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历史——在郑州“中原论道 ”的演讲

<div align="center">2011，12，27   </div>          谢谢主持人，十分荣幸，参加这样一个思想的盛会，我祝贺“首届中原论道文化论坛”顺利召开。         感谢诸君，我特别要感谢对中国的进步、自由和现代化付出过个人代价的郭海峰先生、袁庾华等先生。从陈卫主持的风采当中，我得出多年来的一个结论，伟大的八九一代，总会以他们新的风貌重新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中国的自由、民主，中华民族真正的现代复兴，后继有人。 　　我一直拿不准演讲题目，突然想起卡尔·波普，西方杰出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他1956年一篇演说的题目给了我启发，叫做“我们时代的历史”。1956年欧洲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里喘息过来，也是斯大林帝国开始“解冻”的时候。卡尔•波普是10月13号在伦敦做的一次演讲，那年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及危害”的报告，是震动国际共运和斯大林帝国的第一声春雷。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相信诸君都有，我们正处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真正的大变革时代。我们正处在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十代仁人志士所盼望的那个“黎明的前夜”。 　　李鸿章和梁启超这两个近代先驱人物都有强烈的历史直觉，他们的警惕和告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大变局就是来自西方、与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完全不一样的文明的挑战，这种文明挑战一直到我们当下，所呈现的基本形态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宿命式的挑战。我的演讲就是对这种中国宿命的缘由、进程、后果和启示的最粗略的思考。          中国曾经发生四场革命，“汤武革命”结束了中国远古时代部落文明；“秦汉革命”结束了贵族封建制，建立了中央大一统集权帝国；接下来是“辛亥革命”，再过几天是辛亥革命最重大的历史成就“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已经过去了，第四场革命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代人、不管我们赞成还是不赞成的“共产革命”。四场革命中前两场“汤武革命”和“秦汉革命”都是东方或者亚细亚的、在中国历史空间里发生的，跟西方没关系。后面两场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则大大受到西方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这两场革命是500年以来西方文明脱颖而出一枝独秀在东方的特殊回应和翻版。 　　1492年哥伦布、麦哲伦等西方航海探险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此前此后西方几乎同时或者次第展开了大变革，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更早期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一系列的变革，实现了两种发现，一是对人的重新发现，一是对世界的重新发现。这两大发现强有力造成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革。 　　某种意义上，500年以来从西方发轫的、在世界范围内对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导致的革命，始自哥白尼“日心说”，从对遥远天体的观测中，一直到美洲的发现和崛起，一直到法国革命，一直到包括中国在内所有非欧洲国家全部都卷入到这种大变革的洪流之中。 　　在座的袁先生、秦先生都是史学大家，对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有深入研究。我就不自量力，妄论一通了。         关于“辛亥革命”，它有两种源头，两种因缘。对于中国空间来说，它既是“汤武革命”，也是儒家“华夷之辩”的一次实践和印证。满清，作为“夷”族统治中国267年，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除了中华文化“族统”难容之外，也难顺应20世纪的世界潮流。1840年以来西方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大门，诸多新观念中，威斯特法利亞條約和法国大革命对世界一个重大的贡献“民族国家”的意识，为中国汉族精英所全盘接受：必须建立中国的“民族国家”。“辛亥革命”是中国“汤武革命”和“华夷之辩”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综合。 　　“辛亥革命”虽然是中国第三次历史性革命，但它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革命，是亚洲各国所有非西方国家第一次致力于建立一个共和宪政国家的现代革命。第二，它有比土耳其独立英雄凯末尔和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更系统完备、揉和了东、西方思想精华的宪政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外，“辛亥革命”产生了中国现代共和宪政民主运动的伟大领袖孙中山，胡适称他是最有世界眼光和构建现代制度的人物，直到今天，孙中山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国父”。 　　不带偏见的人都承认，中华民国和辛亥革命的理论准备、阐述和实践，到现在为止没有被超越，对中国的现代重建仍然具有不能取代的地位。