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坡辞典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父亲这本《蹉跎坡旧事——一代农人耕读梦》，自2013年9月付梓以来，说好评如潮不算太夸张。不过这些对我来说，已属意外之喜了。该书从1998年开始动笔，到2011年杀青，原稿洋洋七十万字，辗转到2013年才在语文社出版了这三十万字的压缩本，期间多历周折，几度差点胎死腹中。    自2008年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尝试着连载这本书，我先后给父亲寄过《马桥词典》、《白鹿原》、《寻找家园》、《1957年的夏季》、《私人医生回忆录》等。这些高品质的著作，对老头儿写这本书毫无疑问有着不小的影响。他和朱正先生一样都是湖南人，美术背景与划右、系狱经历和高尔泰先生类似，蹉跎坡和韩少功先生笔下的汨罗县马桥乡在文化地理环境上类似，在乡村志的记忆上又和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有相仿的历史长度。    与这些大作家不一样的是，父亲心态更平和，往好点说是骨子里热爱生活的乐观豁达。往差里说，就是命如草芥的卑微了。划右派时，父亲几乎没有任何抵抗，随波逐流地走向人生低谷；法庭上，面对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审判，不同于同案犯皆遂伯，父亲没有抗辩；看守所里，面对贪墨其财产的狱警，父亲也不敢指证其罪，直至其畏罪吞枪自杀。    他似乎从未认真想过要讨一个公道。巫宁坤在《一滴泪》里所描述的那种右派走出平反办公室即一头撞在墙上以示不合作的反抗，在他身上看不到。郑念在《上海生死劫》里对于那个荒谬年代的蔑视与愤怒，他也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显示过。连高尔泰先生在《寻找家园》貌似平静的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冷峻与恨意，他也不曾有。    凡事做最坏的准备，是他的口头禅，但他总是有办法尽快忘掉痛苦。被划右派的当天晚上，他还有心情去买几个发饼（一种湖南农村传统面食），边吃边琢磨如何写检讨，发饼吃完了，检讨到底也没写出一个字来。进了看守所，每晚接梆（监所利用犯人黑夜敲梆，以让其互相监督，减轻狱警巡视负担）听梆时，他还有兴趣凝神倾听13号女监传来的梆声，渴望能听到有旋律的八分之一音符。    等正式进了监狱，从小就动手能力极强的他，很快凭借美术天赋获得出入监舍的小小自由，甚至有本事带领狱警和犯人一起土法上马，用竹子制作压水泵和孔明车。劳改释放后等着挨批斗的间隙，他能如醉如痴地蹲在地上凝视着蚂蚁上树，看一种叫水牛的小甲虫在沙地钻进钻出的漩涡。    这是他身上某种与生俱来的顽童气质，也是童年相对优渥的生活在他身上打下来的烙印。这种平和甚至成为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锱铢必究的有闻必录。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父亲这本书，喜欢是自然的事情，但总有点担心喜欢是因为太近太熟悉太亲切，而不是因为本身的品质。想起长沙读书会上孟泽教授的话，也许这种絮叨和繁杂，正是个人史本来的原貌？    诸多书评中，我的乡党，厦门大学林英老师写的一篇给我印象极深。她认为这种不事修饰的原始语态，才是真实的乡土记忆。而我们嘴里所活跃的包括普通话在内的现代汉语早就“掉包”了父辈们的方言。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权力之外，文化编码也真实存在于每个词语中。    受《马桥词典》的启发，父亲在书中专设了《反右词典》一节。我受父亲的启发，在操作《起底王立军》系列报道时，也专设了第八篇稿子《王立军词典》。此番再袭故智，我把读父亲这本书时念兹在兹的几个意象，归纳为《蹉跎坡词典》。        一、“时间差”           1990年代初，左派理论家喻权域写过一篇著名文章《三个时间差》，论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优于资本主义。      在历史沉闷的脚步中，确实有经常被忽略掉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时间差。像镇反、反右和文革，这三个大事件，在城市与乡村，在政治中心与边远地区之间，时间差尤其明显。      最突出的例子是反右。      