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div><div><strong>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读到了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第三帝国的兴亡。”</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本书的作者是个美国的战地记者，他根据自已在二战时的所见所闻，和在战后获得的大量纳粹德国的档案文件，写成了这本记叙了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帝国从开始，发展，壮大，到最后二战失败，彻底灭亡全过程的纪实史书。</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文革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但各种运动还是一个连着一个没有个尽头，人们斗来斗去也没完没了，很多老百姓是早就厌烦透了，渴望能早日转入“四化建设”，来改善生活，但文革却是丝毫没有象要结束的迹相。那时有着“副统帅”，“亲密战友”头衔的林彪谋反不成，出逃而摔死在外蒙的事件也已经发生，人们虽然仍旧一如既往地“响应”着伟大领袖的号召，“涌跃”地投入“批林批孔”和“尊法反儒”的运动“高潮”，但是稍稍读过几本书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事是何等的荒唐和无聊：因为林彪和孔老夫子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码事。很多人都是抱着无奈，却冷眼里在看着这种如同儿戏般的一出笑话，凭林彪写了句“克已复礼”就扯上老孔来说事，拿现在的话来说，叫做“真以为别人都傻啊？”</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因为是六六届高中生，下乡崇明农场种了几年田后，就被幸运地抽调回了上海，正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我教的那班学生，小学才读了三年，文革就开始了，以后的几年，他们基本失学，所以到了中学快毕业时（那时中学全部为四年），很大的一部分学生还是半文盲，无法读报读书，也无法写信或写检查，更徨论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了。我与他们相处时，有很大部分时间是带他们一起“拉练”（不知道现在的年青人知不知道什么是拉练），到工厂里学工和到郊区农村里学农。学工学农和拉练，都是当时最高指示“教育要革命”和“备战备荒”的精髓，因为那时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不能培养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青草麦苗也分不清的修正主义苗子来。至于识不识字，那不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首要关注的事，当时官方最高层的说法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修正（资本）主义的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经历了几年文革，亲眼目赌了很多残忍无比的事发生。下乡种田，又尝尽无数辛酸苦辣。回城教书了，可实际却让我看到学校的文化教育竟被破坏糟塌到如此地步。那时整个国家，各行各业，都是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百姓民不聊生。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从小虽然接受正统的“马列毛”，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一直相信“伟光正”的说法，但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免会思想迷茫，开始怀疑起那时的很多事情来，但是说实话，却也根本理不清个头绪，因为那种年代里，人们一般也不敢从更高，更深处去多想几个“为什么”，免得无端惹上个“思想反动”的麻烦来。也正是在这种很特殊的时候，我读到了这本书。</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本书是一个朋友借给我读的，在我手中的时间被限得很短，因为朋友说他手中有一份很长的等候名单。我拿到这本书时，朋友鬼秘地笑着对我说，“里面有关谋杀希特勒的情节真的很精采”。记得那部书有厚薄不等的四本，加起来也是厚厚的一大摞。我一般没有耐心读很厚的东西，除非那书能非常吸引我。所以，我总会找些精采的部分先看起来，如能有兴趣，再细读所有的章节，如果枯糙无味，就此扔了一旁去。这样，我当然就先读朋友介绍的“谋杀希特勒”的情节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时隔四十年了，我还能记得书中两段“谋杀元首”事件的大致情节：</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一位参与了“谋事”集团的军官在希特勒的座机起飞前，困难地启动了一个被伪装成一瓶白兰地酒的定时炸弹（他的手有残疾），这是将一根连着起爆装置的铁丝浸入盐酸，这根铁丝将会在20分钟时被腐蚀断，从而引爆。他把这瓶“酒”送给了一位随希特勒同机要走的同僚，并亲眼看着载着希特勒和那瓶“酒”的飞机升空。事情眼看就要成功了，然而，整个“谋事”集团里的人们翘首期待的爆炸却没有等来，不知炸弹的哪里出了问题，飞机居然安全降落了。