在內的現代歷史爭論不休。只要八九民運沒有正名，犧牲者沒有接受國家公祭，劊子手沒有受到歷史的審判，成王敗寇論者就擁有“放姿橫議”的特權。鄭義像馬丁路德一樣宣布，這是我的立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八九年的中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那塊苦難大地上迸射出令全人類眩目的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我們中國人釋放出心中壓抑已久的自由之火，並在</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那聖潔的火焰中純淨了靈魂！</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那五十天勝過渾渾噩噩的一百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歷史以極大的耐心煎熬着中國人。八九六四民運已過去四分之一世紀，整整一代人成長起來。中共極權主義成功地完成了它的“現代轉型”，用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敗壞年輕一代。沒有生死與之的堅守，沒有橫絕青史的定力，很難完全不為世局所動。只有先知般的預表天賦，殉道者式的篤厚信仰，才能夠像磐石一樣與歷史土壤結為一體，達到一種令人嘆服的明晰、貞定。早在國內地下流亡時期，鄭義就預感到，中國吞噬“人血饅頭”那份最卑鄙最丒惡的習性，會隨着長安街血跡被磨洗而大行其道。他在《歷史的一部分》中告誡那些初露頭角的“反思”者：</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八九民運之偉大，不僅在於慣於忍受的中國人第一次挺直脊梁站了起來，要求結束做奴隸的歷史，還在於天安門廣場上的英勇抗爭事實上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總崩潰的開始，它已經成為確定不移的樹立起來的歷史界碑。當歲月逝去，回首歷史之際，我們可能會更加準確地評估八九的光榮。</strong></div><div><strong> 我們應當為自身的種種過失和道德缺陷反思懺悔，尤其是當我們憶及那些永別了我們的同胞之際。</strong></div><div><strong> 但是，我們無權卑瑣地“每日三省吾身”，以懺悔反思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榮。</strong></div><div><strong> 因為八九民運不屬於我們個人，它早已屬於全體進步人類。</strong></div><div><strong> 我今天仍然不悔。</strong></div><div><strong> 我不願為一碗紅豆粥或者哪怕如山的黃金出賣自由！</strong></div><div><strong> 哪怕只剩下我一個！</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是木匠、礦工、被毆者，身強力壯的硬漢，他卻願向曾經為人民佔據的天安門廣場“一掬純淨淚水而今卻鳴鼓而攻的各位朋友”磕一百個響頭：請不要褻瀆八九民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七</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正是在葛底斯堡，鄭義不僅見證了美國自由、勝利的自由，還發現了中國自由、失敗的自由。在鄭義心里，這個自由是那樣使人悲欣交集，痛惜無端。需要辯護的失敗的自由，宛如一個早夭的聰明絕頂而天真可愛的兒子，——鄭義在他鄉古戰場走到了中國歷史的極地。</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沒有勢均力敵的對抗，更沒有對失敗者蹈死者的安撫，只有萬里之外，十九年後，流亡途中，鄭義借獻的惠特曼詩句：</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滿處是玫瑰花束，</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啊，死喲，我給你蓋上玫瑰花和早開的百合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只有鄭義為那個“流血的夜晚”獻上的安魂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木樨即桂花，想必歷史上這裡是一片桂花盛開的土地。</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都說時間能治療心靈的創痛，卻我的心滴血不止。</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十九年過去，一滴又一滴，悄悄洇濕了我的衣衫、文</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 字和目力所及的景色。那個晚照輝煌的黃昏，那片遼闊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戰場，藍雪枯草之下，我看到的是坦克履帶榨出的永不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涸的血泊。