反右运动的经典三部曲是：开始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突变于5月15日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定性于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按照朱正先生《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的考证，全国大大小小五十余万右派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在1957年春夏之交这短短四十七天里就早已经注定。      而我父亲被通知集中到县城参加鸣放竟是反右尘埃落定大半年后的1958年1月11日。被划右派是1个月后的2月12日，农历1957年腊月二十四，南方农村俗称过小年，也是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日子。57年前的今天，成为我父亲人生命运的分水岭。      朱正的妻子当时在湖南湘阴县黄柏峡小学（现属汨罗县）教书，也和我父亲一样，在1958年初的寒假里稀里糊涂成了右派分子。划右原因荒诞到可笑——“她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里，开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大家接着话头说下去，结果全组只有担任记录的一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专门记录别人的发言，记录本上没有他的发言。”      朱正感叹：这时不但章伯钧、罗隆基早已划了右派，城市里那些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也都早已结束。可是这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教一点书，平日连报纸也少看，他们竟是如此闭塞，不知忌讳。套用金圣叹的名言，他们的这项右派帽子，可说是于无意得之，大奇！      三个月后的1958年5月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是这么说这批人的：“实际上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30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      查文件，早在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就指示要在中小学两百多万教职员中专门开展整风反右斗争，而且“要利用寒暑假集中起来解决，要做到整风和教学两不误。”      领袖说这是阳谋。这真是货真价实的阳谋，一个打时间差的阳谋。在领袖眼里，把像我父亲、朱正先生的妻子等几十万“群氓”装进右派口袋里，真如牧羊驱豚一般，理所当然，势所宜然。      这些“群氓”们，一跤跌进了历史的时间差里。            二、“改锹子”           曾祖父是个染匠作坊的小老板，自己加工和出售印染棉布，相对专事耕作的地道农民来说，这是个技术活，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来说都要稍高一等，这也本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相较于第一产业的当然优势。      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的土改，彻底改变了这种产业分工，曾祖父被迫弃工商而归农，从头学习犁耙功夫。未删节的70万字全本中曾记叙正在吃力耕地的曾祖父和旁人的对答：      “路过的老农就笑道：哎哟，骟牛的人骟不得马，苍老板你只做得染匠师傅啊！祖父的回答总是，哈哈，我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只求吹得响，不求吹出调子来！”      曾祖父这种八十岁改行学吹鼓手的人生，被称为“改锹子”。 地方称农户阉割后的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为“改锹子”，喻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不得不适应的例子。      曾祖父的“改锹子”人生，在1958年的夏天骤然划上句号。那时，在反右运动中落网的父亲已系狱四个多月。      1962年出狱后，父亲回到乡间务农，修炼三皮（手掌、脚掌和肩膀皮），学习和适应从未干过的农活。和母亲结婚后，又师从母亲改学缝纫，以贴补家用。      父亲自小读书，师范毕业后教书，按照曾祖父的设计与期望，这个孙子本应该成为一个儒雅的先生。