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濯足”之后费思量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12年11月，阔别四年半之后，重访日本。时值野田佳彦解散众院，内阁总辞，国政选战正酣之际，媒体上很热闹，弥漫着一股躁动不安的情绪。可环顾四周，却丝毫感受不到这种情绪的扩散，人们照样吃饭、喝酒、散步、赏红叶。晚间，绵延的食街照例间间爆满，一席难求。看到那种火火的氛围，瞬间便会明白，两国政客和无良媒体炒作的所谓“同仇敌忾”说，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判断与描述，毋宁说是带有某种明确倾向性的诱导与夸张罢了。在根本的意义上，我仍然相信日本市民社会的成熟。毕竟，一个经过战后近七十年和平建设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繁荣国家，是不会轻易为某种邪恶势力绑架的。在这个经济主导一切的全球化时代，你尽可以说笔者“Too simple，too naive”，但我确实不知道，除了寄望于自由主义媒体所代表的健全的理性及其背后的人文主义价值支撑的话，以肉身之人，面对强悍的国家，到底还能指望什么。3.11震后，我确实看到了日本文化之力（或曰“软实力”的力量）的某种呈现。那种战后高增长期时形成的、以美为师的高消费文化，本质上与东洋传统并不接地气，原本就难以为继，已日益呈露边界，3.11一劫恰好构成了转型的契机：我甚至觉得，日本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不出十年，这种在方向与价值上迥异于战后“主流”的文化，势必蔚然成大观。届时，一个更加低熵、绿色、高效的，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东西方文明界限的、更加融合的，更人性化、更富于可持续性的文化将粉墨登场，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辐射正能量——我对日本有这样的信心。中日两国作为一对永远不会搬迁的邻人，宿命般地相伴相随，生生世世——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无需诠释的常识。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邦交正常化的“不惑”之年，中日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颠簸，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尽管对现状的判断，见仁见智，但中日关系面临结构性障碍，需做方向性调整，则不失为各方共识。但无论两国官方关系如何修复、改善，若没有牢固可靠的“底层结构”的话，怕终究难以支撑起摩天大厦——这种认识理应成为共识中的共识。而所谓“底层结构”，无非是两国国民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去组织化、去精英化的，个体对个体、草根对草根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流。纵然无法断定这是不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充要条件，但它无疑是必要条件。知易行难，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这本书，是我的第四本日本问题、中日关系评论集。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十年。1877年，作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的黄遵宪赴日前夕，在自己的半身照上挥毫题赠友人，难掩踌躇满志：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趯，待我扶桑濯足来。 使日期间及归国后，赋《日本杂事诗》、著《日本国志》，不遗余力地对国人普及日本知识，而终于未果：在《日本国志》杀青后不到十年，便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求和，被迫割地赔款。蒙此奇耻大辱，痛定思痛，梁启超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国人对《日本国志》之无知，甚至对著者黄公度不无微词：“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梁任公言或有夸大其辞之处，可相对于日人知中之翔实，国人对日本之无知、无识、不屑一顾也真够离谱。对此，黄公度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之精英，深有体察。他指出：“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于是，奋起著书立说，为国人普及东洋之学，责无旁贷。百年后，历经战后重建和“改革开放”，虽几代精英负笈东（西）洋，“濯足”归来，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有多少进步呢？最近的一次检阅，是在2012年秋天的反日运动中……夫复何言！而这种状况，恰恰构成了笔者不懈关注日本问题的动力之一。毋庸讳言，包括黄公度在内，对日本的关注，皆因自身的问题意识使然。他曾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因此，其编写《日本国志》，系统介绍日本的自然风物、历史文化、国势资源和制度律法，正是为了“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以明治维新为镜像，推动中国的变法自强。百年倏忽而逝，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沐欧风美雨，“濯足”东洋，学成归来，投身于时代洪流，饱受淬炼，有的甚至焚身碎骨，却终未能改变天朝坚硬的现实，至今未通过“历史三峡”（唐德刚语）。对历史详加检讨，会发现，路径、方案并非完全付诸阙如，更多时候，是选择机制出了问题。譬如，1847年，魏源出版了开创中土西学之滥觞的著作《海国图志》，可在国内却少有人问津，更被清廷视为大逆不道，印数仅数千册。不承想，四年后，随一艘商船入港长崎，却被日人视为天照大神赐与日本的礼物，如获至宝。数年内，翻印十五版，书价飙升三倍，对维新派思想体系之完善不无推动之功。彼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中“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慨叹道：“呜呼，我与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黄公度历时九载，呕心沥血的五十万言巨制《日本国志》，从成书到付梓居然整整等了八年之久，直到1895年才获初版刊行。一部即使现在看来仍未过时，当时绝对跻身世界顶尖水准的东洋学著作，终于未能在两国交战（即甲午战争）前对国人的日本认识发生影响。冷眼观史，其痛也夫！而选择机制一旦出错，便会一错再错，痛失良机。这一点，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正因此，吾一向注重异域经验和感受（所谓“濯足”的思考）。但同时，基于某种源自本土和当下的问题意识，对“濯足”之后的实效尤为看重。否则的话，人家的花园永远是人家的，我们所秉持的，最终只有暧昧的“中特主义”而已——那“濯足”还有多大意义呢？是为后记。  刘 柠2012年岁暮于京城望京西园 注：此文为《中日之间》（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