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一） </span></div><div> </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二十五年了。母爱是永恒的，但我的儿子死了！在他惨遭杀害后，我这样计算着自己的生命：连儿离去半个月……一个月……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五个年头了。在这漫漫长夜般的最初几年里，我多次徘徊在生与死之间，每每在那生死一念间，最最萦绕心田的常常是儿子的生与死——他是如何来到这人世间的？我们给予了他怎样的爱？他因何而死、怎样死的？他的死是否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一连串的追问支持着我活了下来，仿佛只要我坚持着，儿子就没有死。母与子的生命是相连的，这种相连的生命是伟大的，它不因爱子的离去而止歇、凋零，它只会变得更加深沉、厚重。</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在这些年里，连儿十七岁的短暂人生一遍一遍地在我记忆里复活。记得连儿刚刚离开人世时，我的七婶史济瀛女士曾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她说：“小连一生虽短，只活了十七年，但他活得充实、丰富，也幸福。他得到了家人对他全部的疼爱、全部的照顾。他死得又有意义：有人浑浑噩噩活了七十、八十，死了就死了，还比不上这孩子十七年的价值。”是呵！连儿只活了十七年，虽短促，却甜美；他拥有人世间父母、兄长、老师、伙伴们对他的完整的爱，他也把自己全部的爱回报了父母、兄长、老师、伙伴们，乃至全人类。他无忧无虑、无私无畏、自由自在，对生命充满了无尽的追求与美好的憧憬。他是带着对生活、对人们（包括杀害他的战士）的无穷尽的爱离开人间的。连儿这场短促而甜美的梦，曾经给父母那无尽痛苦的人生恶梦带来过短暂的欢欣，也让我们在后来的漫漫长夜中不断地去寻找那美好的回忆，这或许是冥冥之中连儿为父母的余生作出的安排罢。</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循着这样的安排，我自1989年6月以后即开始用文字断断续续地记录这些回忆，通过这些记录，从中重温幸福和咀嚼痛苦，从中获取力量。历史的车轮嘎吱嘎吱地转动着，至今已经转过二十五年，每一年还会碾出新的血印，因为迟到的正义还没有来到……我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迟来的正义终将到来的那一刻；我只希望有一天，当我和连儿相见时，我还能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对他说：“儿子，我是这样地爱你！”而我希冀着他这样的回答：“我一直知道，妈妈，我也爱你！”……</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假。我自己的人生轨迹就验证了这一点。</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三十刚过，便丧夫；三年后再论婚嫁，与蒋培坤最终结为夫妻。这段婚姻历尽磨难；生养连儿，万般艰辛，未及成年，殇于一瞬。随后所遭受的一切不幸与苦难，既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我性格所使然。</span></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Apr/417201418-1b.jpg" width="500" height="583" alt="" />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常常想要回避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但现在却不可遏止地从我的潜意识里一幕一幕地闪现出来。</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那是在动乱的“文革”之初（1966年6月中旬），全校学生和青年教工纷纷起来造校党委的反，我与语文系的一些青年教工也“不甘寂寞”，于6月14日晚在人民大学城里铁一号小花园“连夜策划”，第二天便赶到西郊贴出了一张“炮轰”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大字报（当时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在乡下主持“四清”工作未归）。大字报贴出后，我们一批教工立即遭到系总支书记俞××的批评压制。没几天，我作为当时一个班的政治辅导员，被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指定为系“文革”小组长。然而，又没过几天，即6月22日，我就被本系的一些“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人大西郊北二楼后墙整个墙面贴满了“炮轰”我的大字报，该报的大标题为：《不许保皇党徒丁子霖窃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遭受到这般冲击，从此我便被归入了另类，被撤销了“文革”小组长职务，成了系里的一名“内部审查对象”。平时我周围的一些同事都躲得我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无论我走在校园里，还是去食堂吃饭，我都是孤零零独自一人。我也很知趣，再也不去扎人家的堆了……到了1967年，我突然丧夫之后，又连遭大字报的无端攻击，我的境况更加艰难了。