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游的思者，飄逸的思想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gte mso 10]> <![endif]–>（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在中國共產黨六十多年的摧殘下，中國文化精髓的保存選擇了流亡的方式。設想一下，如果沒有1949年民國知識精英跨過大江大海、歸隱寶島，華人恐怕已失去自己的正體文字。再設想一下，如果沒有1959年尊者達賴喇嘛跨越喜馬拉雅山、回歸印度佛土，從而不僅保留了佛教的純潔並使之昇華，中華佛教未來就難有重建復興的可能。最後又設想一下，如果沒有1989年北京屠城和全國范圍的紅色恐怖，沒有以百萬計的一大批年輕的知識分子告別專制體制、擁抱西方文明，就沒有當下華人文化創造力在中土以外全面井噴的壯麗景觀。 1938年，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恩擯棄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後，來到美國，自豪地向世人宣稱：“我身在何處，那就有德意志。”（ “Where I am, there is Germany.”）半個世界後，與中共體制絕不共謀、絕不妥協的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不願向一個邪惡的政權低頭，三十多年從未踏上中土。他同樣自豪地宣稱，“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今天，我們可以有足夠的理由認同余教授的判斷，並有完全的自信宣稱，中華文化的正宗傳承、底蘊、創造力和未來復興的希望都已集聚在了全球華人共同體文化圈內。 中華民族最純正的語言、最優美的文學、最先進的思想，中華傳統最優秀的載體和最具有創造力的主體，都已乘道德而漂游，游離出共產黨體制以外。有的已經身心雙雙位移。有的即便還堅守中土，但早已走出鐵籠、與共產體制決裂，完成了艾薩克∙柏林所說的“內心的出走”（Inner Migration）。著述等身的華人作家余杰就是一個先完成“內心的出走”，最後徹底乘道德而漂游的典型。 在此有幸受余杰之邀為他的著作《螢火蟲的反抗》香港版寫些文字。對於本書的內容、風格和價值，讀者自有客觀評判，我只想說一句：本書描述了當代不同國家的知識分子以筆做武器，發現自我，書寫歷史，記錄暴政，解構專制，追求自由，創造時代的頑強、多樣努力。它是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急需的明目、定神、去毒、強骨、壯膽的良方。更重要的是，我要藉此機會，解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余杰現象”，從而為讀者全面理解余杰、他的著作以及這些著作正在構建的思想體系提供一點參考。 作為一個少年得志出川成龍、風華正茂時已在文壇才華橫溢、剛剛步入不惑之年卻已著述等身的文學家，余杰在典型意義上代表了“文學英雄歸隱/出山的辯證觀”。我所說的“文學英雄歸隱/出山現象”，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界定：第一，我們看到了一組中國文學家從文學創造和文學批評涉足到社會批判和憲政構建。劉曉波和余杰師徒二人走過了這樣的路徑。僅僅在海外，我們同樣還可以看到黃翔、張玲夫婦，鄭義、北明夫婦，傅正明、茉莉夫婦，高爾泰，蘇曉康，孔捷生，哈金，康正果，李劼，遇羅錦，廖亦武，馬健等群星燦爛形成的銀河系。正如叔本華所說，藝術家有著超越昇華得神通的優勢。這群海外華人作家春江未暖，就已預報了春天的來臨；在專制體制肅殺囂張之時，就早已放聲謳歌自由的價值，自由對於生命、對於美的意義。 第二，文學家從他們慣於的具體敘事、典型案例出發上升到社會學想像和政治歸納。在一個常態的社會分工條件下，法學家和律師當為法治身為馬前卒，政治學家當為民主吶喊出力，經濟學家和企業家當為自由建功立業。而文學家當首先佔領人們的閒暇，在閒暇的時間和空間裡擴展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更多不是著眼於社會批判和政治反抗，而是更私密、更深層的對話、享受和昇華。因為文學家對常識、獨特、荒誕都特別敏感，所以當有更多的社會科學專業人士可以為權力、金錢而放棄專業堅守，並為一個製造荒誕的政權和充滿怪異的社會進行合理化論證時，有更多的文學藝術家會在公共空間裡凸顯他們的牛虻角色。 哲學、政治學、法理學的理性思維和說服只能在大家都講道理的話語空間才能施展用處。而且這種運用啟蒙時代的理性、進步、自由民主的規範太過於精英化。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一批又一批的啟蒙思想家試圖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在日益縮小的殘存割裂的自由空間裡尋找到撬動專制利維坦的阿基米德基點。