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国曾经验证过，“辛亥革命”建立共和立宪的主张曾经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履行，那就是抗日战争，北伐东征……。抗日战争是伟大的卫国战争，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民族、尊严和權益。抗日战争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继往开来的伟大战争，继的是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理想和憲政法统。 　　中国抗日战争多年以来被大大歪曲，被大大低估了。没有中国在东亚“十年苦撑”，没有蒋中正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中国的前途、东亚的前途、世界的前途肯定不一样。到1941年中国已经苦撑了整整10年，6月22号才有苏德战争爆发，12月7号才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苏联和美国才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其前提却是中国的苦撑和持久抗战。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高度评价中国，在座各位应该都知道。罗斯福在去世之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如果中国被打败了，日本人就会拿下澳洲，征服印度，杀向中东在埃及跟德国会师。其实，不管是苏联卫国战争还是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独撑东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中国抗日战争的使命就是捍卫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成就，多少中国军队唱着中华民国国歌，举着中华民国国旗，戴着中华民国國民革命軍帽徽，怀着中华民国的国魂奔赴战场。 　　总而言之，中国没有完全失败。14年抗日战争，惊天地、泣鬼神的卫国战争正是对辛亥革命精神和法统有力的继承。另外一个事实是，台湾在法统上、精神上，在社会制度上经历了若干风风雨雨却保留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台湾有今天的选举制度，有比较健康、越来越稳固的宪政设计，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它的源头就是“辛亥革命”。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的精神曾经启示、召唤和鼓舞了中国几代仁人志士，而且还要继续鼓舞中国更年轻的一代，重新审视中国的来路和去向，致力中国重建的伟大使命。 在座一位年轻朋友严耕先生，他是当兵出身的，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对中华民国的认识让我惊讶。辛亥革命确实出现过挫折甚至中断，这是历史演变应有之义，不足为怪。英国的“光荣革命”有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215年英国就有《大宪章》，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800年了，英国还实行君主立宪。当然这个“君统”早已形同虚设，但英国毕竟还在实行君主立宪。法国大革命也有波旁王朝复辟，还有拿破仑战争。美国革命近90年后，南方还实行奴隶制，还有60万人战死于美国内战，直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美国的宪政还在调整、还在完善。像美国这样没有封建传统和等级制度、天然适宜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新大陆尚且如此，中国出现100年的反复曲折，但我们没有完全失败！辛亥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的先驱们，连毛泽东都没有否定，也不敢否定。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时代，实际上人类一直处于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地球是圆的而且在不停地旋转，所以人类的交流融合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全球化时代其实已有四次。第一次是1949年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所揭示的伟大发现：轴心时代。公元800年前到公元200年前，在北纬35度广阔的区间几乎同时产生了东西方伟大文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伽牟尼，地中海沿岸的先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耶稣等。 　　轴心时代先知、大师们几乎出于神意的直觉，共同建立一个文明共同体、一个哲学家共和国。这个哲学家共和国提供了总有一天人类走到一起的精神空间，有可能让世世代代每一个人的困惑、要求和希望得到答复和可能的满足。         第二次全球化就是刚才提到的欧洲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欧洲通过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通过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天才辈出，群星闪耀，灿烂辉煌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把整个人类融为一体。我们绝对不应该否定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人類世界的划时代贡献。如果还排斥敌视西方，我们就太偏狭，也太愚昧了。 　　