当然，一旦爆炸后的所有庞大后续计划也只能落空作废。最要命的事，这位送酒的军官还得冒着生命危险去把那瓶“酒”换回来，否则阴谋就会全部暴露。“酒”终于换了回来，事情也就在惊险中悄然度过。</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另一次，爆炸是成功了：在一个叫“狼窟”的秘密地点里召开的军事会仪中，一位军官在汇报后离去，却在桌下留了他的“公文包”（那年代还不时兴人肉炸弹），炸弹响了，但桌子下厚实的板子挡住了爆炸的威力，希特勒仅被烧焦了头发胡子，身体其他都安然无殃。阴谋暴露了，彻查的结果是一份长长的名单，都是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其中就有希特勒的“亲密战友”，德国最著名，最卓越的军事家隆美尔将军。其他高级将领都被处决了，是用钢琴里的琴弦做绞索绞死的，这是为了让他们死得更痛苦，而且还拍成电影，放给军官们看接受“再教育”。但对“亲密的战友” 隆美尔，希特勒给了他一封信，他有两个选择：1，回柏林受审。2，就地自尽，柏林方面将给他以国葬的待遇。 隆美尔选择了后者。</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些高级将领们为什么要谋杀希特勒呢？因为他们非常清楚：1，这个仗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就是德国的彻底灭亡。2，希特勒不会认错，无法劝回。</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书读到此处，我相信每个当时读到过这本书的人，不可能不联想到刚发生不久的林彪事件了。林彪出事后，乡下不识字的老农民都问道：“林彪躺着都能顺利接班，他为什么还要谋杀毛呢？而且准备是先用飞机炸，然后用火焰喷射器烧，再用微型冲锋枪打呢？” 当时比较官方的解释之一是林的身体不好，他怕“熬”不过老毛，等不到自已接班的那天，当时把这叫做“迫不及待”，“抢班夺权”。其实，林彪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里是把理由讲得很清楚，除了林彪已经非常清楚毛表现出对他的不满之外，主要也是两个理由：1，国内矛盾尖锐，问题如山，文革再搞下去国家要垮台。2，毛是个象秦始皇一样的残暴独裁者，只会往死里整别人，不可能自已认错，更无法劝回。我有幸在批判林彪时读到了“571工程纪要”，我知道当年下过乡的很多知青都暗暗地认同“纪要”里很多说法，尤其是：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就是变相劳改，变相失业。</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后来与借我书的朋友闲聊，话题之一是“如果林彪的飞机栽在中国的国境内，而不是外蒙古，那会怎样？”我俩竟然不一而同地说“国葬！”因为林彪出事，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而后，绝大多数的人们至少都明白了：“伟大”和“英明”的“故事”是再也编不下去了！至于我们后来看到的，经历了那些继续再编下去的“故事”，那就是应了几年前春晚小品剧“一句话的事”里郭东临的台词了：“用谎言来验证谎言，结果只能还是个谎言”。</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然而，当我以极大的兴趣开始仔细从头读这部书时，我的惊奇就更大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首先，我从书中读到了很多希特勒的演说。我本来对希特勒的印象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歇斯底理”，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极端恐怖主义者。但读后才发现希特勒演说中所用的词汇和思想竟然与当时中国流行的词汇和思想是非常接近，被我们所熟悉。希特勒多次说他是一个穷光蛋，一个无产阶级。他憎恨犹太人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德国的工人，农民的血汗，他誓言要与这些象阴沟里老鼠，阴暗角落里蟑螂般的犹太资产阶级作斗争，他要为德国的工人，农民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后来确实这样做了，也做到了，德国的工人，农民的生活迅速好起来，普通的劳动人民都能买得起大众牌“甲壳虫”汽车。他得到了德国的工人，农民阶级的最大支持和疯狂的爱戴，崇拜。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群在他演说时齐声高呼“嗨尔，希特勒！”并斜直伸出右臂，向他敬礼，向他效忠。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人也同时相信，日尔曼人的血统是最优秀的，其他一些人种，如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次等的，而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最劣等的，他们生来就是“混蛋”，他们的财产都是剥削而来，非法肮脏，充满罪恶，没收充公是理所当然，而且还要把他们扫地出门，关到集中营去，他们甚至没有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权利，下场只能是枪毙或毒气杀光！