在以后的几年里，不少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看着我独自带着5岁的孩子相依度日，也许有些看不过去了，我便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关心，多次成为 “被作媒”的对象。最先对我表示关心的是同在语文系任教的前辈刘忆萱老教授。她祖籍湖南，终身未嫁，是个典型的老姑娘，平时给人一种冷冰冰、拒人千里的感觉。1968年军、工宣队进驻校、系后，因为她与我一样是“内部审查对象”，除周末外，平时不能回家——人大城内铁一号宿舍，住在人大西郊北楼的学生宿舍里，与学生一起按部队的连、排、班编制，白天政治学习、搞大批判、作检讨、写“揭发”“交代”材料。她与我被分配住在同一间宿舍，中午除了我们两人外，还有一位系革委会副主任王××（也是同系教古汉语的助教），另外，还有两位，一位是与刘教授同教中国文学史的刘瑞莲老师，另一位是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茅于美老师（茅以昇的长女，茅于轼的堂姐）。傍晚她们三人都乘班车进城回家后，屋内就剩下我和刘教授两人。“文革”前，我与刘教授不熟悉，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俩虽是“室友”，同出同进，去学生食堂打饭回屋共餐，彼此客客气气。人么，相处久了就会渐渐产生感情，尤其是彼此之间又无任何利害纠葛。老太太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富有人生阅历，我想她定是从旁仔细观察了许久，才下了帮助我的决心。</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Apr/417201418-2b.jpg" width="500" height="260" alt="" /></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时间进入1969年10月，驻校、系军、工宣队搞的整党已经结束，我在第二批党员登记中恢复了中共党籍。人大第一批200多名教工已经去了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我们第二批也正作着出发准备。一天，刘教授神秘而又严肃地对我讲：“丁子霖！我同你说件事：你丈夫去世也快两年多了，我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再远去江西生活一定更难。我想给你介绍个对象。这人是北京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年龄与你相当，为人不错，曾有过一次婚姻，没有孩子，你如愿意，将来还可以不去江西干校，与孩子一起留在北京生活、工作，机会难得，你好好考虑，不过有一点条件他不如你。”刘教授特别认真地提出：“这人是中专毕业，学历可没有你高。”</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心里很清楚，刘教授完全是出于一片同情心，对于我们母子的爱护。面对老人的诚恳，我还是狠下心来谢绝了。当时我们正要赴江西，忙忙碌碌准备行装，说实在的也顾不上这件事。她一再劝我，别先下结论，让她安排见个面再说，我还是没有同意。我的理由是万一见了面，就不好拒绝了，反而会给她增加为难。</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如今这位老人早已过世，但这番情意我永记心间。多年后我再回想起这事，猛然醒悟到，这也许是驻系工宣队对我的特殊关照。当时工宣队中有位姓郭的老工人师傅对我很关心，他们见我与刘相处不错，常常形影不离地在一起，可能就托她出面来给我做媒。因为这位老太太平素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在北京从哪儿去认识什么工厂的车间主任啊？</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几乎在与刘教授给我做媒的同时，我在“文革”中“死保”的一位“走资派”、系领导夫妇俩也来向我“说媒”了。当时正在紧张准备行装赴江西的前夕，他们夫妇约我在积水潭医院门诊部见面，我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见面后的那一番讲话令我惊诧不已。</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他们夫妇俩听说我与蒋的关系很好，蒋还常常照顾我（蒋原来也是这位领导的下属，而且蒋在文学研究班毕业时还是他亲自决定将其留系任教的），他们大概觉得我们两人在一起不合适，于是想给我另找一个对象。</span></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Apr/417201418-3b.jpg" width="500" height="370" alt="" />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同蒋的认识纯属偶然。蒋原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1961年9月考上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合办的文学研究班；1964年7月毕业。蒋于第二年1月留在人民大学语文系当助教，几个月后便去北京西北郊苏家坨、香山等地搞“四清”。而我于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在陕西长安县农村参加“四清”。此前在校园里见了，谁都不认识谁。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人大校园里闹得如火如荼、沸反盈天，我受冲击后，成了不受欢迎的“孤家寡人”。