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性難移、惡習不改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學術高人告誡我做中國政治學學問的護身之法：可以談具體問題，甚至可以籠統地批判官僚體制，但不要觸及當、軍隊、情報安全機構和具體領導人。最大的忌諱是：絕不點名批評最高領導人。 從文學領域走進社會政治評論的作家余杰少了這些羈絆，以極大的勇氣破除心獄、蔑視成規，完成“中共惡人三部曲”：《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和《中國教父習近平》。如果說，前面兩部傳記是在胡溫執政行將結束時完成的，所以多少有點蓋棺定論的總結意味，但這部幹新著《中國教父習近平》在習李全面執政的一年內面市，則帶有更多的政治預言色彩。儘管對習近平我們還必須抱著發展的眼光，但豐富的文學和社會學想像力使得作家余杰已經能夠見微見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習近平和他執政的本質。對許多盼望中共主動改革、鐘情習李新政的良善中國人來說，余杰的這部著作無疑是一副清醒劑。 認清中共本性，放棄對習幻想，這恐怕是余杰在本書中給讀者最大的告誡。從習近平還在浙江和上海做書記時，我就開始關注習近平的言行、政策和升遷軌跡，並發表了不少文字和採訪。我很高興地看到，我與余杰有許多共識和共鳴。尤其讓我感到高興的是，在習近平全面執政僅僅一年的時間裡，余杰就完成了一部翔實的習近平政治評傳。所以我很樂意受友之邀，把我的一些觀察與讀者分享，以此表達我對余杰新作的支持、欣賞和推薦。 “黑马”習近平 2007年圍繞李克強、習進平能否入常的問題，在李克強受到胡錦濤力挺、被普遍視為“王儲”和“太子”的背景下，我認為習更可能會成為搶頭標的“黑馬” 。今天，習近平已經順利地全面接班，成為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大權轉移過程也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從社會網絡分析理論來看，習近平的穎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領導人選拔體系裡，中共中央委員會是選拔團。裡面的權力板塊形成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未來接班人的權力基礎。當中國的強人政治逐漸向弱主政治過渡時，一人佔據頂端、一言九鼎的等級金字塔決策模式演化到了權力核心為主導的網絡化結構和磨合決策模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在有許多小集團（或派系）組成的權力網絡中，佔位得當，不僅成為連接各個小集團的橋樑型人物（也是網絡分析所說的“結構性橋樑” ），而且，積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當然為選拔團所青睞。 具體說來，習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優勢。例如，他是“太子黨”中的佼佼者；同樣托父之福，他與胡耀邦、趙紫陽派係都維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作為清華的畢業生和“博士”，容易被作為工程師治國核心的“清華幫”所接納。他也享有許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從廣東、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親早期建特區的關係，或他自己的工作經歷，都會把他視為寵兒。 “上海幫”對習的接納尤其重要。最後，作為政治局常委裡唯一一位真正穿過軍裝的，而且還有軍旅引以為豪的軍級“唱紅”歌唱家為妻（很長一段時間，習近平是被人們以“彭麗媛的老公”而記住的），軍隊自然把習近平看作自家人。縱覽中央委員會的重量級板塊：“太子黨”、“上海幫”、軍隊、“省級利益集團”，胡、趙期間培植的勢力和“清華幫”，習近平獨占鰲頭，就再也自然不過了。 以“黑馬”身份衝進並主宰中南海的習近平，讓許多人在他身上投射出主觀願許。一個重要的期盼是，他能成為一個開明、樸實的改革領導人，開創一代民主新風，完成中國民主轉型。這或許是習近平軟實力的巨大蓄水池。但我們很快看到圖窮匕首見，習近平上台伊始即拔刀亮劍，倒行逆施。 “弱主惡政” 中共十八大落下帷幕、習李開始全面接班後，海內外期盼政改的熱情再度升溫。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中國再次進入《等待戈多》式的荒誕劇角色中。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胡、溫的“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強人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民主轉型的博弈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強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強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強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 “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 隨著“強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強大，弱主可能試圖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麼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強化了專制政治。 同樣的道理，未來習、李任期，反民主的專制傾向不可能成為主色調。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要指望一對已為強弩之末的專制者主動進行民主轉型幾乎是與虎謀皮。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中國人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一一場空。 歷史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的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偉人。或者，他也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可以減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當然，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對社會的鎮壓，走回“收緊的專制”。這種“法西斯主義”傾向似乎愈發清楚地成為習近平執政主旋律。但這並非是沒有風險的選擇。今天中國的形勢已經出現風雲變幻。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 《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如果習近平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極有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 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分裂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意識形態上的大論戰。中國的政治生態被“左”、“右”兩股力量拉扯。這種社會和政治的兩極化趨勢，一方面，是由當今的執政集團及其施行的各種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全面接班後的一年時間裡，習、李試圖左右逢源，給左右之爭火上加油，更加劇了社會矛盾衝突。