</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清楚地记得书中描写的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细节：几百个犹太人，男女老少，被命令脱光了衣服，向一个大坑走去，坑边坐着执着枪，抽着烟的纳粹刽子手，一位老奶奶抱着她的小孙子，她给孩子低声唱着歌，一个身材苗条的黑发姑娘指着自已说“23岁”。</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也记得书中写到的这个所谓高贵血统的日尔曼人的另外的一些特征，比如他们在死亡集中营的门前播放古典音乐。比如希特勒在他的最后时刻，与他的情妇爱娃在地下掩蔽所里举行了婚礼，掩蔽所里残余的纳粹党徒们聚集一起，祝贺他们，大家分吃了蛋糕，然后新婚的希特勒夫妇和党徒们告别，一起走到隔壁的房间里自杀。我以一个东方人的思维对此举的理解是：他至少还给了他的女人一个“名份”。</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中国在大约63，64年开始大量宣传，强调，实施阶级斗争，阶级出身的理论，到文革初，“阶级出身论”已演变成赤裸裸的“血统论”，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北京一个大学里的高干子弟叫谭力夫的一个讲话，所谓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鬼见愁”的对联就是始于此时。最近人们在讨论和反思，为什么文革时的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是那样地毫无人性，竟然用棍棒之类的凶器，用皮靴踢和踩，就活活地打死老师，打死校长，打死各种地富反坏右资分子，仅仅在恐怖的红八月里，在北京城里，在这个中国的首都，所谓的“天子脚下”，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老毛几年以来不断地，越来越高调地，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方式，鼓吹阶级斗争，阶级出身，鼓吹“要防止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鼓吹什么“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鼓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暴力”等一系列所谓“革命理论”的必然结果。年青，血性的学生们又哪能经得起这样轮番轰炸般的“洗脑”！那时，在中学和大学里，学生的血统实际被分成了四等：最高血统是那些军政高干的子女，比如现今出来“道歉”，“谢罪”的陈小鲁，刘进，宋彬彬等人，他们都是当年66届高三学生，发动和操纵了中学里早期的文革运动。还有更多没有出来“道歉”“谢罪”的，那些领导和操纵了大学里早期文革的军政高干子女，象刘少奇的女儿刘涛等人。第二等的是一般的工农子弟，这二类都是属于红色家庭。第三等是所谓的“灰色”家庭，比如父母是知识分子的职员，教师，医生，农村中的中农，等等，但仅限于还没被打入“牛棚”，成为“牛鬼蛇神”的那些人。而第四类属“黑色”下等劣等家庭，即地富反坏右资，这些孩子当时被叫做：“狗崽子”。红卫兵运动的开始，实质是第一类孩子发明的权贵子弟的专门游戏，他们后来也允许，也带第二类孩子一起玩，但绝不会带第三类孩子们玩。至于第四类的“狗崽子”如果不识相，也想偷偷加入玩的话，对不起，那是找死。北京一个溜出去串联的第四类属劣等家庭的孩子，回来后就被前二类的红孩子们活活打死了，就是也想玩玩的下场。就算前两类的孩子们一起玩，也得分个尊贵低贱，所以军政高干子女们穿的旧军装是与工农子弟红卫兵们穿的军装不一样的，冬天他们是要穿将校军官的呢子料衣服，红袖章也要加长很多，以此来显示出他们的高贵血统和地位。至于后来让贫下中农出身的蒯大富这样的“二等”做了北京的学生领袖，实在是老毛大杀“功臣”，把那些当“一品”军政高干的父母，如刘邓一帮统统也都撸到了“劣等”一类里去，这才使得原本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孩子终于也尝到了做“劣等人”的滋味， 否则哪有什么北京文革五大学生领袖的份儿！</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文革时，大部分属第三，第四类的学生，亲眼目睹了自已父母亲的悲惨糟遇，早早就懂事，识规矩，都是不敢惹事生非，平素夹着尾巴做人，后来最多是做了文革“逍遥派”。再后来，文革结束后，这二类中的很多人在77年后考上了大学，或做了其他的专业工作。考上大学的，毕业后其中的相当部分选择了出国和“不归”，他们离开故土时，很多人是怀着当时流行于知识分子中的一句令人无比伤心的话而出走的：“我爱祖国，但祖国不爱我。”这实在是那个悲惨的年代带给他们的痛苦回忆，和深深的烙印。我在77年考入大学后，尽管那时文革初被高干子女们称为“鬼见愁”的“出身论”已经不那么流行了，但我却还是敏感地发现班中的同学大多数属文革中三，四类的家庭。毕业后，我的班里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出了国，至今也没听说谁“海归”了。</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这本书让我的惊讶还不止与此，在这以前，我一直以为让学生去学工学农是我们伟大领袖“天才”和“唯一独特”的发明，因为这种发明好象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才能想得出来。哪里知道希特勒在三十年代就在德国号召并实施了“学工学农”。这本书里还提到了希特勒“学工学农”政策实施中的一个细节：青年男女学生在农庄里学农期间，没有了父母的监督，难免会有“苟且”之事，而结果是导至很多女孩“珠胎暗结”。