西方对人类的贡献实在太伟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是我马上要说的是，西方对人类做出巨大文明贡献的同时，就像德国天才歌德在一首诗里喻示的：世界总是“遵循永恒的、铁的、伟大的法则，完成生命循环的历程”，善和恶总是难分难解的纠缠在一起，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西方为人类做出莫大贡献的同时，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启示录般的后果，最大的一个后果是，人类在西方文化灿烂辉煌的照耀下，可能走向永恒黑暗。 　　1955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宣言上签名。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57年由十几名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获得者联名发表。这是二次大战之后，一个小小的也最了解人类危机真相的科学家群体对人类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人类每临共同毁灭。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氢弹原子弹。这封信的副本送交给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苏、中两国置若罔闻。 　　现在，全世界起码有1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连北朝鲜这么贫穷、这么落后的政权都不遗余力的发展原子弹。从1949年开始，苏联在哈萨克斯坦草原成功试爆原子弹、1952年美国试爆氢弹之后，人类就拥有自我毁灭的能力和可能性。核战争核阴云核冬天的噩梦就一直笼罩在世界天空，直到今天。与此同时美苏两国代表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对抗，与核战争一起第一次绑架了人类。人类共同毁灭的巨大危机，中国文化负不了这个责任，中国文化没有这么“伟大”，中国文化也没有这么邪恶。同时，1949年后数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1957、1960、1966、1989的罪过和不幸，除秦始皇法家专制主义和盗跖庄蹻一类恶棍暴民造反派外，中华文化不负有责任。 　　第三次全球化，是西方在贡献给世界伟大文明的同时，把世界拖入两次世界大战。20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合约》后，又有第二次次世界大战。除“脱亚入欧”的日本外，所有非西方国家只有被卷入的份儿。这是浩劫式战争形态的全球化。这次启示录式全球化的一个重大后果，是苏、美全球冷战，人类第一次因为“意识形态”被分为不共戴天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只是因为所谓的“恐怖均势”，世界才维持了免于共同毁灭的恐怖平衡。苏美冷战的一个重大后果，是中国共产革命和斯大林式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第四次全球化直接脱胎于上一次全球化，我们正置身其间。新科学技术浪潮，尤其全球通讯和互联网的出现，空前压缩了世界。但是若没有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世界历史也许是另一种格局。前天是圣诞节，苏联解体20周年。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宣布“十月革命”在苏联的实验已告失败，宣布解散苏共。几乎一夜之间，人类历史和全球地缘最强大的帝国土崩瓦解。柏林墙坍塌，德国统一，中、东欧诸国挣断镣铐重获自由……更重要的是，当代全球化时代正式莅临。全球物资、资金、技术、人员第一次不受障碍地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其中因缘万端，但最关键一点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执政之后短短六年时间内，在苏联国内实施的新思维、改革、公开性和新的人类政治哲学：俄国和欧洲“同屋”，“基督教是俄国和欧洲的共同精神家园”，“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苏联人民、俄罗斯人民以自己500万土地的流失，以亡党亡国的代价实现了有史以来对人类最伟大的承诺。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等民族从苏联分裂出去时，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根据苏联宪法实行鎭压，波匈捷等东欧诸国要脱离苏联控制时，他同样可以依照华沙条约组织章程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的前任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就这样做过。如果戈尔巴乔夫也这样做了，他只是遵循前例，“旗帜鲜明”地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领土主权。即使对于西方，这甚至也是“正大光明”、“天经地义”。如果戈尔巴乔夫这样做了，他将成为又一名暴君和大独裁者，西方除了抗议制裁外将无计可施，世界将继续陷入冷战深渊。所有科学发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物质膨胀都将继续沦为冷战工具和人类共同毁灭的利器。戈尔巴乔夫做了相反的选择，他刷新专制暴力可悲可耻的记录，俄国人民、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神圣契约：不能再让俄国流血，不能再让世界人民流血，这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导致冷战结束，核战争可能性大幅度降低。他先后在日内瓦、雷克雅未克、马尔他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里根签署大规模削减远程和中程战略核武器协议。我要特别提请各位注意，由戈尔巴乔夫等善良高尚智慧之士开辟和导引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中，中国是获利最大的国家。