蒋刚从香山返回学校，摸不清楚几天来校、系发生了些什么，也许是书生气，不知深浅，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吧，在食堂碰到独自用餐的我就搭个话茬，有时还会与我坐在同桌吃饭。一来二去，慢慢就熟悉起来。1966年底，我被“红卫兵”第一次抄家后，不得不加入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以求保护。我申请参加的“战斗队”，正好与蒋是同一个“战斗”组织。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独自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困难多多，还不时要躲避“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揪斗，蒋总是给予我诸多帮助。因此，我们相互之间就渐渐建立起了感情和信任。</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那天在医院门诊部这位领导对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不能感情用事，应该从利害来考虑。”当时听了，我觉得这话里有话，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相信这话是出自我一贯尊敬的老领导、老革命之口。我当即表示不能苟同。我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我丧夫两年多，没有人帮我，蒋愿意帮我，我与蒋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现在不会提出与蒋结合，蒋虽然多年前提出与妻子离婚，但一直没有离成，我可以等他。我一边回答一边心里暗想，要是当初从“利害”考虑，我就不会挺身而出“死保”他，因而得罪了一大批要打倒他的师生，但终碍于情面没有说出来。接着他们转到正题：希望我考虑与当时刚离婚的人大党史系权威××结合。我知道他与××是好友，原来他们夫妇是替××当说客来了。他所说的“利害考虑”，除了政治风险外，当然包括经济上的考量。当时××已获“解放”，是人大有名的高级教授，嫁给了他，虽然要同去江西五七干校，但不仅我们母子俩经济不再拮据，而且在苏州贫病交加的老父亲也会得到很大的实惠，虽然这位老教授的年龄已与我父辈相差无几。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只觉得心中隐隐作疼。那次在医院与老领导夫妇的谈话不欢而终，也许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不识时务、不谙实际的人。</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于是，1970年4月，我儿子随我，包括那位老领导以及他所介绍的那位老教授都同一批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而那位刘老太（刘教授）则受到照顾留在北京养老，免去了劳役之苦。</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一系列“说媒”活动到了江西也未停止，我赴江西后被分配在干校的修路队。当时干校茶场的劳动力紧张，一到春天忙于采茶的季节，常常要抽调修路队的女队员去协助。一天傍晚时分，我们冒雨突击帮茶场采茶，收工归来在食堂等着就餐时，我听到食堂外有人呼唤我的名字，说是有人来找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远在五里地以外的三连五七战士××。他来找我做什么呢？自从“文革”初期他同一些人带头贴我的大字报把我打成“内部审查对象”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理睬过他。此人1960年从人大毕业后和我分配在同一教研室，他还被指定为教研室的党支部副书记。到了五七干校以后，我们从未见过面。那天我见到他时满腹狐疑，他倒满不在乎，满脸堆笑地对我说：“丁子霖！我给你做媒来了，对方也是你熟悉的人，伦理教研室的许××，他妻子已去世，但没有留下孩子，他对你一直抱有好感，现从北京托我来问问你的意思。”是的，我对许××确实很熟悉。许与××是国政系的老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哲学系，××分在美学教研室，许××分在伦理教研室，且任党支委。我知道他已婚，妻子在陕西，来京探亲时，我们还曾见过面。但自从1963年美学教研室从哲学系转调到语文系后，我们一般在城内铁一号活动，因此，很少去西郊与伦理教研室的人见面。加之，我从来对许××印象不佳，所以没有等××讲完，我便一口回绝了他，他只得悻悻而去。</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件事我当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感到驳得他好痛快。但是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图一时之快，过后是要付出代价的。该年秋天我向干校临时党委申请与蒋结婚时，居然碰了壁，这大概就是遭到报复的苦果——这都是后话了。</span></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二） </span></div><div> </div><div> </div><div></div><div> <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1969年10月份，蒋和学校一批两百多位教工作为赴江西省余江县创建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的先遣队，乘车一路南下，直达余江县的刘家站。