</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中國主題並不鎖定在“失敗”二字上，它的偉大變奏指向世界。鄭義用律法式的經典句式判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共產主義的崛起和崩潰，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事件，</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其影響人類命運之深廣，遠遠超過法西斯主義的興亡。中</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國八九民運無可置疑地成為第一掘墓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歷史之所以值得書寫，除了它就是歷史這一不可更改的理由外，還在於它為什麼成為如此這般而沒有讓其他的可能性變成歷史。只有淺薄冷漠者才無條件承認歷史的合法性。良知和智慧關切的，是歷史中人性的成敗以及不能簡單歸於天意的偶然性，是繳付了高昂代價後沉澱下來的慘痛教訓，是在歷史悲劇面前返求諸已的懺悔與自我審判。</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自由在1989年的中國存在勝利的可能，即使揆諸在歷史環境中的力量對比，也一度擁有成功的希望。</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的論據出自歷史事實本身。他用整整一章敘述“為民主自由之風所激蕩的”38和28兩個集團軍有可能掉轉槍口，站在人民一邊的令人鼓舞的情節。徐勤先、何燕然、張明春三位少壯將軍同情民運，拒不領命向大學生開火，歷史朝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轉變，已經具有實際的物質力量。</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 關於八九四六運動的文字已汗牛充棟，鄭義作為一名重要當事人，卻把眼光轉到人性之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應當承擔責任的首要者，“也許”是趙紫陽。鄭義知道這個判斷會遭到強烈質疑，引發非議。然而，這一痛定思痛、長期思索的結論，應該得到辯護。</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第一，鄭義並不是以局外人和旁觀者身份，而是以親身深度介入並參予了幾樁最重要舉措的核心人物的經歷發言。他了解那個歷史性時刻，他決非以通常成敗得失責難當時“中國合法的最高領袖”，而是深深地為他遺憾。鄭義遵循的邏輯植根於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最大真實：</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如果他舉起了手臂，人民的意志就會凝聚於一點—-堅持政治改革，反擊老人政變。在自由的渴望如岩漿噴發的非常時期，誰代表了民意，誰就獲得了呼風喚雨扭轉乾坤的力量。</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這一邏輯雖然沒有被證實，卻含有巨大的歷史真實和可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第二，鄭義為趙紫陽惋惜，不帶政治指摘或人格譴責，而系於某種精神指向和價值選擇：“無神論者趙紫陽太看重成敗得失，自由並非他的核心價值”。應該為趙紫陽說句公道話，鄭義的要求委實太高。趙紫陽與胡耀邦一樣，有良心、正義和罕見的歷史擔當。八九之後十五年的幽禁沒有使他妥協，對個人和國家的反思發生了令人感動的進步。在中共歷屆領導人中，趙保持了罕見的尊嚴，獨立和氣節，難能可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第三， 鄭義再次把筆鋒轉向莫斯科紅場，在與北京天安門廣場驚人相似的情勢中，“葉利欽做了與趙紫陽相反的抉擇。”鄭義指出，葉利欽與趙紫陽“地位相似，卻並無一個怒濤洶湧的天安門廣場做後盾。一個簡單的動作加上一篇簡短的講演，蘇聯共產黨七十多年的鐵血統治頃刻瓦解。數以百萬計的軍隊、警察，數以千計的核武器，強大無敵的坦克集團軍、鑑隊、轟炸機群頓成畫虎。”這個潛藏於事實的邏輯已經變成歷史，它不僅不可逆轉，而且不可辯駁。</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蘇聯解體、冷戰終結一代人之後，西方觀察家才為時已晚地從二十年前先後相續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莫斯科紅場發生的事變中，看清八九六四運動的世界性意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花開中國，果實卻結在他人國度。</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如果說鄭義因對趙紫陽核心價值的欠缺以致痛失“天賜良機”而深致惋惜，那麼他對“如我這樣具有豐富人生閱歷的知識分子”而“事實上主導和影響了這場運動的人士”，則予以直截了當的譴責：</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我們缺乏想像力，沒有順應民意，把一場偶發性的抗議運動提升為決定中國命運的和平起義。