中国在这次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历史性红利，我愿称之为“戈尔巴乔夫红利”。令人扼腕痛惜的是，与“戈尔巴乔夫红利”同时诞生的“戈尔巴乔夫自由”，中国拒绝了。中国只要红利拒绝自由，而且至今没有感念，反而恶语相向。 　　苏联为什么解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承认，他没有料到苏联会在几乎不流血的情况下分崩离析。当然有经济、社会、外交、军事、民族关系，腐败和官僚主义等等原因，但是，像苏联这样一度光芒四射让全世界瞩目令整个西方惊恐怖不已的红色大帝国，巨人般的俄国，没有比拿破仑、希特勒更强大的战争机器的全面入侵，没有山呼海啸般的自然灾害，这些原因根本不可能摧毁苏联。有一种异乎寻常又格外简单的力量发生了致命的作用：苏联共产极权制度无法与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寻求救赎和自由的俄国人民长期共存。这种悖论深深植根于俄国历史土壤之中，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之中，植根于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1000年间反反复复的选择之中。2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削减到只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不复存在，俄国人竟然认账，输得起，那可是500多年历代俄国征服者和豪杰好汉们“打下”的江山，难以理喻的民族！前途无可限量！ 　　俄国还在徘徊中。俄国有400年留里克等王朝、240年鞑鞑军事专制主义，有304年诺曼罗夫沙皇王朝统治，有74年血流成河的苏共统治，加起来有1000多年的专制统治，俄国不可能在一代人中把专制主义的毒根完全拔掉，历史应该对俄国保持耐性。有一点可以大胆预言，俄国已经永远摆脱了极权主义暴政，自由精神已经君临俄罗斯，俄国历史已不可逆转。 　　现在的世界，比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时人类的处境更加危险。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全球宗教大会。全球主要文明和宗教的6000多名代表（除了中国之外）参加了会议，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世界正处于苦难之中，和平正离我们而去，这个星球正在遭受毁灭，人们正生活在恐惧之中”。同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这位美国政府聘用的世界战略家的心情极其阴郁。不到七年，2000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在蓝天白云间灰飞烟灭，验证了亨廷顿。冷战终结、核战争可能性减少后，又一场战争、“文明的冲突”成为世界的悲剧主题。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的处境、我们的选择至关重要。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其实每个人都在思考，我相信中南海的同胞们也在想，究竟何去何从？20多年前，我曾经与友人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过一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再一次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今天我们仍然如此。这个“十字路口”，这个选择，其实越来越清楚，阵营也越来越分明。俄国人的叩问是“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中国人是“何去何从”。1945年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呆了43天，签署了“双十协议”，就是要解决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中国就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建立以国共两党为主要政党的欧美式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结束“一党训政，中共放弃武装叛乱。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另外一种就是走向后来国人都知道的国共内战，建立起苏联斯大林式的政权，并向苏联“一边到”。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地缘政治的最大显例。中国很不幸运，日本1688—1998年30年明治维新，然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与中国“同种同文”的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戒。日本明治维新是很不完备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最后的目标是“富国强兵”。这是中国东邻日本的教训。中国西北强邻俄国。刚才提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1911年发生，6年之后有俄国两场革命，2月革命和10月革命。如果没有10月革命，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以后的路程将大不一样。 　　通过几十年奋斗和革命活动，孙中山已经意识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必须建立在东西方文化正面融合的基础之上。他多次强调，三民主义吸收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和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在回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所问“中国革命的依凭是什么”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事业的继承光大。