余江县原本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县，不意1958年《人民日报》关于“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一则报道，居然让最高领袖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进而“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出两首《送瘟神》，使这个县闻名全国。在去之前，人大教工心目里的余江，真的是像领袖诗人想象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壮丽景象；可是一旦到了那里，想象落地，发觉那儿不啻人迹罕至、几近废墟的流放之地。那是离县城很远很远的一片红山坡，放眼望不到边际。那里根本没有路，即使众多人大教工涌来后，走的人多了，也成不了路，而是一片泥泞。因此，这些战士来到这茫茫的荒野，就逢山开路，采石架屋，真可谓夙兴夜寐、战天斗地。平时他们都挤住在离工地四五里地的小村子里，过着除了劳动不能看书、不能写字的日子。由于房顶透了几个大窟窿，一到冬天夜里下大雪，第二天屋内睡觉的地铺上就一片白花花。生活实在太艰苦了，要是熬不下去，只能装病，这样伙房会给你做一碗病号饭——下一束挂面，碗里放一个鸡蛋，连一点点食油都舍不得给，就这样给你打发了——以上是蒋亲口对我说的。</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是于第二年，即1970年4月同第二批教工开赴余江县的，一到就被分派到了当时最急需劳力的修路队，干起了对一个妇女来说很难胜任的运石铺路的重活。整日抡铁锹，连手臂都抬不起来了，但是拉沙子的卡车还不停地拉，我们不得不把沙子从车上往下卸，一天下来，四肢都动弹不得。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蒋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这样，我们终于相爱了。按理说，只要我俩你情我愿，办理结婚手续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双方都符合婚姻法的规定：蒋已与其前妻离婚，我的前夫已于三年前亡故。然而，这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落在我的头上竟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们俩本准备那年的夏季结婚，因为我一个人带着与前夫所生的孩子，还得忍受繁重的劳动实在太困难了。当时干校的工地生活条件极差，“五七战士”集体住在一起，先是住在当地的老乡家，后来住到工地的仓库里；那时儿子已经8岁了，我无法带他同住女宿舍——一间大仓库，只得把他放在离干校40里远的锦江镇，白天在镇上的小学上一年级，晚上寄宿在干校办的一所幼儿园内。锦江镇上有工地大休时给我们这些劳动者们安排的临时居住地，我们平时没有假日，要一连劳动40天才能休息4天，因此我也只能利用每次大休日才能去看望自己的孩子。这样勉强挨过了几个月，不料那年夏天信江（围绕锦江镇的江河）发大水，灾后锦江镇爆发了流行性肝炎，幼儿园里小饭桌上的孩子整桌整桌地染上了肝炎，家长们都忙着投亲靠友，疏散自己的孩子。我孤身一人束手无策，非常着急。这时蒋向我提出：我们结婚吧！蒋当时也住工地的集体宿舍——那是一个在红山岗上采石后留下的大石窟，上面盖了个硕大无比用来避风挡雨的顶棚，被他们美称为“水晶宫”，长36米，宽16米，深3米，内部宽敞，冬暖夏凉，里面住有一百多位男五七战士，成为当时人大教工的聚居点。蒋一旦结了婚，他就可以像其他家长那样把孩子带在身边同住。蒋自愿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我深为感动。难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我很高兴，与我同住在一起的那些女五七战友们也都为我高兴，她们为我们热心地张罗着。</span></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Apr/417201418-4b.jpg" width="500" height="420" alt="" />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们俩分别向排（队）里请好了假，准备去校部开了介绍信到锦江镇镇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当我从四里地外的修路队来到干校校部，向一位副校长和一位政工组长说明来意后，却没有想到这两位领导的脸上露出了难色。他们对我说：“这事我们需要商量，你先回去，听候答复。”</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三天后，我去校部询问答复，那两位领导竟用嘲讽的口气不冷不热地对我说：“你急什么呀！我们还没有研究呢，有了结果自然会告诉你的。”听他们这么说我不免有些不悦，但还是按捺住性子向他们作了解释。我说早些晚些结婚对我们俩来说无关紧要，只是我的孩子在锦江镇上我不放心，如果染上肝炎就难办了。我想赶快把孩子接到工地来与蒋同住，我也能就近照料他。尽管我作了耐心的解释，但对方却毫无所动，我一扭头再次走出了他们的办公室。</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第三次再去校部时，我不再理会那两位领导，直接去找了干校的军宣队（由上级派驻学校的军管人员）最高负责人吕凤鸣。