此外，與那些奮不顧身阻擋坦克的青年和市民相比，我們更缺乏激情與勇氣。</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最需負責的，是極權主義和專制政權。存在一個巨大的悖論，被奴役和馴化的人，從哪里獲得反抗和拯救的力量？鄭義以兩句沉痛至極的谶言，把中國主題推向高潮：</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連續幾代的殺戮，恫嚇，成功地改造了我們的人格。</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千載之恥，萬古之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我必須立即指出，《金棕櫚》中國主題中涉及的歷史教訓，對當下和未來中國仍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無論統治者、軍方還是人民、青年大學生、知識界，都繼續處於有形無形的抗衡、較量和抉擇的歷史關頭。鄭義的贊美、痛惜、控訴、喟嘆是世界性悲劇在大洋彼岸的孤獨奏鳴，卻攸關無數生靈的命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八</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金棕櫚》的美國敘事明媚優美，即使傾斜於失敗一方的南軍，悲情也決非“濃得化不開”的黑雲，而像炊煙般的薄紗，宛如猶太男孩必受的割禮之痛，純潔少女告別童貞洗淨血污展示自己攝入心魄的美麗必經的聖潔洗禮，乃是天地間一篇動人的詩章。</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金棕櫚》的中國主題雖然無比沉重，卻隱去了惡魔的猙獰。從《紅色紀念碑》以後，鄭義幾乎不再為中國冥顧不化的統治者耗費筆墨，他不再直呼其名地審判他們。相反，他把刀鋒轉向自己，轉向他所屬的人民。</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自我審判，不代表任何他人的孤獨懺悔，終於承恩施行。</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早在1992年國内流亡時期，鄭義就在《歷史的一部分》中進行了自我審判。他痛責自己過早撤離天安們廣場，“辜負歷史重托，愧對慘死同胞”。鄭義痛感心性底處的缺憾，整個中國知識界的缺憾：</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也許我和大批與我相同的知識分子永遠不可能承擔起</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這樣的歷史責任。</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 因為我們懼怕良心的責任：我有權領導他人去為一個哪怕是崇高理想而鬥爭，從而承受苦難與犧牲嗎？我有權決定自己的沒有，但我有權決定他人的命運嗎？</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的精神光譜過於衍散，他的天真與複雜都超過常人。鄭義式的自責在中國甚至不能被人接受，形同某種絕跡的古君子的道德潔癖。只有在葛底斯堡，寬廣壯麗的景色和同樣開闊崇高的悲劇史詩，巨大的時空轉換，才能讓他鬱積多年的幽憤與痛悔得以表達。 “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寧願去死一千次的李將軍”，秋瑾、林昭兩位中國聖女，林肯、約翰·布朗兩名美國聖徒，一起擁抱了這名在葛底斯堡“久久俳徊”、“無數次徜徉於這塊土地”的流亡者，接受這名“戰敗的、逃亡的奴隸”的懺悔，幫助這名“一次次咀嚼苟活之恥”的作家完成一次銘心刻骨的自我審判，再次賜予他生命、同時賜予他自由。 “暗暗引我前行”的，是中國文學不曾出現過的“聖靈”，站在這一切背後的、是中國不曾降臨、因其虛缺而蒙受浩劫畸變卻無力超拔無緣洗雪並昇華為榮耀的最高造物主—-上帝。</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從此，鄭義的文學被一種“永遠古老、永遠年輕”的精神充滿，其創作被一道光亮籠罩而煥然一新。中國文學燦爛蕪蔓的創作原理與技巧興、觀、群、怨，指事、造物、敷理、窮情，會心、盡氣、滋味、興寄，諷喻、明勢、妙悟、參化，神韻、格調、肌理、性靈……平添了一個簇新的源泉“聖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變法，鄭義的文學生命從此獲得新生，流亡文學未曾有過的的洗禮如新月如旭日被施予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文字突然舒緩、柔和，充滿靜穆，欣悅與感念以完整的章節出現。巨大的陰郁沒有消散，但是在它們之上，一種優美絕倫的旋律升上蒼穹，一個像征，只有夢幻和天堂才會出現的神聖像征，向鄭義展現：</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一支長然不熄的火炬。