在中國面臨大變革的關鍵時刻，習、李吹響的是不定的號角。 習、李令人捉摸不定的執政路徑反映出了中共最高層深度的神經分裂症。我們知道，人們的行為是受意識支配的；而產生意志的意識是由生命經歷的重大事件來塑造的。可以說，在習、李和他們的同事中，他們的意識和分析框架立足於兩大支點：“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前者讓中國人經歷了煉獄般的磨難，促成從領導到百姓上上下下形成了“改革、開放”共識。不可否認，“改革十年”是對“文革十年”的否定和對文革後中國集體受傷的診療。但習近平和他領導的黨中央不這樣看。無論是所謂的“六十年一條紅線”，還是“不能用一個三十年否認另一個三十年”，反映出的都是一個意識形態分裂症病人的深度問題。 習近平和他的班底對文革並無刻骨的仇恨，其實很容易理解。當今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練就出了兔子般的敏感、狐狸般的狡猾和毒蛇般的殘忍。他們善於察言觀色、隱忍克制、投人所好、逢場作戲，時刻帶著假面具，永遠用雙重思維來看待分析問題。不為行動、思想中自我矛盾而臉紅是他們為人為官的最大本事。“文革”對他們來說，永遠是塑造他們人生和世界觀的大課堂。與此相比，至少鄧小平、朱鎔基等領導人還能從“文革”中回憶起親生經歷的痛楚，痛下決心不讓它再來。而習、李一代，留在他們記憶中的恐怕更多的是青春騷動叛逆期的瘋狂，從而養成了施虐-被施虐的雙重快感。 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來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妖孽盛行，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民粹主義、軍國主義、階級鬥爭觀念、仇外心理都很有市場，甚至大行其道。與“改革”的前奏“真理標準討論”相比較，上層建築領域已經墜到1979年以前的水平。在思想觀念大倒退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盼政治和經濟改革能有所突破。 習近平的憲法政變 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越來越少的中國人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它的《決定》而歡呼雀躍，而越來越多的人卻對習近平獨攬大權憂心忡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從設立的目的和方式來看，都是一場“憲法政變”，它全面顛覆了中共自己確立的“82憲法”。中共完全繞過人大程序，由黨代會包辦改變了國家機構的設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機構，由國家主席擔任該委員會的主任職務，不僅加劇了原來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帶來的黨政不分的弊端，而且還進一步削弱了人大和總理的權力地位，把內政外交、文化經濟的大權統統集中到了國家主席手中。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安全”的概念已經涵蓋國家安全、人類安全和經濟安全等諸多“新安全”領域。正如中共明確宣示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也就是身兼總書記、黨和國家兩個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安委主任的習近平大權獨攬，而政府、人大、政協、工青婦組織和社會團體都成為被協調的一方。這樣的機構變更，遠遠要大於普金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玩把戲，不能不說是一場“憲法政變”。 大權集中的習近平有可能成效法另兩個搞憲法政變的獨裁者：德國的希特勒或日本的東條英機。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如此的危險性，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這主要有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現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大辯論絕然不同於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當時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今天是左傾僵化保守勢力抬頭，宣傳機器用蒙昧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抵制啟蒙、反對普世價值、壓制民主自由。領導人也絕沒有讓人民自由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政治意志。習的“兩個一百年”把建設民主中國放在了未來兩、三代領導人的時間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全面抵制民主化。沒有人會相信一個把兌現時間定在他死後的承諾人。 更讓人不安的是，從王立軍、劉志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共領導人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不義之人。他們像是一群蝗蟲，把過去改革取得的進步，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胡-趙治理下取得的政治和社會進步，把法制、人大建設（包括評議、信訪、司法監督等製度）都可以頃刻間糟蹋得幹乾淨淨。現在，他們又在拋棄公民社會、憲政和普世價值。從吳邦國的“五個不搞”到習近平的“七個不講”，再到今天的政黨違憲，踢開人大製度和政府職權，大搞個人專權、黨國暴政，中共黨國已經成為了一個邪惡的帝國。 習近平的權術秘籍 在中共大位上登台亮相一年的時間裡，習近平左右開弓、左右逢源、忽左忽右、寧左勿右，讓國內官民和國內外觀察家感到撲簌迷離。其實靜靜觀察和思考，不難發現，六十多年中共權力學從毛鄧江胡再到今天習以為常，都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這裡涉及的根本問題就是“核心”。其實質是，中共最高領導在殘忍的權力鬥爭中，為了獲得、鞏固和維護自己的權力核心地位，運用左右兩手，把左、右派玩弄於自己的掌股之間，讓雙方互鬥，通過用“左”反“右”、或用“右”反“左”的不間斷政治清洗，使“左”、“右”兩派都處於永遠的恐懼狀態和對最高領導的感恩狀態，來營造個人的權力安全堡壘。人們都知道，暴風眼經常是最安全的。中共最高領導慣於在自己身邊製造狂風暴雨，自己卻穩坐釣魚台、避風中南海。 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格局下，習近平佔據核心地位，使得六十年的中共統治定製成型。習近平是明洪武太祖朱元璋廢相後又一位“乾綱獨攬”的專權者。中國歷史自秦漢以來基本遵循“宰相制”，天子皇帝和宰相形成君相權力分開、輔佐、制約的關係。到了明太祖，“皇帝兼昔日君相二任於一身，獨攬國家一切權力，親理天下軍政事務；大小臣工俯首聽命。”這一套權力配置構架，其精髓是“事皆朝廷總之”， “乾綱獨攬。”在18屆三中全會上基本廢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後，總理的權力上交給國家主席。習近平成為朱元璋第二。 總之，從鄧小平的“小康社會”，到胡溫的“和諧社會”再到習近平的“中國夢”，無非都是一個痴迷暴力權力、踐踏人權民權的黨國玩的政治忽悠。余杰會在他的新著中會詳細為你指點迷津，從而認清識別癡人說夢、避免再次聽信夢話。只有告別對黨國的期盼，我們才能明白中國諸多問題的總根源就在黨國身上，才能為中國找到真正的出路。當然，我們也應有足夠的樂觀，不要忘記，儘管中共本性難移，儘管近平惡習不改，中國古人的智慧還有另一面：“江山易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