十月革命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孙中山在孤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俄国的援助。俄国用一种新的世界战略取代了中国的天下主义，取代了中国的民族国家，置换和否定了辛亥革命“恢复中华”的民族国家的目标。中国民族内部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分化。西方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由列宁、斯大林的改造和修正传到中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潮、运动渐始上升为显学和主流。抗日战争本是既能够重新恢复中华又能和西方主流文明进行交流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和美英是并肩战斗的同盟关系，文化上完全可以与西方基督教和现代文明正面对话交流。在学理和历史形态上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抗战中国已经不是义和团或太平天国，更不是当下“愤青”式的红色民粹主义和虚骄民族主义。1937年7月7日后中国《抗战自卫声明》明确宣示：中国不仅为中国的土地、人民、主权而战，中国也为国际正义和世界公法而战。事实上中国抗战，就是现代人类争取自由，独立、民主、文明、和平和光明的大博斗里的重要部分。 　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登上了从未有过的高峰，1945年又有一个不平等条约《雅尔塔协议》（1949年还有一个《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在抗战中尽了最大努力、作出最大牺牲，取得了最大胜利。但更大的宿命再次拖住了中国。英国的老牌殖民主义心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过早去世，斯大林对东方的野心……若干外来事件、甚至偶然因素合力导致了中国抗日战争伟大成就完全付之东流！在美苏冷战的阴影下，国共走向内战。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美苏冷战的思维，没有完全告别国共内战的民族悲剧。   　卡尔·波普的演讲《我们时代的历史》，他解释了“我们”，英国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西洋两岸自由国家和新西兰、澳大利亚。我也解释一下“我们”。首先包括在座诸君，也包括中原大地的以及所有大陆同胞，更大范围，台湾香港和海外几千万华人世界。当然，也包括全体人类，全球化时代的世界。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不过我们的时代是太特殊了，特殊到也许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人类。美国人类学家卡尔·豪布统计过，有史以来在这个地球上人类这个物种大概有1060亿存活过，上个月在缅甸出生的女婴宣告人类达到70亿。2200年如果不毁灭的话，人类将达到100亿。活着和可能出现的的人数将大大而且越来越少于曾经存活过的生命。现存的我们不仅对当下世界负有责任，如果我们自私和冥顽不化到了非要同归于尽的地步，我们还需在另一个世界向世世代代的人类陪罪。 　中国将近占近人类1/4，有5000年文明传统，是地球上最大文明和生命共同体。中国的人类责任不言而喻。不考虑自己的责任，总像一个怨妇一样凄凄艾艾锱铢必较，这样的国家只是物质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我特别不理解愤青一代，毛泽东统治下，我们除了愚昧仇恨狂妄外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活在全球化时代，信息如此发达畅通的时代，却比我们当年还不如，我们至少还有理想：一旦知道真相还能觉悟，一旦觉悟就义无返顾。真是匪夷所思！ 　2012年转眼到来，马雅预言，诺查丹马斯预言，推背图预言世界末日将在2012年12月21日降临。国际天文物理学界也推测，地球磁极将发生南北倒转，将导致地球外壳发生火山喷发、地震，地球磁场将消失，地球将暴露在宇宙射线、太阳粒子辐射下。太阳系将出现太阳、地球、行星连成直线的现象，与银河系“赤道”和“黄道”形成特殊角度，地球将处于强大的未知宇宙力量的牵引中。我们将看到并度过人类从未经历的最壮观的宇宙奇观。如果太阳地球和人类因此毁灭，我们无能为力，只有祈祷。 　但另一种末日——人类自我毁灭——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怎么避免这一梦魇成真，是中国人最应该关心的大问题。要向罗素学习，他曾告诫西方，宁愿对苏联作出重大让步，也要避免东西方同归于尽。千万不要试图通过战争达到目的，不要发生核大战，尤其不要和美国打核大战。不妨算一笔最简单的账，美国3亿人口，中国将近15亿人口，以5比1“玉石俱焚”，合算吗？基督教本来就对这个世界持否定态度，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对真正的基督徒，死亡不是永恒的停止，还有最后审判、彼岸和天堂。中国是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国家，我们死了之后什么也不存在，永远的黑暗和虚无！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从纯军事观点看，中美开战，胜利一方肯定不在中国。所有的成就、财富、希望都灰飞湮灭，何苦来哉？义和团、红卫兵的后人们，请想一想。 　　世界毁于一旦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爱因斯坦、罗素不是危言耸听的人。他们对人类这个物种理解得太深了。比起他们发表宣言的1957年，现在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起码增加了100倍。如果上帝老天要毁灭人类，那是宇宙加诸人类的宿命。但是人类自作孽、自我毁灭，那是自作自受。谁能破解这个难题？谁能避免这个结局？我们真的要寄望于孔子。 　　孔子一点都不高明，不深邃，更不神秘。孔子就像人类的长子，他要解决的问题只是人伦之道，人和人怎么相处的问题。