此人虽然哼哼哈哈地打着官腔，但也许是军人比知识分子坦率的缘故吧，在我一再追问下，他还是多少向我透露了一些底儿。他说：“群众对你们这事有看法，我们不能轻易地批准你的申请，还要研究，还要请示北京。”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原委，也知道所谓“群众有看法”其实是“文革”中的派性作怪（文革中所有的群众组织当年都分成对立的两派）。想起不久前那个对立面的小头目来给我做媒一事，我算是明白了。我可以和任何人结婚，不管是小的，还是老的；也不管是同一派的，还是对立派的，都可以，就是不准与蒋结婚。否则如何解释同样一个我、可以被来自各方的人多次做媒呢？此时此刻，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哀与气愤。我生性倔强，此时便犯起了“拧”：我就是再嫁也只嫁蒋培坤，否则，我谁都不嫁！</span></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在那个年代，军宣队的话其权威仅次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作为一个劳动改造中的“五七战士”，怎能违抗！后来有人又悄悄对我们说，不批准我们结婚的理由是我当时尚属“内部审查对象”；审查没作出结论，我就只能被留在另册；在他们看起来，我这样的人就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span></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Apr/417201418-5b.jpg" width="500" height="400" alt="" /></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在“文革”中，我曾因二伯父、地质学家丁文江而受到过牵连。丁文江早年先后留学日本、英伦，回国后组建中国地质调查所，出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集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者和“好人政府”的倡导者于一身。二伯父在二十年代曾受孙传芳邀请，短期担任过松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全权总办，还与胡适之先生是莫逆之交。我因此被当作“洋奴买办”和“大军阀”的侄女而横遭讨伐。那时胡乱上纲上线，校园里不少墙面都贴满了讨伐我的大字报。像我这样的出身和有着如此亲属关系的人，而且还是一名中共党员，自然被视为 “阶级异己分子”，被列为审查对象。而且，这期间，我还不识时务地为一位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本系领导公开作过辩护。我只是觉得一个人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群众可以批判领导干部的错误，但不能不顾事实地乱扣帽子。为此，我更遭到了旷日持久的审查和批判。直到我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的政治身份居然还依然是一个“内部审查对象” 。</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件事要是放在今天，人们一定会感到诧异，怎么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竟有这么大的权利来干预个人的爱情、婚姻之类私生活，然而当时情况确实如此，因为生杀予夺大权都操在共产党手里，你绝对跳不出它的手掌心。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共产党当权后如何轻易地就背离了他们在野时拼命鼓吹的婚姻自由等等神圣价值。</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结婚的手续是办不成了，我只能另想办法安排孩子的去路。我写信去求助当时居住在苏州年近七十的老父亲。我父亲丁文澜是丁氏七兄弟中的老五，祖父早年病故后，他与我六叔、七叔一起由二伯父丁文江从黄桥带到北平。他年少时绝顶聪明，考上了清华大学预科（清华留美预备班），但因一度沉湎于听京戏，触犯了校规，遭致二伯父大怒，决绝地把他送到河南六河沟煤矿和热河北票煤矿去做练习生，在矿井下一干就是十年。这期间，父亲在我二伯父的督促下完成了美国一所著名函授大学采矿专业的学业，并从练习生逐级升迁为助理工程师、采矿工程师，而且还说得一口漂亮的英语。九一八事变后，经二伯父介绍，父亲进入设在上海的中兴煤矿公司（德国）和开滦煤矿总管理处（英国）的高级管理层。这样的经历和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在中共掌权后的日子不会好过。我父亲在“肃反”运动中遭人诬陷受审查，后虽查清做了正式结论，但还是于1958年被强制性提前退休，拿着合工资40%的所谓“退休金”被打发回原住地苏州“赋闲”去了。虽然老人身体和心情一直不佳，长年在家里养病，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的第一个外孙，也是他在世时见到过的唯一外孙。我没有路费亲自把儿子送去，托一位回京探亲的同事顺便送到了苏州。</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送走孩子，暂时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但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整天不愿说话，只是埋头干活。