</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一尊因經年燃燒而變得黢黑的火鼎。</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 一叢輝煌的火焰，暗藍天幕上莊嚴的燃燒。</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冉阿讓把洋娃娃交到珂賽特手上時，阿克希莉婭死在格利高里懷中時，全部樂隊與合唱隊同時奏唱《歡樂頌》時，天上的薔薇和最後的幻想把《神曲》引向彩虹和永恆之光時……作家鄭義、戰敗的逃亡的奴隸鄭義，經由流亡之途，在葛底斯堡主碑頂端一簇“靜靜燃燒的火焰”中，與他的聖靈相遇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使徙鄭義被一陣輕微如閃電的顫栗擊中心臟，他從心中伸出雙臂，向冬日林莽上空寧靜的暗藍詢問：</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我的上帝，這就是你賜予我的啟示嗎？</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我的上帝，您是說這是一個祭壇嗎？</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你是說，那些鮮血與生命皆為獻給自由的活祭嗎？</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一百年前，美國“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基督教青年團”發誓；在我們這一代將福音傳遍中國，傳遍天下。中國基督教領袖誠靜怡、吳雷川、吳耀宗、趙紫宸、尤樹勛、謝扶雅等和西方傳教士艾迪、樂靈生、雷鳴遠、剛恆毅、司徒雷登等都獻身於同一理想。孫中山、蔣中正兩代國民黨領袖也承負着近似的職責，傅雷、林語堂、劉湛恩、陶行知、晏陽初等都畢生致力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交融，八九六四後流亡美國的遠志明、張伯笠已成為聲名遐邇的基督教宣教士，鄭義以自己獨特的體驗和寫作，站在他們之中。</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九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是葛底斯主碑，而不是幽暗的教堂；是熊熊燃燒的火鼎，而不是搖曳閃爍的燭光，是天安門亡靈“悲憫的凝望”，而不是空洞的原罪和犯戒；是“我的聖靈”，而不是仇恨怨毒的魔鬼；是《第九交響樂》、《D調彌撒曲》、《悲傷奏鳴曲》，而不是《國際歌》、《東方紅》；是中國六十年的苦毒、患難、劫禍，而不是個人的失意、潦倒、病痛，“暗暗引我前行”</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蒼茫的荒原，查無人跡的雪夜，一行孤獨的足印，一叢莊嚴輝煌的火焰，中國歷代大賦都不曾親近過這樣的景像。鄭義的文思似乎已趨凝固。如同貝多芬在《歡樂頌》中仰望到“整個的天堂和上帝”，最高貴的姿態唯有俯伏卑恭，萬念湧動，都化作一簇簇雪花中的感恩和祈禱，鄭義唯餘決絕的自我審判：</strong></div><div></div><div> </div><div></div><div> <strong> 獻祭需要純潔無瑕，你配嗎？</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耶穌的門徒彼得倒釘十字架而死。</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因為他自覺不配如耶穌那樣正釘十字架，劊子手成全了他。</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你連倒釘十字架都不配。</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從來沒有一名中國作家，用如此簡單稀少的文字，表達過如此浩瀚的意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十</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從故國辭賦襲取的鋪排詠嘆，雖然一如他內斂涵蓄的寬厚天性，卻仍然豪華昂臧，似乎喚起了湮滅已久的黃鐘大呂，如潮汐般起伏跌宕的精純宣敘，又如大提琴和豎琴的沉吟回旋，為的是托舉出一支單簧管悠揚清朗的牧歌式神曲。</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至此遠遠走在前面。他帶着方塊字、母語和祖國漂流，最終把它們引向聖壇。感謝並祝賀鄭義，即使他什麼也不曾做不曾寫，僅憑到此為止的半篇《金棕櫚》，他就為中國文學贏得了不朽的榮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那座給鄭義以巨大震撼的主碑，以其簡潔的碑文給他以啟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一束永恆之火引導我們走向團結友愛。</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一切人被造而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必須承認，這是“美國內戰最根本的起因和終極目標”。