他希望好人、善者、君子、志士和圣贤成为世界主流，在大地上建立一个人格世界，他们知道“己欲立而立人”是真正利己的道理，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朴素道理，现在至少在理论上，这八个字已经被当成全球伦理最重要的“黄金道德律”。现在全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这“黄金道德律”，并且“推己及人”，从个人到社会到民族到国家到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在人伦大道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一些官方学者专家津津乐道的，在国际政治、经济、环保、国际安全、国际战略那些“势”、“器”、“术”、“工具”，都不仅不能化解人类共同毁灭的难题，而且会严重误导中国。 　几天前中国环保部长谢某在什么会上发言训斥西方人，说“你们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大谈理论？”那中国就继续大大地污染吧，大大地释放二氧化碳吧，你们西方人污染了200年，该我们污染了，这叫什么哲学！这样的人做了部长，在世界舞台上丢人现眼！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我立马投票提议罢免他。 　我跟诸位一样清楚，要中国率先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君子反求诸己”，有巨大障碍。六十多年义和团红卫兵式的刻毒怨恨还在强化，“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嚣嚷还无日无之。西方对中国的伤害远远赶不上日本和苏联对中国的伤害，西方给中国带来的文明进步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伤害。中国现代所有“成就”，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西方，连红卫兵和现代愤青们的社会主义激情、共产主义理想，连共产党、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些大语宏词术语都来自西方，牛什么啊！。 　　不懂谦卑，不懂感恩，不懂救赎，是我们民族重大的缺失。刚才看到陈卫主持这个会议，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不是不再慷慨激昂，而是初衷不改，本色依然，更理性、更深沉，更成熟地担负自己的使命。多年来，我本人一直徘徊在对中国命运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我相信这样的人还有许多。   　　如果人类能经受第四次全球化的挑战，超越第三次全球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大帝国的历史障碍，在第一次全球化即轴心时代东西方几大文明宗教创立者伟大遗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世界文化和人类意识，那么我们的后代可能迎来第五次全球化，最后的全球化。作为地球和可知宇宙间唯一的灵性物种的人类才开始出现，世界才告别自己的史前时代而进入宇宙时代。 　我就结束这次大而无当的演讲。总而言之，我认为压倒一切重于一切的，不是什么稳定，维持现状，更不是开历史倒车，而是在现代文明世界，在危机四伏吉凶未卜的全球化时代，在人类或共同毁灭或天下一家的可能性面前，中国人怎么自处？     主持人：王康先生把时间大大压缩了，明天下午还有机会再找回来。 刚才袁老师是因为明天要走，所以明天下午和大家互动的机会就没有了，本来安排4个人互动，袁老师走了明天下午可以由3个人互动，所以可以借用王康先生省出来的时间把这个时间给找回来。 　　王康先生到郑州几次了，利用这个机会，王康给我们郑州人说几句话，讲讲对郑州的感受、对郑州的期待，大家欢迎。 　　王康：袁先生来自南方，秦晖从北京来，陈有西先生从东边从杭州来，我大概算中国的西方人。到郑州来我有些诚惶诚恐，随着年龄增加，我越来越意识到河南、中原作为中华文化发祥地的意义。不仅象征中国历史的悠久，而且对中国现代使命也许还将发生特别的作用。 　　我之所以有这种联想，就是因为邵晟东先生所主持的“思想文化沙龙”，居然坚持了十六七个年头，而且有所谓左中右各种思想派别。其实政治形态的分别是此一时、彼一时，没有永恒的价值。邵先生那么高的个子，是高干子弟，在省委大院里居然坚持十六七年的文化思想沙龙，无所不谈，都是严肃的理论问题和天下大事，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奇迹。我想起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时代巴黎的文艺沙龙，邵先生所主持的这个思想文化沙龙是在21世纪的中国，专制与功利化的社会，能够在郑州坚持下来不是没有原由，来自于中原深厚的历史土壤和现实召唤。 　　而各位诸君参加这个会，在全国很少见。我祝福河南郑州的朋友，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的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发扬并光大中华固有文化传统。 主持人：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给王康提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到你经常在乐观和悲观之间摇摆，我想今天面对这么济济一堂的根本不考虑个人任何功利的这么多听众，我想你的乐观主义是不是更增加一点呢？ 　　王康：两种可能性摆在你我面前，请允许我把它简化到极点：一种是中国走向红色大帝国，一个黄种人为主体的红色罗马帝国，前所未有；另一种就是中国重建共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的伟大共和国。两种可能性同时并存于中国。 中国何去何从？现在有点像1945年的重庆谈判，是走向民主联合政府还是走向国共内战？国共内战死亡人数是410万到440万之间，这是我们民族一大悲剧。现在中国又面临两种可能性，很难估量两种可能性哪种可能性更大。按民众、知识界和大部分青年人的利益和愿望，我相信应走向共和而不是帝国。建立一个大帝国的民族是注定要遭殃的，建立一个大帝国的野心和道德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我们有辛亥革命100年的遗产，尽管饱受创伤，但仍然是中国最珍贵的遗产。