夏季的江西农村，既炎热，蚊虫又多又凶。我们这群“五七”战士常常被蚊子叮咬，被叮过的皮肤奇痒无比，一不小心，就会抓破。加上干校的负责人毫不考虑妇女的生理特点，一连几天让我们这些“女战士”下水渠去捞木头（从上游顺流而下的建筑用木材）——当时校部工地要盖房子，从外面买来许多大木头。在刘家站往水渠里扔，木头顺流而下，流到工地。我的左小腿上长了一个疮（被蚊子叮咬抓破后流脓），但为积极响应号召，我不知保护自己，还站在水渠里连续奋战了好几天。“捞木头”战役结束后，我得到了表扬，但腿上被蚊虫叮咬的破口，已经溃烂成一个蜂窝状的大脓包。本来医生开了病假条，我可以卧床休息，但我一静下来便咽不下这口气。我想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能就这样屈服于他们的权力。为了讨一个说法，我每天上午拖着那条坏腿，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八里地，反复去校部找领导，在他们的政工组办公室一坐就是个把小时，逐条和他们理论，要说法，但那些官老爷们始终不肯给我明确的答复。</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登记结婚的事，已变得越来越渺茫，而腿上的那个脓包却迅速地恶化了。干校的医生不得不给我动了手术；所谓手术，也就是医生拿起一把大剪刀，在酒精灯火上烤了一下，一剪刀、一剪刀地把我腿上那些蜂窝状的烂肉剪了下来。在养伤的日子里，我仍然无法安宁下来。蒋很为我担心，但因为没有合法婚姻，也不能常来看望和照顾我；我想念自己的儿子，却又不能把他接回身边。我犹如被抛入了荆棘丛生、阴森冰冷的茫茫荒野，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立无援。</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在几近绝望之中，我决定利用公费探亲的机会回一趟苏州老家，那里有我的老父亲，有我的儿子，我想从那里寻找到一些温暖、一些力量。我征求医生的同意，严实地包扎好伤口，搭了干校的便车，由蒋护送到了浙赣线上的刘家站火车站，上了东去的列车。</span></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三） </span></div><div> </div><div> </div></div> <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的少年时代，有一段是在苏州度过的。苏州，并不是我的出生地，也不是我的故乡，我的祖籍在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1936年12月20日我出生于上海市，在上海中西女中二附小读小学，1947年随家迁往苏州市。在苏州只住了三年，在该市景海女师附中读初中，初三未毕业，于1950年4月又随全家北上东北，再转北京，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不知为了什么，我从来都不喜欢出生地上海——尽管我一辈子讲的母语是带吴音的上海话；我也从来不喜欢多数人趋之若骛的首都北京。在我的灵魂深处令我梦牵魂绕的地方，只有那曾住过短短三年的苏州。细细想来，苏州能吸引我的并不是那小桥流水人家的情调景致，甚至也不是那悠柔细软的吴侬俚语，而是因为那片土地上保留着我少女时代懵懵懂懂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的气息。那时我正11岁至14岁，课余时间便去图书馆读巴金、茅盾、曹禺的作品，还常常在星期天随同学去学校旁边的教堂去听教徒们做礼拜，耳濡目染了博爱精神的教诲。也常阅读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观察》杂志，逐渐形成了关心时事，追求平等，不满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思想萌芽。</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那三年是多么令人怀恋和心醉啊！家道虽因父亲患病而中落，生活也大不如前，但对前途与未来充满了光明的期待和憧憬。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天真单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直到1950年4月我辍学随父亲去了东北热河的北票煤矿。我在苏州度过了也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长期。对于这座城市的底蕴，我自然也有着自己的感悟与理解，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回到阔别多年的家里，我父亲见我腿上长的大脓包，吃了一惊。他翻出《辞源》让我看，我才知道原来长的不是一般的脓疮，而是痈，不禁后怕。如果耽误医治、导致败血症，我的性命也就完了。我不敢怠慢，立即去市里医院作了正规治疗。在苏州的半个月里，我每天去医院注射，肉体的伤口慢慢得到了弥合，心灵的伤口也得到了些许抚慰。</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回江西干校的前夕，我向父亲诉说了自己在婚姻问题上所遭遇的挫折。这位饱经沧桑受够了共产党不公正对待的老人，很为我的处境担忧，但他鼓励我坚持下去。他说：“领导的阻拦是没有道理的，不可能老是这样刁难下去，事情最后一定会得到圆满的解决。”我感谢父亲对我的关心，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力量。一直到今天，我和蒋都不敢忘怀父亲当年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 半个月很快过去了，我告别父亲和儿子回到干校。