由於“最高立法者的正義”，西方自古希腊以來“善與善之戰”的悲劇，可望得以升華。那麼，中國的悲劇，八九六四慘遭鎮壓那樣惡對善的凌辱，算不算、配不配“悲劇”呢？如果不是，那就意味永遠的黑暗，如果是，它在哪里去尋求正義的審判呢？</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鄭義沒有給出答案。他卻發現了令人寒心的事像。在葛底斯堡林蔭道上與一個北京學人關於美國自由精神與聖女林昭之死的簡短爭論，讓鄭義“領教了來自另一個大陸猥瑣的集體墮落的氣息”。鄭義痛心疾首：世情翻覆，已經不是1989年的中國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幾年後，鄭義的同行、100名中國著名作家藝術家聯袂抄錄毛澤東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再次明白無誤地坐實了鄭義的判斷。</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葛底斯堡成了鄭義的聖地，那座主碑成了他為天安門廣場犧牲的聖徒肅容悼念的祭壇。2008年春節，鄭義受《開放》雜志之托，撰寫迎春祝辭。他祝願他的國家—-那個不允許他歸去的中國—-萬像更新，祝願所有的中國人幸福、喜樂。他隨即說明，“所有的中國人，”自然包括“最高當權者、大小官史、奸商豪強、軍警稅史直至獄卒地痞。”因為春天和生命是上帝的禮物，是不能剝奪的。但是，他不能容忍褻瀆英烈，尤其在葛底斯堡。鄭義以惠特曼詩句把自由對於人類的至高無上的意義推到極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只有在英雄和烈士已被人完全遺忘的時候，</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只有在一切男女的生命和靈魂已從世界上的某一角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被完全消除的時候，</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那時，自由或是自由的觀念才會在那一片土地上消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一切生命都將消失，遺忘會淹沒世界，那簇長明聖火也將熄滅。但鄭義的嘆息、憤怒、感慨和祈禱永在，金棕櫚永在。</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十一</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終於翻過一頁，我們恍惚看到作者從他的斗室出來，走到藍天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天才總與孤獨為鄰，但偉大的天才決不沉溺於悲苦和絕望，他們不玩味自己的不幸，相反，他們感謝命運的厚遇。聖靈降臨的旨意，是去感嘆、贊美、歌頌。一念即休止，一句話掩埋惡夢，返回陽光，這是鄭義的絕活：這裡是美國，上帝格外賜福的年輕國度，“沒有持久憂傷”的民族。新的美國敘事重新開始，春花初綻，禮炮齊鳴，歡樂、美麗和愛混響成一個華光四溢的世界。像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少年，鄭義滿眼驚訝，“首要的發現”、“進一步的發現”。他以優美絕倫的詞語，撫摸“北方碑群”，“體驗另一種感動，即信仰、希望和愛”。如同己出的作品，故國的山河，鄭義神往於“那些北方佬對太陽如此情有獨鐘”、那種“情不自禁的發自內心的光明”，那個“太陽所照耀過的最光輝的民族”，那兩個三四歲的光腳丫的男孩和女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 這是一種高尚而傷感的移情。當鄭義歷繪紐約州、佛蒙特州、印第安納州、明尼蘇達州紀念碑時，我們分明隱略看到嘉陵江、太行山、黃河、呼倫貝爾草原的遠影。美國，在鄭義之前，或許還沒有一位作家、流亡者把你觀察得如此細微、傾注了如此一廂情願的愛戀。然而，因為他的故土祖國，因為他的人民，他卻不能“歸化”。美國，數以萬計經由各種方式成為美國公民的男女，有准像鄭義一樣對你禮贊不迭、情有獨鐘呢？他已經全身心融入你的懷抱，他已用你的精神重新塑造，他已經是你忠貞不二的公民。</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又一個高潮由聖者約翰•布朗和賓夕法尼亞紀念碑導引，由一曲聖歌伴奏</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美國鏟除奴隸制的偉大先驅約翰•布朗，當之無愧地受到宗教式的祭禱。鄭義用一整段詩意盎然的文字，為布朗立傳，將《約翰•布朗之歌》與《彌賽亞•哈利路亞》匯合成響徹雲霄的頌歌：</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天上星星放射柔和的光芒，</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照耀著約翰•布朗的墳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光榮，光榮，哈利路亞！光榮，光榮，哈利路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光榮，光榮，哈利路亞！