中国人在台湾终于独立走出一条宪政道路，大陆有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有一代多人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还有全球化时代寻求普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从主观愿望和客观情况出发，我祝福我的国家走上共和道路。不到20天，台湾大选大选就要揭晓，我衷心祝愿马英九先生再次连任。   　  今年辛亥革命100年前后，马英九在台湾公开提出两岸十年之内签署和平协议的倡议，我看要不了10年，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不管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多么不济，与他们的前辈差得多远，他们毕竟是代表中国国民党的正宗继承者，马英九先生是可以寄望的人。我希望他第二任期内某个年头（比如2014年）与大陆签署和平协议，终止国共战争与内争。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100周年时（10月9号）说了两句话：“终止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抚平什么历史创伤？胡先生没有展开，人们可以意会。一旦马先生连任，一旦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两岸领导人将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不是目标，这只是中国否极泰来的开始，中国还有多少路要走！台湾将儒家伦理与西方自由民主宪政思想成功结合的经验完全可以作为全中国现代转型和终极统一的借鉴和依据。把中西方文化的精华集于一身，实现几代仁人志士和全体中国人所希望的、跟西方国家一样的民主、自由、多元、宪政的社会，甚至提供补西方之短的中国和东方的普世价值和伦理道德的大智慧。    　与“崛起”、“对抗”乃至“征服”一类虚骄横霸的说词相比，这样做难道不是光荣得多、高尚得多，也明智得多吗？！    　乐观和悲观不是一个定案。昆德拉是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他问哈维尔：你们那些运动有什么用处？哈维尔的回答是一个字：干。历史证明昆德拉错了，哈维尔对了。作为作家，昆德拉与哈维尔各有千秋，作为历史人物，后者超过前者。当年孔子跟道家隐者高人早有类似争论，道家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不可为不可救，孔子认可这一结论，但孔子自己的结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世界其实没有结论，更没有规律，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那是在自然界和物质世界。上帝对人类的发则是掷下骰子，由人类自己选择，这才赋予人自由判断和选择的天赋权利。我是徘徊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究竟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变成现实，取决于所有在座诸君的努力。我必须马上补充一句，我的乐观主义也许恰好是另一些中国人的悲观主义，我还必须说一句，在所有中国人之间，总能找到一条底线，正如罗素和爱因斯坦当年对人类社会发出的呼吁一样，记住你们的人性，记住你们作为现代中国人的人类责任。     　主持人：我相信我们今天这场盛会会给王康的乐观主义加点份量。我历来都是乐观主义者，尽管如此今天对这个场面还是有点小小的意外，近四百听众几乎可以说大家全部是全神贯注，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天下本无事，只怕有心人”，我们有这么多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有心人，我们中国的事还能没有希望吗？我相信有。     　下面还有将近10分钟的时间，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交流一下。     　听众：尊敬的王康老师，现在我们的社会面临两极。第一就是我们面临西方的一个文化，就是走的一种法治社会，以法治人。第二种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反醒，在拿回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和道家的一些文化来去约束我们的行为，现在就是这两种。    　请教一下王康老师您更认为以法治国或者以法制民更适合于中国呢？还是以德治国更适合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国民呢？     　谢谢王康老师！     　王康：让我引用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实西方法律的基础是基督教，是普遍道德，中国本来具备把德行与法治融合的条件，1949年后，当局信奉苏联模式，既拒绝西方法治，又摒弃道德仁义。结论自然是双管齐下，内修道德，外守法度。      　听众：王教授，你好，我想说一点，中国当前全球化的竞争关系我想类比与战国时期的秦国和其他战国之间的关系，秦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制度层面到其他文化方面的创新最后大获天下。中国在现在国际竞争格局下，能否在未来胜出？当然这种胜出不是像秦国兼并六国那样的格局，我想要想让中国自己思考一下，必须有文化方面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创新，这种创新不能说完全的学习西方，像西方那样子照搬过来，可能更需要西方和中华传统的文明能够融合，既不同于过去的也不同于西方的这样一个新内容，制度层面的创新，才能够支撑起带动、推动中国能够未来走向强盛与美好吧。     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思考。     王康：日本明治维新有三大目标：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日本最后走向军国主义，就是要“胜出”，为什么一定要“胜出”呢？