之后命运跌宕起伏，自文而农而工，曾祖父未曾想到，孙子最终还是接过了他的衣钵，也成为一枚正宗“改锹子”。      从1949到1979，那三十年间，千千万万中国人如我曾祖父和我父亲那样，有着被外力剧烈改变的“改锹子”式动荡人生。而历史的宏大叙事总归会忽略掉普通人的记忆，不知道多少“改锹子”式的个体血泪命运湮灭在其中。      尔后，我们五个姐弟相继出生。以当时的政治环境，父亲从未对五个孩子的未来有过任何奢望与设想，在他心里，能平安种地即知足了。我还记得有一年他撰写的大门春联是：以农为本，修德立身。他设计的芸香居，房间东西对称，连柚树也是两边各栽一株，以备我们兄弟长大后各自分家立业。      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五个孩子中，除大姐外，我们四个相继考学跳出农门，吃上了让乡邻艳羡的“国家粮”。这个改变完全在父亲的意料之外。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完全放下过内心的忧虑与担心。      在书中《改锹子》这一节的最后一段，父亲如是忧心忡忡的写道：      “我想，这不是遗传，这是畸形社会的产物。大凡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到来，就必有改锹子出现。但求蹉跎坡的后代，不要再出现改锹子。”           三、“龙五”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合称地富反坏右，简称五类分子，又称黑五类，乃阶级敌人。现在的黑豆黑芝麻等几种黑色食品也简称黑五类，此为戏谑之语也。      黑五类其来有自，地主和富农这两类是土改的结果，反革命有历史反革命（简称历反）和现行反革命（简称现反）之分，历反是1949年后大规模肃反的产物，现反则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坏分子也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和其他几类的标准都挨不上的，大多归于坏分子，这是一个著名的口袋罪，其功能类似于后来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1997年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      右派分子则肇始于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这是我父亲的标签。我外公外婆是地主家庭，于是我母亲的标签即是地主子女，这是个非正式标签。      这种阶级成分标签，目的是将其归于贱民阶层，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格附加。每个活生生的人，其道德形象，手艺才华，个性风格，都被打上这个贱民标签，贯穿在他的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最后外化成见怪不怪的类型化人际关系。这就是1949年后施行了整三十年的种姓制度。      政治标签转为人格身份附加后，会有穿越时空的惯性。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写到盐早盐午兄弟从小被叫做汉奸，到成年后也一直被乡邻们叫做汉奸。本书《地道的外号》一节中，曾详述“坯分子”沈培文以及“反革命”沈富乔的来由，这些外号，也从政治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      五类分子需要经常集训，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中共九大后的文革后期，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五类分子队伍越来越庞大，集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山西作家毕星星跟我说，他完整地保存了从1964年“四清”运动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他们村里所有阶级敌人的档案。毕所在的牛头村一共2000多人，建档的阶级敌人有117人。这个数字既形象地说明了阶级敌人的具体存在，也很符合领袖搞运动以来一直喜欢的那个5%的比例。      龙伏公社的阶级敌人最后有多少，父亲一直没能查到数据。但五类分子们的集训地点最后固定在文秀祠堂。祠堂对联是“所敬在此，聚族于斯”，父亲看久了忍不住产生联想，觉得这首工稳的祠堂联似乎变成了“所斗在此，聚训于斯”。     