他的精神永放光芒。</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亨德爾完成《彌賽亞》第二部《哈利路亞》時，淚流滿面，“我看到了天堂和上帝！”他引用《新約》中使徒保羅的話：我是在我的軀體之內還是之外，我不知道，上帝知道。鄭義也一定被一種魅惑充滿：在心弦和琴弦同時顫動的時候，山岳肅立，萬世不拔，只有燦爛光明普照大地。</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悠揚孤獨的單簧管消失在美國北方各州半垂的旗幡和鐘聲齊鳴的教堂上空，嘹亮、雄壯、熱血沸騰的宏偉頌歌山呼海嘯而起。此刻，但丁、蘇東坡、貝多芬、劉賓雁、亨德爾、林昭、約翰•布朗在鄭義的淚光中匯成一個光輝奪目的大靈：光榮，哈利路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貝多芬說，離上帝最近的是我們音樂家，上帝的靈性像洪流轟鳴不息，失聰的天才最有資格聆聽最隱秘最美妙的天籟之音。連貝多芬都無法表達，當人類被造的最高天意，超逾文字、圖畫、音樂，萬像萬物才被一種連大自然都會凝神贊美的聖境結為一體。</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天才的本性指向不朽，聖徒犧牲自己，見證不朽，上帝通過天才和聖徒顯示他的神明博愛，宇宙本身被革新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最後的高峰勝境超出我們的想像和預期，鄭義再次以其特有的恢宏視野和明察秋毫的刻劃，把我們帶到他幾經路過卻不敢逼視而終於臨進並深入堂奧的聖殿，“宮殿式的通體潔白賓夕法尼亞紀念碑”，向世界展示那達到頂點的“光明與輝煌”。</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林肯在這裡，只是拱門四周八座銅像之一，這裡最高的權威是頭戴桂冠高舉長劍的自由女神。渺小的孤獨的逃亡奴隸，久久仰望着他的女神，“淚水浮起，剎那間深悲與極樂填滿胸臆……”，難以言表的懺悔、渴慕和贊美中，鄭義辟出一段，只獻上八個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這是一尊勝利女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偉大的美國啟示再次震撼我們：不僅要義無反顧地投身於爭取自由的戰鬥，還要“緊緊抓住勝利”，就像“那只緊握棕櫚葉的纖手……”。沒有勝利的自由，是不完整的歷史，是違背上帝旨意的未完成的史詩，是悲劇紀念碑的陰影。鄭義確信，中國的自由女神已經矗立在天安門廣場，六四民主運動本來可望勝利，歷史並沒有被命定為後來在中國呈現的文明潰退人性墮落的可悲結局。只有來到立於紀念堂頂極的勝利女神像前，那“千載之恥，萬古之悲”才如此令人揪心扼腕。</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於是，一句意緒悠遠，半是想像半是顒望的贊辭獻到自由-勝利女神腳下，獻給中國的未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遙想紀念堂落成之時，青銅尚未被歲月風霜所鏽蝕，</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陽光下，那定然是一枝光芒四射的金棕櫚。</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十二</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金棕櫚—葛底斯堡賦》最後出場的是亞伯拉罕•林肯。林肯解放了黑奴，寬恕了全部南方首腦人物和叛軍將領，自己卻被刺殺了。</strong></div><div></div><div><strong>這是自由題中固有之義。林肯的精神祖先亞伯拉罕曾以其獨生子作為獻給耶和華的“活祭”，忍受了凡人難以承受的考驗。《聖經》把亞伯拉罕祭為人類殉道精神的偉大原型，他當之無愧。</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駕馭他的孤舟，穿過迷茫、惶惑、驚喜，感動、震撼、啟示的驚濤駭浪，他需要一次拋錨，停靠在彼岸，—-約翰·布朗、亞伯拉罕•林肯就在岸邊等他。借着布朗和林肯，鄭義高舉他的金棕櫚，致上最後陳詞，—-將來會鑄刻在某座大理石基座上的贊美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在先賢們的血肉之上，自由得以重生。</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他們摧毀了奴隸制，為黑人爭取了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他們赦免了奴隸主，為敵人爭取了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他們接納了對真理的不同理解，為思想爭取了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他們釋放了內心深處的博愛，為心靈爭取了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他們把生命的渴望化為制度，為新大陸爭取了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當他們完成了這一切，最後，他們也為自身爭取了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馬克思說這類似的話，無產者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因此擁有了某種神聖的正義性和感召力。