你不能谦卑平等地和人家相处吗？中国人的聪明在全世界是有名的，我一点也不操心聪明的中国人会创造各种各样的成就，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国防力量等等。我倒是担心中国人太容易“成功”了。中国本来拥有礼乐之治，道德精神和人格典范，中国天然就是一种世界力量，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善尽中国的人类责任。我再重复一次，当下中国最急需的是“反求诸己”，急需建立一种人类情怀，一种世界意识。          全球化时代，绝对国家主权、民族至上和任何形态的优越感都日益不合时宜。中国民族主义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一定的合理性，那时候国难当头，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即使这样，还可能导致难以抵御的一党专制和领袖政治，教训太多了。1949年后，敌视外部世界，“打到帝修反”，中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一听到“我们怎么强大，怎么胜出”，我就头疼。坦率的说，这种“强大”、这种“胜出”，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就是破灭。日本、德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东西方最“成功”的国家，最强大，两个国家几乎同时走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道路，德国被肢解，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这种教训中国特别要汲取。         我希望青年人更关心国家人格，民族精神，尤其要知道怎么善待人家，反求诸己。当我们变得比西方人更谦卑，更知感恩，更懂敬畏时，中国才真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才天下无敌，才会赢得善意和尊重。凡是到西方国家去了国人就知道，绝大部分的西方人保持了同情心、正义感，善良，厚道，宽容，讲礼貌，遵守法纪和公德，节俭勤劳，天真（天真得有点傻），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称誉的“君子”随处可见。反观中国，礼崩乐坏，私欲膨胀，尔虞我诈玩世不恭，不一而足，全世界无与伦比！我们要警惕反抗弃绝这些让中国蒙污受辱的劳什子，我们不要这些劳什子！         听众：很冒昧的向王康老师提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可能认为中国未来不适合自由主义，它的原因在哪里？         一个是您一直反对的中国未来可能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它在现实当中存在哪种可能性？政治、经济、文化里面存在哪些现实可能性？         您和袁老至少在反对民族主义上你们是坚定的盟友，坚定的战士。  王康：我从来不反对自由主义，我认同自由主义的精神和主张，我怎么会反对自由主义呢？我只是惋惜20世纪中国自由派做得不成功，不理想。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自由派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跟保守主义和解而跟激进主义联手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在对待这个教训上有反思，但还不够。东方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不可能完全雷同，我们确实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历史的痕迹，这痕迹中确实有许多富于现代性，还有许多可以缓解现代危机和疗治现代精神疾病。儒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完全可以和西方基督教以及现代文明对话，实现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东西文明遇合。         孔子和耶稣是完全能够对话可以握手的的，作为他们的弟子，袁伟时先生跟秋风也完全可以对话。         第二个问题，文革发起是靠林彪军人集团的崛起。至少在文革十年，中国相当程度是一个军政府，毛泽东周恩来不都穿上军服？中国现在实行“县团级”、“省军级”，不能说中国现在实行军国主义，但是任何一个大国包括中国在内，它最需自我警惕和抵御的，是建立大帝国的诱惑，军国主义是建立大帝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最深陷阱最大危机，就是建立一个现代中华红色帝国。刚才我提到德国和日本一定要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现在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缘由、理据和条件已远远超过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这个诱惑极其巨大，中国如果战胜了这个诱惑，那将是中国的最大善缘，世界的福音。我也将战胜悲观主义的阴郁绝望，变成一名欢欣鼓舞的乐观主义者。         至于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我认为其意义首先在于抵御帝国诱惑，使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失去民族的支持和社会土壤。同时让中国人享有关怀（或不关怀）国是以及关怀个人的权利。     主持人：我们时间已经超了，不过没关系，明天下午是咱们专场的交流，我想明天下午可能会更精彩，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好好准备一下明天下午可以和王先生、秦晖先生，陈有西先生一起交流。     今天下午2：30开始，守时是美德，我们一定准时开始，希望大家准时抵达会场，不管多少人来，我们到时候就开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