五类分子集训会专门组建了伙食团，添置了一整套固定的炊具，有专人管理，作永久打算，所有炊具用具上，都用大红磁漆写上“龙五”两字。    “龙五”者，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也。看到这两个字，主事者的用意，集训的五类分子们心知肚明。“龙五”们悲哀地感知到，自己这一代，甚至下一代的命运，可能就这么千秋万载的集训下去。          四、“三台”       我能记事以来最深刻的一段回忆，是3岁时。我躺在床头玩，嘴里念叨着两个领袖的名字：毛泽东，朱德。那是睡前受大人们闲谈的影响。年幼的我把这两个名字当无意识的发音练习，反复在嘴里念叨，最后简略成：毛朱、朱毛，毛朱、朱毛，忍不住联想到乡下孩子常见的毛猪和猪毛，噗嗤一声笑起来。被惊到的父亲一下走到床头，按住我的嘴，警告我说不许瞎念。     自此之后，受到惊吓的我再也没念叨过这两个词。     那是1976年的夏天，文革在当年10月即宣告结束。这是这场运动对一个孩子所留下的具体而微的影响。    我们这个八口之家，父母作为承上启下的家庭支柱，各自背着家庭成分的原罪。双料“政治贱民”的标签，自然成为家庭孤立于周边社区环境的最大特征。    五类分子集训之外，文革中最常见的政治场景是批斗会，父亲自然是批斗台上的常客，不仅如此，被批斗前作为苦力还要负责搭建批斗台，批斗完还得和其他一起被批斗的政治贱民拆台。每场批斗会，父亲得搭台、上台、拆台，此谓“三台”。    如何化解一个父亲在孩子眼里被当众批斗的屈辱和尴尬？他的文人习惯是赋诗自嘲，诸如“人生三台寻常事”之类。    母亲则极力约束五个孩子，不跟别家孩子发生任何冲突，甚至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她竭力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运动中小心翼翼地维系一个家庭的平安。细心的主妇甚至能从过年时我们拜年挣回来的糖果里，判断出各家各户对我们这个家庭亲疏远近的关系调整。     在我四个哥哥姐姐眼里，治保主任与大队干部都是极威风的大官，可以决定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甚至生死存亡。     到了1980年代之后，再回忆起文革以及之前的社教四清等，我母亲习惯用一个词来总结那段时光，叫“受打击时”。这个短语用的是和受难者身份很相宜的被动语态，甚至找不到主语，自然就无所谓怨怼与仇恨。老人家也确实语调平和，听不出有多大的哀怨。 这是文革对一个家庭的影响，连抱怨都会避免具体的指向，恐惧的记忆早已经化入血液。 1990年夏天，我随父亲从郴州坐火车回长沙，绿皮硬座车厢里，父亲躺在椅子上睡觉。凌晨时分乘警在过道里穿行，一边吆喝着让乘客看好行李，一边用三接头皮鞋挨个踢醒睡觉的乘客。父亲从梦中惊醒，一股脑坐起来，嘴里诺诺连声。     年少的我，在一边看着自己眼里受人尊敬的父亲，对警察粗鲁无礼的举止无任何不悦，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服从，深觉屈辱。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牢狱生活留下的烙印，还是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服从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     想起2013年秋天，本书出版，要在长沙百颐堂开一个主题为“七十六年人间事，一个人的湖南史”读书会。读书会前一天的半夜，父亲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明天这个会是否要紧，“公安局会不会来捉人”。也难怪，55年前他被打为右派捉将入狱时，也是因为组织了一个青年教师自学的“读书会”。同是读书会，55年前后世易时移，主角犹是惊弓之鸟。     又想起2012年秋天，我在港大新闻传媒研究中心盘桓，父亲也过来小住了几天。钱钢老师请我们父子吃饭，说我俩性格相似，文风也类似，然后开玩笑说千万不要“满门忠烈”。     这个玩笑涉及到政治歧视下的家庭环境对下一代人的性格影响。回想起来，虽然不能说乡邻们都是坏人，但在“受打击时”，我们这个大家庭毫无疑问是被孤立，被打量的。清高、洁身自好与小心谨慎、凡事退让这些处事风格就成为父母安身立命的烙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五姐弟的集体性格。 　　这是那个年代对几代人的影响。我希望，能在我和我女儿这一代之间，彻底斩断。        五、“怪力乱神”        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夜歌》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尤喜谢歌场部分的描述。