屍骨遍野、血流成河的歷史記錄卻宣告了這個主義和這場革命的虛妄、邪惡。在對世界對人類——包括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人——是愛還是恨，劃分了林肯的自由與馬克思的自由。</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四十余年的寫作，其最重大責任之一，正是破解現代世界最可怕的斯芬克斯之謎，探求人類自救的奧秘。他未必給出了令所有人滿意的答案—-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至少，在鄭義的祖國，在那個貌似神聖的恐怖面具下沉淪於深淵和地獄的歷程，還在繼續。</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無論如何，鄭義已經盡其所能了。這段文字，也是要被長久記取吟誦的，它既是全篇的總結，也是一個親切的預言，一個屬於我們所有人的開端：</strong></div><div></div><div> </div><div></div><div> <strong> 自亞當夏娃以來，自由第一次獲得如此深刻而完備的</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闡釋。以這場戰爭為起始，新大陸的開拓者們創立了一個</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偉大的美國傳統：為他人苦難而戰。並且，當自由得以確</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立，正義得以恢復，哪些拋灑過美國人鮮血的土地將無償</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奉還，無一例外。</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自由女神永遠在他們頭頂飛翔，一手高舉出鞘的鋒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長劍，一手緊握住燦爛的金棕櫚。</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1934年，傅雷在羅曼•羅蘭《米開朗琪羅傳》譯者弁言中寫道：“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倫的序文是件褻瀆的行為。”鄭義的文字其實是不可分析的，它們像血肉筋骨一樣不可分割地構成一個生命，稟賦着一種罕見的精神，像千年不移的冰川和萬古不動的火山，一旦釋放，就將雪崩和熔漿彌天。這種稟賦，讓他的文字具有真正的隱喻性質與經文範本，他似乎把“潛台詞”變成一種敘述文體，所謂“不留文字”、“不落詞荃”的高明反倒成為多余。</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讀懂鄭義，太難。都說神來之筆，是在一種前提下，即苦苦求索後終於天光乍現，或如淘金者經過千萬次磨洗，才從巨量礦石里篩出微量的顆粒。鄭義從葛底斯堡歸來，帶回的竟是漫天雲翳 、遍地瑰寶。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鄭義又是可以言說的。他的厚道和謙卑，不僅朝向其信仰世界，也面對感同身受的同胞。他的同情心、慷慨豪爽的天性，阻止他為自己打造任何形式的像牙塔。他從太平洋兩岸，從塵世到天國之間接引到的信息，既是上帝對他孤苦悲壯的恩典賞賜，也是必將為眾人分享的聖餐。</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偉大作品的尾音，總是讓人心潮起伏，久難平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金棕櫚—葛底斯堡》消失在溫柔至極的夢幻之中。不再有豎琴和單簧管，一曲洞簫式的抒情緩緩吹來……一陣新的感傷襲來，悲劇和史詩消失了，只有變徵之音，意緒綿綿。神聖之物也消失了，只有柔美悠遠的簫聲，“再也沒有淚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惠特曼也消失了。他一直伴隨鄭義走過葛底斯堡、天安門廣場和紅場。鄭義又恢復了打工糊口的木匠本色，望門投止的流亡者面目。他像我們所有人每天見面開口必說的一句話一樣，向他的父親般的收容者“微笑着說”：</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div><div> <strong> 你好嗎，我的聖•葛底斯堡！</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封聖，是上帝和羅馬梵蒂岡教庭的事，鄭義無權僭越。他只是親切地打個招呼而已。</strong></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