记得当年我读到这一段时，不仅吃惊于中国的“学工学农” 原来竟是“拷贝”“山寨”于希特勒的旧东西，也为翻译大师们的文采所倾倒，真是好一句“珠胎暗结”啊（“珠胎暗结”是书中的原词）！七十年代初，我带我的学生下乡学农时，由于要在乡下呆好几个月，学校领导对我们班主任的基本要求是：男孩不要打死人或被人打死，女孩不要回来后怀孕了，被家长发现是学农时“播下”的“种”，这样的事都会让学校弄得头痛无比，无法收拾。而因为学农期间男孩之间打伤打死人，女孩“珠胎暗结”，确是当时各学校中经常发生的麻烦事情。</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非但“学工学农”是希特勒所首创，连“拉练”也是他的发明。书中记述了在战前希特勒就搞“拉练”，所以二战打响后，希特勒的军队在野外战场上训练有素，哪里是英法军队能所及。书中描述当记者看见满脸红光的年青德军士兵押着憔瘁，苍白的英法俘虏从战场下来时，不得不感叹希特勒早早就实施“拉练”的远见。</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七十年代初，我也带我的学生“拉练”过，那时上海市所有中学里中三，中四两个年级的孩子都要参加。我们背着被子，挎着水壶，书包里装着几件替换的衣服，整整半个月，在上海外围郊县的公路上行军，每天都要走60—70里路，还要自已做饭吃，晚上就睡在农民家堂屋的地下。学生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今天讲来还是“未成年人”，作为班主任的老师除了要管他们每天的行军外，还要管他们“吃喝拉撒睡”的所有事情，其中之辛苦，难以言表，但这是为了贯彻老毛“备战”的指示。我一直错以为“拉练”应该发明于中国，是老毛的“杰作”，或与文革中的步行串连有关。读了这书后，才知道老毛也是“沿用”了人家希特勒早几十年前就用上的东西，而且奇妙的是书中翻译家们用的就是“拉练”这词，不是用“军训”或其他的词来替代。</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就不用再讲这本书中其他令我震惊的内容了，从阶级论，血统论，同样对属于“异族”，“异阶级”的人类实施残忍，无耻，下作的人格污辱，无端的迫害，疯狂任意的抄家，毫无理由地没收和抢掠他们的财产，把他们扫地出门，毫无人性的毒打，直至赤裸裸的杀戮，在一个尚有宪法的国家里，这样的犯罪可以不用担当任何刑事责任，反而美誉其名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到同样对领袖愚昧庸俗，无聊透顶的狂热崇拜，同样设计出佩带特制的臂章，如印有纳粹符号的臂章和红卫兵的臂章，要穿纳粹党人的“褐衫”或我们所熟知的“绿衫”，都要喊“万岁”，而且喊“万岁”时还要有几乎一样的肢体动作，要向前上方伸出右臂去，直到演出“亲密战友”谋杀的丑剧，再到“学工学农”， “拉练”，凡此种种，竟然事事如出一辙，真地难以想象历史竟会如此相象，能如此复制！真弄不懂这两者究竟是“巧合”呢，还是一种“必然”！这就是这本书的令人震撼之处！我现在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成此书于1960年，1965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1974年再版。当然，德国的纳粹运动，时间上也是要远早于中国的文革。</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七十年代初还公开放映了好几部外国（不知是西德还是东德）拍的反法西斯电影，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叫做“马门教授”，是讲一个叫马门的德国著名的，受人尊敬的医学教授，是个犹太人，他根本不涉政治，也从不相信政治会碰到他，是一个专心一致做学问，品德高尚的人。希特勒的反犹运动漫延后，他的恶运也就开始了。先是他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时间长我记不清了），是一个纳粹党徒，突然变脸，对他开始恶言相对，处处难为他，而后，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理睬他了。再后来他被不准做任何事情，如上课，实验等等，接下来就是抄家，人格污辱，他被指使做这做那，衣服上被涂上了犹太标识的六角星，他在马路上行走，也被孩子们扔石子泥巴。再后来，他终于在他的实验室里自杀了。电影的最后，他躺在地上，临死前有一段长长的讲话。我已无法记得这段话的具体内容，我只知道，那是一段经历了文革后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话，这个故事（马门教授好象是个真人真事）也是我们太熟悉的文革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悲惨下场的故事，光是我就读的上海一所普通的中学里，文革初就有二位老师被逼自杀了，全上海有多少呢？全中国有多少呢？天晓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我读这本书，看当年的反法西斯电影已过去四十年了，我一直感叹自已还是很幸运，能在七十年代初就读到了这本书，恍然间似乎就明白了世间的很多事情。然而，多年来我也一直弄不明白的是：象这样实在太明显是“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行反法西斯之实”的书和电影，当年又是怎么就能同意出版发行，同意放映了呢？要知道，那年代可是什么事情都有人在严格把关看守着啊！究竟是有人在有意识地批准做这事的呢？还是这仅仅是当局者犯的一个无知的错误，或又是一个无意的“巧合”呢？很望知情的朋友，了解内幕的专家们指点。</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