在七十万字的原稿中，这本是独立一章《挽歌与夜歌》，丧事高潮是出殡前一晚的夜歌场，夜歌场的压轴戏是歌师出来谢歌场。我三伯父沈湘希是地方出名的歌师，也是常出来谢歌场的主力，本书这部分的描述，即主要来自他的口述。      谢歌场者，即鸣谢天地四方各案神仙。谢词曰： “辞谢天地日月星，闪电雷霆雪与风。玉皇王母守天宫，南曹北斗太白星。辞谢天神归天宫，辞谢地神地府中。辞谢水神归龙王，辞谢阳神归庙堂。五德君星归五方，东南西北与中央。” 　“天地水阳神四界，王灵官与马元帅。包、王、吕、齐四丞相，五岳圣帝金吾将。关平关索周将军，儒释道祖三教宗。塘坝窑桥四土地，慈王财神文昌帝。县镇城隍省城隍，都总城隍定湘王。坐镇湖南显威灵，安邦护国救万民。” 　“枫林吴主黄峰尖，祖师岩前陈大仙。石柱灵峰玉皇宫，杨塅谢市金台峰。桥头道岩七娘山，石葫芦上金石山。相公殿与皂角湾，麻衣孝仙洞庭滩。永兴禅院关帝王，曹塅仰山观音堂。社港莲溪登龙寺，成头下车与沙市。大安华严普洛山，杨四将军石田湾。龙伏药王金甲山，开山佛祖狮子滩。仁寿、七星、大江傅，边山圣帝南普寺。” “七郎八郎沈九郎，袁、李、沈姓海龙王。焦桥珉显寄马市，坪上李家克龙寺。西坑药王贺华轩，横塘普济陈大仙。灵官赤马普化寺，白荆雷神雨福祠。金盆坦上众界神，王爷庙与白羊坪。卢仙、蛇嘴、瑞庆宫，昙云、秀水、烂泥冲。黄桥杨四与龙兴，八宝山上郑九公。金甲将军柯树矶，清溪清泰石江陂。” 这段琅琅上口的歌词里，自儒释道三教宗以下提到的地名和寺庙名，均为本地神社。湘希伯父说，大多数寺庙只留下残垣旧地，有的已无形无影，或者摇身一变成为新开发的旅游景点。但不管如何，庙毁神存，还是需要辞谢一番。不仅如此，谢了大神后，还有屋场内外的小神也要辞谢： “多把钱财凭火化，家神土地应辞谢。城隍大王得钱行，安邦护国保下民。后山福主得钱行，六畜兴旺应担承。家堂香火得钱行，奏请天公降福临。九天东厨得钱行，隐恶扬善奏天庭。屋檐童子得钱行，檐风不扫小孩童。符头师主得钱行，兴工动土保安宁。 火炉哥哥得钱行，热汤热水不沾身。扫帚姑娘得钱行，早扫金来晚扫银。叫路亡者得钱行，回光返照荫后昆。门神大王得钱行，人来有路鬼无门。秦叔宝与尉迟恭，手拿金鞭打妖精……”      从城隍到土地，从灶王爷到屋檐童子，从火炉哥哥到扫帚姑娘，从叫路亡者到门神大王，无论大神小神，务必一一谢到。夜歌师眼里，是真正的万物有灵，众神平等。      谢完各案大小灵神，还要说几句吉祥话赞祝孝家。      “钱财奉送转回程，留言祝福孝家们。工商行政孝堂行，两袖清风得好评……小孩来到孝堂行，关煞消除易成人。”      赞祝之余，顺带把官府衙门的风评也放到各案神仙视野中，此诚反腐之妙招也，也是我的乡邻们万物有灵加实用主义的完美结合。最后再来个童话般的天真想象，以虚虚实实的拟人式浪漫主义结尾：      “请来铁匠毛子中，打把铁刀八百斤。 先杀鼓来后杀锣，永世不唱闹丧歌。”      在全本中，夜歌之前，尚有一章《出体与祈禳》，分出体、行香、骂怪、上锁、打樵、春祈、嗻夜七节。父亲的童年，和这七个怪力乱神的片段穿插在一起。他也曾经是小小赞礼生，很小就被大人们教着用各种仪式符号和各类神仙鬼怪、祖宗老爷打交道。      我最喜嗻夜这一节，嗻夜师和夜歌师一样，也是乡村负责沟通幽冥两界的使者。使者的个性与人格，也成为神通鬼怪的演绎与附丽。于是世俗社会与神教世界就很自然地穿插到一起了。      子不语怪力乱神，三千年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里，怪力乱神却是如此真实地存在和延续着。他们早已沉淀成话语，浸润入血液，延续为文化。父亲这本书，留下的是他近八旬人生中的观察与记忆，算是前述血液与文化的一鳞半爪。而留给与之擦肩而过的我这一代人的，只剩下一知半解的好奇与莫名的敬畏。           六、“死亡这个意象”       我的朋友、吉林大学教授赵雨给《蹉跎坡旧事》写的书评叫《20世纪的古礼：生死蹉跎坡》，这位专门从事文学评论研究的教授选择从死亡的角度来解读这本书。本书的责编十年砍柴对我感叹，说这篇是一个奇诡的角度，异于所有的书评。     赵雨写道：“从大地坪到蹉跎坡，苦难以各种形态反复出现，贯穿作者的一生。其中，死亡无疑是笼罩着全书的主题之一，作者以坦诚、平和、有情有义的态度描述他亲身见证的一次次死亡，从开篇生身父母相继早亡，到狱中听闻祖父和幼女亡故的摧心悲痛，从岳母投水的突然与无奈，到送别祖母时的庄敬和妥帖，还有‘同案犯’们先后辞世的遗憾与不甘，无不是如作者所言的‘以朴示人’，却宣示着一种不肯放弃、不肯示弱的坚强。”      父亲的一生几乎就是与死亡在打交道。出生不久即生母病故。二十余岁在狱中时祖父病逝，女儿夭亡。待到出狱后和母亲再组家庭后，未几即我外婆成为天口崖下的冤魂。      童年随大人逃难途中，闻孤老沈省见被日寇杀害，病夫沈奇珍床头蒙难，挑夫沈夫见被掳走死于异乡。父亲稍大，又目睹地方游击队刑求无辜路人至死。