我不知道命运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我不敢也不愿多想，次日就投入了繁重的劳动。</span></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span></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那年11月里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工地食堂打饭，遇到了在新闻系读书时的同届老同学陈××。我们下放江西的时候，这位老同学被当时的军宣队留在了北京校部。因为他是“红五类”出身，“根正苗红”，工作又积极，听说进入了所在系的“革委会”，后来又调到了学校革委会工作。这次他是陪同学校军宣队的一位要员——校革委会政工组组长杨力前来干校视察工作的。因为是老同学，说话也就少了些顾忌。我的老同学们都知道我多年寡居又独自带着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他一开口就问我：“在干校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这一问，勾起了我满腹的辛酸和委屈。我向他倾诉了我在干校所遭遇到的一切，包括婚姻登记问题遇到的挫折。</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他听后，急忙安慰我说：“不急！不急！我去试试。”</span></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不过是一句同窗之间安慰性质的话，我起初对此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然而，几天后，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告诉我，关于我的婚姻登记，他询问了北京本部的政工组长杨力，但对方根本不知道此事。他说为慎重起见，他还需向北京校革委会主任杨培基——军宣队的第一把手请示。他嘱咐我过几天去干校找领导问问。临别时，他还向我透露说杨力认为我的婚姻不应该是个问题。他让我安心等待，不要着急。</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当我再次去干校政工组找那两位“领导”时，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旋即给我开出了一张登记结婚的介绍信，瞧都不瞧我一眼就地放在了我面前的桌上。前后仅几分钟，我进门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来开介绍信。”事情就办妥了。我拿起介绍信就走，连头都没有再回一下。</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后来常常想，那时若没有我那位老同学帮忙和军宣队开恩，真不知道我与蒋的婚姻还会拖到哪年哪月！我相信孟老夫子说的那句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想，一个人只要人性尚存，或者这一丝人性只要不被恶浊的政治所完全淹没，那么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就会减少许多的不幸和苦难。</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至今仍然感激陈××同窗以及素昧平生的杨培基、杨力两位先生，由于他们的仗义与秉公，我与蒋才得以结合，才有了连儿，才有了与连儿相聚的十七年，那是我一生中最为欢乐与幸福的十七年——尽管十七年后我们遭遇了更大的不幸。</span></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Apr/417201418-6b.jpg" width="500" height="390" alt="" />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那天我拿到介绍信后，就与蒋一起从干校工地直奔鹰潭市里，在那里我们拍了第一张合影。那时没有像样的衣服，各自穿了一身珍藏许久的新卡其布标准服，虽然今天看来会觉得有些寒酸，但毕竟是我们的结婚照。</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从鹰潭转车到锦江镇的候车室里，我们巧遇到同在修路队劳动的徐景秋大姐（徐大姐是位老革命。她文革前担任人大国政系系主任；文革中惨遭迫害、家破人亡；文革结束人大复校后出任人大党委组织部长，按时离休，毫不恋栈，是一位中共党内罕见的正直刚强的老大姐）。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亲切地祝福我们。她这份真心的关爱如同雨后温暖的阳光一样，驱散了我积郁多日的怨愤。这位令人敬重的大姐，数十年来对我的关怀始终如一。</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接着，我们又搭上长途汽车赶到了六十里外的锦江镇。等我们赶到时，天色将晚，镇政府办公室大门紧闭。好在工作人员就住在院内，经再三要求，他匆匆为我们办完了婚姻登记手续，匆忙之中，那张红色的结婚证上竟然连日期都没有填全，只填写上了1970年11月。</span></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Apr/417201418-7b.jpg" width="500" height="476" alt="" />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在天色已晚的时候，我们走进了镇上一条街巷，那里有干校分配给我们的一间临时的结婚用房。