但中共政權在1989年對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在九十年代對民主黨組黨的嚴厲打壓，到新世紀對維權人士郭飛雄、《零八憲章》領頭人劉曉波和今天對新公民運動領軍人物許志永的惡判，都已明白無誤地向世人昭示，中共政權是一個已經不講理的政府。面對當下的逼人邪氣，我們不用思考，只需睜眼就能看見。所以，用常識說話，把文學作品當成“匕首”和“投槍”，刺向專制政體，把它的惡人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恐怕就成為了更為有效的戰鬥。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余杰的文學和政論創作都得益於中國社會無處不在的荒誕怪異。當連市井鄉里的平民百姓都已明白這個政權早已成為各種荒誕劇的總導演時，權力的狂妄和囂張卻讓那些掌權的人充滿了病態的自信。他們集體赤裸裸地炫耀他們硬邦邦的權力，嘴裡發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妄語，還要強迫所有的看客相信他們包裹著華麗的裙裾。這一出所有荒誕戲中的荒誕之最為余杰提供了不盡的靈感和素材。作為一個文學家，余杰的細描、他透過個案解讀體制的社會學想像力成就了他的多產。如果說，憤怒出詩人，那麼，荒誕造余杰。詩人的憤怒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集體的。但造就余杰的荒誕卻是專屬那個黨國的。 第三，余杰的人生軌跡反映出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通性：形而下流亡，形而上歸家；或者說，肉身流亡，靈魂歸家。孔子有言，“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在傳統的天下大一統環境內，退隱和出山，求志和行道經常不可兩全。幸運的是，在自由民主價值觀主導的全球化體系內，所謂的從中共黨國體制退隱，並非意味著山野為唯一選擇。其實在專制體制殼體內正在消失的落後文明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廣闊、更為先進的世界文明。所以，摒棄黨文化、拒絕被洗腦、更拒絕充當幫兇去荼毒人民、淨身出戶告別體制，結局不但不是邊緣化，而是獲得了真正全球化、主流化的機會。 想想官方圈養的文學家莫言，大半輩子就是試圖為了一個北京戶口、為了老婆的農轉非而憂慮煩惱。莫言在北京安了家。據說他的諾獎還無法在京城四環以內買上一套體面的房子，但他和他的妻子可以安生了。相比之下，余杰失去了他在北京的房子，他被迫變賣家當，流亡他鄉。多少知識分子為此悔不當初。又有多少被迫流亡的知識分子從此心神不寧，像祥林嫂一樣詳述過去的待遇、熱鬧和威風。又有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求得所謂的落葉歸根，接受黨國新的羞辱。但余杰走得那麼乾脆，在美國活得那麼瀟灑。如果說，余杰不是天生的美國人，但我們可以說，他天生就有一顆自由魂，所以，他能喜樂地在美國的總統之鄉擇鄰而居。 余杰創造力在更高層次上的繼續爆發，無疑得益於弗吉尼亞美麗的山山水水，也得益於滋養華盛頓、杰弗遜、麥迪遜、李將軍、威爾遜等偉人的深厚文化底蘊。但我猜測，弗吉尼亞作為美國的第一部宗教自由法，“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規”的誕生地，恐怕是吸引他、呵護他、滋養他和成就他的關鍵。 “失去了大地，得到了天空。”對此，有的華裔知識分子心中充滿了缺憾，有的卻深感慶幸。真正的自由人，真正的世界公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對於一個有靈魂、有良心的思者，喪家的感覺和不安不是來至於身居他鄉、遠離故土，而是來自於那顆敏感、挑剔、純淨的心不得安寧。作為一個正經歷初戀感覺的基督徒，余杰的肉體去國出走，但他的靈魂卻舒服地歸港、歸家和歸父了。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有的人願受鬼差，所以中共龐大的帝國有文武兵團支撐；但有人更願為神差。余杰就是就是接受神差的僕人。有人說，生命短暫的莫扎特不是在創作，而只是在複述神的聲音，因為一個凡人即便把莫扎特留下的音樂抄寫一遍也就耗盡了人生。當我看到余杰四十歲完成四十本著述時，我不禁要說，他一定是神所恩寵、撿練的，所以他有驚人的勇氣與邪惡較量、有無窮的創造力在天地人心之間做工。 余杰有一顆潤濕的心，可以成為一個好小說家觀察到枝末細節的情感。余杰又有一個充滿聖光的心，可以描述、記錄和撬動一個大時代。聽他說吧！他在預言未來！加入他的戰鬥吧，他在用身心照亮世界！ 2014年1月28日於紐約竹林精舍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