上小学时适逢镇反，比邻而囚的校长喻民生和乡长陈鸣凤共系一绳自缢，次日被发现后又被各补一枪。到土改时，又亲眼见授业恩师潘魁吾和地主继赖皮相继被枪毙于网江河滩上。      及至长成，邻里之中有用菜刀抹脖子的德保长丈夫，有被逼自刎的邻居老闺女。修水库时，有死在溢洪道中的工友。责任制后，有半夜死在塌方的挖金隧洞中的青年。      最为惨烈的死亡，出现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      书中记叙了在反右时亲眼目睹投开水锅自杀的同事喻学甫，其状惨绝人寰。五十多年后，父亲街头相逢喻氏兄弟，聊起此事犹眼圈泛红。      书中未提到的死亡，是在看守所里的自杀。父亲回忆，曾目睹正在吃饭的犯人，为求速死，突然用筷子插入鼻孔，把头使劲往饭桌上一磕，让竹筷深入脑部求死。      这两种自杀的方式，应该是所有方法里最为痛苦的死法。这又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压力，让人生不如死，死也宁愿选择如此惨烈的路径？     父亲书里书外记载的诸多死亡意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但第一次真实地面对这个意象，则是1997年夏天曾祖母辞世。     送葬的队伍横穿过曾祖母生活了近百年的太和塅，转而逶迤上山，我手扶灵柩，亲手将老人家推入墓道，方觉时空与生命自此交叉而过，永不折回。曾祖母自此再不能睁开眼睛来看一眼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河山土地，始觉“音容顿杳”与“天人永隔”这八个字的真实迫人，心中大悲恸袭来。      2013年12月，写完这篇书评不到两个月的赵雨教授猝然辞世，年仅三十九岁。这像是一语成谶，又像是冥冥中宿命式的巧合。      死亡这个意象，只有落在自己至亲至近之人的身上，才会觉出它的真实与残酷。       七、“自挽”和“生挽”    此书中，与葬礼直接相关的部分，《挽歌与夜歌》之外，是全书中多处提到的父亲所撰写的挽联。  地方的红白喜事中，父亲作为文化人必会去帮忙。撰联即是重要内容。父亲所撰诸联中，挽联难度最大，也与逝者之具体特征联系最为紧密，是为地方流传甚广。  其中，最工稳和贴切的，是挽地道农民兼老牌砖匠外号“松霸王”的沈松柏。其联曰：                             亦工亦农家声正                        非王非霸秉性刚 挽平反后不久即猝逝的老同事陈佳仕：       曲直三十载，荷戟未彷徨，一代园丁称佳士。         阴阳一瞬间，辞尘何遽切，满堂吊客悼亡灵。 挽另外两位难友兼同乡的老教师沈皆遂和焦七海，前者托其子之意而哀之：     严本一介黎民，为腹遗之子，孤孓之儿。奈岁月蹉跎，命途多舛。堪叹半纪春秋，终生茹苦书难尽。     椿将三冬枯木，逢润泽之风，王化之雨。正夕阳灿烂，晚景无虞。顿遭瞬间厄运，几度招魂哭不回。 后者则以同窗同事狱友的三重身份挽之：  窗友、难友、振铎人，一生曲直似云烟，奈何雨暗残阳必分手。   樵夫、脚夫，黑五类，半世艰辛非舛误，幸喜恩光晚景可瞑睛。 这三首挽同龄人的长联，都切合其身份，道尽其身世，悼逝者慰生者，兼有盖棺论定之意。 挽亲戚亲属的，则属另外一种风格。 我大伯父沈淮希一生操劳，是大集体时期有名的劳动能手兼弹棉花匠人，晚年中风在床，八十而终。父亲作为六姐弟中最小的弟弟，撰长联挽之：     梳花击壤六十载，砍樵瘫痪又五春。顶金乌玉兔，采卷耳蓼莪，影照弓背白头，熬到灯干油尽，落得一纸讣文哭灵柩。     育子教孙三代人，婚嫁操持完七偶。睦亲眷毗邻，交高朋益友，胸怀良心热血，而今愿了家齐，忍听几声羌笛动阳关。 此联是我见过的父亲所撰挽联之最长者，不算工整，却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如吟如歌，如泣如诉，兄弟之情，如鹡鸰之在原，读罢直让人泪下。 1997年夏天，我曾祖母以近百岁高龄去世。我曾祖母于父亲，名为祖母，实乃生母。父亲所撰挽联，以典带意，言简意赅，观之倒似是旁人一侧冷观之月旦评： 不是陈情胜似陈情，祖母垂恩如生母。 可称懿范实为懿范，儿孙获荫及耳孙。 曾祖母去世十一年之后的2008年，父亲和母亲在后山桔园家族墓群中给自己建了一座简朴的骨灰塔，父亲亲撰了一首奇特的挽联作墓志铭，曰： 粉笔灰糊口 针屁股养家 这是我见过的父亲所撰字数最少的挽联，没用任何典故，纯大白话，直接用父母俩人的教师与缝纫职业入联，既是职业写实，也是人生自况。俗到极处，也朴拙到极处。人尚健在而做挽联，是为生挽。自己为自己做挽联，是为自挽。此联既为生挽，也是自挽。 三年后的2011年秋，母亲在沪病逝，我们扶灵回湘，归葬母亲于刻着这首挽联的骨灰塔中，至今又已近三年。   石扉客 20140124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