那间房是房东老表的后屋，与正屋相通，其实是一间连牲口棚都不如的黑屋子，没有电灯，没有窗户，只有从一扇木板门的门缝透进一些亮光；地面上湿漉漉的，冒着水珠，散发出霉烂的气味；所谓墙壁，只是一面用泥土糊着的草蓖做的隔扇，而且还只隔了大半截，房东屋子里的马桶声、咳嗽声，声声入耳。黑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是在墙角里堆放着几块破木板。蒋顾不得一天的奔波，从屋外搬来了一些砖头和石块，用那些破木板搭起了一张简陋的床铺。我们从镇政府出来后，街上的店铺已经关门，我们靠从鹰潭带来的点心、面包果腹。就是在这间黑屋子里，一盏如豆油灯，我们度过了来之不易的新婚之夜。虽然食宿简陋到几近原始的地步，但我们心里是欣慰的，彼此分享着这通过抗争才得来的果实。</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三天婚假之后，我们离开了锦江镇的小家，又回到了各自的劳动编队和集体居所。不久，寄居在苏州老父亲家的儿子也被我接回到了干校，他与蒋同住在被称做“水晶宫”（大石坑）的集体宿舍里。工地上没有学校，他白天跟随饲养员叔叔到附近的红土坡上去放牧，一边玩耍一边当上了小牛倌；晚上则由蒋辅导他做作业。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第二年的夏天，江西干校炎热、多雨。但无论是摄氏40多度的高温下，还是滂沱大雨中，男女“五七战士”都毫无例外地要上工地劳动。那时的口号是“活着干，死了算。”甚至连我们自己也都相信，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臭老九”，越是艰苦越能得到彻底的改造。 </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仍在修路队干活，整天与沙子、石头打交道，尽管脸上被暴晒得赭红赭红的，全身上下经常被浸泡在汗水之中，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家，开始了新的生活。没过多久，我身上出现妊娠反应。起初我怀疑是中暑了，可连服了几天药，仍不见减轻，干起活来也觉得有些体力不支。同室的一些老大姐断定我已经怀孕，我也不再怀疑了。那年我35岁，在一群妇女堆里算是个壮劳力；修路队里只要有重活，队长总是分配给我去干。我需要有一张能证明已经怀孕的医院诊断书，否则不仅不能请假歇工，而且也不能改干轻活。我担心这样的重活继续干下去，会影响胎儿的发育，于是决定去鹰潭医院作一次诊断。</span></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蒋，他满心欢喜。他怕我路途劳累，提出由他带着我的尿样独自骑车去鹰潭医院做化验，我同意了。那时的化验手段还很落后，医院一般只做青蛙试验，但那天医院又恰巧没有现成的青蛙，大夫让蒋自己去集市购买。蒋在鹰潭镇上找了半天，好不容易觅得了一只，却是半死不活的；送医院化验的结果竟是“阴性”。这意味着我还得照样出工干重活。</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大概又过了一周，我的妊娠反应更加厉害了。干校的一位妇产科大夫催促我再做一次妊娠化验，并开给了我三天的病假条和一张享受病号饭的条子。所谓病号饭那也不过是一碗窝鸡蛋的挂面汤，但在当时条件下算是极难得的优待了。</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蒋又第二次带着我的尿样去了鹰潭医院。这次医生终于换了一种试验方法，结果证实我确实怀孕了。从此，我就免除了力不胜任的重活，被照顾改干了一些轻活。</span></div><div> </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我的身子一天天地沉了起来，修路队里已没有我能干的活了，我被“照顾”调到了制瓦厂。我先是学着做平瓦，这个活必须站着操作，一天下来我的双脚又红又肿，后来连鞋都穿不上了。在我怀胎7个月的时候，我又接受“照顾”做起了脊瓦，可以坐着操作。最难得的是我在制瓦厂结识了一位姓李的忠厚长者，他不仅给予我很多照顾，而且为人热情、幽默。他常常给大家讲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给我们枯燥、单调的劳动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也许是一种缘分吧！后来我回京分娩时，他趁回京探亲之便，特来我家探望，恰巧在我书桌上看到了一封尚未发出的信，信封上收信人“史济瀛”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我“史济瀛是你什么人？”我回答是我的七婶。我这才知道，丁、李两家原来是几十年的世交。他的父亲李济就是闻名于世的中国考古学界泰斗，1949年去台湾后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李济不仅与我的二伯父丁文江相交甚笃，而且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李庄与我七叔一起在中央研究院任职，两家住得很近，来往密切。而李本人当时就读的同济大学校长又是我的四伯父丁文渊。因为有了这段缘由，我对他的称呼也就从“老李”改成了“李大哥”。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都有着复杂历史背景和家庭关系的人在政治上是遭受歧视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谊，只是我们把两家的那层特殊关系隐而不宣而已。</span></div><div></div><div> </div>